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10周年──與中國共舞的日子

香港屬於誰？居住於赤柱的各色「鬼佬」（港人給白種男性的綽號），沒有人去思考過這個問題。

位於港島南端，赤柱像把匕首插入太平洋，此地曾是英治時期最先建立的海防要塞之一，百年過後，斑駁砲台雖仍屹立於匕首頂端，海景開闊的赤柱早已改變防守的姿態而展開雙臂。這個高級住宅區如今是來港的各國經理人居住首選。在這裡，廣東話報紙沒人買；打開電視，最受歡迎的頻道是英語節目，之後則依西、法、德和印度語羅列。

「除非你非常無聊，才會看看廣東話和中文台的節目，」英語中帶著法國南部濃重喉音、剛剛從澳洲調到香港的法國興業銀行併購部門主管Marc說。

但，對於在此集居的「鬼佬」經理們來說，「無聊」幾乎是生活絕緣體：除了中環的辦公室，Marc每月固定前往馬來西亞、印度和中國各的大城市開會，在寸土寸金的赤柱和中環，他玩的遠距遙控遊戲，牽動全亞洲乃至世界的投資市場，也逼使這些異鄉客的脈搏不能穩定的維持在每分鐘70跳。

購物、飲茶，節奏快速推進，號稱「亞洲的世界城市」的香港，永遠把人的味覺和視覺填得飽足。

英規中隨

為了讓跨國企業持續進駐，「SAR（特區，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的簡稱）做的很好，」美國一家環保公司的駐港執行長James也說。為了進攻中國市場而來港的James，辦公室在銅鑼灣，閒時常和同樣駐港的商界友人，在蘭桂坊一家仍然可以抽煙的酒吧見面聊天。

「或者說，SAR什麼都沒做──他們的目標，就是讓這裡的環境跟97前維持一樣。而這點，基本上是做到了，」James思索了一下後說。

沒壞的東西為何要修？個性務實的香港人延續一貫的精準和效率，從「船王」董建華出任的首任特首，到剛剛連任的港英政府菁英曾蔭權，「港人治港」下的香港運作如常，也讓港人疑慮漸消。

另一方面，在世人矚目下展開「一國兩制」實驗的北京當局更是小心翼翼，唯恐一個閃失，砸壞了好不容易到手的樣板招牌。對於外籍高階白領維持最貼心的服務只不過是「英規中隨」的基本需求。工作和依親簽證？沒問題，亞洲頂級簽證簽辦效率，平均不過7天就可完成；而在跨國工作者最關心的稅率問題上，香港也維持了全亞洲最低水準（單一所得稅率僅15%）。回歸專制中國10年後，香港仍保持了全球「經濟自由度」第一的地位。

回歸陣痛

回歸前夕，「50年不變」、「港人治港」原則確立後，「向來事事都管的北京當局學著站在一邊看，」長期研究特區政府運作的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說。不過，回顧回歸後的香港發展，北京當局完全放手的時間，其實沒有太久。

1997年7月1日，解放軍入港，緊接而來的是一波長達7年的經濟動盪與衰退，「一國兩制」──國際政治史上獨一無二的實驗──能否運作成功，一開始就面臨艱困的挑戰。

重創香港經濟的第一波，是98年席捲整個東亞的金融風暴，香港恆生指數一路狂洩到6,600點，較當年最高點腰斬一半。相繼而來的大環境問題還包括了2001年美國911攻擊，以及美國網路股泡沫化等利空。雪上加霜中，長期以來作為香港景氣火車頭的房市市值驟降，港人資產大幅縮水。

2003年春天，以亞太為主要疫區的SARS，同時攻擊了中、港和台灣，其中感染人數達1,755人、死亡299人的香港受創最深。健康損失外，SARS也重擊了佔香港GNP超過15%的旅遊服務業，帳面損失高達30億美元。在這谷底之年，失業率也創下新高──高達8.7「巴仙」。

連年經濟不振，加上2003年特區政府對於港、中關係的處理不當，回歸以來的種種不如意終於轉為民怨，大舉引爆。

「中環」光圈外的其他視野：深水埗等待拆遷的公共屋9；從去年9月才開幕的「昂坪360」纜車往下看，則可看到新開發的東涌（下圖）。

七一震撼

2002年起，特區政府在北京當局的強烈暗示下，開始了「基本法」23條的修訂立法程序，企圖對該條文涵蓋的叛國罪、分裂國家行為、煽動叛亂罪、顛覆國家罪及竊取國家機密等多項罪名，展開立法，以做為未來的執法依據。此舉引發香港輿論大譁，尤其是定義模糊、易於入罪的「國家安全」更受撻伐。

「對於長期自喻為『有自由，沒民主』的香港人來說，23條立法讓人猛然清醒──沒有民主，自由隨時可能解體！」香港著名的政治評論員譚自強解釋，因為在國家安全與國家機密的大帽子下，媒體從此戰戰兢兢；當媒體一噤聲，香港的公民自由也將不保。

經濟疲軟，僅存的自由眼看著也將被剝奪，2003年「七一回歸紀念日」當天，人口僅700萬的香港，有50萬人走上街頭。他們高舉「董建華下台」、「特首直選」和「港人自決」等標語，發洩對於特區政府屈從於北京擴權行動，及連年施政不當的不滿。遊行畫面透過媒體傳送，不僅震撼了中南海，也將「一國兩制」的重重問題掀了開來。

「表面上，香港民眾提出的訴求是撤換特首，」譚自強回憶，「但實質上，這等於是他們第一次站出來跟北京當局嗆聲對話。」

「七一大遊行是關鍵，」香港特區政府民政局局長何治平接受媒體採訪時也表示，特別是對於北京當局來說，七一送出了明確的信號，香港政策必須改弦更張了。

長年奉行「積極不干預」經濟政策，勞工保障法令闕如的香港，在股市、房市同步上揚的時刻，也暴露出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

中國的經濟「大禮」

對於民怨所指的第一任特首董建華來說，「七一」雖然難堪，擁有任免權的北京卻未讓他立即下台。這位港人眼中治港無方的「好好先生」，一直要等到隔年年底，才以生病為由，自請下台。

「七一民怨當然讓北京掛不住面子，基本法23條的後續立法被迫中斷，也令老大哥威權盡失，」蔡子強說，「但考量到如果立即撤換董建華，恐怕會造成一種『會吵的孩子有糖吃』的心理效果，以後類似的示威抗爭無日或止，特區政府將舉步艱難。」

「政治不能隨意放，經濟卻可以大方給；只要經濟能搞上來，民怨自然也就消了一大半，」蔡子強表示。為了提振香港經濟，簡稱CEPA的「內地與港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開始上路，而隨著全球景氣的復甦，該策略也迅速奏效。

「CEPA是什麼？CEPA其實就是自由貿易協定（FTA），」政大經濟系教授林祖嘉分析，2001年中國與台灣同年加入WTO後，即承諾要在5-20年內逐步降低關稅，開放市場。「針對香港先開放，不僅可以挹注香港經濟，同時也可以減緩驟然大規模開放，對於中國內地產業的衝擊。」

根據CEPA，香港產品輸入中國可獲得免關稅對待；至於服務業，包括律師、會計師等17種行業，港人也瞬間壁壘盡消。面對全球最誘人的中國市場，CEPA猶如一張允許港商快速通關的通行證，他們長驅直入大江南北的身影，羨煞了瞄準中國市場多時的各國企業。

「特別是大陸內需市場啟動後，港人最擅長的不動產開發，在當地發揮的空間更大，」林祖嘉指出，大如高速公路、機場和各類公共建築，小如國人熟悉的上海「新天地」，都是港商在中國的力作。

另一方面，深諳北京動向的港商也知機會難得。「他們知道北京正積極拉攏、寵絡港人，這是要東西最好的時機，不妨狠狠多要點。甚至要求大陸把涉外方面的談判仲裁業務都給香港做，」林祖嘉說。

象徵香港永遠繁榮的金紫荊廣場上，香港和中國兩面「紅旗」共舞，命運也愈靠愈近。

找回「CAN DO」精神

CEPA之外，七一遊行後不久，開放大陸內地人到港旅遊政策，則是北京當局另一劑經濟強心針。

這項港人多以「自由行」簡稱的政策，剛開始正反意見都有。質疑的聲音認為，部分內地人的消費力固然令人垂涎，但相關的治安和黑工問題也不可輕忽。此外，一向邊幅不修、講話粗聲大氣的內地人，更會破壞香港文明優美的市容。

不過，由廣東附近城市開放起的「自由行」，效益的確可觀，2004年起，年年超過1,000萬人次的旅客，幾乎佔了香港觀光客的一半，創造的收益超過200億元港幣。

各項利多發酵，歷經7年低潮的香港經濟，從2004年開始反彈。一路高飛的股價來到2006年12月，寫下了恆生指數首度突破2萬點的歷史新高。目前，香港股市市值超過了1兆6,000億美元，約是2003年6,700億的2.4倍。

走過低谷又逢春，著名的「大會堂」飲茶再度高朋滿座，維多利亞港夜色依舊燦爛，蘭桂坊夜夜笙歌不輟，香港至此又找回了原有的「CAN DO」精神。

中國挹注，對香港經濟起死回生有絕對影響，「但同時，香港對於今日中國的重要性也不容忽略，」中華經濟研究院專門研究香港經濟的副研究員林昱君提醒。以距離香港最近的珠三角來說，港商在此設立了5萬7,500間工廠，雇用了近1,000萬名工人，其中70%是近10年內所設立。「作為中國最大的外資來源，香港對於提升中國經濟的貢獻極大。」

長年奉行「積極不干預」經濟政策，勞工保障法令闕如的香港，在股市、房市同步上揚的時刻，也暴露出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

政經貼面舞

愈來愈近，愈來愈緊，大英米字旗降下10年後，香港對於上天賜給她的新舞伴，從疑惑到接受，舞動的節奏也逐漸加快。

「香港是一枚活棋，一國兩制的成功，對於台灣乃至於全世界都是最好的宣傳，」熟悉台港澳政治的一位評論員指出，「另一方面，北京也可以用香港來壓制上海幫。」

中國目前的「諸侯經濟」型態下，各地方政府被賦予高度自主權。在省市行政首長的任免上，招商和經濟發展的績效更被當作主要標準。在中國急速右轉，各地紛紛往「錢」看之際，「中共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勢力殘存的上海，是北京政權的一大威脅。因此，當上海與香港競爭金融中心地位時，北京也樂得順勢拉提香港。」

但是，強勢又多金的新戀人，能對香港寵愛到幾時？一旦失寵，香港的經濟動能將何以為繼？精明的香港人卻也因而患得患失。

「以CEPA為例，港人必須知道，中國給WTO『逐步開放市場』的承諾會慢慢兌現，也因此獨厚香港的效應必定會慢慢遞減，」譚自強說。

「更重要的是，香港本身的特色何在？」林昱君認為，靠中國的優惠來衝業績畢竟是危險的，「舉例來說，如果台灣和中國恢復談判、開放三通，香港一年立刻就會少掉200萬名以上的過境旅客，傷害就很大。」

「整體來說，從港英到今天，香港的經濟角色一直是被指定的，香港本身並沒有決定權，」譚自強表示，這正是「殖民地經濟」的宿命。

「金融中心當然很好，香港也有條件，」香港牛棚書院院長梁文道也認為，「但在正常社會裡，城市若要朝向金融中心發展，市民可以表達意見，在建構前談好配套，應付可能的副作用，像是貧富差距加大、地租上漲，或是仰賴合理地租的產業遭到排擠等等。」

「很可惜的是，香港並未被給予這樣的機會，」梁文道感嘆。而過於強調香港在整個中國經濟體系中的特定功能──金融、貿易、轉運和旅遊等──的結果，犧牲了香港作為一個獨立經濟體的完整性，讓它的經濟體質格外脆弱，也讓無法嵌進這個功能模式的大部分港人進退失據，處境尷尬。

另一方面，歷史上的殖民地經常處於被「榨取」的角色，但「香港沒有物資貢獻英國，港英時代，英國也未要求香港把經濟利益匯回，」熟悉香港事務的政治評論家南方朔說，「港英在港獲得的經濟利益屬於另一種──他們讓許多英資企業在香港茁壯，像是太古集團控制了國泰航空、匯豐銀行等，這些大企業在港茁壯，影響香港興衰，也帶動港人就業。」

回歸10年前夕，當年參與中英談判的前中共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回憶道，中央在97年之前的想法就是「香港的穩定要靠資本家，」總體經濟政策要點就是安撫資本家，「無論是港英還是中國，透過大企業來控制香港，才是一直以來真正的面貌，」前述政論家批評說。

「全亞洲最低的稅率，勞工保護幾乎闕如，香港的CAN DO精神則編造出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神話，」譚自強說，當年從大陸逃出來的難民或許不在乎，他們只想趁著99年「借來的時間」謀生致富。然而回歸後，就算過去標榜「社會主義」的中國能默許，但「港人願意接受這麼貧富不均、一面倒向資本家的社會嗎？」

「這也是為什麼民主、自己做決定的權利如此重要，」梁文道說，「除了GDP和物流、金融中心，香港還有環境和社會正義的林林總總問題，我們不能依賴北京來解決。」

購物、飲茶，節奏快速推進，號稱「亞洲的世界城市」的香港，永遠把人的味覺和視覺填得飽足。

M型社會

站在港島太平山的頂端，全世界最壯觀的超高大樓群圍繞著維多利亞港，這景觀向來是港人的驕傲。但在愈來愈糟的空氣品質影響下，即使是晴天，太平山頂上的港人經常看不見前方。

從香港經濟起飛的70年代算起，隱身在各式大樓群內居住的港人貧富差距不斷拉大。70年代就已偏高的基尼係數，到了2001年來到了0.525，2006年更上攀0.56，與南美的烏拉圭等國，並列全球貧富差距最嚴重的地區之一。

日漸擴大的貧富差距，說明了經濟發展的果實並未獲得廣大分享：10年間，香港GDP雖由2萬7,055美元成長到2萬7,614美元，但同時，月收入在5,000港幣（約合650元美金）以下的人數，卻也由31萬人增加為2006年的50萬人。

「香港是富裕者的天堂，失敗者的地獄，」梁文道說，在以前，白手起家的李嘉誠能成為亞洲首富，大家會覺得，「他做得到，我也做得到」。但現在許多港人卻意識到，貧與富可能是社會結構造成的，渺小的個人根本無力扭轉。

貧富差距分化了香港社會，而環境惡化則讓所有人同受其害。

在房地產商不斷填海開發所構築的水泥巨林之間，97以來香港又增加了70萬人，來到700萬人口。但在沙田、屯門和將軍澳陸續開發後，香港已很難再找到可容納數十萬人口的新市鎮用地。市區建築不斷加密加高，造成居住環境擠迫、交通壅塞、空氣污染、救火困難等問題。

「SARS來襲時，港人忽然意識到以前沒有注意到的東西，」香港CUP雜誌主編劉細良表示。二次戰後人口不斷膨脹的香港，市區公共用地長久以來不足20%；近10年來的快速開發，更造成綠地減少、空氣品質下降，種下了SARS來襲時的慘痛後果。

著名的「二樓書店」阿麥書房，是寸土寸金、食肆和商場羅列的銅鑼灣難得的風景。

我是誰？

黑字和紅字交雜，回歸10週年前夕，各項慶典緊鑼密鼓，東方之珠迎光和背光的兩面都被放在媒體下仔細檢驗，回歸功過難定。

然而，4月份剛剛公佈的一項調查，卻足堪關心香港前途的各界細細解讀。

根據香港大學的民意研究計劃，在「香港人身份認同」問題中，該校以最直接的方式詢問香港民眾，「假如可以選擇，你會再次做97年前的殖民地人，還是繼續做97年後的特區人？」

結果受訪的1,007名市民中，有41％選擇做「特區人」；22％表示兩樣都無所謂，卻還有高達31％選擇做「殖民地人」，這也顯示，過半數的港人並不以「特區人」為自己的理想認同，中國的經濟大禮並沒有買到足夠的民心。

另一方面，97前倉卒出走的香港人，如今回流者雖已有27.5萬人，但緊抱第二國護照不放的港人仍高達8成以上。其中，持有英國政府特地於97前夕開放給港人請領的BNO（海外英國人身分）的香港居民，大約有344萬人，至於持有BNO護照的大約有150萬人。

「一本護照在手，有難隨時就走，這和97前後沒有兩樣，正是香港人尚未脫離殖民心態的寫照，」譚自強批評。

自己的香港

回歸10年，香港人要做終歸和內地人無異的中國人？還是寧願做和中國若即若離的「特區人」？百年來一直徘徊在中、西之間的港人，認同仍然分歧。而在內地，香港人「不喜歡說普通話」、「不友善」的形象仍根深蒂固，同樣也讓內地人難以把香港人當作中國人。

「比方說，在內地的所謂中國最佳城市排行榜上，經常找不到香港，」梁文道說，香港是特區，有其歷史背景，「但就因為她太『特』了，很難被當作一個中國城市來對待。」

在過往，香港作為「英國女王皇冠上最燦爛的明珠」，榮耀毫無疑問要獻給女王。今日，作為「一國兩制」的模範樣板，香港的成就不減當年，但大部分榮耀則要歸於中國。在「世界的香港」和「中國的香港」之外，香港何時才能成為自己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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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著說「不」！

回顧大航海時代以來的近代史，所有被強權奪取的殖民地，最終都走向獨立，唯有透過鄧小平和柴契爾夫人兩巨頭闢室協商的香港，走向了史無前例的大膽實驗。明顯的是，回歸的路還很長。

「這實在是個有趣的經驗，」蔡子強說，在港英時代，即使大多數港人都為了逃避共產中國而避居香港，即使香港主流教育是以英語授課、讀的是世界史，卻也沒有人懷疑過自己的中國人身份，就連撰寫《香港──大英帝國殖民地時代的終結》一書的英國作家珍．莫里斯也寫道，「香港，從來是個中國人的城市。」

然而，在終於回到「祖國」懷抱後，港人的身份認同反倒成了新議題。

「從經濟角色的安排到殖民歷史的重新認識，都是香港打開思考的起點，」曾在台灣囊括多次文學獎的香港作家董啟章說。

近年日趨蓬勃的文化保存運動，就是港人主體自覺的一種象徵。從2003年的西九龍案、2004年灣仔利東居民的自主重建計畫、2005年的天星碼頭拆除案，一直到去年定案的拆除皇后碼頭、擴大填海範圍案。在跟政府的拉鋸中，試圖在歷史文化上搶救老香港的行動有時贏，有時落敗，但已讓外界眼睛一亮。

「過去港人上街抗議，大多是為了跟自己切身的問題、薪水和工作之類的，」譚自強說，「這幾次上街卻寫下了香港的新歷史，讓文化和意識成了主戰場。」

從好處看，經過百年殖民以及回歸初期的陣痛，如今港人終於有了一種「熬過來了，自此歲月悠長起來了」的感覺。這種安心感讓他們思索如何真正以香港為家，畢竟，這個美麗半島不該只是個工作賺錢的地方，而應是個擁有自己的歷史記憶與感情、擁有獨特生活經驗的家園。

帶著這份文化感情，一面珍惜現有的自由，一面期待未來的民主，港人希望一個更完整自主、可長可久的香港，可以逐漸展現。

「中環」光圈外的其他視野：深水埗等待拆遷的公共屋9；從去年9月才開幕的「昂坪360」纜車往下看，則可看到新開發的東涌（下圖）。

超越金融風暴和SARS肆虐，重新站穩腳步的香港，近年經濟繁榮一如維多利亞港的燦爛夜色，吸引了全世界的眼光。但根據最新民調，樂於做「特區人」的香港民眾僅有41%，也透露出某種訊息。

「中環」光圈外的其他視野：深水埗等待拆遷的公共屋9；從去年9月才開幕的「昂坪360」纜車往下看，則可看到新開發的東涌（下圖）。

從太平山山頂往下望，全世界最壯闊的超高樓群是香港的驕傲，卻也透露著人口密度世界第一的香港過度開發的隱憂。

在民間團體奔走下，號稱囚禁過國父孫中山的中環「域多利監獄」（右）獲得保留，是香港保留集體記憶的一大勝利。

71來臨前夕，四處可見的廣告標語，增添了回歸10週年的慶祝氣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