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升格後的環保署和原來的環保局有何不同？

答：在組織上，環保局是衛生署之下的單位，層次低，因此在國家政策擬訂過程中，所能產生的影響力較小。現在升格為署，屬於部會級的行政院直屬單位，也就是把層次提昇到決策機關。

我以為這是國家三、四十年來很大的一個政策變化——將由以經濟發展為導向，轉變為經濟與環保共存共榮。

問：不可否認，經濟發展對我們仍很重要，未來當經濟與環保產生衝突時，你準備怎麼處理？

答：環保牽涉範圍本就很廣，不只經濟，也涉及許多範疇；例如交通，車輛會製造空氣汙染。因此環保署需面對許多「大單位」的壓力；我以為在開始制訂國家政策時，就必須和交通、經濟等單位充分溝通，透過立法達到管制作用，避免問題發生後再交涉的困擾。

另一方面，環保的成敗，不能只靠環保局升格或環保人員增多，很重要的一點，是要社會大眾有環保共識。

問：所以，環保社會教育將是環保署未來的工作重點之一？

答：未來環保署有六項工作重點將齊頭並進。

第一是建制，我希望在六個月內，把人手找齊，並完成政策的擬訂。

第二件事是做標準化的工作。大家都說環境一團糟，但汙染究竟嚴重到什麼程度，就需要調查，瞭解汙染程度後，再定出長、短期的改進目標。

第三是立法工作，目前水汙染防治法、空氣汙染防治法……等五個法有待修訂，也有許多法有待訂立。

第四就是社會教育。只有政府，不能解決問題，我掃地，你丟垃圾，我清河流，你汙染，環保永遠無法做好。因此社會教育很重要，我希望配合教育部、民間團體一起做。

第五是確實執法，過去法律的執行有鬆有緊，容易讓人存有僥倖的心理；確實執法，才能讓民眾清楚體認什麼可做，什麼不可以做。

最後是做防治汙染工程，這是國內很弱的一環，要長時間推動。

問：你曾擔任兩屆立法委員，與民眾密切接觸，對於有些民眾「自力救濟」來抗拒環境的破壞，有何看法？

答：我認為審慎立法，嚴格執行，才是化解這類紛爭的基礎。而立法的第一步就是舉行公聽會、聽證會，讓民眾、工業界、環保人士、立法委員都表達意見，大家溝通。經過這樣的程序，製定出來的法律會更周延，也是一個社會教育的機會。

若立法完整，理論上應可確實管制；有違反者，確實執法，施以處罰；若處罰還不足以遏止，就幫助抗議的民眾循陳情等法律途徑，避免民眾走向街頭。

問：民意代表的經歷，對你未來的工作，有沒有比較有利或不利的地方？

答：立法院是很好的訓練場所，使我熟悉政府各部門的決策過程與運作方式；也由於立法院中代表各個階層民意的代表聚集，使我養成從多角度看事情的習慣，比較不會有本位主義；加上我有民意基礎，和大眾想法又很接近，做起事來可以勇往直前。

我從未當過公務員，公務員的好、壞習氣我都沒有，等於是張白紙。我希望環保署能成為一個具有高效率、主動、反應快、親切等民間企業色彩的單位，我們的目的本來就是要解決問題，不是要管人、處分人。

當然，另外我比較佔優勢的一點就是和立法委員較容易溝通。

問：但民意代表的關說，常是環保人員執法的阻礙？

答：民意代表本就扮演把老百姓冤屈說出來的角色，雖然政府也有許多供民眾訴願的機構，但總是沒有民代直接指陳來得快。重要的是民代關說的內容是否合法；若是合法，可能是行政單位錯了，這種「關說」應該鼓勵。

進一步說，只要在法上站得住腳，說得出道理，歡迎大家——不只民意代表都來講，我都接受；反過來，不合法、不合理的，無論如何都不行。

我也希望利用民代「反關說」，使民意代表變成我們和老百姓溝通的管道。

問：民意代表有選舉的壓力，必須著力爭取選民，「反關說」行得通嗎？

答：事實上，就我所知民代也常處於矛盾中，要求關說的許多是少數利益團體，反而犧牲沈默大眾；我不願和民代站在對立的位置，而是互相溝通，解決問題。

問：你曾說環保署長是決策者，不需瞭解像焚化爐怎麼建這類專業技術；但一個大將若不瞭解軍情，能打勝仗嗎？

答：沒錯，政務官做決策一定要對事情全盤瞭解，但別忘了我是學科技的，防治汙染本身也是一種科技，我只不過由甲科技遊走到乙科技，並非完全外行。

我所謂的不必瞭解專業技術，是說不要自己去做環境的研究工作，這可以借重學者專家，可是當他們提出甲、乙、丙案時，我必須知道怎麼選擇一個最正確的方向去走。有一個例子是美國甘迺迪總統請邁那馬拉當國防部長時，邁氏說他不是學國防的，甘迺迪則回答，「我也不是學總統的呀！」

所以，問題應該是我能否在最短的時間內對環保業務進入狀況，和瞭解、分析、判斷的能力如何。我已花很多時間在這上面，有把握做好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