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東其實離台北也不遠,普悠瑪號搖搖晃晃三個半小時就到了,可是當徐璐宣布正式「移民」台東,一星期只回台北兩天陪伴90歲的母親時,台北的朋友就啟動沒完沒了的送行接力賽,有時候一星期要赴四場飯局,這使得徐璐不得不承認,台東確實距離台北很遠,多數的台北人得要好幾年才會大駕光臨台東一次,霧鹿峽谷、海岸山脈、卑南遺址……,聽起來比異國還異國。
這一條回到土地的路,從心動到行動,從夢想到夢想成真,徐璐摸索了5年,也反覆確認了5年,或者說,從她淡江大學畢業,創辦《大地生活》月刊,她就在尋找一條重新認識土地的路,只是命運鬼使神差,她成為第一個到中國大陸採訪的記者,越往前走,離開土地就越遠,一直到坐上了媒體高層的位置。
生命的故事看似斷裂,實則延續。1981年,已從淡江英文系畢業的徐璐,與朋友共創《大地生活》,這是她的第一份工作,卻不是原來所規畫的人生。出國讀「文化研究」或「比較文學」,徐璐原來如此計畫,但勇於嘗試新事物,自由開創的性格,讓她在大學期間與老師、台灣第一代新女性主義戰將、最近才出版《眾女成城—台灣婦運回憶錄》的李元貞,以及「社會進步前鋒」王津平產生碰撞,加上70年代民歌手李雙澤喊出的「用力敲鐘,大聲說話」,在在導引徐璐以「外省人」的不正確身分投入當時的「黨外」運動,特別是文化與社會議題。
於是她選擇留在台灣,創辦雜誌,兩年內斷斷續續出刊10期,狀況只能用「窮困不堪」、「負債累累」來說明。才24歲,應該青春美麗的徐璐,人生一片灰暗,只好接受黨外雜誌《八十年代》總編輯司馬文武的即刻救援,去做編輯,也是《八十年代》期間,她生平第一次被推上選舉舞台助講,在一片台語聲中,唯獨她用國語質問:「為什麼我們的父母不能回到自己的家鄉,和失散40年的親友相聚?」
1986年民進黨正式宣布組黨,隔年當局解除戒嚴,「自由報業第一聲」的《新新聞》創刊,找徐璐擔任總經理,為此她特別去學習撰寫經營企劃書,以及如何看懂資產負債表。
但《新新聞》才出版3期徐璐就離開了,繁瑣的行政事務讓她「完全沒有成就感」,她渴望站到第一線持續關心報導文化和社會議題,透過引薦到「自立晚報」面試時,社長吳豐山問她為何不繼續待在《新新聞》,「我想尋找自我」徐璐回答。
徐璐開始了「尋找自我」的漫長旅程,因緣際會成為當局宣布兩岸開放探親之前,和李永得一起成為第一個「偷跑」到中國大陸採訪的台灣記者,一夕之間成為被採訪的對象,之後又在報社支持下以訪問學者名義赴哥倫比亞大學遊學9個月,期許自己成為一名有能力國際巡迴採訪的記者。
1993年第一波廣播執照開放,徐璐馴服不了血液中的開創因子,與幾個媒體朋友以「台北之音」為名申請執照,結果才開播3個月便損益兩平,第一年就賺回5,000萬資本額。
2000年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民進黨友人」徐璐出任華視副總經理,兩年後升任總經理。到底是為了媒體改革的理想、頭銜的虛榮感,還是只不過需要一個工作來填補離開「台北之音」後「漂泊」了一年的空虛?所失去的自信?徐璐後來誠實問自己,答案應該以後者居多吧?!
改革是必須的,但她無法鬆動董事結構,無法激發內部員工求新求變,她更自責未能站在制高點,從社會長遠的發展來看待公共媒體。她知道作為一個商業媒體的管理者不能不以利潤為中心,向廣告巨獸低頭,這些與她一路走來所堅持的理想與浪漫情懷正面衝撞,嚴重牴觸。
4年後,當徐璐辭掉華視總經理,走出華視大樓的那一天,她非常清楚自己將永遠離開媒體,離開政治,隨之打包的是沒有效率的開會、無盡的應酬、令人氣餒的組織改造和財務報表。還有高跟鞋和衣櫃裡的名牌。
名牌和頭銜,徐璐感傷的想,她想尋找自己,重建自信,而事實是,卻離自己越來越遠。
離開那天,好友羅曼菲開車來接她,兩人在咖啡館坐了一會。
「我想離開台北,在宜蘭買塊地,」她忽然對羅曼菲說,有點確定又不很確定。
「嗯,好!」羅曼菲點點頭,了解而相信。
兩年後羅曼菲因肺癌轉移到腦部,平靜地離開人世。
人生不長亦不常,徐璐想起更早以前,新聞前輩張繼高先生在病榻前對她說的話:「丫頭啊,妳不是女強人那一型的,你應該去做你想做的事,為自己而活。」
張繼高和羅曼菲以肉身的凋亡教導徐璐,害怕死亡,是因為心中有遺憾,所以人生啊,最重要的就是做想做的事,活得沒有遺憾。
徐璐接掌「台灣好基金會」,要以台東為起點,展現台灣美好的文化底蘊。圖為她(中)和台東鐵花村的熱情工作夥伴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