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經貼面舞
愈來愈近,愈來愈緊,大英米字旗降下10年後,香港對於上天賜給她的新舞伴,從疑惑到接受,舞動的節奏也逐漸加快。
「香港是一枚活棋,一國兩制的成功,對於台灣乃至於全世界都是最好的宣傳,」熟悉台港澳政治的一位評論員指出,「另一方面,北京也可以用香港來壓制上海幫。」
中國目前的「諸侯經濟」型態下,各地方政府被賦予高度自主權。在省市行政首長的任免上,招商和經濟發展的績效更被當作主要標準。在中國急速右轉,各地紛紛往「錢」看之際,「中共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勢力殘存的上海,是北京政權的一大威脅。因此,當上海與香港競爭金融中心地位時,北京也樂得順勢拉提香港。」
但是,強勢又多金的新戀人,能對香港寵愛到幾時?一旦失寵,香港的經濟動能將何以為繼?精明的香港人卻也因而患得患失。
「以CEPA為例,港人必須知道,中國給WTO『逐步開放市場』的承諾會慢慢兌現,也因此獨厚香港的效應必定會慢慢遞減,」譚自強說。
「更重要的是,香港本身的特色何在?」林昱君認為,靠中國的優惠來衝業績畢竟是危險的,「舉例來說,如果台灣和中國恢復談判、開放三通,香港一年立刻就會少掉200萬名以上的過境旅客,傷害就很大。」
「整體來說,從港英到今天,香港的經濟角色一直是被指定的,香港本身並沒有決定權,」譚自強表示,這正是「殖民地經濟」的宿命。
「金融中心當然很好,香港也有條件,」香港牛棚書院院長梁文道也認為,「但在正常社會裡,城市若要朝向金融中心發展,市民可以表達意見,在建構前談好配套,應付可能的副作用,像是貧富差距加大、地租上漲,或是仰賴合理地租的產業遭到排擠等等。」
「很可惜的是,香港並未被給予這樣的機會,」梁文道感嘆。而過於強調香港在整個中國經濟體系中的特定功能──金融、貿易、轉運和旅遊等──的結果,犧牲了香港作為一個獨立經濟體的完整性,讓它的經濟體質格外脆弱,也讓無法嵌進這個功能模式的大部分港人進退失據,處境尷尬。
另一方面,歷史上的殖民地經常處於被「榨取」的角色,但「香港沒有物資貢獻英國,港英時代,英國也未要求香港把經濟利益匯回,」熟悉香港事務的政治評論家南方朔說,「港英在港獲得的經濟利益屬於另一種──他們讓許多英資企業在香港茁壯,像是太古集團控制了國泰航空、匯豐銀行等,這些大企業在港茁壯,影響香港興衰,也帶動港人就業。」
回歸10年前夕,當年參與中英談判的前中共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回憶道,中央在97年之前的想法就是「香港的穩定要靠資本家,」總體經濟政策要點就是安撫資本家,「無論是港英還是中國,透過大企業來控制香港,才是一直以來真正的面貌,」前述政論家批評說。
「全亞洲最低的稅率,勞工保護幾乎闕如,香港的CAN DO精神則編造出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神話,」譚自強說,當年從大陸逃出來的難民或許不在乎,他們只想趁著99年「借來的時間」謀生致富。然而回歸後,就算過去標榜「社會主義」的中國能默許,但「港人願意接受這麼貧富不均、一面倒向資本家的社會嗎?」
「這也是為什麼民主、自己做決定的權利如此重要,」梁文道說,「除了GDP和物流、金融中心,香港還有環境和社會正義的林林總總問題,我們不能依賴北京來解決。」
購物、飲茶,節奏快速推進,號稱「亞洲的世界城市」的香港,永遠把人的味覺和視覺填得飽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