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腳下的文化土壤
問：中國滿長的一段時間都在忙著汲取西方文明，為什麼華文文化圈追尋文化定位的需求在今天的時空下會凸顯出來？這是否跟中國大陸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有關？
答：這跟文化大革命沒有太大的關係，它已經結束很遠了。我講中華文化的定位也是從整體來看。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一文中說的一個觀點是有道理的。他認為，整個二十世紀世界上長久來處於政治戰爭和意識形態對立當中，世紀快結束時，許多衝突都要回到各個文明、文化的本位上重新組合。事實上整個潮流已經在發生，現在許多文化人常常自問的是，我的文化土壤到底是什麼？也就是養成我的精神狀態和血肉之身的立腳點歸居於哪一個文明群落？而不再像過去簡單只問你是哪一種政見、哪個流派學說。
文化追尋不只是中國大陸的問題，包括台灣、香港等所有海內外華人圈、西方文明、伊斯蘭文明等較大文化群落，都面臨重新確認自己文化定位的問題。這個潮流還會延續很久很久。在亞洲，還有印度、日本等其他區域性的文化群落，也將在二十一世紀進一步呈現出他們尋根追源的熱情。
至於我自己，我學習西方的思維高度和研究方法，但研究對象永遠是我腳踩的文化。在思想方法上，德國的古典哲學如黑格爾、康德等人影響我最大；而人格人品上，我則受到雨果、哥德等人影響較深。他們教會了我怎麼來看世界，怎麼看人類。讓我可以用比較國際化的眼光來看中國文化的問題。
進入大師的思維
問：您曾經花了三年時間閉門讀書，與許多「思想大師」心靈交流，並訓練自己進入他們觀看事物的思考方式與視野。能否談談當時您的心情？是什麼樣的生命歷程與時空背景促使您覺得「需要」轉換思考方式？
答：從文革前到文革，中國的文化界在為政治服務的前題下非常不自由，文化藝術也受到很大的殘害，十五年前，當時整個中國文化界掀起批判文革的風潮。我想這種批判是正義的，批判對象也非常明確，但是批判、摧毀之後要建立什麼？大部分人不明白。我也同樣心裡很空，想重新確定我的價值基礎，所以花了三年時間讀書，重新學習。
那三年是非常大規模的學習，不是看一兩本書。而是從古希臘開始重新閱讀西方哲學，我努力去站在西方大師們的觀點，過程相當痛苦，因為我發現過去受的教育、以為是合理、值得信賴的事，慢慢變得瑣碎了。例如我曾和大家一起投入討論的藝術方法、流派的問題，以及討論中國藝術有哪些特點；直到我重讀西方大師的論述以後，發現許多問題是他們在數百千年前就已經想過的，而我們自以為是新發現的中國藝術的特點，其實在西方文化中也存在。所以回過頭去一想，以前的討論就變得非常可笑。
還有，我們常喜歡表達一些好惡意見，但一旦思維方式與大師們接觸後會發現，簡單的愛憎判斷往往是淺薄的、不準確的，而深刻的判斷往往成為一種悖論。任何一件事你朝它好的一面往前走，就會有陰影出現；在最黑暗的塊面裡，一定也能找出光亮的邊緣，這樣，就慢慢會覺得自己原來的思考方法與立足點應該放棄了。
又如，中國人過去考慮問題很少從人類學的觀點去考慮，中國文化五千年傳統價值中被奉為至高無上的東西，我們認為輝煌、英勇、最有氣節的命題，其實可能離開一個正常人的生活形態和價值追求很遠的，五四以後就經常有人感覺到這些問題了。在這麼一些閱讀的夜晚，我重新調整思想的方法與高度，真是感覺到自己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為文明悼念與喝采
問：我們也很想進入您的思維。在《山居筆記》一篇篇觸景感懷、典故羅列的斐然文采背後，您的思考座標是什麼？您想提出的整體大問題是什麼？還有，您在書中一再使用「文化人格」、「高貴的靈魂」這些語彙，又講中國歷史上幾度呼之欲出、卻沒有發生的「城市文明」，但「城市文明」真的很重要嗎？我們想探知您在思考人類文明時的價值觀點？
答：我很難用一句話來講出我現在所信仰的觀念，還是回歸到一個整體性的觀點來看，我看歷史，是一連串文明和愚昧、野蠻的搏鬥過程。
美國的人類學家認為，人類的發展可分為由愚昧到野蠻到文明三個階段，到文明之後，愚昧和野蠻也仍然存在。無知地固守落後、製造荒唐屬於愚昧；有意地摧殘良善、傷害公道屬於野蠻；愚昧和野蠻對文明來說都是敵人。文明在和愚昧、野蠻搏鬥的過程中，不一定勝利，文明勝利了我為它喝采，它失敗了我為它悼念，這是我寫文章非常重要的出發點。《山居筆記》的整體內容就是在追尋人類的「文明的生存方式」，這是我本身的價值座標，希望透過歷史上文明、愚昧、野蠻的搏鬥過程來呼喚文明。我講文化人格、高貴的靈魂、城市文明等都和這個價值有關。
要說明的是，我講的「文化人格」不是指某一個文人的人格，而是從總體意義上來說的。瑞士心理學家榮格說過「一切文化的最後成果是『人格』」，這句話對我影響很大，也是我近年來在思考的大問題。文化的最後沈澱成人格。中華文化又對文化圈裡的人沈澱出什麼樣的群體人格？這是我非常重要的研究對象。我寫君子和小人，就是在探尋中華文化人格中的上限和下限。我說「高貴的靈魂」是在探尋這個群體人格的上限，「小人文化」則是在探尋下限。
問：您在〈歷史的暗角〉一篇中講中國歷史上的「小人文化」，什麼樣的原因促使您去關注這個族群？您在現實生活歷程中是否也有相同的遭遇？
答：我研究中國歷史上文明的傳播者，如阮籍、嵇康、蘇東坡、朱熹這些文化大師，他們的生命為什麼受到這麼多委屈？為什麼人生經歷那麼坎坷？研究其原因時，歷史資料中每次都影影綽綽的出現「小人」。這個形象使我非常敏感，你只要面對歷史，就會發現除了文化大師們的個人遭遇外，每一個造成無數人痛苦的歷史性大災難、大轉折，儘管背後裹捲著很多很多大的原因，但同時也有好多說不清道不明的原因，這往往與小人有關。因此我對小人在中國歷史上的特殊作用發生興趣。
其實不管中外，特別是我今天所看到的中國文化界裡，這種情況還是很多的，至於我在現實中的遭遇，談不上與那些文化大師的遭遇相同，他們嚴重多了。但相信你我身邊都遇到過這種小人，小人是不會消滅的，以後還會繼續有。
尷尬的兩岸，寧靜的大江
問：請您談談接下來的研究計劃或寫作計劃？您接下來想要研究關注的素材是什麼？
答：接下來我還有幾篇文章要寫，其中一篇是山東，山東我們有時稱為「齊魯大地」，我對齊、魯文化研究了一下，也在山東考察了一下，這裡產生的以孔孟之道為主的魯文化後來成為中國的思想主幹，離魯文化產生地不遠的齊文化產生地，則在歷史上慢慢黯淡。
魯文化以農業文明為基礎，農業文明具有溫文爾雅、保守的色彩，講究倫理、人情、平穩、中庸、道德，孔孟之道便由此滋生。齊文化已帶有不少工商業色彩，他們鑄造了許多鐵器，強調智力而不太強調道德，孕育出像管仲這樣的大政治家、像晏子這樣善辯的智者，他們善變、好鬥、殘酷、充滿生命力，後來的中國歷史選擇了魯文化。我在那裡產生一種感覺，萬一當年歷史選擇了齊文化，中國會是什麼樣呢？這是有趣的問題。
我也想寫寫黑龍江，我在黑龍江租了一條小動力船、和一群作家漂了幾天幾夜，當時我想，這條江可能是世界上最安靜的一條大江，環境是那麼乾淨、沒有任何污染，就在江的兩岸，中俄兩個民族恩恩怨怨，好的時候好得要命，壞的時候壞得要命，當現在兩方面都尷尬的時候，一條江就很安靜了。尷尬的兩岸當中的乾淨的河道上，我們漂了幾天幾夜，這是不是可以寫出幾篇很好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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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四年八月，余秋雨在黑龍江的璦琿島上，思索大河兩岸中俄兩民族的恩恩怨怨。（余秋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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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崇仰高官將相的顯赫名祿，即使到今天，大陸許多風景區中也還設有這種官祿景片，遊客在此把頭一套，就可扮起威風凜凜的「大人」。（卜華志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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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帝王之家到平民百姓，數千年的中國文化，沈澱出什麼樣的集體人格？（薛繼光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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