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吉訶德現代版——「社會力」時代來臨

一九六○年代後期，因應生態危機而引發的節約能源、永續利用思潮，開啟了德國生態環保團體的綠色運動史。其後這些社團擴大訴求，揭發反核、裁軍、限武理念，鼓吹和平，並聲援婦女及弱勢族群，在德國促成了一波波革命性改造，並在一九八○年代統合為一個新興政黨——綠黨。

綠色運動三十年有成，如今已是全球社會改革運動的經典範例。相較之下，國內社運猶待茁壯，但已有了不錯的開端。

唐吉訶德的時代不再。今天的社運戰將可以溫柔浪漫，也可以激烈流血，總之要想盡辦法達成改革目標。（蔡智本繪圖）（蔡智本繪圖）

民間改革時代來臨

仔細觀察台灣社會，會驚覺不過就這麼三兩年間，民間各個改革團體的聲音突然奔放迸發出來。它們有著正式組織和強大的動員力，在許多民生議題上和政府分庭抗禮。隨手翻翻近幾個月的報紙，就可發現它們的身影無所不在：

「四一○教育改造聯盟」在記者會上，公佈七月份全省串連的「教育改造列車」系列活動；消基會及環保團體聯手去立法院及監察院，陳情抗議「空氣污染防治費」開徵；一百多個殘障團體趕在「全國身心障礙教育會議」開幕前，在教育部及內政部前舉行聯合大遊行，並出動壯觀的輪椅車隊助陣；婦女團體在大安公園喊出「情慾自主」訴求，同時為各項兩性平權法案催生……。

在社運團體衝鋒陷陣下，受惠的不僅是它們所關懷的弱勢族群，同時也是這個不斷開放的社會。一位為爭取兩性平等工作權，第一次鼓起勇氣、走上街頭參加遊行女性勞工，看著遊行夥伴一張張笑臉及隊伍前誇張逗趣的行動劇，不禁詫異地說，「怎麼沒有警察管我們？！原來這麼有趣，好像參加『嘉年華會』！」

的確，不管採取哪一種活動形式，今天的社運團體，不僅不再為台北街頭帶來動盪驚惶，反倒增添了幾許幽默與活力。然而回首來時路，不過五、六年前，主題類似的活動，還不免引來鎮暴警察嚴陣以待、張著刺鉤的鐵網拒馬一旁伺候；更別提再往前推溯十年、任何「集會結社」都屬禁忌的戒嚴時代了。社運團體一路行來，看似理所當然，其實意義深遠。

「民間運動的百花齊放不是偶然，是要有很多條件配合的」，台大社會系副教授陳東升說。

令人望而生畏的拒馬鐵刺，一度被固定擺放在重要街道旁，以備三天一遊行，五天一示威的不時之需，這兩年則少見多了。（卜華志攝）（卜華志攝）

社運元老「消基會」

首先是「威權不再」。陳東升指出，國家控制力減弱後，民間的自主性才能盡情釋放出來；加上國內經濟和教育的根基深厚，不乏有領導力的人才出來規劃推展、有足夠的群眾願意響應，還有多餘的財富資源可以投入這種非關溫飽、「非營利性」的改革活動。換句話說，民間有權、有人、有錢，社運團體才有勃興的可能。

當然，勃興盛況不是一夜造成的，每個團體都曾歷經辛酸。以社運團體的老大哥——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為例，今天的消基會，有二十多位專職員工，有龐大的義工團和律師團，一年接聽的民眾申訴電話超過五萬通；消基會培養出來的領導人才，也不乏被政府延攬重用，例如監察委員李伸一、公平會委員朱雲鵬等等。然而消基會領導者們最自豪的，還是十五年前，消基會以借來的辦公室、「一人一桌一電話」白手起家的故事。

「主題正當、策略運用得當，是我們能夠突破戒嚴體制箝制而成功的重要因素」，前任消基會董事長、榮總營養部主任章樂綺指出。

一開始，消基會的理念——追求消費行為的公平合理——就非常明確且符合台灣經濟起飛時代的社會需要。訴求合理，不僅得到許多學者專家認可，提高了社會影響力，同時也吸引許多民眾以義工身分加入。

在策略運用上，說是因應戒嚴時代的社會氛圍也罷，說是由教授、律師出身的領導群擺脫不掉自己中產階級理性溫和的本質也罷，消基會從一開始就站在「和政府合作，補政府之不足」的定位上，並不企圖挑戰既有的體制，反倒以觀念啟蒙的扎根工作、義工組織的綿密，和服務消費者的實務工作，造就消基會的金字招牌。

章樂綺回述打響消基會第一砲的「怎樣吃才不吃虧」研討與展示會：當時是接到一位買到過期食品的消費者申訴電話，於是消基會出動義工到各大超級市場進行查證，果然發現未標示食品及過期食品充斥市面。調查結果公布後，民眾譁然、主管官署尷尬，被點名的業者則大為恐慌。更重要的，這次事件促成了日後「商品標示法」的立法與實施。延續至今，「接受申訴，進行調查，公布結果」，一直是消基會的最有力策略之一。

七月上旬，由「四一○教改聯盟」舉辦的遊行在全省串連展開，參加民眾神情愉快，倒像是一場嘉年華。（張良綱）

自力救濟與環保理念

今日亦成社運主流之一的環保運動，則又有著另一種成長因緣。它的源頭，可以追溯到民國七十年代中期的一波波環保自力抗爭——鹿港的反杜邦、彰化的反「五輕」，及各地頻頻發生的圍堵污染廠商事件等。這些草根性、抗爭性、甚至是功利性的自力救濟，由於理念訴求不夠明確，在一陣風潮後就告退燒。然而在這樣的抗爭及思辨、反省過程中，一些更具理念、更有組織的環保團體，如環保聯盟、新環境基金會等等接續誕生，成為目前環保運動的主力。

「環保不應是『核四不要蓋在我家後院』式的口號，而應該對整個地球環境賦予更深的關懷」，提倡不開車、不吹冷氣，力行儉樸生活的新環境基金會秘書長劉文超指出。

解嚴之後，原本在各領域已經萌發的社會力迅速壯大，只是，後浪推前浪中，有的社運團體脫穎而出，譬如婦女、環保、教育等；另外如老兵返鄉、農民權益團體等，則在完成階段性任務後退出社運舞台。然而還有一些曾經備受好評的運動如無殼蝸牛——無住屋者團結組織等，卻因後繼無力，未能站上高峰。這其中的成功策略何在？

兩年前師大女學生性騷擾案發生後，婦運團體緊咬不放，一步步逼得媒體打開這個禁忌話題的討論空間。（邱瑞金攝）（邱瑞金攝）

以小搏大靠媒體

「媒體幫了大忙」，是許多社團領導人的一致看法。早從消基會時代，各大報都派有專人「駐守」消基會，隨時捕捉最新動態，無疑是消基會聲名遠播的主要助力。報禁解除後，媒體版面大幅增加，和社運團體更是互利共生、一拍即合。

以這次主導「台灣民間環保高峰會」，在抵制高爾夫球場開發、反對南橫快速道路等等議題上從不缺席的新環境基金會來說，曝光率之高，堪稱各社團之冠。然而凡是造訪過基金會辦公室的人，都會驚訝「怎麼這麼小的規模，三、四個人手，就能搞出這麼多新聞？」

「以小搏大，才能生存！」新環境基金會劉文超坦承，基金會其實缺人缺錢，談不上什麼動員力，無怪乎他必須挖空心思想新點子，以吸引媒體、藉媒體渲染氣勢。

要吸引媒體，在傳統靜態的座談會、公聽會、記者會之外，的確需要新鮮點子。解嚴初期街頭流血式的激烈抗爭雖然不再上演，但「遊行造勢」仍是各民間社團吸引聚光燈的「最愛」。為了擴大造勢，理念相投的各團體也開始串連聲援、互相幫襯。

去年四月十日由台大教授發起的「四一○教育改造大遊行」，在一百多個民間組織（包括婦女團體、文教企業、幼稚園等）的參與下，號稱動員三萬人；在造勢成功，媒體反應熱烈下，六天後成立了「四一○教育改造聯盟」的正式組織。另一方面，政府的回應也相當明快，九月間行政院就成立了由中研院院長李遠哲領軍的「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今年三月教育部又發表第一部教育政策白皮書。

「幸虧有那次大遊行，才炒熱了教育改革的議題」，日前剛舉辦完今年「七○九全省串聯活動」的四一○教改聯盟召集人、台大農化系教授張則周頗感自豪。正在推動幾項重要法案的「晚晴協會」創辦人施寄青也指出，社會改革路迢迢，宛如一場馬拉松，一旦「讓議題冷掉」就完了。

遊行示威有看頭，媒體用它來充實新聞內容，社運團體則藉此宣揚改革理念。（張良綱）

檢閱軍容，展現實力

造勢活動還有一層意義：「民主政治就是『數人頭』的政治，誰能動員群眾，誰就有力量」，中興大學公共行政系副教授陳金貴指出。社運界的街頭悍將、對婦女與殘障問題投入甚深的中華民國現代社會福利協會理事長曹愛蘭更直陳：「遊行是檢閱軍容，是實力的展現！」若是「軍容壯盛」，不僅凝聚民氣，而且執政黨主管官署不敢忽視、在野黨立委議員更會熱心拉攏，有了政治資源，事情才能事半功倍。

不過，正如消基會章樂綺形容的，民間團體總希望保持「政治上有潔癖」的形象，除了對官方若即若離外，即使對理念相投的政治人物，也刻意維持「有點黏又不會太黏」的安全距離，甚至不准在檯面上的現任重要幹部競選公職，以防有心人將社運作為累積個人政治資源的踏板。

「本來我們是不願涉足政治，寧可自己關起門來努力幹的」，晚晴協會施寄青指出，但她後來發現，歧視離婚婦女的各項「惡法」不除，所有的努力終歸枉然，於是轉而積極鼓吹修法立法工作；以體制外的「森林小學」揭開台灣教育改革序幕的「人本教育基金會」，也在埋頭做了六年的啟蒙與理論實踐後，開始為各項教育法案進行國會遊說：「歸根結柢，一切改革都要從政策著手；為了實現政策理想，只有去淌政治的渾水了」，人本創辦人史英指出。

連年選舉幫大忙

微妙的是，在一片「非政治」氣氛中，社運領導人其實深諳政治的遊戲規則，甚至還是這方面的設計高手。和幾年前社運界曾哀怨的指責「政黨利用我們」相比，今天社運團體羽翼漸豐，不僅不怕被利用，反倒處處掌握先機，進行主導。而「你贊成我，我給你選票」，就是這場角力的不二法門。

追溯起來，最早是六年前增額立委、縣市長選舉時，「婦女新知基金會」聯合各婦運團體，提出「十項婦女聯合政見」，只要有候選人願意將這些政見列入自己的競選政見中，婦女團體就去幫忙演講「站台」。這種惠而不費的策略很快就流行開來，運作也更見細膩。

台北市野鳥學會總幹事曾美麗舉例，去年底省市長大選前，正逢鳥會在關渡舉辦一年兩次的水鳥季，鳥會邀請三黨候選人參與盛會，結果當然成果豐碩——三黨都當場應允上任後要在關渡闢建自然公園。今年各社團卯足全力串連聲援、遊行造勢，目標對準的，也不外是年底即將開鑼的立委選戰。

隨著政治環境開放，這兩年社運團體推展公共政策的手段愈見靈活，「行政部門行不通，就透過修法立法；行政部門有疏失，就透過監察體系糾正彈劾」，章樂綺指出。緩不濟急時，社運團體還會祭出「按鈴申告違法失職行政官員」的非常手段，或是申請大法官釋憲，尋求司法途徑解決。

行政體系難攻堅

各種手段交錯運用下，社運團體在各自的領域都頗有斬獲。去年初通過的「消費者保護法」、年底通過的「環境影響評估法」、以及正在修訂中的「民法親屬編」，分別被喻為消費、環保及婦女運動的「基本法」，都是歷經多年努力終於水到渠成、接續地開花結果。

無奈，法律條文再漂亮、陳義再高遠，如果不能落實，都是滿紙空言。要落實立法成果，關鍵還是在行政部門。在所有的社運團體心目中，行政部門便是社會改革的最終目標，也是最難攻堅的一座城堡。

「行政官僚，總是高高在上，刻意和民間團體保持距離。要和他們打交道，比和立法、監察等民意機關難多了」，一位社運團體領導人抱怨。

事實上，在民間團體多年的密集砲火下，行政體系也逐漸鬆動，城堡微開，和民間的互動逐漸頻繁，甚至讓出體制內的一點點空間，以延攬個人或委託、合作方式，讓這些習慣在野批判角色的改革團體有機會實踐理念。

不管是外圍攻堅或是進入行政體制內改造，強化實力是民間社團的當務之急。然而，在活動力旺盛的外表下，不少民間社團其實隱憂深重。

未來路的思辨

「我們的資源太有限，不可能做什麼長期扎根的計畫，也沒有自己的研究調查班底，甚至炒作議題的選定，都是『跟著潮流走』」，自嘲只能「打帶跑」、而且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的新環境基金會劉文超指出；「殘障聯盟」則在主導完一場大遊行後，因為虧損而在成立七周年記者會上公開發出求救訊號。即使根基穩固的消基會，也是每隔幾年，就會出現一次較大的財務危機。

「國內的社運土壤還是相當貧瘠」，消基會章樂綺感慨，美國的消費者聯盟每年收入超過二億多美元，擁有專屬的商品檢驗大樓，還有五百多萬份、超過人口總數百分之二的雜誌訂戶，是國內的消費者報導月刊區區三萬訂戶望塵莫及的。兩相對照，國內「理念型」的民眾較少，對身旁進行的社會改革也較漠不關心。

未來根本的思辨還在於，社運團體少數菁英領導人的理念和訴求，是不是真能符合社會整體的利益？

在國外，少數改革團體手段激烈，例如美國環保人士曾將自己綁在推土機上，以肉身阻擋森林砍伐；立場不同的團體，例如擁墮胎與反墮胎運動者，擁槍枝開放與反槍枝開放者，更是勢如水火。改革團體如此自以為是，不僅令保守民眾震驚，也引發「究竟該不該任由少數人的強烈主張牽著社會走？」的質疑。國內目前的社運訴求仍屬溫和理性，但未雨綢繆，在強力造勢時多聽聽別人的意見，保持彈性，還是必要的。

誠如東海大學社會研究所教授高承恕指出，台灣社運，早已走出了被打壓為顛覆破壞活動的陰影，但若就此奉社運理念為「真理」，恐怕又是另一種武斷。保持內省和批判，不僅是社運團體求諸體制的，也是民眾對社運團體的期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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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於民國七十六年的千面人下毒勒索事件，在消基會及媒體呼籲下，統一企業負起責任，將全省貨架上的鋁箔包飲品回收壓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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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吉訶德的時代不再。今天的社運戰將可以溫柔浪漫，也可以激烈流血，總之要想盡辦法達成改革目標。（蔡智本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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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望而生畏的拒馬鐵刺，一度被固定擺放在重要街道旁，以備三天一遊行，五天一示威的不時之需，這兩年則少見多了。（卜華志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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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上旬，由「四一○教改聯盟」舉辦的遊行在全省串連展開，參加民眾神情愉快，倒像是一場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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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前師大女學生性騷擾案發生後，婦運團體緊咬不放，一步步逼得媒體打開這個禁忌話題的討論空間。（邱瑞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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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行示威有看頭，媒體用它來充實新聞內容，社運團體則藉此宣揚改革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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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反核為主要任務、最近又在南太平洋與法國政府展開周旋的綠色和平組織彩虹戰士號，是國際上激進環保團體的一個典型。（美聯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