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燃燒灼熱的生命慢慢的燒
讓我睜大眼睛把一切都看清
把煙霧全部撥開
無悔無恨的走下去……
民國七十九年九月十七日晚上七點半,罹患肝癌的歌手薛岳,以這一首「灼熱的生命」揭開個人演唱會序曲,觀眾雙手拍紅了,為了他的歌、他的病、他的精神,為了——薛岳。
在五光十色的舞台後,八個醫護人員,伴著希望備而不用的氧氣筒、場外的救護車。
這些都是朋友們為他悉心準備的,他們希望老友盡情地唱,卻又擔心他不能撐完全場,因為這一天已經是醫生宣佈的最後生命期了。
「站在漆黑的舞台,長長的布幕還沒有拉開,你是否和我一樣在期待,一樣在期待。也許你曾經失敗,可是你沒有權利走開,你可知人生就像那舞台,不管你愛不愛。」
這是七年前薛岳剛出道第一張專輯的主打歌「搖滾舞台」。辦一場個人的大型演唱會,擁有自己的舞台、熱烈的掌聲,一直是他最大的願望。七年後,他辦到了——在他身體狀況最差的時候。

唱到末尾三首歌時,薛岳一邊捂著肚子,一邊唱,不時還對觀眾開玩笑,看得台下親人眼淚直流,姊姊到後台叫他別再唱了,卻改變不了他唱完全場的決心。(張良綱)
怎麼對自己說
去年十月,薛岳與「像是他二媽」、也是中廣資深廣播人的陶曉清,到北平與大陸歌手崔健暢談音樂,因感冒檢查出體內長有腫瘤,便回台灣開刀割除,當時薛岳以為麻煩已去,高興地向朋友展現身上「美麗的刀疤」。卻不知道癌細胞,已經悄悄佔領了他大半的肝。
相交十多年,知道病情真相的新笛唱片公司總經理王蕙鶯,試探地問薛岳「經濟狀況如何?可有出唱片打算?」薛岳都說不用。
今年三月,醫生告訴他只有六個月生命了,知道病情的薛岳幾乎放棄了自己。和每個在遭遇這突來命運的人一樣,他質疑地問天:「為什麼是我?」
「雖然他在人前沒有落淚,情緒卻非常低落,不輕易妥協的他,像是打了一場敗仗似的」,曾經是薛岳室友,也是歌手的林瓊瓏訴說薛岳當時的反應。
晚上睡前獨處的時刻尤其苦,薛岳告訴他最相知的王家棟:「好幾天沒睡了,想到生死就睡不著。」「大家都說我勇敢,其實我沒有,我常獨自躲在屋裡放聲大哭,哭過了,宣洩自憐的情緒,才以大家所看到的形象出現。」他的情緒、傷悲只留給自己,朋友也知道言語的安慰毫無助益,只能在一旁默默守候。

今年四月,薛岳隨民風樂府到美國巡迴演唱,除了知情的王家棟(右一)、陶曉清(右三)外,又有誰能從他泰若的笑容中,看出癌症對他的打擊?(張良綱)
只想問一問
四月底時,他隨民風樂府到美國巡迴演唱,在丹佛的一座大教堂中,寫下「只想問一問」的歌詞,問「生命的河水會流到那裡?時間的軌跡會停在那刻?」年輕的他不願放棄,卻也找不到答案。除了中藥、西藥都試,後來他更到大陸去尋找秘方,「當一位氣功師父將手懸在我的手上方,問我是否感覺到氣在流動,我的心往下沉,因為實在沒有。」心中再一次的失望,不過他卻找到了在美國「只想問一問」的答案:生命,生命在我手中。
「我的生命限期不遠,然而世上每個人的生命不都有限?生老病死,我不過少了個『老』,既然如此,不如面對事實,努力延長生命」,薛岳說:於是他開始看有關癌症的書,與醫師十分合作地按時吃藥、做檢查;他也和自己的肝說話,鼓勵「它」,懇求「它」支撐下去——他想靠精神力量多爭取一點時間,以完成想做的事。
如果到了末期,不能呼吸、疼痛萬分,身上插滿管子,他將請家人為他注射嗎啡減輕疼痛,並拔掉所有的管子。「讓我有『尊嚴』地死去,我不要仰賴管子,延續那已沒有生命的生命」,薛岳說出對死亡的態度。
而在拔去管子之前,他所要完成的仍是他一生專注的「音樂」。於是他主動去找王蕙鶯,開始籌劃在心中存在已久,一張有關生命起落的專輯——生老病死。
在唱片製作過程中,薛岳的病情曝光了,經媒體的報導,「失去聯絡」已久的歌迷寫信、打電話,甚至寄上秘方來祝福他,對這些不為他多年努力的音樂,而因病情一夕湧來的注意及關心,薛岳似乎感慨多於喜悅。

記者會上,薛岳希望大家注意他的音樂,不要使新歌發表會變成「醫學研討會」。(張良綱)
不說病情,只顧談音樂
在記者會上他說「今天來的記者,比我前四張新歌發表會總合的人數還多,……媒體的力量實在很大,在一個月內將薛岳變成英雄,一個奇怪的英雄。」
他的病痛日夜消耗他的氣力,不可諱言卻也是令他聲名大噪、紅透半邊天的絕佳武器。多年來為了一頭長髮,不肯妥協而犧牲不少上電視打歌機會的他,在考慮兩天之後,接受媒體採訪。是為了闢清他得了愛滋病的傳言?或是這回他妥協了?是媒體藉著炒他的新聞吸引觀眾、讀者?或是他讓媒體將他炒熱?答案不得而知,但結果已在眼前。
對於這樣的結果,新笛企宣部經理卜繁齡以為「凡事都有很多面,何不抓那令自己好過的一面,如果大眾因薛岳的病注意他後,能進而欣賞他的音樂,也是好的。」不過薛岳卻怕人們只好奇他的病痛,而忽略他的音樂,在專輯推出後,也因體力不足去應付,他推掉了大部分的採訪,受訪時只願談論「音樂」。

對一般人而言,一天六小時以上的練唱已感吃力,薛岳卻忍著病痛,堅持到底。(張良綱)
時不我予?
薛岳一直不是一個最紅的歌者,但他的認真執著,一向國內知名。他在而立之年出了第一張專輯「搖滾舞台」,在這之前的十年,他是一位用心的職業鼓手。
「樂團一般都很懶,薛岳卻要求一星期練四天,在深夜俱樂部打烊後,由一點練到五點,他可以犧牲睡眠、吃飯來打鼓,也要別人和他一樣。他不能容忍自己和別人一分鐘停止學習,能和他一起作事的人也不多」,和薛岳搭檔多年的幻眼合唱團團長韓賢光,相當佩服薛岳對音樂始終如一的狂熱精神。
逐漸的,打鼓不再能滿足他,「打鼓原是我最喜歡的,後來卻變成邊打邊睡,一個月六萬元的死工作」,薛岳表示。不願這麼過下去,他放棄打鼓生涯,放棄輕鬆就能獲得的財源,不留退路地要「做自己的音樂」。
於是他出了第一張個人專輯「搖滾舞台」,推出後「歌紅了,人卻不紅」。第二張專輯「機場」將他推到最高峰,接下來的「不要在街上吻我」銷售淒慘,第四張「情不自禁」則因唱片公司倒閉而告無疾而終。
對於充滿著自信,在家中廁所貼有「The best performer ever」的薛岳,一路的不順,令他有些「憤世嫉俗」、「偏激」、「對別人不屑」——薛岳的朋友這樣形容。
他實在不明白為何一些純靠包裝的歌星,竟能風靡大眾?老友蘇來形容他「想成功,卻找不到方法,日子總是用力的辛苦,卻求不得。」
從此他轉入幕後工作,製作了伊能靜的「十九歲的最後一天」、郭子的「純屬虛構」專輯,並主持廣播節目「午安陽光」。
今年八月中推出的第五張專輯,距離上一次的專輯,已有三年時間。
這一次,和以前一樣,除了必須全心投入、擔心銷售情況外;更難的是,他必須先戰勝對死亡的恐慌,及時時在啃噬著他身體的癌細胞。

薛岳和眾多好友,從死神手中搶來寶貴時間,完成這一場「灼熱生命」演唱會。(張良綱)
痛著唱
「錄音時很痛苦,我必須坐一張高腳椅,站時下盤沒依靠,氣會往下掉,而我肚子裡兩個肉瘤一直在整我,不知怎麼處理它,只希望它不要跑出來……」,薛岳說得冷冷靜靜,就像一般歌者在介紹新專輯時,談起錄音時發生的插曲。
在王家棟看來,他這樣對自己,簡直是「殘忍」,「不要說演唱會,單是生活對他都很艱苦,他很容易累,肢體有些不靈活,像是衣服穿不上、背癢抓不到,走幾步路就累。」
為了珍惜體力,薛岳該吃藥的時間一定吃,每天早上十一點到下午一點的休息時間,也會囑咐家人,不要任何人去打擾他。在配合新藥及意志支持下,他原本一天只有二小時的體力,慢慢好轉,一天往往為演唱會練上六個小時。
雖在病中,雖已走到生命末期,薛岳仍保持他一貫的堅持。「觀眾或許會因為我的病而買演唱會的票,但他們不會給一場不精彩的演唱會掌聲。」薛岳堅持要以他的音樂表現,而不是他的病情或勇氣,讓台下觀眾動容。就像在他在新專輯中的演唱,高亢處高亢,低迴處低迴,聲音中毫不洩露身體的病痛。

演唱會中,薛岳和好友司馬琦,以一首Star dust,展現他對音樂苦心學習的實力。(張良綱)
唱死台上?
對活在舞台上的藝人而言,人生真是如戲,唱死台上,有一種淒美的壯烈。沮喪時,薛岳也曾輕易地說過「不如唱死台上好了」的話。然而,現在生命是最珍貴的,他要完成一場成功的演唱會,不要做個「唱死台上的悲壯英雄」。
由於冀望太深,排練過程難免急躁。因演唱會頭一次和薛岳接觸的執行製作謝淑玲表示,「知道他身體不適,剛開始還真不知如何去面對,事情稍有不順,他常會發脾氣,知道他心急,但被罵還是很難過。相處幾天後,發覺反而是他自己常將生死開玩笑地掛在嘴上,竟是比身旁的人都不避諱。再有爭辯時,如果是他不對,我也會不客氣的回嘴了。」
同樣面對薛岳,比較感性的歌手馬玉芬,就無法那麼自若了,「心中很難過,又不能在他面前太感傷,怕在他面前失態,有時只有迴避他。」
原來,薛岳的仗雖只有他自己能上場,其他人只能在一旁,幫不上忙的給予精神支持,或時而幫他擦汗,或時而給他一個瞭解的微笑。其實他身旁的人也各有一些心戰得打——除了相處態度的拿捏,看到他不顧病痛地全神投入時,光是該支持他下去或勸他打住,就夠天人交戰,心酸又心疼了。

演唱會後,薛岳與最親的母親相擁。這場演唱會完成他畢生心願,也為他母親日後的生活籌了一筆基金。(王宏光攝)
我站在你這兒
對薛岳,這場他生命中第一場,也將是最後一場的大型個人演唱會,是實現自我理想的希望所繫;他那一群「掏心掏肺」的朋友,也是集友情、義氣、感佩等複雜情懷的全力投入。
從台上看得到的表演者,到幕後看不到的工作人員,除四位是花錢請來的,一切出力的人,全是恩義相召,不取分文。像歌手馬玉芬、許景淳為他跨刀,重為「合音天使」;他的外國室友司馬琦為他找來阿拉斯加四人樂團;老朋友幻眼合唱團放著自己將出版的專輯,全心投入排練;陶曉清、王家棟一旁默默守候,為他煎藥,替他開車。還有硬體的舞台施工、音響、燈光等工作人員…。
演唱會中,薛岳提及這些難得的友情,臉上現出光彩。擁有這些朋友,一向最令他引以為豪。
薛岳的固執、臭脾氣,和對朋友的義氣在歌唱界是有名的,歌手鄭怡就說「他固執的時候,令人想掐死他;可愛的時候,又令人不得不擁抱他。」
記得有一年鄭怡過生日,因為和男友分手,心情低落,到薛岳駐唱的西餐廳去散心兼探班,薛岳知道了,便帶動全場來賓為鄭怡唱了一首生日快樂歌。
陶曉清也記得,薛岳以「機場」一曲走紅時,為了提攜一起合作的幻眼合唱團,他到那裡都堅持要帶「幻眼」同行,即使一間窄不隆咚的錄音室,也只好擠進他們五個,連陶曉清六個。
如果還有明天
演唱會全場兩個半小時,薛岳或靜或動唱了二十幾首歌,穿插他所拿手的即興節奏帶動唱,從頭到尾毫無冷場。觀眾拍紅了手,來回應薛岳現場演出的魅力。
節目最後,薛岳以「如果還有明天」為句號,唱出「如果還有明天,你想怎樣妝扮你的臉;如果沒有明天,該怎麼說再見……。」他緩緩地對大家說「明天,一直是很美麗的兩個字,如果還有明天,希望大家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如果沒有明天,……」。薛岳有些哽咽,在他沒繼續下一句時,台下傳來大聲的回話「薛岳,一定有明天」。在唱後半場,一直是邊捂著肚子唱歌,邊談笑風聲的薛岳,眼眶也紅了。
九月十七日晚上,演唱會圓滿落幕,薛岳實現了他最後的心願,隨即告別朋友、歌迷,表示要「離開人群、放掉一切,安安靜靜地找回自己嬰兒般最純真、健康的胎息。」從他在演唱會中賣力沉穩的表現,沒有人知道是藥物發生了作用,還是他靠著一股意志,又透支了多少殘存的體力?
所有人都希望:答案愈晚揭曉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