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匣匣線裝書,都是龍彼得廿、卅年來苦心蒐羅的成果。
「明末的書籍有多貴?」
這麼一個瑣細、卻對考據書籍版本及學術流布極為重要的問題,常被一般學者忽略;就算有人想到了,也往往因為無處找答案而不了了之。
但請教龍彼得教授,他立刻胸有成竹地翻出十來個例證!
「廣、遠、精、細」,甫退休不久的英國牛津大學中文講座教授龍彼得對傳統中國的了解與宏觀,實在令人驚服。
踏進龍教授家,第一個印象就是:「哇!這麼多書!」三公尺見方的電腦室牆上,滿滿堆放著一匣一匣的線裝書;一個明亮的大客室中,簡繁並列的中文書之外,日本、英文、德文、法文……,其中有討論中國各省各縣傳統戲曲文學、舞蹈、音樂的;有關於中國各地民俗節慶及宗教信仰的;有各類和書目學、版本學有關的工具書……,若再加上樓上書房珍藏的書籍,「劍橋大學圖書館榮譽館長」龍彼得的家,本身就是精美豐富的圖書館。

窗前的中國擺飾,每一件都有不同的來歷,都是龍彼得珍愛的。
獻身牛劍,作育英才無數
一九二○年生於荷蘭,畢業於歐洲漢學重鎮之一——萊登大學,龍彼得旋即轉往劍橋任教。一九七二年開始,又擔任牛津大學中文講座教授,直到一九八七年才退休。在這數十年間,牛劍漢學的發展,龍彼得功不可沒。
「今天英國六所大學的中文講座教授都是劍橋的『同門師兄弟』,也都和龍彼得有師生之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講師盧慶濱指出。因此一提起英國漢學界,「龍彼得」三個字總是人們第一個想到的。而他在一九八二年榮任「歐洲漢學研究協會」會長,可算是眾望所歸。
為什麼對中國有興趣?龍彼得教授似乎一時難以作答。他瞇起眼、噴兩口煙、沈吟片刻,才慢條斯理地說:「其實,我對很多事情都有興趣——會選擇念中文,也純粹是為了興趣。」
研究中國,可以藉機去遠方旅行,去看「不同的世界」,這是龍彼得年輕時的夢想。可惜的是,求學期間,正值二次世界大戰,要去烽火遍地的中國旅行是要冒著生命危險的;大戰結束後,中共又實行「反帝反美」的閉關政策,即使是外國學者,也難一窺竹幕面貌。

台灣的民俗宗教極具特色。圖為台南嶽帝廟中,道士吹法螺、辦法事。
崇尚傳統,重視鄉土
當然,龍彼得後來也去過大陸四次、台灣六、七次,以及東南亞各國,但「太晚才開始旅行,又有家庭、工作牽絆,沒辦法長期停留,所以『國語』說得不好」,龍彼得提起來頗感遺憾。
在劍橋教過中國歷史,龍彼得對中國從古到今的演變有整體性的認識。「而要了解中國這麼一個複雜有趣的民族,選擇地方戲曲及民俗信仰等,『從未間斷的活傳統(Living tradition)』是最恰當的途徑」,他表示,選擇專研閩粵戲曲宗教,是有全盤性考慮的。
「不論方言文學、地方戲曲、或是節慶儀典,都是屬於平民的、是根植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而古老的中國在這方面的寶藏實在驚人——每一省、每一縣、每一區域,都有自己的戲劇形式、自己的傳統,常令龍彼得有「進入寶山」之驚歎!
潮戲、泉戲、福佬戲、興化戲……,掌中戲、傀儡戲、歌仔戲、梨園戲……,龍彼得對不同地方、不同劇種的戲曲,都可以如數家珍,彷彿是從小聽慣看慣的。去年十月到十一月間,台北「漢唐樂府」前往歐洲巡迴訪問,也是在龍彼得鼓勵安排下成行。婉約典雅、歷史久遠、有「華夏正聲」之譽的南管,對龍彼得來說,竟遠比「不過一百多年歷史」的平劇要有趣得多。
崇尚傳統、重視地方色彩及平民風俗,是龍彼得最堅守的信念;而藉著實地的探訪,做「田野調查」來獲得「第一手資料」,則是他最引以為傲的事。

龍太太出身荷蘭世家,精通日文,是龍彼得事業、家庭的好幫手。圖為龍氏夫婦攝於自宅前。
實地接觸,眼見為信
「龍教授不像某些把自己埋在書堆裡的漢學家,他是真的一有空就往中國社會跑,和當地人打成一片」,受教於龍教授多年的台大外文系教授王秋桂很佩服這一點。
專研閩南方言、和龍彼得有近卅年交情的前台大中文系教授吳守禮,則對龍彼得常去台南參觀尫姨做法事(為死者和活人傳話)、收集用閩南語寫成的牽亡歌唱本的事印象深刻。
龍彼得對於辦喪事時,有道士用方言吟唱經咒的「做功德」很感興趣,在台、港、新、馬……各地,他參與過不下百場的「做功德」。喪儀完畢,還和道士們又吃又喝、席地暢談。「有時候他三更半夜趕著去看某地舉行的宗教儀式,騎輛摩托車就上路了」,王秋桂形容。
「一般國人看到喪事、法事,總是避之不及,但龍教授則沒有這些傳統禁忌」,吳守禮進一步指出:「像喪事中常搬演用來『止煞』的傀儡戲,民間視為『不祥』,禁止小孩子觀看,龍彼得卻很認真地整理研究。」
做「田野調查」時,混雜著國語、台語、英文、日文(老道士多半受過日式教育),龍彼得和道士及戲班演員們溝通尚無大礙。更重要的,他真心尊重這些鄉土人士。他常說:「道士、戲子有時候比大學教授懂得還多」,——大學教授固然學養豐富,但也難免視民俗活動為「落後、迷信」而不值得深入研究,令他頗不以為然。

傳統劇場的活力扎根於民間參與,在肅穆沉靜的同家劇院中搬演,還不如搭"野台"來得有親和力。
「不要丟棄自己的文化特色!」
「某次我問一位學者有關『遊行』(出殯、迎神等)的事,他卻一副鄙夷的表情:『現在沒有那些迷信活動了。』可是我才剛在街上親眼目睹一隊遊行隊伍經過啊!」這已是廿幾年前的事了,但每次提到地方民俗沒受到應有的尊重,龍彼得總顯得憤憤不平。比起台灣逐漸覺醒的本土尋根意識,龍彼得足足早了廿多年。
正因為「田野調查」的工夫下得深,龍彼得不僅擁有許多民間友人,也有許多國內學者「聽所未聽、聞所未聞」的資料——錄音帶、道士戲文、歌仔冊、各種珍貴版本、口述文獻……等等。
「龍教授的博學就是這樣長年累月累積起來的」,吳守禮說。而做學術研究的人都知道,若是沒有「博學」做基礎,遇到瓶頸時就常會因為無法突破而擱淺。龍彼得見多識廣、觸類旁通,所以常能在「緊要關頭」為其他學者「指點迷津」,這也是他為人樂道之處。
此外,豐富的人類學、社會學涵養,也有助於龍彼得深入了解各種文化,避免「斷章取義」,有所曲解。
「龍教授看任何劇場,都不會脫離這種劇場特定的context(背景環境)」,王秋桂表示,例如介紹「道士戲」,有些學者往往單抽出某一個道士戲戲文(劇本)來討論,龍教授卻更注重整個道士戲的背景、源流、前因後果,釐清定義、交待完整,這些方法學養,往往是國內學者所欠缺的。
「傳統」更是龍彼得念茲在茲的信條。因此,布袋戲搬上電視,加上各種聲光音效,還不時穿插日本歌或西洋熱門音樂;或是歌仔戲企圖脫離民間節慶,從「野台戲」躍升進入肅穆沈靜的國家劇院;或是南管試用國語演唱,凡此種種,看在龍彼得眼中,都不免「心痛」。

"中國文化這麼博大精深,你們為什麼不多重視一點?" 龍彼得常有這樣的慨嘆。
傳統戲曲現代化?
「這種做法,短時間內或許會因為新鮮而吸引較多觀眾,但從長遠的發展來看,是福是禍,我實在很懷疑。」龍彼得指出,民間劇場和節慶廟會關係密切,更是整個社群重要的社交活動,脫離這種特定的context,這個戲劇型式恐怕就變質了。因此,「要我去音樂廳裡正襟危坐地欣賞『職業』劇團演出,我就興趣缺缺」,他毫不客氣地說。
更何況,離棄傳統的西化、現代化還有其他弊病。龍教授舉例,「有了電視這種『速成』文化,『電視布袋戲』戲偶的製作已經不像從前那樣精緻,許多細膩的動作也都能省則省,它的藝術價值也跟著減低了。」
問題是,不求現代化,豈不會遭到觀眾淘汰?!對於這種疑問,龍彼得堅定地說:「若是觀眾喜歡更新的『娛樂』方式,那麼現不現代化,都不會有多大差別。古老傳統若是註定被淘汰,那也讓它去吧!」
「讓它去」並不是任憑它自生自滅,而是完整詳實地研究、記錄下來,藉著錄音、錄影、論文集、以及對國寶藝人的特殊禮遇,使珍貴的文化遺產以另一種型態保存下來。
「日本對『歌舞伎』的保存就是很好的方式」,龍彼得說,「如果觀眾偶爾有興趣,他們可以慕名觀賞到最精緻、最悠久的傳統戲劇,而不是空有一大堆粗糙變質的戲劇活動,卻找不回真正的傳統面貌!」
書目版本,治學工具
早在劍橋講授漢書時,龍彼得對漢書藝文志「辨張學術、考竟源流」的方式就非常心儀;對校讎學、書目學、版本研究等費時費心思的學科,龍彼得也始終興趣不移。
他最近出版的「宋代收藏道書考」(一九八四年),就為國內道教文化專家、政大教授李豐楙推崇不已。他認為,這本書搜羅各方面的資料,包括大陸新出土的碑文、殘篇等,再利用版本學、書目學的知識,對宋代收藏的道書做詳盡的分析整理,連刊刻、版式都加以解說,這對於瞭解「道藏經」(搜羅道家一切經典的大叢書)的源流有很大的幫助。
校勘、書目、版本……,這些學科等於是工具,誰能善加利用,就能掌握最多、最正確的資料,當然也就可以得到比較令人信服的推論。龍彼得在這方面的學養,頗為學界尊崇。
「我有許多研究資料,都是他先發現、再通知我的!」吳守禮表示,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這樣的:龍彼得和他都對南管戲曲的重要戲目「荔鏡記」(即「陳三五娘」)頗有興趣,也都想考據其起源演變。而明朝萬曆本的「荔鏡記」,由於是閩南方言本,尤其具有特殊價值。某次龍彼得在奧地利國家圖書館隨意流覽,竟然偶遇,興奮之餘,馬上寫信讓老朋友分享,並且一個多月以後,龍教授就把全本書拷貝寄來!
還有一次,龍彼得在「日本內閣文庫」中發現一本中國各地方言摻雜對照的「什音全書」,他知道吳守禮專研閩南方言,就毫不遲疑地影印一份寄來,這種「對學術忠心、對老朋友也盡心盡力」的情意,吳守禮至今難忘。
「收集版本就是『碰』,完全是可遇不可求」,吳守禮說,「但功夫下得深了,有機會就多看多問,還是會有新發現的。」而這點點滴滴,龍彼得得來絕非僥倖。
影響深遠,偏及台灣
學養豐富,龍彼得卻「惜墨如金」,「治學超過必要的嚴謹」、「知道太多而寫得太少」,這是讓每位認識龍彼得的人都不免著急的事。
龍彼得的說法則是:「許多歐美漢學家喜歡做一些譯介工作,但我希望自己能做的是真正具批評性的研究工作(critical work):提出一些中國學者沒想到的問題、用比較科學的方法來找答案」,這位在傳統漢學界有權威地位的學者,也謙虛地表示,「當然,中國學者一定做得比我好,因為語文隔閡究竟不容易克服……」
聽了這位西方漢學家的說法,國內一位學者指出,若是中國人下同樣的功夫、收集同樣的資料、用同樣的治學方法,或許會比龍彼得有更多的研究成果;但是,「第一,我們沒下這種功夫;第二,就算有心要做,也往往不知道何者該做、如何去做;更何況,對許多民俗活動,有些人連起碼的珍惜、尊敬都沒有!」他表示。
反觀這位畢生鑽研中國文化,對台灣民俗文化走入學術殿堂有「推波助瀾」之功的異國長者,我們的確該特別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