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前途繫於我人之努力——中國國民黨中常會對香港問題之決議
文.社論(中國時報)
中國國民黨日前舉行中常會,聽取文工會主任宋楚瑜、外交部長朱撫松對「香港前途問題研析」報告,並由與會同志發表意見後,作成五點決議:對於英國與中共之間的協議絕不承認;對於港九同胞,將盡一切力量,維護其安全與權益;政府對港九僑胞所提出的十一項具體措施,決貫徹進行,並速即研訂各種因應措施,展開行動;粉碎中共破壞港九同胞的一切陰謀;同時,我們要向全世界揭發中共利用香港問題,對國際間及海內外同胞所作統戰伎倆,並堅持我們一貫嚴正立場,絕不與中共妥協。
英國與中共草簽所謂「協議」,不合法也不合理。但是,這一不合法不合理的事實既已存在,我們須面對現實,採取必要的行動和措施,使這一醜惡交易的損害減至最少。
首先,我們必須認識,英國與中共的所謂「協議」,是以1997年7月1日為分界點,也即是所謂「大限」。換句話說,在「大限」以前,還有將近13年的時間,香港還是現在的香港。13年時間,說短不算短,因為我們正可利用它來做很多事;說長也不算長,因為我們如因循蹉跎,一晃就過去了。所以我們務必要把握這13年的時間。
為了把握並充分利用這段寶貴的時間,我們首先要確定原則:在這13年中,我們必須堅持至最後一刻;我們與香港的關係,絕不輕言切斷;我們對香港的工作,絕不輕言停止;我們在香港的機構與人員,絕不輕言撤退。
不僅此也,我們還要在這13年中,對香港加緊關係、加強工作,使港九僑胞,獲得信心與決心,進行自救。
在民意的實力表顯之下,國際間會予以同情,加以聲援;中共也知所畏憚,不敢冒失。而港九僑胞的信心和決心,更可在「大限」以後,繼續壯大、發揚,使中共之「收回」香港,猶如吞下一顆炸彈。用不到50年,所謂「一國兩制」,勢將化為烏有——不是中共的共產極權制度吞沒了香港,而是香港的自由民主制度溶解了大陸。這正是我們在香港問題上旋乾轉坤的關鍵。
剝復之機,要看我們的政府與同胞在這13年間,有如何的作為,產生如何的效果。
其次,我們當然不能不替港九同胞設身處地想,他們有的是受不了中共暴政的凌虐而逃亡者,有的是深切瞭解中共政權的邪惡本質而堅決反共者——一旦被蛇咬,見了草繩也會怕。所以他們對「大限」,不可能不戒懼;為了不願也不敢在中共統治下過活,他們自然要作離港的打算。
於此,我們中華民國復興基地的全體國人,本著血肉相連、聲應氣求的同胞愛,當然義不容辭,要給予赤忱的歡迎。
行政院俞院長已於9月26日發表聲明,鄭重提出十一點來支援港九僑胞。誠然,其中列舉的若干措施,還是原則性的,需要針對實際情況,作具體而細節的規定。由於有13年時間作緩衝,愈到「大限」來臨前,情勢才會愈緊張。我們希望主管機關不要以為目前尚無動靜,就鬆弛了準備工作,待事到臨頭,措手莫及。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最近正利用香港問題,對國際間及海內外中國人,變本加厲地施展統戰伎倆,以此來誇耀其「勝利」,並企圖煽動民族主義的感情。
須知中英間不平等條約的廢除,是我中華民國政府領導八年抗戰所獲的成果,中共何得竊佔而侈言「勝利」?!英國與中共之「協議」,完全沒有港九同胞參與,更完全抹煞了港九同胞企望繼續過自由民主生活的意願,又何嘗與民族主義情感沾上一點邊?
我們為自由民主的信念而奮鬥,任何風浪都動搖不了我們的決心,任何橫逆都挫折不了我們的勇氣。正義和人性終必在培養砥礪中,發揚壯大,增強力量,贏得最後的勝利。到那時,香港問題才能作永久的解決。
面對香港問題再談民族主義
文.張忠棟(中國時報)
中共為了收回香港,和英國已發表聯合聲明,將讓香港在1997以後繼續維持現有制度50年,實行所謂「一國兩制」。
表面上看,中共從英國手中收回殖民地,達到部份民族主義的目標;甚至它同意香港制度維持50年,好像也在照顧一些香港居民的民權和民生。難怪中共和英國的聯合聲明發表後,竟也得到一些國際的好評。
民族民權民生三者一體
但中共在香港搞「一國兩制」,究竟能搞多久,卻不無疑問。
中共和英國的協議不過是以50年為期,並未保證50年以後仍將如此。而且鄧小平已公開表示,就是在1997之前,只要香港發生動亂,中共就會立刻駐兵。由此看來,「一國兩制」終歸是有時間性的,也許在50年之後,也許在50年之內,終歸還要回到「一國一制」。
民族統一是中共最大的考慮,香港居民的民權、民生是次要的。如果香港居民的民權、民生,暫時無害於民族統一,那就讓它暫時維持;一旦與民族統一不能相容,就要隨時取消。這種性質的民族主義,令人頗生疑義。
六、七年以前,民族主義就曾一度引起討論。當時中共希望海外的中國人「回歸」、「認同」,想要「統一」中國,所以打出民族主義的旗號。
也有些人有感於對外關係的挫折,又誤把現代化看成西化,所以也高喊民族主義。
然而民族主義和現代化是否絕對不能相容?我們所主張的民族主義和中共的民族主義有何不同?這些都是必須弄清楚的問題。
在那段時期中,我提出了幾點意見:
第一、民族主義和現代化並不互相排斥,而且是相輔相成。民生的改善是經濟的現代化,民權的促進是政治的現代化。唯民生改善、民權促進,才可真正提高中華民族的地位。
第二、中山先生講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三者合為一體,彼此密切關聯。單講民族主義,而不講民權和民生主義,還是達不到民族主義要求自立自強的目的。
第三、中共喊民族主義的口號,也許可以滿足一下大家的情緒,並不能真正提高我們民族的地位。另一方面,中共尊奉馬、列,搞國際共產、世界革命、階級鬥爭,摧殘人性,不承認人民的基本權利,實已違背我們民族的傳統和利益。
第四、中國未來的統一,應該統一於民主、自由、安定和繁榮,不是只為民族主義求統一,更不應統一於共黨的專政和極權。中共統治地區以外的中國人,應該建立民主自由的榜樣,以此號召大陸反共產、反極權的中國同胞。
中共體制難容香港制度
在幾年後看來,以上面幾點意見,來觀察今天的香港問題和中國的未來,仍然有其意義。
首先,有人會說,中共在香港問題上搞「一國兩制」,其實是很有誠意的,因為香港自由港地位的維持,對中共的經濟十分有利。「香港模式」的建立,將有助於解決「臺灣問題」。
然而這是從中共的立場考慮問題,而不是以香港居民的利益出發看問題。根本的問題,是香港的制度存在於英國體制之下,捍格並不大;存在於中共的體制之下,則有很多的矛盾。譬如自由經濟和統制經濟,健全的法治和共黨的權威,思想言論的開放和教育學術之定於一尊,中共是否能容忍這類基本矛盾的長期存在?
內部動亂憑何妄想統一
進一步看中共本身的問題。香港制度如果真能維持50年,50年以後,中共可能也有變化,乃至中共和香港的矛盾,也許出現甚麼解決辦法。但就目前實際的情形來看,前途絕不樂觀。
在過去幾年之中,中共配合對外開放和對臺灣的統戰,開始進行「四個現代化」,開始「經濟學臺灣」。「四個現代化」也好,「經濟學臺灣」也好,不幸始終是中共內部爭論的焦點(便是所謂自由經濟和統制經濟的爭論),也是鄧小平、趙紫陽一派,和李先念、陳雲一派的爭論;這種爭論的持續,定將演變為中共內部不斷的政治鬥爭。
即便爭論可以解決,「四個現代化」和「經濟學臺灣」能順利推行,下面的問題,則是中共經濟科技改革的成績,究竟能以多少用於富裕民生?
到現在為止,中共的改革也只是要做到「船堅砲利」、「國富兵強」,並不比100多年以前的李鴻章等人更高明。同時在「黨的利益高於一切」的思想之下,財富增加之後,先要提高「黨」的收入,先要提高「一黨專政」的「政府」的收入,人民收入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都要放在第二步。
在民權方面,中共所能做的,尤其有很大的限制。馬列主義與專政極權是要堅持的,所以中共大吹大擂地搞「四個現代化」,對政治的現代化總是絕口不提。
現在大陸已有許多年輕人要求民主,要求法治,要求「第五個現代化」,從較早的魏京生,到目前在海外辦「中國之春」的一批人,都是明顯的例子。這樣的要求將會持續擴大下去,中共將會愈感招架無力。內部的政治擺不平,中共憑甚麼妄想民族統一?
使臺灣成一盞政治明燈
我們在臺灣,要實行三民主義,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理想原則都十分正確。
六、七年以前,我們談現代化和民族主義,著眼點也在好好實行民生、民權,庶幾得到具體的成績,內以安定臺灣,外以號召大陸,最後水到渠成的完成民族統一。
我們深切相信,中國的統一不能單憑空洞的民族主義。惟民權的充實、民生的繁榮,才能提高民族的自信,才能增進民族的和諧,然後民族自然合而為一,才能成為真正強大的國家。
我們國內應有的作為,便是在民權和民生既有的基礎之上,再作加倍的努力,以爭取本地同胞的團結,以爭取香港和海外同胞的共鳴,以爭取大陸同胞的歸心。
中共急於接收香港藉此緩和內部怨氣
文.徐恩奎(中央日報)
——我應妥善處理並掌握復國契機
「在現階段看來,香港問題似乎是香港同胞的噩夢,也是我們的難題。但長遠觀之,香港問題卻可能是中華民國反攻大陸政策實現的契機,我們對此問題應妥善處理。」
在談及香港問題時,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邵玉銘,作了上述表示。
邵玉銘指出,歷年中共從香港方面吸收了佔其總數36%以上的外匯,從純經濟的觀點來看,中共大可採取處理澳門的模式(繼續讓澳門由葡萄牙管理),但中共不由此途,積極準備在1997年接收香港;「由此可見,中共在處理香港問題上,政治考慮的因素重於經濟。」
中共接收香港能獲取什麼樣的政治利益?邵主任表示:「其目的在向中華民國進行統戰,企圖藉處理收回香港的模式,進一步孤立中華民國,甚至使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發展的最後一線希望——中華民國,完全置於其掌握之中。」
邵玉銘指出,鄧小平上臺後,礙於現實,不得不實施對外開放政策;「鄧小平對外開放,原是希望藉此緩和內部對中共政權的怨氣。但對外開放,卻使大陸發展出『慾望上升的革命』的潛在可能性。尤其當大陸同胞瞭解我們經濟繁榮、民生安定後,其與大陸貧富的對比,更使大陸同胞厭棄中共政權。這便使得中共更急於想摧毀中華民國,以去除其背上的芒刺。美國眾議院議長歐尼爾訪問過大陸後,疑惑道:『中共今天何以撇下那麼多必須解決的急務不辦,卻老談對臺問題?』就是這種心態的表現。」
但是,中共染指香港,有十足的潛在危機。邵玉銘指出,香港是一個高度發展的工商社會,它的繁榮進步,除了香港居民的努力,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制度,是其繼續發展的更重要的基礎。但以中共過去卅多年的表現,及共產主義潛在的排他性、侵略性觀之,鄧小平所謂的「香港可以繼續現行制度50年」保證,乃至所謂的「一國兩制」,將被證明完全是謊言。
「一旦中共在處理香港問題上露出敗相或猙獰面目,則其統戰伎倆將被完全拆穿,甚至引發其內部更大危機。」邵教授預測。
邵玉銘又表示,沒有香港問題,國際上或許還體會不到,中華民國與中共之間,為生活方式、為國家發展模式的對抗是那麼尖銳,「有了香港問題,海峽兩岸的對比再度被世人所矚目。」
因此他認為,我們務必盡全力來妥善處理這項無可避免的挑戰,「要讓全球僑胞體認到:當中國人有難時,真正能幫中國人解決問題的,是中華民國;要讓大陸同胞認識到:中華民國光復大陸的政策,是有積極作為的。這樣,當順天應人的革命契機來臨時,才能獲得裏應外合的助力。」
一位外國教授談香港問題
文.高榮禧譯(本刊編輯刪節。)
今年六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在臺北主辦第十三屆中美大陸問題研討會。會中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教授Chalmers Johnson提出論文TheMouse-Trapping of Hong Kong: a Game in Which Nobody Wins. 文中詳細分析了1997香港問題的來龍去脈和中共的手段及目的。
英國政府許久以來,一直承認香港的特殊情況。1983年6月22日,女王在國會開場白(文稿為柴契爾政府所擬)中,清楚區分底下三者:對福克蘭群島,英國負有「義務」;對直布羅陀,英國有過「承諾」;而對香港,英國有「計畫」。
工黨老早想擺脫香港,因為他們認為香港是英國工業的競爭者。而柴契爾政府,也沒有面臨任何國內政治或輿論的壓力,需對香港達成具特殊成果的談判。
香港不應被視為英國的殖民地,是因實際上英國並未在此殖民,該領土98%的人口是中國人。我們可從1951年起英國陸續制訂的國籍法規中看出,英國否定香港人成為英國公民的權利,香港人也沒有權利到英國本土定居。
香港並不是英國所建設的,而是自大陸逃亡及移出的中國人所建設的。
香港作為英國通商口岸,已有140年歷史,但直到1949年方顯示出它的重要——當時共黨奪取了大陸。而自1951年起,由於中共參加韓戰,聯合國通過禁止與中共通商的條款,香港於是開始它的三項主要任務:第一、成為逃避共黨的大量中國人的避難所。第二、中國大陸賺取外匯的主要出口市場——這些產品無法在他處以如此的數量販售(例如中國食物、藥材及水)。第三、整個太平洋地區和世界的金融及製造中心。
1983年6月25日,鄧小平接見參加「人民代表大會」的香港及澳門代表時(在柴契爾夫人訪問後),被詢及為何不維持香港現狀,他答道:「假使我同意延長租期,我將成為李鴻章第二。」
1983年8月15日,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對日本新聞記者說:「我們認為所謂的香港三條約是不平等條約,但它們的存在是件事實,而且上面清楚載明1997年6月30日到期。我們不希望提前或延後這個日期,我們將在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我們的態度是尊重歷史。」
然而,中共是根據自己的好惡來決定尊重那些歷史。譬如,對1950年後的香港發展過程,它毫無興趣;而其本身的經濟試驗和社會控制欠缺考慮,造成更多人移居香港的可悲紀錄,它也毫無興趣。反倒是對於臺灣,中共又尊重起歷史來,始終強調臺灣與大陸在文化上的一致,而忽略島上近卅年的傑出成就。
鄧小平為何害怕自己成為李鴻章第二呢?可能有下列三種理由:
(一)柴契爾夫人對他提出了條約問題,沒有任何政治「領袖」能讓此事不了了之。
(二)儘管鄧小平及其他經濟改革者強烈希望不要去干擾香港的現狀,但他們在國內政治鬥爭中,容易被冠上「在愛國主義上軟弱」的罪名而遭傷害。
(三)所謂「民族主義」,是中共刻意用來混淆香港輿論的工具,同時為了軟化臺灣,因為臺灣是香港競爭中的最後對手。
鄧小平很清楚,自1969年至1982年間,大部份大陸的高級官員,都希望保持香港與澳門的例外狀態,方能滿足中共的某些目的,並從中謀取利益。
在1974年葡萄牙政變時,中共政府拒絕了葡萄牙政府將澳門歸還的建議。而在次年跟葡萄牙籤訂了一項協議,建立中共對澳門的主權,而治權卻仍給葡萄牙。
中共之所以容忍在它南方邊境上有被分割的領土,主要理由是經濟方面的。大體上說,中共是利用對香港貿易的收益,來彌補與其他國家貿易的赤字。
香港對中共經濟現代化的價值,在今日比過去更為重要。那麼為何領導現今中共經濟現代化的鄧小平,寧可冒險減少自香港的收入,而擔心讓人指責為李鴻章第二呢?——以前並沒有人這樣去指責毛澤東或周恩來!
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中共並未把經濟發展看得那麼重要,在中共統治下的大陸,仍是政治掛帥!
其次,中共對香港有不少誤解,那就是它不時提及大陸對香港繁榮的「幫助」。以下是大陸報紙的一段報導:
「去年(1983)5月中旬,北平到廣州的鐵路被洪水沖斷,好些站的運輸也暫停。儘管如此,感謝內地各省的努力,對香港的供需仍綿延不斷地繼續。舉例來說,湖南和江西省改由公路匆忙運來豬肉,山東及遼寧省由海路運來了尚未屠宰的牛羊,而廣東、福建及廣西自治區,也以船運來了其他的新鮮食物。北平到廣州的鐵路雖中斷兩星期之久,對香港必需品的供應卻絲毫不受影響。很明顯的,如果沒有中國大陸經年以穩定的價格、毫不中斷地供應日常必需品,香港的通貨膨脹勢必更嚴重。」
同樣的論調,新華社最近也以大篇幅論述:「中共為協助香港繁榮穩定,作了相當的犧牲。」主要例證是:中國大陸對香港的投資,以及「對香港衛生紙的供應」!
可能鄧小平與他的同黨並不瞭解香港的經濟情況,高估了他們能治理它的能力;復又接受了他們爪牙所做關於香港的不實報導。更有甚者,這些理由都不足以涵蓋,因為中共30年來不插手香港事務,香港方能建設發展得如此繁榮的事實。
因此,究竟為何使這「李鴻章第二」的憂慮發生?根據某些證據顯示,鄧小平在1982年裡,對香港並無固定政策,同時對柴契爾政府開場的香港談判,當時亦無甚反應。
由於英國政府不欲將香港歸還中共,便著手於1982年進行對香港未來的談判,因為這個時機看來頗好:在倫敦柴契爾的保守黨政府,剛打贏了福克蘭戰役,鄧小平的權勢也如日中天,而中共此刻正發起重要的經濟改革運動,並向民主開放。這些條件對英國而言,似乎正宜提出香港租約到期後繼續永久統治的談判。
然而一廂情願、缺乏良好準備及能力不足,使這事出了差錯。
柴契爾夫人於1982年9月訪問北平,她斬釘截鐵支持19世紀條約的合法性,甚至走過頭去形容那段中英關係是:「19及20世紀時,中英文化與科學有友好及緊密的接觸……」,柴契爾夫人於是激起一項「毫無目標、早熟、而潛在有害的爭論」。
鐵娘子企圖說服鄧小平,卻使自己失了足。鄧別無選擇,只能與她的觀點起衝突。新華社當她一離開北平,馬上就提出反擊言論:「我們必須指出,關於香港地區,19世紀所簽的條約,皆是英方帝國主義船堅砲利政策下侵略中國的產物。這些條約中國人民被迫接受,是英方烙印其帝國主義劫掠中國領土的鐵證。中國人民始終認為這些條約不合法且無效。今天,無論任何人試圖重提這些非法條約,徒將喚醒英國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的記憶。」
因此,柴契爾夫人無意間業已使關於香港的談判,陷於可能最差的基點上。她使得香港成為激發中國人愛國心的踏板。鄧小平自然也被激怒,無法忘懷這項侮辱。
縱然如此,鄧小平當時心中尚有其他重大事務縈繞。他最關切的,是如何以年輕人取代老舊幹部,及除去毛澤東派的最後痕跡。他的對手也一直伺機挑他毛病,譬如與美國談判的武器軍售臺灣,及與日本爭議的竄改教科書等問題。
然而,柴契爾夫人一來就談這不平等條約的有效性,就算鄧小平同意這些條約全然有效,依照條約第三項的內容,在1997年香港至少也要失去它89%的領土(歸還中共)。這點本來尚無人提及,但既然柴契爾夫人提出了,鄧小平只有先下手為強,免得柴契爾夫人佔著先機與他對抗。
依此觀點,真正的問題不在領土的收復,而在中共黨派間的權術運用。因為派系間爭相聲稱的「純潔愛國情操」,對鄧以及他的反對者言,都是重要武器。
自柴契爾訪問北平後,中共便發動了組織周密完善的「統一戰線」的策略,企圖達成多方面的目標:一方面想攫獲香港,一方面想促使英方合作,避免香港問題國際化。最重要的,是使當地居民溫馴,並離間他們,使其力量分裂。
這意味著中共對香港的策略,只是共黨政權企圖與民族主義結合,並逐步使臺灣納入其控制之下。
香港的事實,正意味著:中共政權只要能朝主要目標邁進,便不惜冒經濟倒退的危險。既然他們意識到香港的發展,正可提供來年解決臺灣問題的參考,因此興趣愈來愈濃,轉而改變初衷全力以赴了。
中共政權對外政策的真正目標,是偽裝在人們出於自動自發、且有群眾支持的外觀之下的。
統戰的關鍵內容如下:
一、在目標區域製造並使用戰線機關與人員。
二、製造模糊而乍聽可信的糖衣口號,並使用它們以避免顯露中共真正的政策。
三、動員中共的宣傳工具,攻擊其現行談判對手,使對方孤立。
四、利用事先同意的規定,例如秘密談判,使談判對手陷入守勢。
五、獅子大開口——意即公開「不具談判可能的要求」,作成單方片面的聲明,操縱國外的報紙,控制會議程序,牽扯最高而有新聞價值的政治人物。
六、側邊交易——私下協定,略施小惠,例如,對方合作的話,將答謝以擴增與中共的貿易;若談判成功,給予某些注重私人利益者好處;對第三黨派勢力則應允某些條件,促其不與對手結成聯盟;在國外政治領袖訪問中共時,承諾對其總統大選活動予以協助。
以上內容之任何一項,均已用於中共對香港的統戰上。中共「人對人」的外交策略,以及故意將協定內容經新聞媒體洩漏的手段,僅其中一、二。
香港問題的談判,中共最基本的立場,早在1982年10月就已為人知曉。其要旨如下:(一)恢復對香港的主權及行政權,缺一不可(亦即非澳門模式)。(二)依1982年中共偽憲法第31條規定,香港在1997年後將成為「特別行政區」。(三)「港人治港」,但缺乏實際施行的細節。(四)同意香港在「一段長時間內」,其社會經濟的結構不作改變。
中共花很大的心思,慢慢一步步把它的立場介紹出來,以便讓人接受。並讓人覺得,這是出於對英方極端立場的合理反應。
英國一直以為可藉談判將租期延長,但漸漸發現是行不通的,因此放棄企圖保持香港現狀的主張,轉而尋求澳門模式——亦即主權歸中共,而治權歸英國。然而英方所採的這派主張,又導致了中共統一戰線的高潮。
這個階段的頂點,是「黑色的星期五」及「黑色的星期六」(1983年的9月22及23日),當天港幣跌到9.55元換一塊美金的低價。北平譴責英方玩弄「經濟牌」,並強烈否認港幣遽跌是香港人對中共毫無信心的表示。然而後來傳出,當經濟恐慌之際,當地的美元最大購買者,卻是中共在當地的代表:中國銀行!
在此階段中期,中共宣稱,若到1984年9月尚無法與英方達成協議,中共便將片面宣佈其對香港的計畫。
英方終於認輸了。中共的宣傳活動立刻停止,並熱心於回到談判桌上。
談判又再開鑼,英方只能試圖訂下香港人民自治的細節,亦不過是找片葉子來對香港問題遮醜罷了。
1984年10月20日在香港,英國外交大臣侯艾便宣佈了眾所周知的一件事:「協議的條件尚須斟酌,但我應當告訴你們,想要達成在1997年後英國仍繼續治理香港的協議,是不實際的。」這項聲明令人憶起,1973年華府與河內所達成的決定越南命運的協議。
有一事值得一提,香港最大的兩個投資國:美國與日本,在整個談判過程中一直保持沉默。某些證據顯示,中共曾私下向他們保證,英國撤手後,他們仍可自香港獲益。
柴契爾夫人曾公開提到,任何中英間有關香港的協議,必須要為三方面所接受:中共、英國國會、香港人民。她與英方發言人都引用了「三腳凳」的比喻——假使三腳凳任何一腳不穩,凳子便會垮下來。而事實證明,香港人民並無表明意願的權利,且中共一直無所不用其極地離間香港人的意見。
儘管柴契爾夫人允諾要與香港人民協商,但實際上根本不可能。伊凡.魯阿德在1962年曾寫道:
「儘管少數中國人被任命為上下兩院的非正式成員,但居住在香港的中國人,既不能、也不關心治理香港人民的方式。」
「香港島上的憲政,迄今維持著它在1843年被引進殖民機構時的景況。」
「三腳凳」在1983年夏天叫得最響,尤其在第二回合的每月定期談判中,英國使香港總督——前英國駐北平「大使」尤德,加入談判的行列。在7月7日的記者招待會,尤德曾回答他是代表何人的問題:「我是香港的總督,……我代表香港人民!」
中共「外交部長」隔天回覆了這個問題:「尤德先生將以英國政府代表身份參與會談,他代表英國政府!」
中共同時還採取行動,拒絕了香港政府新聞處處長曹廣榮申請去北平的簽證,他準備和尤德同行。因他先前激怒過中共:他曾告訴英國報紙說,如果香港將來為中共統治,他一定會遷離香港。
對於這些事件,英國方面並未提出抗議。尤德加入了英政府官方談判的隊伍,曹仍留在香港。
香港人民沒有任何代表前往參加會談。
中共認為它本身就是香港人民的代表,因為中共是香港人民的「同胞」。事實如何呢?香港人是如何看待此事呢?
至少有五種合乎科學的民意測驗在1982年5月到1983年4月間進行。
最早的民意測驗顯示:70%的香港人喜歡「保持現狀」,以解決香港問題。
較晚的在1983年4月所作的民意測驗顯示,95%的香港人不願香港有任何改變。只有42%的香港人覺得可以接受香港成為中國大陸的「特別行政區。」
而當問卷改為「歸還香港給中共」時,支持者跌到26%。
最能揭示測驗內容的是:超過22%的香港人(1982年6月的民意測驗)——多數是15歲到34歲之間,將會「想盡各種辦法離開香港」。也就是將有71萬人會設法離開香港。
如此激烈的反應,也難怪中共對民意測驗、議會辯論、正式或非正式的公民投票,都稱之為「輿論牌」,而不予理會。
更重要的,中共非常成功地反擊與混淆了大眾的意見。它伎倆的精華處,是先將自己與「中國」合一,完全避免提及「共產黨」;而將反對者描述為叛逆,並引發極複雜的情緒反應,使人無法平和理性地論辯。
「香港人能自行管理香港嗎?」這問題本是能合理討論的,中共卻將之轉為:「中國人難道不能比英國人將香港治理得更好嗎?」這樣一來,討論的範圍便被侷限了。
如果問:「你願意在1997年後讓中共治理嗎?」大家便能合理討論;但變作:「中國對香港沒有主權嗎?」話題就打不開了。
中共由於巧妙地利用這「政治武器」,便能有效防止香港人民企圖影響未來命運的團結與努力。
到底是留在香港或是離去?及早移走財產或準備逃生的途徑?……每家每戶都私下盤算著,而卻未凝聚作為政治抗議的一部份。
大多數香港人民已為1997及早作準備。據可靠的估計,單以1983年上半年而言,資金外流高達7億7千萬港幣。還有無數的富商巨賈,已悄悄將事業移走。
而中共亦已派遣數以百計的核心幹部進入香港,從他們穿的服裝式樣一眼就看得出來。某些香港居民似已逆來順受地,準備讓他們接管。連買房子都不再買大廈了,許多人開始對四、五層的公寓感興趣,原因是:「唉,中共管什麼都管不好的,電梯一定也會頻頻故障。既然知道將來一定得爬樓梯上下,還是買矮一點的屋子吧。」
讓我在此為本文下兩個結論:
其一,「民族主義」是中共今日政治的首要原則——並非經濟改革或開放民主。
其二,1984年1月,中共「總理」趙紫陽在渥太華演說道:「我們對香港將採取的政策,也都可以拿來對臺灣應用,或適用於更多地方。……」臺灣豈不已受到警告?!
香港問題之所以危險,是因中共要以香港為據點,大幅進行其統戰活動,自由中國臺灣必須準備應戰。
其間最重要的,是人民的自發自決,此事重於一切。香港人民由於對政治欠缺自覺與警醒,以至於對自己的未來竟無法參與意見,而任人擺佈,一切成為被動。這個教訓,值得所有愛好民主、自由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