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左傳到朦朧詩——訪瑞典學院院士馬悅然

約訪馬教授時，他正在瑞典南部鄉居專心譯作。不過他隨即直上瑞京，約定先在城裏一家中國餐館用膳小敘後，再驅車前往遠東圖書館正式進行訪談。

圖書館距藏有不少仰韶遺物的斯德哥爾摩東方博物館不遠，原是個海軍軍營，現在則是北歐最大的中文資料中心，擁有七萬五千餘冊中文藏書，其中包括來自台北故宮的全套四庫全書；另有中文期刊三千多種。此外，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藏書和馬教授本人，包括他早年由四川購得的二千多卷地方志在內的珍貴收藏，也已進館等待編目。

一生與中國結緣的馬悅然，在四川認識了妻子陳寧祖。（Gunner Malmqvist）

高本漢的得意門生

比起英、法、荷等國發軔極早的漢學界，瑞典的漢學研究，還算是「後起之秀」。高本漢在辛亥革命初期到中國河北一帶作方言調查，一九一八年在戈登堡大學（Gothenbmg Univ.）開設瑞典第一個中文講座；廿年後，他出任斯德哥爾摩遠東古物博物館館長職，並執教斯大。

在高本漢的心目中，文必先秦，兩漢以下即無可觀，因此他傾其一生致力先秦文學的研究，一心找回唐代以前的中原古音。由於他花了大部分的時間在研究工作上，真正稱得上是入室子弟的學生並不多，而馬悅然無疑是他的繼承者。

馬悅然早年原在離瑞京一百公里外的烏普索拉大學（Uppsala Univ.）念拉丁文，可是很早就對東方哲學感興趣，讀過不少經典譯著。問題起自老子的道德經。他遍讀了英、法、德等好幾種不同譯本，卻不敢相信它們出自同一原著，因為翻譯的結果完全不同。他決定求教當時任遠東博物館館長的漢學權威高本漢。

遠東圖書館的構想於一九六八年提出，但到一九八六年才實現，現已成為瑞典漢學研究的中心。（鄭元慶攝）（鄭元慶攝）

「老子」領入門，索性學中文

「我問他，這麼多譯本，到底那一本比較接近原著、比較好？」馬教授回憶，高本漢當時毫不考慮地回答「都不好！」隨即拿出一份尚未付梓的英文手稿，借給他回家讀。

原來這是高本漢自己的英文譯稿。一星期後，馬悅然帶著幾個疑問去還書，高本漢問他：「為什麼不乾脆學中文呢？你就可以自己讀原文了呀！」

這句話讓年輕的馬悅然當下決定了他的將來，「其實，從我第一次與高教授談話，就知道自己和中國的關係已經確定了。」於是當父母仍然以為他在烏普索拉學拉丁文時，馬悅然已經跑到百里外的斯德哥爾摩當起漢學生來了。一九四六年的瑞京一屋難求，他足足在公園和巴士站的長椅上睡了兩個月，才找到蔽身之地。

事實上，當時斯大並無中文系，高本漢在人文學院開了講座，一星期兩次，上先秦文學。「那時候沒有所謂的初級課程，第一次上課就念左傳和莊子」，馬教授形容：「左傳前前後後讀了好幾次，腦袋堮琤遠d不清中國是什麼。」

從先秦文學到現代中國文學，馬悅然不自束於象牙塔內。圖為他與大陸詩人北島討論詩集。（Gunner Malmqvist）

結一段中國姻緣

所幸他很快就有機會親眼看到中國了。

一九四八年，馬悅然得到美國洛克斐勒獎學金，到中國作研究。由於高本漢早年的研究集中在北方，一直沒有機會一探南方語音系統，便趁此機會，讓他到四川去作田野工作。

馬悅然在四川兩年，非但不負先生所託，完成重慶、成都、峨嵋、樂山等地的方言調查，還因此結識了馬夫人陳寧祖女士，成就了一段中國姻緣。

「其實我一到成都就認識了寧祖，可是直到離開中國，到了香港才結婚」，馬教授透露了一段「內情」——原來他在離開瑞典前，已與交往數年的女友訂婚，後來未婚妻到美國求學，他則飛到太平洋的另一岸作研究，其間因中國動亂，一直無法聯繫。「我到香港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設法聯繫上她，可是我們都覺得彼此分開太久了，不應該繼續這份關係」，馬教授接著說：「然後我就給寧祖的父親拍電報，問他願不願意把女兒嫁給我。」

馬悅然常利用閒暇住在南部鄉村，一邊渡假，一邊專心翻譯。（Gunner Malmqvist）

向岳父大人求婚

過了兩天，回電來了。馬悅然急急打開信封，只見「1256．9237．……」之類的電碼，卻苦無譯碼可查。他連忙撥電話到電報公司，偏又是個禮拜六下午，接電話的是個掃地工人，大字不識一個，更別說解碼了。「我急壞了，好容易挨過周末，直到星期一早上電報公司上了班，才確定沒問題，我就在香港等寧祖，我們後來是在香港結的婚。」

婚後，馬悅然帶著中國妻子回到瑞典烏普索拉大學語言系教了一年中文，即應聘往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任教三年；一九五五年又回瑞典，此後加入外交部，五六年往北平擔任了三年文化專員；五八年秋天又應聘前往坎培拉澳洲國立大學，重回學術崗位，並且一待就是六年。

馬教授表示，外交生涯忙碌，沒有時間作研究，當時又逢中共反右、大躍進、大鳴大放等一連串政治運動，北平的氣氛十分緊張。不過，在這三年當中，他們也結交了許多作家，老舍就是他們非常好的朋友。至於澳洲國立大學亞洲學院的六年教席，則是一段充實豐富的經驗。

馬悅然常有機會遊台灣瞭解此地的文學現況。（張良綱攝）（張良綱攝）

籌建斯大中文系

由於當時的澳洲首相Robert Menzies深具遠見，看到澳洲與亞洲的關係勢必益形密切，因此大力支持澳大亞洲學院的經費，因此學院無論圖書、設備、師資都屬上乘，「學院堣坉茯膍s員，只有一個是澳洲人，其他都是遠從歐美或是亞洲應聘而來的，可以見得學院的用心」，馬教授並且表示，在澳洲學制下，中文系學生有四年的課程，其中兩年必須兼修日文以便廣泛運用資料，學生學得很紮實。

此外，整個學院的研究氣氛也相當好。因此當一九六五年高本漢教授退休，斯大囑意馬悅然回到瑞京建立中文系時，馬教授夫婦很是猶豫了一陣子，「當時真捨不得離開，但寧祖認為孩子們生在瑞典、長在倫敦、北平，又在澳洲度過六年，都到了十來歲的青少年期，他們需要一個自己的國家。」

馬悅然於是帶著亞非學院和澳洲大學的經驗回到瑞典，著手籌建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

當時系裡中文書難求，但瑞典皇家圖書館、斯大圖書館，和遠東古物博物館都擁有相當具特色的中文藏書，馬教授為此提出計畫，希望合併集中，成立遠東圖書館以利使用。這個計畫在一九六八年提出，一直到一九八六年才實現。「他們考慮了整整十八年」，馬教授笑道。

從先秦直下當代

而在這十八年中，斯大中文系由草創時寥寥可數的學生，到如今總有八、九百人申請，只能精挑卅個新生；系上的課程，也由專注古代經典、語言學，擴展到近代、當代的文學、歷史、思想等範疇；馬教授本人，則兩度擔任「歐洲漢學協會」（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會長，並在一九八五年獲選加入瑞典學院（Swedish Academy），成為十八位院士中唯一的漢學家，擁有諾貝爾獎投票權。

從先秦兩漢、春秋左傳，到活生生的現代派、朦朧詩，斯大中文系取向的轉變，事實上兼有環境因素，和主事者性之所向的雙重影響。

馬教授解釋，早年的著重先秦，固然是高本漢教授對漢學的獨到見解；但當代研究需要大量深入的田野工作，中共對外關閉了將近十五年之久，使得漢學界不得不傾注於古籍研究。直到七○年代末期，毛澤東逝世之後，文壇突然活躍了起來，接著而來的所謂「開放政策」，也讓學者、學生有機會實地研究。

至於馬教授個人近十年來對當代文學，尤其是七○年代末期以來的新詩所表現出的熱忱投注，他表示，年輕的時候，受高本漢教授親炙，對語言學研究有一份很嚴肅的責任感，同時也急切於證明自己對學問的真誠，「現在年紀大一點了，我想也許可以做一點自己喜歡做的事，而當代文學和翻譯一直是我的嗜好」，他說。

出版現代中國文學評選導讀

也是對當代文學的關注和喜愛，馬悅然在歐洲漢學協會會長任內主持的幾項大研究計畫中，同時包括了一項名為「一九○○至一九四九年現代中國文學」的龐大編纂工作。這是一套包括長篇小說、短篇小說、詩、戲劇四巨冊的工具書。每冊選一百篇作品附作家資料、初版介紹、內容摘要、評析，及其它譯本、書評等參考資訊。在上百位學者跨國合作之下，目前第一、二冊已經出版，收攬極為廣泛，被認為不但極具學術價值，也同時能吸引一般讀者的興趣。

第三冊詩集，將由馬教授親自輯選，預計收集一百五十個集子，再編輯成一百個左右。在他看來，中國現代詩壇在廿年代末、卅年代初期最豐富，艾青、聞一多、徐志摩都是偉大的詩人，「尤其是聞一多，巧妙運用了中國語言的內在美感，創造新的語言」，他說。此外，胡適的嘗試集原不能算是好詩，但他是頭一個寫白話詩的人，有一定的歷史價值，因此也在輯錄之列。

諾貝爾為何忘了中國？

作為執有諾貝爾文學獎選票的唯一漢學家，加上日本、拉丁美洲、非洲等非歐美作家相繼得獎，馬教授自然不斷被問起「中國作家為什麼一直沒有得獎？」之類的問題。

對於這樣的疑問，他多半會強調「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不是世界冠軍」的觀念，他認為文學是主觀的藝術，不是運動比賽可以用分數評高下，「十八位瑞典學院院士的意見，或許不是你的意見」，他說。

但馬教授也同時指出，好些中國作家早就該得獎的，只是西方沒有人知道他們；換句話說，中國人雖有偉大的作品出現，卻沒能好好地被翻譯出來。

於是又有人要問：難道諾貝爾獎是頒給翻譯的？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但是馬教授表示，翻譯扮演的是非常重要的溝通角色，一個好的翻譯者，除了必須對文學語言有強烈的敏感、和敏銳的表達力，還要真心喜歡這個作家，與他的作品同呼吸，才可能準確表達出作品的精神。「可惜的是」，他說：「喜歡作家作品的人未必受過好的翻譯訓練，對文字敏感又能敏銳表達的人，又未見得耐於翻譯工作。」

致力譯介中國當代文學

為了將中國當代文壇的作品推介給西方讀者，馬教授本人近年來投注了不少精力在翻譯工作上，已經發表的就有近百種之多，其中包括老舍的小說，聞一多、艾青、卞之林、舒婷的詩，和再版三次的水滸傳。去年一年裡，他又翻譯出版了沈從文的短篇小說和自傳，高行健的短篇小說和劇本，李銳的小說「厚土」，以及顧城、北島的詩集。

事實上，如果拿馬教授對翻譯文學作品的標準，來衡量他自己譯作的態度，兩者之間是十分吻合的。語言學的嚴格訓練，加上對文學天生的愛好和敏銳，一位他的同僚表示，同樣出自馬悅然譯筆的北島、顧城和水滸傳，呈現在瑞典讀者面前的卻是三種截然不同的語調和文字。

「他是一首會走路的詩！」

再說對作家作品的投入和喜愛，馬悅然更可說是鍾愛之情，溢於言表了。提起他欣賞的年輕詩人諸如北島、顧城、楊煉等人時，馬教授臉上的欣慰和驕傲，如同介紹自己的孩子——「這是我老三，喜歡搞攝影……」並無二致，完全「視如己出」。

「北島創造了一個全新的語言，以前沒有人寫過的；楊煉是尋根的詩人，可以回到先秦時代，他們都年輕充滿活力」，他形容顧城是天生的詩人，是「一首會走路的詩」。

馬教授隨即講起兩年前顧城到烏普索拉大學演講時的謫仙氣味，「已經搭上火車了，我問他，你要講什麼呀？他說，嘎？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到了學校，時間頂緊，就進了禮堂，他突然說，這樣吧，就講中國詩堛漁伅◎P好了」，馬教授表示，這是一個極難講的題目，一般人恐怕得苦思好幾個禮拜，才能搞出一個講稿，可是顧城隨手拈來，用非常「簡單、易懂、又漂亮」的語言一說兩小時，渾然天成，而台下中文程度並不特別好的漢學生，竟也都能了解、盡興。馬教授強調，「顧城根本沒受過什麼教育，只唸了幾年小學，字也寫得非常怪，但講話的方式很不尋常，這不是天生的詩人，是什麼？」

為了能夠在翻譯時完全不受打擾，馬悅然通常利用假期，住在南部鄉居專心工作。他的作息非常規律——每天早上六點半到海邊游泳，七點喝完咖啡即開始工作，一直要到下午二、三點才休息，的確做到了他所說的「stay with it, work with it（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尤有甚者，他有時索性將原作者邀到瑞典鄉居討論作品，果然是「與作者同呼吸」。高行健和顧城都曾經是他的座上客。

即將退休專心譯作

馬悅然的譯作，大多是經過詳細計畫，在忙碌的學術、行政工作之外，訂出時間表按部就班完成的精心之作。當然也有例外。去年中共六四屠殺之後，他收到顧城、楊煉合作的長詩「悼詞」，當晚就著手翻譯，第二天出現在英文報上，西方讀者即時感受到了中國年輕詩人「給血以血、給火以火」的悲憤。

從一九六五年回到瑞典建立斯大中文系，馬悅然足足綜理了四分之一世紀的系務，也一直是瑞典漢學界的掌舵人。他計畫在今年正式退休，專心譯作，而西遊記是他最想翻譯的作品。「這是世界上第一部小說，可是到現在沒有一部比得上它！」他說。

此外，馬教授也表示樂於多了解台灣現代文壇的作家和作品，他對年輕詩人向陽的作品有很高的評價。

六月以後，馬教授就要把繁瑣的系務交給年輕學者接棒了，但是他緊接著又要著手準備一件大事——因為到了九月，就是當年那個年輕的馬悅然在香港焦急解讀電報的四十周年紀念了。同馬教授伉儷一起慶祝這個日子的，還將有繞膝的兒孫。或許，還有馬教授最喜歡的道地四川炒辣椒和乾扁四季豆。

附記：本文所用圖片，為馬教授幼子Gunner Malmqvist的作品，且並題為「我的漢學家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