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底，中央政府從大陸播遷來台時，整個局勢是相當危疑黯淡的。當時，在國際情勢上，美國已發表了白皮書，準備放棄台灣；在國內情勢上，台灣面臨著嚴重的物資缺乏、通貨膨脹，而中共正虎視眈眈的積極準備攻打金門和馬祖。

一個孤立的外交環境、一個崩潰的經濟狀況、一個動盪的政治情勢，和中共大舉進犯的威脅，是當時台灣處境的寫照。面對著這樣的處境，很少人願意對台灣的前途抱持樂觀的看法。

可是，卅九年之後，一九八八年的今天，世人發現，中華民國台灣不僅度過了難關、走出了黯淡的歲月，還創造了舉世矚目的建設成就。在經濟發展上，過去將近四十年的時光中，台灣不僅是世界上經濟成長最快速的地區之一，同時，從一九五○年代初期到一九七○年代末期，將近卅年的期間裡，台灣的所得分配一直在顯著的改善，貧富的差距一直在縮小。

一九八○年代以來，收入高低的差距雖然有略微擴大的現象，但是，到目前為止，中華民國仍然是世界上財富分配最均等的國家之一。難怪有許多研究經濟發展的學者，會以「成長和公平攜手並進」（growth withequity）來形容台灣的經濟發展經驗。

在政治發展上，台灣也締造了開發中國家難得的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相輔相成的成就。我們無須否認，自從中央政府遷台以來，為了確保復興基地的安全與穩定，執政黨採取了一些非常措施，如戒嚴令的頒行，來防止敵人的滲透顛覆。在這些措施之下，政治民主自然受到了某種程度的限制。然而，回顧台灣地區近四十年來政治發展的歷程，相信任何立場平正的人都會承認，中華民國總是朝著民主憲政的常軌逐步邁進。同時，正是透過這種穩健的建設步伐，使得台灣的經濟發展能夠在安全穩定的政治環境中起飛，為民主憲政進一步的落實，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並且在社會條件成熟之餘，達到解除戒嚴令的境界。

我們可以說，一九八六年中華民國雙十國慶的前夕，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的宣佈準備解除戒嚴，一方面固然是他個人智慧與魄力的展現；另一方面也是多年以來台灣社會成長發展的結果。過去，這種成長發展主要表現在經濟層面的轉型，使台灣從農業社會變成新興工業化國家，從落後的低度發展困境趨近已開發國家之林。如今，則更表現在政治層面的蛻變，使台灣社會走向多元化和民主化。

在這個從經濟轉型到政治蛻變的躍升階段裡，台灣社會所經歷的，乃是一個空前未有的變局。如果我們把社會發展看作政府與民間互動的過程的話，那麼，我們可以說，台灣已經從政府居於優勢地位，主導社會整個發展趨勢的情形，進入了一個民間力量抬頭，催促並監督政府作為的局面。

於是，我們看到各種各類的人民團體如雨後春筍般的紛紛成立。在經濟方面，從農民、工人、白領上班族、中小企業家、到大規模的財團，各自組成了表達本身利益的社團。在政治方面，除了新政黨的成立之外，還有各種黨派之內或者跨黨派的組織宣告成立。在社會方面，有保護消費者、婦女、兒童、老人、殘障人士，和少數民族權益的團體，也有保護環境、家庭寵物，和野生動物的組織。在文化方面，則有各個樂團、劇坊、舞集、畫會的湧現。

我們也看到了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展開。有些人以遊行示威來表達政治訴求或特定的利益；有些人以連署宣言來促使政府和民眾注意某個問題；有些人以演講座談來傳播某種觀念；也有人以義賣、園遊會、表演，或展覽來籌募經費，獲取資源，推展活動。

以上這一切都讓我們感覺到台灣民間力量的蓬勃成長，讓我們發現到中華民國正在進行質變性的躍升。它所意味的，乃是一個更活潑有勁、更積極進取的時代的來臨。

當然，在這個快速變遷躍升的過程中，由於許多舊的社會規範或者權力遊戲的規則被打破了，而適當的新規範還沒有確立，於是，社會上產生了許多越軌的行為和脫序的現象，使人們覺得台灣社會發展的脈動跳躍得頗不規律，社會秩序也比過去要紊亂得多。

面對著社會上日益增加的自力救濟行為，以及日趨頻繁的街頭群眾運動，有些人不免感到疑慮，擔心我們的這個社會會一步步的亂下去，終至於不可收拾。他們擔心台灣的轉型會失敗，蛻變會蘊生惡果，為敵人製造機會，使台灣多年來的成就毀於一旦。

有些政府官員和執政黨的成員也覺得很挫折。因為，無論從那一個指標來作比較，中華民國毫無疑問的，都可以說是開發中國家最成功的範例。在國際間，大家也都承認，台灣的發展成就足以作為第三世界的楷模。然而，在我們的這個社會裡，卻有很多人並不感激這些努力成果，也不承認政府的施政績效。相反的，民眾似乎有比過去更多的不滿和抱怨。有些人則提出了比過去要嚴厲的批評與指責。這種種現象都使人禁不住要問，這個社會到底怎麼了？

其實，如果我們把視野放寬一點，把眼光看遠一些，我們會發現，上述的這些現象並非難以理解的，不必要太過份的憂慮，也不宜採取過當的反應。

有如我們前面提到過的，台灣過去的發展相當程度是靠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以干預性的手段來指導民間而達成的。這種比較威權式的作法，在以往的時空環境中有它一定的必要性，也有它不可否認的貢獻。但是，毫無疑問的，它也造成了某種程度對民間的壓抑，同時，也難免產生一些有違公道的流弊。在過去，由於民間的力量還很稚弱，同時，政治的氣氛也不夠開放，所以，民間的不滿很少直接化為抗議的行動。如今，經濟的均富帶來民間力量普遍性的茁壯，政治的改革更促成權利意識的高漲。於是，暗流化為浪花，過去不能說不敢做的，今天都能夠也敢於表達出來。這種情形本來就是政治民主化自然的趨勢之一。

另外，有些比較嚴苛的批評之所以會產生，乃是民間期望升高的結果。也就是說，過去在一種比較落後的狀況下，人民的需求不高，要求也不多。如今，人們的生活改善了，見識增廣了，批評的尺度，要求的水準，自然也往上提昇。從積極正面的意義來看，這正是政府的成就，執政黨的績效。如果不是台灣的社會發展相當的成功，民間還提不出這些高水準的批評與要求來呢。

當然，在台灣社會發展的既有成就中，並不是沒有值得我們警惕之處，前面提到的一些憂慮也絕非無的放矢。因為，民間力量的展現如果不能夠遵守法紀，或者過份的自私自利，不顧社會整體利益的話，社會秩序的紊亂將真的會一天天的惡化，社會公平將遭到很大的扭曲。

就以去年七月解除戒嚴以來，大量增加的自力救濟事件如街頭群眾運動而言，其中固然不乏情理法都有所依據的例子；但是，也有許多情理法都站不住腳，卻惡意的向公權力的行使以及社會公益的維護，提出挑戰，並施以破壞的事例。

我們認為，民間力量的興起，不應當造成政府公權力的萎縮，也不能讓脫序的行動蔓延。政府在面對民間力量日益豐沛的社會發展趨勢時，一方面固然要調整本身的作法，減少對民間活動不必要的干預；另一方面則在有所不為之餘，也要更有所為，加強法治，伸張公益，使民間力量的運行能夠納入正軌。

台澎金馬近四十年來的建設成就，充分證明瞭中國人有能力為自己創造美好的生活。事實上，許多研究國家發展的學者都相信，中華民國極有可能在經濟奇蹟之後，再創造一個政治奇蹟。如今，當我們站在社會轉型和蛻變的歷史關口上，讓我們大家一起來為一個民主、均富、統一的新中國而奮鬥！

（本文作者為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