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風」與「東風」的拔河賽──香港重回中文懷抱？

英語學習近來成為媒體焦點。七月中旬，教育部長林清江宣布，九十學年度，英語將成小學必修課。為儲備國際化人才做準備，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上，吳京等院士也建議大學以英語教學。

朝野的意見均指陳了一個重點：對英語教學成果的不滿意，而且企圖進一步加強。但是在隔海的香江，卻有另一股反向風。

從今年九月新學期開始，香港四百多所中學，四分之三將回歸以中文（廣東話）教學。這個政策幾經波折，在九七平穩過渡後，成為香港社會最重大的爭議之一。整個過程，交雜著亞洲國家對英語難解的情結，有歷史、教育、經濟，當然還有老百姓最難懂的政治。

電視上出現了一位西裝畢挺、風度翩翩的中年紳士。

香港沙田官立中學學生正用英語上理化課，這是一所傳統英中，為加強師生英語能力，校長馬紹良說，他連開校務會議與學生溝通都刻意用英語。（邱瑞金）

在氣派的會議桌上，他正用廣東話主持會議；接下來的場景是一處工地，這位男士與幾位白皮膚、藍眼睛的外國工程師，對著建設中的高樓比劃討論著，他用的是英文。鏡頭又轉到中學教室，中年紳士低頭指導正在打電腦的學生，最後是一群掛著耳機的學生在練習英文。結尾打出「中英兼擅，成效卓顯」的字幕。 「移風異俗」改母語

這是香港教育署為推廣「母語〈廣東話〉教學」政策所做的電視廣告，中年紳士是一位出身中文中學的大學校長，整個廣告的訴求是：如果你也願意以母語學習，你就有可能如這位校長般「風度翩翩，中英兼擅」。

不僅是電視廣告，回歸一年後的香港街頭，在一些汽車、地鐵站，夾雜在西裝、領帶、各式手機等商業廣告間，「消除語言障礙，學習事半功倍」、「助我更易理解各科內容，加快兩文三語」等母語教學廣告，也爭著搶奪眾人視線，成為訪客不得不注意的焦點。

自從一九八二年中英談判香港前途以來，香港地區的教學語言政策就普受海內外注目。在九七回歸一年後，新的語言政策終於定案，從今年九月新學期開始，香港大部份中學將以母語（廣東話）取代英語，作為教學語言。

對香港教育界來說，這是一個變動頗大的工程。由於教學語言改變，連帶授課的教科書也要重編為中文，相關的像教師學生所用的教學指引、參考書，測驗卷等，也都將改寫。過去習慣以英文講課的老師們，必需要重新調整為廣東話說法。數理科尤其費事，「有些英翻中的譯名還得仔細檢索推敲，」一位中學教師說。

教學層次的問題似還容易解決，對推動母語政策的香港政府來說，最困難的地方還在「如何讓社會大眾去除長久以來的英語情結，」香港政府教育署首席教育主任李國生笑稱，他們作的是「移風易俗」的工作。

對許多港人來說，教學語言從英語改成中文，最難突破的是心理障礙。為此，香港政府在街頭製作了許多宣傳看板，試圖說服香港人。（邱瑞金）

香港原屬廣東省紹安縣，大多居民來自東南沿海，廣東話是主要的溝通語言。一八四二年，英國人統治香港後，香港地區的語言生態起了很大的變化。 混雜的香港語言

英國殖民的影響是，「英文不僅是一種溝通的語言，也是一種身份的表徵，」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副會長區伯權坦承表示，一直到現在，英文好的人可以進政府機關，可以被民營企業優先聘僱，享高薪、升高職。「英文，在這個社會上，變成一種價值衡量的方式，一把度量地位的尺碼，」香港作家梁秉鈞形容。

但是香港又是一個道地的中國人社會。「香港人相對於外國人來說，當然是中國人，但相對於內地或台灣的中國人來說，又好像帶一些外國的影響，他可能會說一些英文或普通話，但那畢竟不是自小熟習的，他最熟悉的粵語，卻不方便於書寫，他念書時背誦古文，到社會工作卻得熟悉商業信札的格式，廣告文字的諧趣與簡略，」對香港語言文字混雜的情況，梁秉鈞有一番剖析。

香港社會的現實，落實到香港教育現況，似乎也如香港文化一樣，充滿「混雜」特性。

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教育學院博士候選人潘玉瓊指出，香港的教學語言狀況，有點類似歐盟的「試點學校」：小學生上課用母語教學，同時學習一或二種外語；到了中學「第一外語」則轉成教學語言。只是香港的情況更複雜，除了以英文為教學語言的學校（香港人習稱為「英中」）外，還保留以母語教學的中文中學（「中中」）。到了大學，則又是大部份學科以英語授課。

香港學生的英語程度為何下降？有些人認為，許多英國老師離去是原因之一。（邱瑞金）

在一九九七年以前，香港中學──不管在校的老師是不是有能力以英文授課，多半以「英中」為辦學號召。據香港政府統計，一九八○年代全香港四百多所公立中學，只有二十所以中文為教學語言，到九○年代才逐漸增加到七十幾所。 為得「英才」標榜英中

香港教育界為何這樣熱切辦英中？「為了讓學校招到更好的學生呀，」北角蘇浙公學校長張紹業坦承，學生及家長的需求、辦學者「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心態是主因。他所任職的蘇浙公學，是香港少數由政府「直接資助」經費的私立中學之一，學校創辦於一九四八年，原以普通話教學為辦學特色，但後來對外也以「英中」為號召，「希望吸收更多好學生前來就讀，」張紹業說。

香港中學可大分為由政府所辦的「政府中學」及由辦學團體籌辦、政府津貼的「津貼中學」及「私立中學」幾種。

一九七八年以後，香港政府開始實施從國小到初中的「強迫入學」制，也就是類似台灣的「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不同的地方在，台灣國中學生根據「學區」，香港則除了私中的少數名額外，皆由政府統一分發。

「香港的小六學生在畢業前都會收到一張文書，」在香港一所中學任教的劉仁念老師說，上面寫明學生六年來在學校的學業成績及校內外的各種表現，香港政府以學生的學習能力、居住地附近所在學校為原則，建議家長選擇可能就讀學校。

想在英語國家學習？ 這樣的海報是香港學校的常見視點。（邱瑞金）

依據香港教育署出版的《教育資料便覽》指出，香港政府將合適的學生「派位」給學校，但這卻不一定表示所有學校都能招到想要的學生。一九八○年代，原為「英中」的九龍迦密中學，對外宣稱要以廣東話作為學校教學語言，也就是由「英中」改「中中」了，結果卻招不到足額學生。由此也可知香港家長「重英輕中」行動的激烈。 民族情感？教育現實！

香港家長「趨英棄中」原因何在？「統治者仍為英國人，工作就業等現實的因素擺在那兒，」區伯權分析，或僅就是為讓孩子「銜接大學授課語言」等理由，都有可能讓家長選擇英校。

從教育現實上考量，香港家長的選擇似乎也是一種必然。香港金文泰中學一位老師說，她雖在「中中」教書，但仍讓子女到「英中」就讀，因為「就師資、辦學作風，甚或校園規畫上，許多英中的確都比中中來得強，」她說，這個事實「即使香港政府也很難否認。」

當然，在多元特色的香港，也不是所有家長都趨向英中。香港頗富盛名、超過百年歷史的中文學校──培正中學副校長陳力行就表示，培正的許多家長就「基於民族情感，想讓孩子學好中文」等因素，刻意選擇中文學校。

母語政策在回歸一年後定案，海外許多人直接聯想到與政治的關聯，但回歸後的香港政府卻一再指稱，提出母語政策主要是「基於教育上的理由」。教育署首席主任李國生開宗明義指出，跟民族認同、文化傳承都無關係，香港政府推動母語教育，「只是為了讓學生更有效的學習。」

說起來，香港的「語言問題」並非始自今日。香港被英國統治了一百多年，雖說英語的重要性人人知道，但是在社會上，「真正能自在使用英語的，怕還是少數，」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系主任劉炳良說，以英語授課，不僅學生吃力，老師也不見得能勝任。

中西文化匯集所在的香港中小學裡，外籍小朋友一樣也勤讀中文。（邱瑞金）

於是就出現了一種畸形的現象：雖然香港大多中學都「號稱」以英文授課，但其實「一半英文，一半廣東話」的混雜語言，才是大多學校上課的情況。這種語言混雜的模式，「不管就語言或學科學習來說，效果都不是太好，」香港教育學院講師葉建源說。此即香港文化界常批評的「香港人的語言總是中文句子夾雜著英語，『不中不西』的由來，」區伯權也說。 香港學生英語程度差？

講起香港學生的英文程度，在香港一些頂尖學府如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們普遍的說法居然是，一般學生的英文程度並不好，「課堂上花在解釋英文，比傳授學科知識的時間還多，」科技大學教授齊錫生這樣認為。

尤其是八○年代末香港大學教育急速擴充，招進來的學生，語言程度更是一年不如一年。「學生課外活動太多，不會針對語言等課業鑽研，」科技大學語言中心主任唐世陶也說，雖然「在科技大學，比起台灣與北京來的學生，香港學生英語聽說能力還不致落後，但相較於兩岸學生花在英語學習的時間，香港學生學習效率的確不佳，」唐世陶說。

若以大學生的英語能力當作指標，許多香港人都慨嘆，八○年代以來，香港學生整體英文水平下降了，但不幸地，中文能力卻也沒有隨著回歸「祖國」，用中文的機會增多而增強。八○年代迄今，香港輿論頻頻呼籲：再不改善香港中英混雜的狀態，香港學生不僅語言不好，人力素質也會因此下降。

有關香港「語言混雜」該如何改善，香港政府並非沒有著力。一九七四年，香港政府的教育文件就曾明確鼓勵各校用母語教學，「但缺少積極措施，所以成效不彰，」區伯權說。

一九九○年代，隨著回歸腳步的逼近，香港的母語政策也轉趨積極，對選擇母語教學的學校，教育署提供有視聽教材、教師培訓等鼓勵措施。甚至在一九九六年，香港政府教育政策的主要諮詢組織「教育統籌委員會」的報告書，還要求香港教育署訂立「制裁」制度，懲罰不以母語教學的學校。

八○年代以來香港大學急速擴充，港府教育資源大多投資於此，多數香港大學都採英語授課，圖書館內英文書籍特別豐富。（邱瑞金）

一九九七年九月，香港母語教學正式定案。教育署提出《中學教學語言指引》，規定全港的中學，要回歸母語教學，不准再用英文，或是「掛羊頭賣狗肉」似的以「混雜英語」授課。但是在這規定之下，卻保留了一個但書：如果學校認為該校教師素質、學生能力均可以承擔英語教學，則可提出申請，繼續以英語授課。結果香港四百所公立中學中，共有一百二十四所學校提出申請，經過評定，一百所學校通過可繼續以英文授課。 一百所名校惹爭議

既然提出全面以母語教學，為何又保留以英語授課的學校？教育署首席主任李國生提出的解釋是，因為香港是一個國際都市，英語的特色必須要保留。而且「經過評審，這一百所學校的能力絕對足以使用英語教學，香港政府站在尊重學校自主權的立場，很難加以拒絕，」李國生說。

雖說如此，許多人仍質疑香港政府此種「模棱兩可」的政策。「這是香港政府刻意在製造名校效應，並未脫離『重英輕中』的思考模式，』」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系主任張炳良批評。

香港文化界人士梁文道則認為，這是香港政府想回歸母語教學，又不敢面對民眾反彈，想「兩面討好」的結果。他也認為香港政府的這個舉動，有加強民眾「標榜菁英」之嫌。「香港過去是有名校，但都是基於歷史或辦學特色，從來不是因為政府指定，」他說。如今教育署既然如此理直氣壯地為家長「標籤」名校，那他也要發動文化界人士，成立一個所謂「一百間名校的補習班」，讓上不了名校的學校來「補習」，好搭上「名校列車」。

為加強中文中學的英語程度，香港政府允許由「英中」改為「中中」的學校可多聘一名外籍老師，卻引來原為「中中」的學校不滿。外籍教師在引介西方文化上對香港學生的影響如何？也是香港媒體樂於探討的話題。（邱瑞金）

香港人的反彈，還不僅於言語的冷嘲熱諷。今年三月，隨著一百所英校名單的公布，另外二十四所提出以英語授課申請，但被評定「不通過」的學校也大多向教育署提出申訴，最後有十四所學校「上訴」通過。名單發表當天，通過甄試學校的老師家長歡呼雀躍，反之則痛哭流涕，不少校長還在媒體公開批評評審過程不公。「為爭取成為『英中』到這種地步，真是十足的反教育，」劉仁念老師慨嘆。 體現「一國兩制」精神？

回歸前，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委員程介明曾經表示，香港人對回歸的不安，不在於香港教育中是否有英國因素，而在「人們提出去掉英國因素的方法是什麼」。「人們應該深思的是，是否所有源於英國的東西，都應該剔除？過去為殖民地服務的東西，是否都是『罪惡』？是否都不可為明天服務？」他認為，香港人要「實事求是地分析英國因素──從教育明天的實際需要出發，香港人怕的，是全面的清查。」

儘管香港政府一再地否認，但是觀察香港母語政策與回歸時間上的「巧合」，母語政策與政治的關係不言可喻。但弔詭的是，如今香港母語政策似乎又留了一個尾巴，科大教授齊錫生認為，這似乎正可看出香港政府體現「一國兩制」的微妙心理。

「英語是香港最重要的語言工具之一，英語的地位若往下滑，香港『一國兩制』的條件也會因此不保，」張炳良坦承，保留一個英語較好的國際都市，即使對民族認同、文化傳承稍有影響，「從北京的立場來看，應不至於是太大的損失，」他說。「香港若失去了英語的特色，那它跟上海、廈門甚至廣州等口岸有什麼區別呢？」齊錫生教授也說。

香港政府保留「英中」的作法，比較大的傷害是，更加強了香港人對「英語」與「菁英」結合的印象。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心理系主任侯傑泰就表示，如果我們以貌美及儀表出眾當作名校的入學標準，不難發現二、三十年後，全港的專業人士、政府高官均儀表出眾，這更誤導我們「容貌」是一個挑選人才的極好方法。

「當香港人見到每一個就讀名校，後來位居高位的人英語能力都很好，就更加強公眾對英語的膜拜。其實在這制度下，我們忽略了許多中文能力甚強，極富創造分析能力，但英文稍遜的人，對提升香港人才質素未必有利，」侯傑泰說。

怡和洋行的午砲是香港受英國影響的歷史遺蹟之一，參與雞尾酒活動的翩翩紳士淑女中，幾乎都是中英兼擅的社會菁英。（邱瑞金）

「現在是在港人治港，外國人不再替我們當家作主後，經濟型態日趨複雜的新情勢下，舊人才已經不夠用了，未來我們要培養什麼人才的問題。」香港信報一篇社論直指母語政策的癥結。 「兩文三語」的蹺蹺板

回歸後香港人要怎麼走？語言政策正是一個試金石。香港政府現今提出的語言標竿是「兩文三語」，希望香港人中、英語能力，廣東話、英語、普通話兼通。從九八年九月開始，香港政府已經明文要求各小一、中一、中四年級開始開設「普通話」課程，以後逐步增至各年級。而且從明年開始，香港政府考慮中學會考將加入「普通話」學科。

「兩文三語」可能嗎？在許多學者看來，香港政府「兩文三語」的目標只是個理想。前香港大學校長王賡武教授就在明報月刊上表示，要每個香港學生都精通「兩文三語」並不可能。「百分之五到十的學生，中英文兼優就不錯了，」他說。但也有人認為，香港因為殖民地的關係，在語言上已經有了類似歐洲，或是鄰近如新加坡的多語環境，培養香港人多文多語並非不可能。

「兩文三語」是否存在一種語言精通的問題？以學生的學習來說，要以什麼語言為主，是否又有主客之分？彼此之間又是否會形成干擾？

葉建源指出，除非是有極為自然的語言環境（如父親是英國人，母親是中國人），否則，從語言學習理論來看，外語學習應還是以「母語」為基礎，尤其是成年以後的學習，母語基礎越穩固，外語能力越強。而且雖說人類學習語言的潛力無窮，像歐洲一些國家的學生，很自然能熟悉三、四種語言，而且能在什麼樣的語言環境，就說什麼樣的語言（例如在雙語環境長大的幼童，自然地跟母親說中文，跟父親說英文，語言學稱為「轉換模式」），但還是要看語言環境，再加上學校的訓練，香港是否有這樣的多語環境，他感到很懷疑。

「兩文三語」目標能否達成看來還在未定之天，目前香港社會大眾最擔心的是母語教學──廣東話的推動是否會犧牲英語教育。「失去了過去全部用英文教課、讀英文課本的語言環境，我們的英語程度會不會更是江河日下，」香港報紙上，贊成繼續保留「英中」制度的人提出質疑。這使得香港政府一再的引用數據說明，使用母語與降低英文程度並無必然的關係。

（邱瑞金）

教育署提出研究調查顯示，採用母語學習的學生，在語言成分較重的學科，如地理、歷史及科學類表現，顯然較「英中」佳，而英文科的成績，卻沒有因此而較英中遜色。 歷史張大眼睛看

許多人將香港政府的母語教學政策，看做香港政府全力推廣廣東話，回歸中文世界的一個表徵，但類似母語教學這樣的「推廣廣東話運動」對香港的前途究竟是幫助，還是妨礙？香港各界也還未有共識。

如果說過去香港政府「重英輕中」的政策，使許多英語不好的人才在篩選中意外流失，如今「兩文三語」政策又能彌補什麼？香港以「大陸為腹地、面向世界」的地理位置未變，將來更可以預見的是與崛起的大陸在政治、經濟的關係會日漸密切，而廣大的中國大陸並不通行廣東話，「香港回歸『中文』──不回歸普通話，卻回歸『廣東話』，是不是一種倒退？」香港媒體上也有人提出這種觀點。

「現在我們要弄清楚的，除了『兩文三語』等學習層次的問題外，香港學生的英語程度不好，是在小學、還是中學階段形成，是英語師資不佳，還是中英混雜學習的結果？最重要的是，回歸母語教學、兩文三語政策，我們究竟要讓香港走到什麼方向？」梁文道也說，這些本質的問題如師資的改進沒有釐清，光是實施母語政策，是否僅是「治標」之策？

許多人認為，香港母語教育的種種討論，其實是回歸後各種語言價值觀的總體檢。這中間又混雜了歷史、政治、教育等因素，最後的結果是什麼，還待歷史的檢驗。

但可以確定的是，香港曾經走過的「混雜」歷史，正是香港所以成為今日香港的主因。

「不錯，香港的語言是不純正，但唯獨這樣的不純正，才促使他開放更大的空間包容各式各樣的異質……，」香港旅美作家洛楓說。從「混雜」到「一統」──甚或是「脫不了混雜的一統」，香港的語言政策似也在走這樣的道路，這會是香港的「包袱」，還是「本錢」？歷史，正張大眼睛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