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舊時代：易幟心情

「我看著這個城市。

驚異的感覺到她的成長。不論那樣的過程有多少挫折、悲傷、怨忿、憤怒與矛盾的愛恨，但是回頭一望而看到那些歷歷可數的剪貼式的心靈的血淚所繪成的圖案時，突然那多年不見的使命感，就這麼無情的冒了出來。

我知道，我們都背負了那個極重的，還給她所有她原應得而被我們摧毀或忽略掉的浪漫。」

這是羅大佑在一九八九年「告別的年代」專輯中的序文，關懷香港的心情，躍然紙上。

一九九七年回歸前夕，香港人告別「殖民地」的心情，百感交集，正是酸甜苦辣夾雜，理也理不清。

報紙上出現了港督彭定康夫人種樹的照片。

「植樹別香江」──報紙的標題輕描淡寫地點出離情，內容則說港督夫人林穎彤與一群香港小學生在公園植了一百棵樹苗，象徵香港享有一百年美好的自然環境。林穎彤祝福香港的未來，小學生則送她一張畫 滿心型圖案的卡片，寫著「我們將會懷念妳！」

「六月三十日英國國旗降下時，我想我可能會哭吧！」香港城市當代舞團總經理鄺為立說得有點感傷，但是喝了一口茶，他又說道：「但我還是不會感謝英國人的，有些事情，如果他們早做十年，像直接選舉，香港人可能更有機會……」。

酸甜苦辣「No Problem ！」

回歸前夕，香港沒有像印度等一些殖民地獨立的經驗般，出現焚燒殖民地國旗、總督相片等激烈行為，香港人「告別殖民地」方式，平靜而冷漠。報紙上只見皇家海軍基地關閉，最後一次「港督杯」、「女皇杯」馬會，港督音樂會劃上句點，在香港的英國海軍將領將他在港的點滴生活出書了，媒體只說英國人離情依依，香港人的意見呢？香港人很客氣，總是回話說，英國人待我們很好，我們會想念他們！

生意人在乎的是個「賣」字，或許因為看準了六、七月間將湧進最後幾天殖民地的西方人，主題也是嘲諷中共的多，揶揄英國人的，幾乎沒看見。

例如一件回歸T恤上，一雙巨手拿著塗著鮮紅色、綴有五星旗大筷子，要把高樓大廈已經搖搖欲墜的香港本島夾起，橫列一排大字「The Great Chinese Take Away 」，賣衣服的店員有自知之明，說這衣服七月一日後就會收起來不賣，因為「太侮辱中共了！」

另一件T恤上，「No Problem」的大字寫在正中央，小字是基本法上載明的「資本主義制度及生活方式一切如常，五十年不變」的條約文字。沒問題的，香港人試著告訴自己？

四月間在香港藝術中心舉行的「另類回歸紀念品展」上，香港人的幽默發揮到了極至。

有人將日曆製成廁紙狀，倒數回歸的日子一張張被撕下來，變成擦屁股的衛生紙──香港人已厭煩談論回歸的日子了！一具軟枕上，寫滿「共」字，說是「安枕棉」──香港人果真可以跟中共「同憂共枕」？花內褲作成的棒棒糖，取名「愛國PET PET 糖」，這糖「只可舔，不可吃」，吃法是「閉上眼睛，領導人就在你面前，然後慢慢的舔，你會覺得甘甜美味！」此糖還附贈領導人泳裝相片！

回歸前夕，香港的街坊書市，出現了大批探討過去的書籍，街道的地名是怎麼來的？以香港為主體的歷史──香港史怎麼寫，從考古到經濟發展，「香港學」成了新寵。但有興趣向英國人挑戰、反省殖民地經驗的書，並不多見。反倒是大陸作者所寫的書像《英國如何撤出殖民地》等，火辣辣地要聲討殖民地的功過是非。

皇冠比「為人民服務」親切？

「英國人已經要走了，再多說也無用，香港人喜歡看未來，看過去也是為了將來要更好，」香港博益出版公司出版人馬桂綿猜想，這是「現實香港人」的選擇。

而近二十年來港英政府的施政──廉政公署的設立、地下鐵路、海底隧道、新市鎮發展等的建設，對於受過二次大戰之苦，親身體驗五、六○年代大陸動亂的「香港人」來說，「看到皇冠，比『為人民服務』的標語還親切，」大陸出來、印尼待過、在香港住了二十一年的專欄作家林保華說，「是英國人給我最舒適的生活，讓我有最多發展的機會，」他說，光就這點，他就沒法罵英國。

回顧來時路，一八四二年，中英簽訂南京條約，香港割讓給英國，一八六○年北京條約割讓南九龍，馬關戰敗後，英國以法租借廣州灣威脅香港安全為由，迫使清廷同意租借九龍半島，租期自一八九八年起，共九十九年。在此之前，根據史料，香港僅是一處有十五個村莊，一個市鎮，人口僅七千的漁村。

但是今天，香港卻是全球重要的貿易金融中心。車過葵涌貨櫃碼頭，放眼望去，一大片海埔新生地上，來自全球各地的貨櫃雲集；遠望外海，巨型海輪櫛比鱗次，十九世紀古歐洲地圖上萬商雲集的盛況，在香港百餘年的歷史中，除了對日戰爭那幾年，從來都是真實圖像。

是誰造就了香港的繁榮？回歸前夕，香港媒體展開了兩頭辯論，一方說香港原是個漁村，甚或是個草木不植，沒有人煙的荒島，是英國人讓它成為國際商港的。一方卻說，香港歷史悠久，中國居民自古就勞動生息在這塊土地上。英國人來到之前，香港的農、漁、航海業，已有一定程度的發展，清廷在十九世紀時，早已在香港設營駐兵。

香港是誰「創造」的？當傾向中方的媒體發出「中國 」也有貢獻時，不少知識份子嗤之以鼻，並且從頭「找回主體」，他們從己身的經驗證明說，香港所以有今天，不是英國，不是中國，而是「通過香港人的努力，」香港民主黨高級研究主任劉細良說。

香港所以有今日，就好像香港人愛玩的賽馬一樣，有很大的賭博成分在內。如果不是扣上戰後國際經濟發展趨勢，六○年代以來像成衣、電晶體收音機、手錶，或是許多以模仿為設計策略的商品，如人造花、地毯、假髮，甚至性玩具等「香港製造」的產品，不會如此風行全世界。

《香港淪陷》原是兩年前一家劇團的演出劇碼，演出香港歷史最悲慘的淪陷日軍時期，如今回歸在即，港人心情又是如何？（邱瑞金）

「香港人的成功，絕非只是西方觀念裡『英國人的管治加上中國人的勤奮、努力』，而是因為香港人有縫就鑽，」劉細良說，這是香港人的精明之處，而且香港人至今還在蛻變，半導體業的成長，就是一個例子。 從未想過港人需要？

眾聲喧譁中回望香港，一路走來的歷程，正是一連串歷史的偶然與必然。

香港開埠時，正是英國維多利亞帝國最鼎盛之時，工業革命後，英國生產力大大提高，需更多殖民地來提供生產原料，及承受英國本地的工業產品。地大物博的中國被英國看中，租借香港正是要利用香港作為貿易基地，擴大和中國通商的機會。

香港大學建築系學者龍炳頤在其著作中指出，從香港開埠以來迄七○年代，英國人從未計畫過要將香港發展成「文化之邦」，也就是說，很少想到香港人真正的需要是什麼。

「早年來香港的英國人都是年輕人，他們文化知識低、市儈，只想在最短時間內賺取最大利益，」約翰•溫納所著《一百年前香港》寫著：他們保守、平凡，無文學、科學、藝術上的創造才能，是在英國不得志的中產階級，抱著不是發達，就是破產的決心來到香港。在這樣的結構下，早期的殖民地政府治理香港，商業及軍事目的重於一切，當然不可能談到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對待。

從香港如今房屋住宅的分佈，還可看到這種早期「殖民」不平衡的狀況。

昔日華人的住宅，多擠迫於荷里活道及太平街之間，多數是密不通風的小盒子，除了向街的一面，沒有通風和透光的地方

。屋與屋外之間沒有空隙，沒有天井，道路狹窄的如羊腸小徑。而作為港島中心的中環及寬闊的半山區，則是洋人專用的商業居住區。

英國人查得•威克在一八八二年所做的《香港衛生情況報告》指出，當時香港成年人的平均壽命為四十三歲，而一八四○年代，英國成年人的平均壽命已達五十五歲。華人的衛生及住房情況不佳，還因此染過大規模的瘟疫。

一九六六年，由於天星小輪的加價事件，香港爆發了大規模的「反英暴動」事件，工人們罷工，走上街頭示威，與警察發生流血衝突，軍裝警員甚至開槍鎮壓。最後，情況演變到工人跟文革期間的共產黨掛勾，此行動持續到了六七年。

這是香港殖民史上最動亂的一頁，行動的成因看似因勞資糾紛，實際上是香港人對殖民政府長久累積的不平等待遇，如苛刻的工作條件、日漸嚴重的貧富不均等問題的總爆發。

如今在香港歷史書上常看到的，工人們在港督府上貼滿大字報，街上橫列鋼索鐵馬、警民對峙的照片，隱然可想見當年激烈的狀況。但是這段歷史在香港人的心目中，卻是一段模糊的記憶，「事件的有些關鍵還不清楚，大家也不大願意回顧，」劉細良說。反英暴動，英國人不願說它可以理解，但如今「連中共都不大說它，就很難明白原因了，」劉細良說，難道這中間尚有難言之隱？

城市當代舞團的鄺為立經常到大陸訪問，對歷史有興趣的他，曾仔細地詢問過當年到香港參加反英暴動的老共產黨員事件經過。一位老共青團員告訴他，他同團的老大給香港警察抓了，大家曾彙報過上級，但共產黨卻未積極營救；另一位老哥參與完行動後回大陸，卻莫名其妙地失蹤。

「當時『中』英之或許有協議，一起遏止香港人的暴動，連帶地，連當時大陸來港的共產黨員也受影響？」他懷疑。

引用這一段當事人的口述歷史，鄺為立想說的，是許多香港人心中強烈的感覺：「香港人從未掌握過自己的命運，不是嗎？」他說。

誰是香港人？

六七年的反英暴動使得港府正視香港人的需求，從七○年代開始，香港在城市建設、教育規畫上都有「比較為殖民地人民的規畫，」劉細良形容。例如一九七三年港府為大多數不通英文的中國人，制訂「法定語文條例」，正式承認中英文同為合法的官方語言。

七八年以後，大陸的改革開放政策，香港的資金、人才直接進入大陸，作為一個「封閉大國」周遭最靠近的城市，「是大國向外看的眼睛跟轉運站，」台灣文化評論者南方朔說，香港的繁榮在預期中，八二年開始，中英談判決定這隻會生金蛋的「小龍」回歸中國大陸。

殖民地經驗對香港的影響，究竟是什麼？八○年代之後，香港的文學作品、電影裡經常描述一種對「自我身份認同」的迷惘，例如源自金庸《笑傲江湖》原著改編的徐克電影《東方不敗》中，能力戰西班牙跟日本戰艦、武功高強的「東方不敗」，卻以「非男非女」的形象出現，當他在浪人營裡，高唱「真我假我」之餘，當別人問他到底是誰時，他竟說「我是誰，我自己也很想知道！」

「香港人相對於外國人來說，當然是中國人，但相對於來自內地或台灣的中國人來說，又好像帶一些外國的影響……，他可能會說一些英文或普通話，但那到底不是自小熟習的，他最熟悉的粵語，卻不方便使用於書寫；他念書時背誦古文，到社會工作卻得熟悉商業信札的格式、廣告文字的諧趣與簡略 ，」經常思考香港人身分的作家梁秉鈞在一篇文章曾這樣剖析。

「如果英國是我們的父親，而中國是母親，我們是誰？用『中西交匯』是否能解釋，究竟香港是什麼？我們在文化上又建立了什麼？」香港藝術中心展覽總監何慶基在「香港六十年代」展覽的引介裡如此詢問。

香港人在語言、身分的混雜狀態，跟殖民地的經驗息息相關。

港府在教育、統治上採取一些策略，例如刻意不教中國歷史、文化及公民教育的課程，法律、官方文書一律採用英文，刻意扶植的英文政策等，是使這種複雜認同形成的主因。

當代舞團總經理鄺為立曾排過一場戲，描述在英式教育下長大的香港人，從小被要求講「英國人也不大說的牛津腔英文」，早餐吃的是奶油、餐包，但卻加了廣式通粉；戲裡頭，講英文的人站在高高的講堂上，講廣東話的人總在台下。他說，這就是所謂的「殖民影響」。

一直到現在，香港人對於英語的使用，都還有一種難解的情結。

香港電影《父子情》裡描述的，六○年代的第一代移民因為英文不好而升遷受阻，他們要求子女上英校、講比他們流利的英文，以利於就業。如今這樣的情結看似較淡薄，雖然政府來往的公文早已雙語並行，但「大家總認為用英文寫公文，事情會辦得比較快，」港府一位官員說。

去年底，港府發佈命令自九八年九月起，香港中小學每週須增加普通話課程。這為因應回歸的必要措施，卻引起港人質疑，許多人擔心，如此會讓孩子功課負擔過大、英文程度下降。

鴉片戰爭、虎門燒煙、國父孫中山先生、烈士秋瑾、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歷史人物、事件，在九七年的香港，全成商品的賣點。（邱瑞金）

八○年代，香港大學大量擴充，社會上出現了一股聲浪：大學生素質下滑，從學生英文程度就可知道。「法庭上，律師越來越難跟英國法官辯論，因為英文不夠好，」民主建港聯盟主席曾鈺成說。過去，多半的香港家庭，只要有能力，就將孩子往英語中小學送，畢業後則最好能上有著英式傳統的香港大學，然後到英國留學……。如今，雖然也有些家庭將孩子送往中國大陸讀書，希望將來他們普通話更好，可以魚躍龍門，但許多人心知肚明，只要香港作為國際商港的特性一日還在，英文的地位便不會消失。 中國是最大鄰國？

「英語，在這個社會上，變成一種價值衡量的方式，一把量度地位的尺，一個諂上驕下的藉口，而不是一個溝通方式，」梁秉鈞的文章說得看似嚴重，雖然也有些香港人認為，香港人對英文的重視，並非是「情結」，只是因為香港向是國際城市，「習慣了，」在香港出生長大的政治大學教授彭家發說。如今回歸在即，「語言政策會越來越被注意是必然的，」曾鈺成就指出，如今在香港上流社會，英文都還是主要的溝通語言，雖然大家都會講廣東話，「回歸之後如果還這樣，其實有點怪，」他說。

除了語言，殖民地政府對香港人的歷史教育，更是香港人的大痛。「教科書上，中國一向被認為是第三國，是香港的『最大鄰國』，在歷史教科書裡，鴉片戰爭也僅是『貿易』，而非『侵略』戰爭，」念中文學校的劉細良說，他從念英文學校的妹妹的書中看到，香港人依著英國人的習慣，念印度、加拿大等與「大英國協」息息相關的歷史，卻從來不問為什麼？

為了演戲，鄺為立曾去圖書館查資料，意外發現六○年代香港教育署對教科書內容的批文，意思是刪去香港史。「英國人的用意很明顯，叫你不要懂得自己，好管理嘛！」他說。但英國人的好處也在「像這種歷史檔案，每隔十年就公開，你可以根據資料來罵它，」他說。

劉細良表示，英國殖民教育，從來不給港人權力，也不教港人認識自己，當中英談判時，港人只好「像個事不關己的局外人，完全沒有置喙餘地，對香港前途，中英雙方什麼時候問過港人意見？」他說。

北京天安門廣場邊，巨幅的香港回歸倒數計時版，從三位跳到兩位數，如今已跳到剩下一個月不到了，不管是不是問過港人，「改朝換代」已是不爭的事實。

身穿潔白中山裝的劉德華，從朱樑紅縵、閃亮天藍的中國地圖中現身，新唱片宣傳的MTV上，黃沙飛揚紅旗飄，腰纏紅巾的鼓手打得鼓聲咚咚。記者會上，劉德華說：「以前，我總被認為是香港人，現在，我要抬頭挺胸說，我是中國人！」

接近七月交接的香港，媒體不時可見特區首長董建華對港人的諄諄教誨：儒家文化要加強，公民教育很可貴，家庭觀念要重新建構。預委會教科書更動的討論中，國家民族觀念、中國傳統文化和倫理道德，與對中國歷史地理的認識，已被列為重點提綱。

從圖像到意識，從英國──哦！不，從「中西混雜」的香港到中國，香港人的想法是什麼？

敏感的知識份子最難過了。「好像我們是被強姦過的母親生出來的小孩，是雜種，現在要教化我們，將我們換成純種，」文化人梁文道用強烈的語詞表示，「但是他們有沒想過，我們會成為雜種，不是我們的錯？」

香港人最受不了的，是大陸人的老哥心態。一位香港人有次為了在大陸登廣告的事情不放心，一再打電話確定，回話的上海人居然說，「怎麼是小孩在教老大？」

幾次經驗讓這位港人學了乖，放低姿態。「香港人只懂資本主義的一套，還要你們多多教導，」他說。「北京人沒有明說，但行動上很清楚，你們只要給錢就好，人才我們很多！」這位香港人雖然心裡頭知道，並非每個大陸人都如此狹隘，但當他碰到大陸「老大哥」時，仍覺得沮喪。

「中國」跟「香港」的文化果真不同？「儒家文化裡君臣父子等觀念，在如今的大陸人化成了倫理、尊卑，這跟香港文化講個人、重平等的作風畢竟有別，」這位香港人感慨地說，原來跟大陸的「中國人」相處，「要學的是溝通技巧，有些字不可公開的用，」他說，例如不可以公開地說「六四死了人」，也不能「公開的罵中國領導人，北京人、上海人可以，就是『被殖民過』的香港人不可以罵，」他說。

香港不變中國變

在中共幹部的眼中，香港知識份子對大陸人，或是對如今特區政府例如緊縮言論自由等「公安條例」的不滿，是因為「受了西方教育，被西方氣氛所影響，」香港中國通訊社長郭招金說。他的話相當程度地說明中共政權對一些香港人的看法。

但是在如今的政治氣氛下，當然也有些香港人，對於回歸中國大陸「這樣一個強大的國家」，想起來民族驕傲、歷史感就油然而生，像宋朝就已經開發的新界地區慶祝回歸的熱誠，比香港九龍等地更為熱切，多少反映了這種心態。

曾浴血抗英的新界圍村吉慶圍，最近成了熱門觀光點，貼在吉慶圍村門口的春聯，雖已被風雨浸染得泛白，但「吉日于歸光錦水，慶期迎迓叫周南」的字體清楚可見，這可是他們的心情？

對大多數為生活孜孜矻矻中下階層勞工來說，回歸就像喝水一樣，「我們沒錢，所以不怕，誰來都一樣！」一名計程車司機說。「香港不變中國變，中國不變，香港就麻煩了！」另一位司機回答得倒是具有「禪意」。

歷史上的香港，在一九四一年二次大戰期間曾淪落日軍之手，戰後才再度為英軍收回，如今又要回歸「中國」，歷史上三度政權的易手，香港這顆「東方之珠」變得了嗎？

香港故事說不完

回歸前夕，至少在外表上，不變的是這個城市的商業基底。人們的經濟生活依然瘋狂，地鐵裡一張張面無表情的臉，電車隆隆、高跟鞋踩踏在電扶梯上喀喀作響，上下班通勤時間，沒有人聲、不會交談，那是跟東京、倫敦，或是台北一樣，一成不變的都市臉。

在這歷史的交接點，最忙的，怕是政治人物了！銅鑼灣地鐵邊，一出站，賣獎券的寫著標語：「反倒退，不撤退，跨越九七，進軍九八，獎券行籌款活動，每張二十元，請多支持。」被港特首董建華形容到國外「唱衰香港」的民主黨正在募款。

解放軍先遣部隊也進城了！報紙上解放軍頭頭多麼小心呀！他對著媒體說，解放軍不單是槍法如神、身手矯捷，而且深愛人民，不抽煙，不酗酒，不上館子，不要家裡寄錢，有修養、有禮貌，甚至住在荔枝園旁邊，連一顆荔枝也不會偷摘。

解放軍如童子軍格律般的保證，媒體很忠實的反映了，但人們仍忘不了，那發生於一九八九年血腥屠殺的天安門事件。

位於灣仔的新華戲院由兩位美國導演拍攝的「天安門」紀錄片，一上演就二個月；今年六月四日，港人將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最後一次紀念六四的活動，規模跟參與人數，預計將不會比過去少。亞洲電視在交接前夕作了調查，問港人回歸的信心，百分之二十二的人興奮，百分之十二的人悲觀，百分之四十七的人沒有感覺。

告別的年代，易幟的心情，是感傷，加上一點怨懟。好似從父命嫁給了馬文才的祝英台，雖然委屈，但馬家有財有勢，日子也就過下來了，不想忽然祝、馬兩家又決定讓英台從此回家侍奉老父，而且就在這個月之後就要離別。此故事名為「馬祝英台回娘家」，欲知後事如何，請待下回分解……。

源於英國的賭馬，如今是香港人的最愛。「馬照跑、舞照跳」，這兩句讓港人心安的口號，會是港人未來的期待嗎？

位於上環的荷裏活街，過去是華人住宅區，有過一段衛生及住房不佳的歷史記憶，當年國父孫中山先生奔走革命的興中會會址也在附近。（邱瑞金）

新界圍村吉慶圍，是典型廣式圍村，四圍以青磚砌成，四周有碉堡。一八九九年，九龍、新界被不平等條約租給英國時，吉慶圍曾與英軍血戰，圍內鐵門被英軍攻破，當作戰利品運往英國。（邱瑞金）

九七之後，在港已連續演了兩個月的天安門記錄片，能否再上演，是香港報刊的熱門話題。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對香港人認同中國的情懷影響重大，許多人對中國大陸政治改革希望幻滅，也由此始。（邱瑞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