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媒人海外知己——專訪荷蘭漢學家伊維德

其實伊維德教授有足夠的條件驕傲。

他卅一歲就升任中國文學正教授，卅三歲成為歐洲漢學重鎮——萊登大學漢學院中文系系主任，此後迭任萊登大學文學院院長、非西方研究中心（Centre for Non-Western Studies）主任等職。他的學術生涯一直非常活躍，已出版的著作、譯述近五十種，發表在學術期刊上的作品，就更不在話下了。

在目前歐美中生代漢學家中，現年四十五歲的伊維德教授，是一位相當被看好的佼佼者。

是嚴師，也是良友

像大多數樸實的荷蘭人一樣，伊維德每天踩著自行車上下班。集研究、教學、行政工作於一身，他也是漢學院中出了名的大忙人之一。圖書館吳館長私下形容他是「榮譽館長兼總督導」，因為伊教授隔不兩天，就要到館查詢：「那本香港剛出的書到了嗎？」「這本書不錯，圖書館該買本留著。」若是借到了中意的書，他總是隔天一定歸還。

教授借書、讀書的「嚴以律己」，也延伸到對學生的要求。吳館長常面對著央求救兵的學生愛莫能助——教授開的中文書單，一星期就要驗收成果，「原文書耶！」學生叫苦連天。

這位學生眼中的「嚴師」，也有他性情中人的一面。幾年前，在台北與之有數面之緣的清華大學中語系教授胡萬川，趁著客座巴黎的機會，就近拜訪伊維德。

有朋自遠方來，伊教授不但招待他住在家中，還在春寒料峭的復活節假期，每天一大早就親自蹬著腳踏車，送他到漢學院看書找資料，下午再去帶他回家；整整六天周到的招待，倒像個熱情好客的中國主人。在胡萬川口中的漢學家老友，自然是「發跡雖早，卻全無驕氣」的。

勇於挑戰，一帆風順

伊維德的求學過程，可以稱得上是一帆風順。他生於一九四四年，荷蘭東部的達倫區（Dalen），中學時就熱中於音樂、詩，和文學，並且一口氣讀完了荷蘭早期外交官兼漢學家高羅佩所寫的中國偵探小說。進入歐洲最古老的學府之一——萊登大學時，年輕氣盛的他選擇了當時自認「最富挑戰性」的中文系。

「因為大家都說，唉，中文那麼難、那麼複雜。所以，我想來想去，結果選擇了一方面歷史很久，可是文化一直到現在還活活潑潑的中國文學。」伊教授一口標準的中文，在未娶中國人為妻的漢學家中，是少見的流利。

大學畢業時，中國大陸正在鬧文革、台灣沒有獎學金。當時荷日關係非常好，每年有豐厚的政府獎學金，但全荷蘭學日文的學生大概不過二、三人，於是他這個漢學生，也得到了公費留學日本的機會。

一九六八年，伊維德先在北海道大學念社會學，第二年又轉入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從田中謙二教授學習中國古代文學。一九七○年學成歸國後，一邊在母校中文系任教，一邊寫博士論文；他在一九七四年得到博士學位，兩年後升任正教授。在惜教授職如珍寶的歐洲學府，尤其是人文學院，這樣的際遇，是少之又少的。

東方之旅的第一站——日本

作為家族中第一個踏上東方旅途的人，兩年的日本經驗，不但給了他深刻的印象，對此後的學術生涯也影響頗大。

「我到現在還習慣用『大漢和辭典』作工具書」，伊教授表示，比起歐美，日本漢學界的人數既多、用功亦勤，加上圖書館資料豐富，研究水準很高。

在日本，他也第一次領受到東方式的師生關係。他表示，「我們西方學生的看法是：我是一個『個人」，我是成人，我是大人，不要你管我。我要跟你學東西，可是不要你告訴我怎麼樣。」相形之下，東洋老師的審慎周到和關注細節、照顧生活，使伊維德至今心存感激。他不斷表示能跟田中謙二這樣的學者念書，「是我的榮幸。」

田中謙二教授是中國古代白話文學，尤其是戲曲的專家，不過伊維德的研究方向和興趣的確定，並不是自此伊始，只能說是受益良多。

「外國人注意就是好的？」

「漢學在西方的命運很奇怪」，伊教授分析，早在十九世紀，法國最有名的漢學家S. Julien和A. P. L. Bazin等人，就開始研究元代雜劇和明清小說。「因為那時候他們不太可能到中國去，所以除了研究白話小說、白話文學以外，沒辦法學習當代中國話」，他指出。

而本此基礎的下一代漢學家，則多以研究中國古代的哲學、史學為主。一直要到五○年代，白話文學才再度受到歐洲漢學界的注意。當時，捷克的Gustav Prucek、英國的Cyril Birch、美國的Patrick Hanan為白話小說的研究打出天下，因此，到了六○年代伊維德作學生的時候，白話文學已經成為漢學研究的「熱門」主題。

對於一般國人印象中，白話文學是「外國人先注意，中國人才在意」的說法，伊教授認為正好相反。他指出，五○年代白話文學在歐美的再崛起，追本溯源，應當是受了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胡適、魯迅等學者大力提倡俗文學的影響所致。

不過，他也表示歐美漢學界對白話文學的高度興趣和鑽研，對俗文學在中國正統研究中掙得一席之地，不無推波助瀾之效。

博中求通，廣中得精

在傳統中國文學的研究裡，的確曾有不少學者認為小說只是小說，算不得正統文學；而戲曲話本中的玩笑、諷喻，則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

到了沒有所謂「正統」包袱的歐美漢學家眼裡，小說和戲曲卻成了「活活潑潑」的文學瑰寶。伊維德認為，文人看重的經、史、子、集，是瞭解中國文化的淵源，當然重要；但活活潑潑的民間文學，也是真真實實的中國文化。而他最感興趣的，則是研究古典文學與民間文學的衝突與融合。

伊維德的好友胡萬川教授，與他研究範疇相近；專家看專家，他認為伊教授治學能從博中求通，先廣泛掌握「整體的面」，以達到「點的精通」。這從他涵蓋極廣的數十種著作、譯作中可見一斑。

以戲曲作例子。傳統的研究一向較偏重「曲文」，伊教授則同時重視道白、表演、伶人、觀眾、劇場的研究。胡萬川指出，研究誰在表演？怎麼表演？什麼人看戲？勾欄（劇場）特性？票價如何？的問題，以傳統的標準看來，似乎是難登大雅的細微末節，但是伊維德以社會學的眼光、文學的訓練所提出的研究，正是他對漢學界的貢獻。

以香檳的標準評斷紹興？

西方漢學在治學方法和研究角度上，常常能補中國學者之不足，甚至獨闢精到見解；但是也難免出現文化隔閡所產生的誤差。

伊維德的博士論文「早期中國白話小說研究（Chinese Vernacular Fiction--The Formative Period）」就在這個基礎上提出了他的看法。

「我研究白話文學，話本小說也好，章回小說也好，我覺得有一個問題：很多人說中國古代小說不好，沒什麼plot（情節）。這樣說不對，因為他們的立場是十九世紀歐洲小說的標準」，伊教授指出，這樣的標準，不只外國人有，不少中國學者也犯同樣的毛病。反過來說，早年林琴南翻譯西方小說，中國人也覺得歐洲小說不算小說，為什麼人物那麼少？故事又那麼簡單？

另外，也有人提出「中國古代小說不是真正的寫實主義」之類的論調，伊教授認為這同樣是錯把紹興比香檳的問題。「中國作家寫故事的時候，不會去考慮歐洲文學理論是怎麼說的」，他說：「他們不知道，他們不管，他們沒關係，他們要寫自己喜歡、讀者也喜歡的故事！」伊維德強調，中國小說有中國小說的plot；即使在中國小說裡，紅樓夢的plot和金瓶梅的plot也不一樣。

中國人的生活，要中國人自己搞

每個時代的作家、讀者、每一個故事都有自己的結構，而這個結構當然可能和歐洲的不一樣。因此伊教授認為研究者或評論者，必須先尊重中國小說的獨特性，才能再談其它。

伊維德對中國傳統小說、戲曲，投注了相當大的熱情。不過，對部分傳統之不存，倒沒有表現出「大為扼腕」的態度。

他認為文化是活的，所以不斷要變；正因為它不斷變化更替，才顯得出活力。因此，西方漢學家必須接受「中國人和西方一樣，已經活在廿世紀了」的事實。「荷蘭人對荷蘭文化有責任，中國人對中國文化有責任」，伊教授強調，「中國人的生活要中國人自己搞，人們喜歡這個就保存這個，我們外國人不可以要他們喜歡這個、保存那個」。

丟掉本位主義的框框，學會尊重另一種文化的特性，看來是個簡單的道理，但無論對東、西雙方而言，要真正拿捏到其中分寸，顯然並不容易。伊教授認為西方漢學家的身上至少同時肩負了兩種責任，「一個是搞自己的研究，給國際漢學界提供研究結果；還有另一個責任是讓一般國民瞭解、接納中國文化」，他說。

翻開伊維德一長串的著作目錄，可以很明顯地區分為兩類：以英文寫作的多半是題目專精、文章深入的學術論文；以荷蘭文寫作的，則是一些通盤性的譯介，比方說選譯三言二拍、聊齋故事、唐人小說、元明雜劇，或是白居易、杜甫選集等等。

忠於原著，不作節譯

這些作品中，有不少是第一次被翻譯成荷蘭文，也有許多已經有英、法，或德文等版本問世。如果要比較與其他的版本的不同，伊維德表示，他的荷譯本盡可能要求自己做到「全文翻譯」，非不得已，不作節譯。

以話本來說，許多譯本往往把作為引子的「入話」部分刪去，只譯「正話」。此外，話本中經常出現的詩詞、對子，也往往被犧牲。

伊教授認為，話本之所以為話本，正表現在這些獨特的結構和表達形式上，而辛苦翻譯中國文學作品，無非是要為讀者介紹與西方不一樣的東西，如果不能忠於本來面目，只翻譯出「故事」來，是很可惜的事。「我只是一個翻譯者，不是偉大的文學家。我翻譯的目的，是要讓荷蘭國民可以看到這種文學的真正面貌」，他說。

長篇小說最受歡迎

除了「全譯」的原則，伊維德的每一本譯著，都附上少則十數頁、多則數十頁的導讀介紹，不厭其詳地說明傳統文學的形式、結構、思想背景、社會概況等，述之不足，內文中再加註腳。

譯者諄諄，但出版社卻不大樂意——如此一來，恐怕讀者會誤把它當成難嚼的「學術鉅著」了。伊維德則堅持古代文學非這麼做不可。

一般說來，荷蘭讀者很喜歡看鬼故事（聊齋）、讀小說，也很能接受白居易；而小說之中，又以長篇小說更受歡迎。「中國的人名、地名，對荷蘭讀者或西方讀者來說，太複雜了」，伊教授解釋，短篇小說每一篇人物、地點、背景可能都不一樣，很容易搞糊塗；而長篇小說，如果記熟了其中幾個主要人物，反而可以「享受」久一點。

荷蘭是歐洲的上海

鎮日孜孜於唐宋元明的小說戲曲中，加上一口標準流利的中文，伊維德的神貌行止，儼然是個沉穩篤實的傳統君子。做為一個窮數十年精力於另一種文化的漢學家，他又怎麼平衡於兩種文化之間？

「很久以前英國人形容荷蘭是『歐洲的中國』」，伊教授笑說，英國佬的意思不大友善，是譏諷荷蘭人跟南洋華僑一樣，都是「小商人」。

事實上，中國和荷蘭可說是截然不同的兩個國家、兩種文化。他表示，中國非常大，文化的獨立性很強；而荷蘭是個列強環伺的歐洲小國。由於工、商業發展極早，國際關係也打開得早，他把位於萊茵河出海口的荷蘭比作「歐洲的上海」——國際性大，國民的心態也較開放。

他形容荷蘭人的民族性不像德國，或英法那樣強烈。荷蘭人的愛國心是：「啊！我不是德國人，我不是法國人，我不是英國人，嘿，我很高興！」而不是像英法德那般強調「我是荷蘭人！」

海外知己，願作「媒人」

前半生投入漢學研究，後半生看來也不會改變。伊維德對荷蘭文化的回饋與熱情，就表現在堅持以荷蘭文譯出中國文學作品，介紹給自己同胞。「我個人當然希望這樣的提供，對荷蘭的文化有一點影響」，伊教授認真地表示：「要做一個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媒人，我對中國文化的知識恐怕不夠，沒有做媒人的條件。」

年輕的漢學家伊維德「驕傲」嗎？或許，說他是「拘謹內斂」，更能勾繪出這位中國人的海外知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