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IT(資訊技術)到ET(能源技術),「碳」議題儼然已成21世紀顯學!
看看報章琳瑯滿目的碳名詞:產品標示「碳足跡」將成趨勢、台灣產業未來可能面臨國際「碳稅」的貿易障礙、溫減法實施後企業將被強制要求「碳盤查」、未來20年全球「碳交易」市場總規模將成長至3兆美元,北縣坪林將朝「碳中和」社區邁進……
半世紀來急速增加的溫室氣體(二氧化碳是大宗)導致地球暖化、氣候變遷,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專家小組警告,人類要活過21世紀,必須在2050年前將地球上升溫度控制在2℃內,也就是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必須控制在450ppm以下;換算成減碳量,必須在2050年減排70億噸(相對於人口成長的自然需求,須減掉50%)。
在全球減碳總動員的過程中,不論是著眼於消費者訴求、貿易制裁、政府的排碳總量管制等,各項行動方案首當其衝的都是企業界;相對的,為了解決危機而發展低碳科技、能源科技的希望所繫,也在企業界。
台灣面對低碳經濟的挑戰,多數具遠見的集團企業早已積極建構綠色競爭力:從設計、採購、生產、運輸到回收,都植入「低碳」、「節能」基因,所生產的產品不僅為企業帶來有形、無形的加分,也反向帶動了台灣社會的整體節能意識。
去(2009)年底,全球關注的丹麥哥本哈根氣候會議未達成任何具體減碳協議即草草落幕,在各界一片撻伐聲中,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秘書長黃正忠卻發現,其實哥本哈根效應在台灣持續發酵,充分發揮了臨門一腳的功效。
「或許也是和台灣剛經歷88風災巨變有關吧,」黃正忠表示,台灣企業對氣候變遷的關心度明顯提高,不但大企業來打聽,連中小企業都紛紛探詢,這是他7~8年來推動企業做碳盤查、減碳工作的第一遭。
農曆年前他連連應邀到企業社團剖析低碳經濟趨勢,「連東元、大同的經銷商感恩餐會都在談哥本哈根!」當減碳成為「時尚」話題,對企業把低碳思維「內化」到營運中必然大有助益。
黃正忠表示,全球各國在「極限」升溫2℃、二氧化碳濃度控制在450ppm的共識下,減碳時程早已釐清:當「京都議定書」於2012年到期終止後,2013~2020年全球仍須持續減碳20~30%。
要及早達成這個不可能任務、又不致使人類的物質文明大幅倒退,與其指望點石成金式的神奇「革命性能源」出現,不如務實地要求企業在既有技術上提升能源效率(如智慧家電、高效率馬達等),藉全球攜手、涓滴努力,讓地球一吋吋遠離毀滅危機。

由數百片華碩主機板拼成的裝置藝術,在關渡總部吸引往來訪客的目光。
事實上,「能源效率」早已是近10年全球產業發展的主流命題。早在2002年,由美林、高盛、匯豐等投資機構發起的「碳揭露專案」(CDP),每年都會對各國企業「大咖」發出問卷(2010年發了4,500家),以瞭解大型企業的碳排放資訊和對碳風險的管理績效,做為各金主投資的參考。
台灣被這個位於倫敦、掌管57兆美元資產的NGO「催討」問卷的企業約有三十多家,其中電子業占50%、傳產25%、金融業25%。
由於CDP以企業「自願」揭露為原則,而碳盤查風氣也才萌芽,一開始台灣企業回覆的並不多;但現在碳資訊已成為評估企業「未來性」的關鍵指標,加上CDP鍥而不捨持續催收,2005年後,台積電、友達光電等台灣電子大廠幾乎已全員邁入「碳揭露」的行列。
以友達為例,環安部經理林立偉表示,企業本身的碳盤查多半依據「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BCSD)與「世界資源研究院」(WRI)在1998年制訂的「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或是ISO14064標準進行,包括「生產線製程」、「廠務及管理部門」(如辦公用電、國內外出差、上班通勤等),以及「委外生產或勞務」(如運輸、廢棄物處理)等3大區塊,所有的能源耗用和溫室氣體排放都必須計入。
「盤查後我們發現,原來液晶面板(TFT-LCD)製程中排放的全氟化合物PFC,是造成碳排最大的禍首!」
林立偉解釋,PFC是人為溫室氣體的一類,其中SF6的溫室效應是二氧化碳的2萬2,800倍。為了去除PFC,友達陸續斥資8億台幣安裝設備(需在建新廠時即安裝),將PFC破壞、分解成另一種氣體,一舉減少了總排放量的2~3成。

華碩回收各品牌電腦,經整修後再捐贈弱勢團體、偏遠地區學校,甚至跨海到菲律賓栽培回收體系的種子教師,堪稱創造了「利己、利人、利地球」的三贏模式。
在碳揭露專案敦促「企業」重視碳議題的同時,國際間陸續出爐的「產品」指令或評比,也是催化企業節能減碳的推手。
例如歐盟在2005 年推出的「能源使用產品生態化設計指令」(EuP),以提升產品的「能源效率」和「環境績效」為主,未達標準的產品會被排拒在歐盟市場外;美國的第二版「能源之星」陸續訂定了3C產品的最高用電標準,2006年公佈的「電子產品環境影響評估工具」(EPEAT),則是美國政府對電子產品「綠色採購」的標準……。林林總總名目繁多的新規範,每一種都緊緊牽動企業的神經,只要一個疏漏,就有可能給自己惹上大麻煩。
此外,CDP不滿足於只要求大企業揭露碳資訊,2007年又發起了「供應鏈領袖聯盟」(SCLC),進一步要求大企業以「母雞帶小雞」的方式,帶動其供應鏈及衛星廠共同減碳,SCLC則會協助會員進行追蹤和管理,並且將整體供應鏈的碳足跡整合計算。
SCLC新模式一推出,全球知名品牌商,如電腦業的戴爾、新惠普,家用品的P&G、流通業的Tesco、沃爾瑪等紛紛響應,目前已有40名「領袖」加入,估計受連鎖影響的全球企業總數將高達數十萬家。
加總來看,SCLC以跨國品牌大廠的商譽為籌碼,EuP、EPEAT 等則以消費者訴求和政府採購為手段,多面向同步施壓的結果,全球產業的減碳連鎖反應已一觸即發,誰都不能置身事外。

今年初,當美國最大賣場沃爾瑪宣布5年後其所有上架商品都必須標示「產品碳足跡」時,就引發市場震撼,因為這意味著屆時全球十萬家供應商都得算出每一種擺上沃爾瑪貨架的產品,從原料、生產、運輸、使用到回收的整個生命週期碳足跡,並被區分等級,以接受消費者的評選。
以去年9月取得碳足跡認證的華碩N51V型筆電為例,要算出碳足跡,除了盤查自製主機板的原料投入、製程、組裝等排放,還有其他約二千種來自全球各地的零組件(如滑鼠、機殼、顯示卡等等),也需一一要求供應商提供每樣原料的數據和生產製程中的能源耗用數據,工程之浩大令人咋舌。
「我們動員數十名人力,耗時一年多,才終於取得全球第一張筆電的碳足跡認證!」華碩電腦品質長林全貴又驕傲又感嘆。
「以往做生意,交貨期、價格、配合度是基本條件,不久的將來,碳資訊也將成為基本配備。」受經濟部工業局委託,負責輔導企業節能減碳的財團法人產業服務基金會經理馬勝雄強調,減碳已經不再是道德問題,未來不願意或沒有能力揭露碳資訊的企業將自絕於市場,根本無法存活。

100KW(千瓦)集中型太陽能轉換器,是台達電新一代產品。圖為台達電總裁柯子興。
更嚴峻的挑戰是,品牌商或通路商勢必進一步要求供應商做出減碳承諾,畢竟計算碳足跡只是前置準備──先釐清產品哪個環節排碳最多、哪個環節最具減碳空間,之後的「減碳」才是真正要緊的正事。
再說,這些全球領導品牌為了彰顯他們搶救地球的決心,都不吝「加碼」宣示減碳目標,例如全球超過20億人使用、伺服器電力耗用極大的Google,不久前宣稱它已在2008年達成「碳中和」(零排放)目標,同時投資數億美元致力於風力、太陽能發電,希望以潔淨能源抵銷部分購買碳權所得的額度。
微軟去年也宣布,將在2012 年降低碳排放至2007 年的70%,新惠普則是2004~2010年每年減少30%碳排放,台灣各大企業也都有相關宣示。減碳量「層層剝削」下,苦的是各中、上游供應商;而台灣身為全球多項關鍵產業供應鏈的中堅環節,身負的減碳壓力之重,可想而知。
所幸,身經百戰始終站在高峰上的台灣各大廠,早在10年前京都議定書時代就已搶先起跑、戮力減碳節能,一來是基於企業的地球公民責任,二來是搶佔競爭利基,三者則著眼於「能源就是金錢」,節能可以立刻減少油電開銷、降低成本,在微利時代廠商錙銖必較下,因而練就了一身節能神功。
以下就是台灣高科技電子業打造綠色競爭力的5大必殺絕技:
秘笈1:製程省
以台積電的晶圓製程為例,全密閉的「潔淨室」需要耗用大量空調來維持潔淨度,「以前為了把空氣中的浮塵和微粒帶走,循環系統要大量進氣,也大量排氣。」台積電環境安全處副處長許芳銘回憶,為了降低用電成本,台積電在十多年前首創「最小環境」的作法:在機台設備與晶圓直接接觸的空間、以及輸送晶圓的設備中,找出最小容積,並在這個容積範圍內做到最高標準的潔淨度(機台也內建有空氣循環系統),室內的其他空間則把標準降級。(此即為「小系統」概念,亦即不必清洗整座房間,只要身上衣物乾淨即可維持個人衛生。)
「TSMC帶頭做以後,其他晶圓廠也跟進,現在『最小環境』已經成了全球標準。」許芳銘表示,即使這麼「計較」,今年集團一個月的電費仍高達60億元台幣以上。為了善用每一分能源,連潔淨室門縫的空調外洩也要避免,因為只要花些人力把縫隙「塞」起來,就可以省下10%空調!
秘笈2:設計綠
工廠製程做好節能,固然可以降低碳排放,但近年透過「產品生命週期」的碳足跡調查發現,許多產品如3C資通訊和家電產品,由於使用時間長(許多人的手機均為24小時開機),導致使用階段的碳排放才是最高的,甚至遠高於「原料段」和「製程段」。
以華碩N51V筆電為例,在整個產品生命週期的碳足跡中,使用階段佔了4成左右(家用為37%、辦公室用48%),而由友達代工、已拿到碳足跡認證的32吋液晶電視,使用階段的碳排放更高達6 成。

企業低碳化不只是電子科技業的競爭籌碼,台灣傳產、服務業也必須正視暖化帶來碳風險和碳商機。圖為統一超商率先在林口設立的太陽能及風力(圖中風扇處)供電據點。
「廠商只能自我要求,卻很難督促消費者改變使用習慣,」華碩品質長林全貴指出。然而,透過最前端的產品設計,還是可以把消費者的使用耗電量控制在如來佛的掌心中。他形容:「產品生命週期的碳足跡多寡,其實早在設計階段就『定了生死』!」
以華碩奉行的「綠色設計」為例,除了在有毒物質的管控上較歐盟法規RoHS嚴格好幾倍外(RoHS管控6 種有毒物質,華碩卻自行管控57項),在節能、高效率上更有一項獨門絕活。
以電腦主機板起家的華碩,在主機板上設計了一種智慧裝置SHE (Super Hybrid Engine),可依使用情況,有效分配及運用電力──SHE會精確偵測使用者的電力需求,並分16個階層進行動態微調,比如處理文件時使用最少的電力即可,聽音樂或看影片時電力需求較高,打電玩時就得火力全開了。
「總之,消費者只需要100單位的電力時,就不會給他150單位!」林全貴自豪地說,這個設計一舉提高了電腦33%的能源效力。
此外,在設計階段就考慮到回收再利用的便利性,也是提高能源效率的手段。
林全貴表示,約二千個零組件組成的華碩電腦,整座機身沒有一根螺絲,完全用卡榫組裝以方便拆解;而之所以不採用焊接,則是為了讓不同的材質各自獨立,不因材質(如塑膠與鋼片)融合在一起,而難以分項回收利用。

台灣工業部門7大能源密集產業之「能源消費量」/資料來源:能源局2007年新版能源平衡表
華碩以主機板設計暗藏節能撇步,以電源供應器起家的台達電則以「轉換效率」的提升,讓全球2億台電腦和伺服器提高能源效率。
由於電源供應器是將電力公司發出的110V交流電轉換成穩定的直流電壓(如12V、5V、3.3V),而轉換過程會產生廢熱等損耗;若能提高轉換效率,不但減少損耗,也不用再耗費大量電力去處理散熱難題。
2002年登上全球最大電源供應器廠商寶座的台達電,所生產的電源供應器供應了全球一半以上的筆電和伺服器,桌上型電腦的電源供應器則有1/4由他們生產。
「我們每月生產約1,700萬個電源供應器,只要能提高1%的轉換效率,一年就可以少蓋一座60萬千瓦的發電廠!」台達電總裁柯子興說,而他們近5年的效率提升為每年0.5~1%。
台達電董事長鄭崇華多年來像傳教士般地苦口婆心呼籲企業重視環保,對新能源的開發也早已佈局,2004年成立「旺能光電」開發及製造太陽能電池,近年又投入風力發電機的「逆變器」,以及電動汽車的電力系統零組件開發等。
他近來還在考慮設計一種「傳家型」新電視:外殼及大部分零件可長期使用,只要更換控制面板及耗材,再灌入新軟體,性能就可以不斷提升。這種不鼓勵汰舊換新、顛覆主流市場邏輯的產品設計,其實就是「從搖籃到搖籃」的精神,若能被消費者接受,將會是最高階的節能模式。
秘笈3:供應鏈總動員
從產品生命週期的角度來看,除了使用端需要製造商「跨界」代為籌劃外,碳排放量僅次於使用端的「原料端」也同樣要由製造商來整合。只是這部分多半受制於人,一方面是原料及零組件品項極為繁雜,一方面供應商規模從極大到極小各有「難搞」之處,令廠商一個頭兩個大。
「減少原料階段的碳排放,是我們最難突破的環節!」友達林立偉解釋,液晶面板的原物料包括玻璃、塑膠、金屬框、液晶、LED及發光源冷陰極燈管等等,如何和大大小小超過500家的供應商溝通,使他們願意提供碳足跡數據,並進一步配合減量,「需要花九牛二虎的力氣。」
他說,有些寡占全球關鍵原物料或零組件的大牌供應商,仗著供貨搶手,甚至連第一步碳足跡數據都不願提供。例如玻璃基板,由於成本中用電量和燃料所占的比例極高,一旦提供數據,就形同公開了成本,某些日本大廠供應的化學品(如光阻)也有同樣問題。
遇到這種瓶頸,目前產品碳足跡準則允許廠商可以用同性質的產業資料庫數據代替(例如以別國或別家企業的玻璃碳排數據計算),但這種「次級數據」不能使用在碳排放量超過整個產品生命週期碳足跡10%的環節上。
相對於上游國際原料大廠的「拿翹」,一般中小型電子零組件供應商因為競爭激烈,廠商可以挾訂單以「要求」眾供應商一一就範,但面對上千家供應商,究竟該如何管理,才能讓整個供應鏈隨著中心廠同步節能?
「我們請每家供應商指定一位聯絡窗口,」華碩品質長林全貴表示,他們在訂單系統中設有給供應商的技術規範網頁連結,供應商只要上網查看華碩有無下新單時,就會被「強迫」看到最新版本的節能技術規範,供應商必須依此提供產品,無法以「你又沒知會我」做託辭。
秘笈4:聰明配銷
在產品前端設計、原物料及零組件採購、生產線製程逐一細心拆解,找出節能空間之餘,產品出廠時的包裝運送也暗藏各種減碳撇步。
首先,「聰明包裝」就是運輸低碳化的關鍵。
「低碳」包裝「我們把15吋筆電原本890公克的包材減為620公克,」林全貴舉例,透過包材的減量和設計的改良後(如取消外箱,改以加強內盒強度取代),原本只能堆54台的空運棧板可以堆到78台,海運棧板則從90台增加到130台,一個40呎貨櫃因此可多放840台電腦,運輸效率提高45%,不但降低碳足跡,還省下大筆運費。
此外,運輸路線若能再縮短或合併,也能減少碳足跡的數字,尤其當某項產品的生命週期中,「運送」階段的碳排放是大宗時,更要重新調整。
比如農產品,生產過程單純,但卻往往從地球的東邊賣到西邊,或千里迢迢運送到遠地去加工,都會讓碳足跡飆高,不利於未來的市場銷售。
秘笈5:大家一起做回收
最後,原物料與產品是否能回收、回收料可被使用幾次、如何掩埋焚化等,都會牽動產品碳足跡的數值,若回收做的好,這部分的碳足跡甚至可能降為「負數」,足以「回沖」抵銷部分生產或使用階段的碳排放。
「回收再利用必須要讓下游回收廠達到經濟規模,有了足夠誘因,才是長久之計。」台積電許芳銘說,在對環境友善的理念下,他們不強調競爭而強調合作,近年台積電與新型回收廠的合作,就是個例子。
許芳銘以「抗靜電塑膠袋」的回收為例,這種台積電每月耗用量達5噸的晶圓包裝塑膠袋,因為內含鋁箔,原本無法回收,但鑑於這種塑膠袋耗用量極大(僅國內半導體及光電業每月就近百噸),又因為體積龐大,面對台灣掩埋場無處可闢建的窘境,以及全球半導體以「最終掩埋量」取代回收率的新趨勢,台積電於是動念輔導回收廠發展新技術。
在台積電支援下,回收廠在僅投資200萬元低成本的情況下,成功將鋁和塑膠「分家」:鋁可以做成鋁錠再利用,塑膠則回收做成布希鞋等產品。台積電還到同業公會和各科學園區「分享」新知,促使其他大廠也把塑膠袋拿出來回收。
「要減碳,只有一家企業努力是不夠的,必須要整個產業做、整個國家做,才會有效果,」許芳銘強調。
碳風險vs.碳商機做為台灣經濟支柱,高科技電子產業的綠色競爭力值得國人鼓掌肯定。然而,從目前台灣拿到的15張碳足跡認證半數以上集中於此,而至今傳統產業對CDP的問卷回覆率仍低、金融業甚至只有一家回覆,依此觀察,台灣整體產業似乎對碳議題不夠重視,對碳風險的管理也缺乏警覺,令有識之士十分憂心。
「台灣沒有開徵碳稅,溫室氣體減量法也在立法院躺了3年多,因此無法比照歐盟實施碳排放總量管制,」台北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教授胡憲倫分析,在鞭子和胡蘿蔔雙雙落空下,產業界既缺乏誘因又沒有壓力,當然樂得再苟延一陣子。
胡憲倫指出,一旦實施總量管制,國內各產業碳排放的「配額」必須努力「喬」出來,加上課徵碳稅,自然會形成「碳價格」的市場機制(碳權買賣),而帶動各行各業以減碳來換錢。
他以歐盟為例,1997年京都議定書出爐後,各國就訂出2012年的減量目標,而英、德等國在2005 年提早達成目標後,還再接再厲朝新訂目標持續衝刺。在政策帶頭鞭策下,激發出很多創新技術和替代能源,如今已成為其他國家難以匹敵的競爭優勢。
在低碳經濟已兵臨城下之際,除了高科技的綠色亮點外,政府和企業是否能正視全球暖化帶來的碳風險和碳商機,為自己、也為台灣再創高峰?顯然仍有許多努力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