一個「228」,各自解讀
在民國76年7月蔣經國總統宣佈解除戒嚴之前,「228」是台灣社會的禁忌,年輕一代幾乎無人知曉,反倒在海外廣受重視。
早年海外的228紀念活動主要分為兩支:一是以「反抗國民黨殖民統治」為訴求的獨派運動;二是中共支持的「反抗國民黨暴政」的統派運動;一獨一統,涇渭分明。但不管稱之為「革命」或「起義」,當時「228」只能在政治篇章中輕輕帶過,那些倖存者及受難者家屬的親身經歷無人聞問,甚至還被標上謀逆、叛亂等標籤,一輩子抬不起頭。他們心理創傷之大,實非外人可以親感實受的。
尤其在228遺緒牽引下,整個1950年代台灣都籠罩在白色恐怖下,慘烈的肅殺氣氛與寒蟬效應,讓受害者、社團及學界長期恐懼噤聲。在無從公開查證討論、怨憤也無處抒解的情形下,「228」逐漸變成暗中割裂台灣社會的伏流,「外省人」「外來政權」,與「台灣本土」截然對立,省籍情結的魔咒迄今難解。
探究其本質,「228」其實是一樁偶發性的群眾事件,因當時領台的行政長官陳儀處理失當而釀成大禍,但事發後,國民黨當局卻一直將責任歸咎於中共的煽動。直到民國78年政府首度在立法院提出「228事件經過報告」時,仍將事件主因歸咎於「共黨份子鼓煽利用」,並將責任都推給「幕後策劃、操縱之主謀共黨份子謝雪紅」。
諷刺的是,這份「228」的台灣官方報告,不久後竟成為中共鎮壓六四天安門事件報告的抄襲原版。中共當局幾乎全文照抄,只稍改關鍵詞:「共黨份子鼓煽利用」被竄改成「反黨份子鼓煽利用」;「幕後策劃、操縱之主謀」,則從「台共」謝雪紅改為「反黨份子方勵之」!
政治雖然對立,時空可以錯亂,但極權政權的思維和統治手法,並不因重重相隔而有橘枳之別,真教人感慨萬千。
民間主動爭取平反
國內有關「228」事件處理正常化的火苗,是從民間開始點燃的。
民國76年,「台灣人權促進會」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等本土社運和宗教團體組成「228和平日促進會」,展開爭取事件平反之端。該年,一連串的民間紀念性活動在全國串連,其中以2月28日在宜蘭舉行的「『228』40週年紀念」最受矚目。當天也正是高雄「美麗島事件」受難的林義雄之母及一雙幼齡女兒在家中被謀殺慘死的7週年紀念日。
民國77年初,蔣經國總統過世,時任副總統、本省籍的李登輝依法繼任。2月22日,李總統藉舉行第一次總統記者會的機會,提出個人對「228事件」看法,隨即命其次女李安妮前往中央研究院,聽取研究員賴澤涵有關「228」的研究及政府處理方式的建議。
從此,在民間,包含政治、學術、社運團體甚至藝文界,「228」議題正式解禁,不論議會質詢、遊行集會、悼念追懷、學術研究、建碑紀念……,各種活動熱烈進行,強忍壓抑了四十多年的冤屈悲憤,傾洩而出。
其中,侯孝賢導演、榮獲威尼斯影展金獅獎的《悲情城市》在民國78年上映,片中直接描寫「228」歷史現場,可視為民間跳脫官方框架、重新認識「228」的新里程碑。
民國79年,立法院於2月27日的院會中集體為「228」死難者默哀一分鐘。這是國民黨主政以來,首度對「228」表達善意,象徵將其確立為台灣歷史悲劇。當年5月20日,李登輝正式就任中華民國第8任總統,旋即指示總統府資政邱創煥組成「228事件專案小組」撰寫報告,以提出對策建議,供政府參考。李總統的積極正面作為,啟動了由官方主導的「228」心靈創傷重建工程。
該年,「228」被寫進高中歷史課本;其後內政部修訂「忠烈祠祀辦法」,決定興建「228和平紀念碑」;郝柏村任內的行政院也成立了「228專案小組」,邀請學者專家蒐集國內外有關檔案及資料。民國81年,「228事件調查報告」正式公佈。
民國82年,具蔣家第三代身分的已故東吳大學校長章孝慈,在東吳校內舉辦「228追思音樂會」,李前總統蒞會時表示,「228事件建碑委員會」將由政府及民間共同組成。該年2月28日,行政院長郝柏村率全體閣員為受難者默哀一分鐘。
民國84年,「228紀念碑」在台北新公園落成。李登輝總統代表政府,為當年處理「228」時的錯誤與暴行,向全國人民道歉。這不僅是對「228」的正式平反,政府的認錯道歉,也彰顯了民主和人權的價值不容被政治凌駕踐踏的深意。次年,台北新公園正式改名為「228和平公園」。
化悲情為悲憫
在實際的補償行動上,李前總統於民國84年4月7日明令公布「228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行政院依法成立基金會,處理受難者申請補償事宜。截至去年12月止,總計基金會收到2,756件補償申請案,案件成立者2,264件;計已發放新台幣71億6,834萬元補償金,實際領取的家屬及受難者,共計9,420名。
在228事件60週年紀念前夕,由於政府多年來積極性的作為,「228」對台灣的意義,已經由悲情與恐懼,漸漸轉化為悲憫與勇氣。
現任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對從去年起的「228紀念日」當天全國降半旗措施,下了「國殤」的註腳。「國殤」何其沉重,我們多難的國家差點因「228」而分崩離析,其後顛顛簸簸經過60年,終於進入一甲子壽齡。當年因「228」犧牲的英靈多半早夭,如畫家陳澄波得年52歲、前台大文學院長林茂生則時年正值60,壽宴還來不及辦理,便悲壯赴難了。
相對於生不逢時的台灣先賢,我們這些後來的幸運受惠者,更不應苟且。「228」警惕著台灣人正視過往教訓,歷史不可反覆,覆轍不能重蹈。在仰望民主與人權的無上價值之際,台灣人不僅應該珍惜,也要更加謙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