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5,500名專業評審團
基本上,影藝學院採行會員制,由導演、演員、攝影、美術指導等十多個專業領域工作者組成小組,各自先選出代表自己領域的5部入圍影片,至於得獎名單則由全數5,500名會員共同投票選出,會員投下票後,再交由會計師事務所透過一套數學公式精算結果。因此絕不會出現其他影展常發生的「把十多位評審『鎖』在會議室裡,相互爭執或者『交換條件』,你投我支持的最佳電影一票,我投你支持的最佳男主角一票」的現象。
「奧斯卡最值得我們學習的就是專業評審制度,」也是2010年台北電影節主席的侯孝賢舉例說,2010年台北電影節評審把最佳男主角獎頒給《第四張畫》裡11歲的畢曉海,就「很不公平」。因為小孩是他的本質,他從來沒演過戲,並不是在表演,最佳男主角還是應該頒給專業演員;2004年法國坎城影展也曾把最佳男主角頒給14歲的日本少年柳樂優彌,結果造成柳樂優彌很大的壓力。
金馬獎秘書長聞天祥說,奧斯卡會員由各專業工會的資深會員推薦組成,很具代表性,台灣因工會組織不建全難以進行實驗;香港電影金像獎也想學習奧斯卡,湊出一個百人評審團,但與奧斯卡的「5,500名評審」仍很遙遠,奧斯卡的廣度與專業很值得我們參考。
問題是,影藝學院如何確定端坐家中的奧斯卡會員們,一定會克盡評審職責,認真看完這些電影?
「這是一種榮譽制度,」戴維斯說,他不能保證所有會員都會遵守這種「自由心證」,只希望會員自律,不能沒看過作品就亂投票。
至於2000年台灣曾以《臥虎藏龍》得到的「最佳外語片」的評選方式,則是由分布在33個國家的選片委員們獨立負責。對於「一個國家只能有一部作品入圍」的規則,常引發各國抱怨,因為估計印度寶萊塢一年生產1,000部電影,中、日、法各約有400部電影,但不管各國電影生產量的多寡,就只能選出一部作品參加競賽。
針對這點,戴維斯說,他曾反問舉辦過世界杯足球賽的法國,巴西從都會到鄉村,何只上千支足球隊,但參加世界杯,也只能選出一隊代表,從此他們就「閉嘴」了。
給台灣電影的建議:主題更具普遍性
無庸置疑,奧斯卡是全球電影工作者最嚮往的桂冠。謙稱沒有資格評論華語電影的戴維斯說,台灣電影工業規模不大,卻有不少優秀的創作者,例如李安已是世界級導演,早年就以《喜宴》、《飲食男女》連續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又能拍出與中華文化氛圍截然不同的英國文學片《理性與感性》;《臥虎藏龍》更讓全球掀起一陣武俠功夫片熱,奧斯卡評審對片中唯美的吊鋼絲技巧印象深刻,李安的成就非凡。他也很期待楊德昌導演的作品,可惜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對於台灣電影如何更具國際競爭力,戴維斯說,電影工業常有高低起伏,近來台灣電影好像又走在高峰上,令人高興。
但他認為,台灣創作者應該思考如何讓電影主題更具「世界普遍性」,以2003年代表台灣參加奧斯卡提名的電影《不散》為例,一開始鏡頭就定格在一個沒有觀眾的戲院座椅上,長達2分鐘,戲院螢幕上則放映另一部武俠片,兩相對映。由於英文片名為《再見,龍門客棧》,很多評審會誤以為這是一部與《臥虎藏龍》類似的武俠功夫片,其實完全不同。而觀賞這種具有「戲中戲」結構的電影作品,需要對台灣影史稍有一些基礎才能理解其中的複雜度,蔡明亮導演的電影風格很特別,但卻很難理解,是一部不太容易與大眾親近的作品。
或者像《海角七號》,涉及台灣與日本的歷史糾結,「主題非常本土」,可能在國內影展上成功,但在國際市場上卻難引起共鳴。
戴維斯說,台灣導演很能掌握電影語言,能拍出很美的作品,但可惜沒有選擇傳統「說故事」的商業路線。
擔任影藝學院執行長超過20年的戴維斯,主導奧斯卡方向三分之一歲月,預計2011年退休的他,視任內成立的美國影史資料庫與圖書館為最大成就。在2010金馬獎發燒之際,滿頭白髮的他,熱情分享奧斯卡的實務操作經驗,也為「金馬獎如何更具權威性」提供了思考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