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國鼎的劍橋生涯

問：您為什麼會選擇負笈劍橋？

答：這其中是有一段緣由的。

我畢業於國立東南大學（後來改稱中央大學）物理系，本來對數學最感興趣，在民國廿三年的第二屆「中英庚款公費留學考試」中，數學還考了滿分，連數學家姜立夫先生都特別來問我為什麼留學不念數學，要念物理？

但我選擇去劍橋念物理是有道理的。我在大學時代讀過一本書，叫「放射性物質的放射線」，非常吸引我。你想想看，一個小小的原子還會蛻變、會分裂，產生各種粒子、質子、放射線，這是多麼有趣的世界！也因為這本書，才使我的主要興趣從數學轉到物理。

而這本書的三位作者，當時都任教劍橋，其中得過兩次諾貝爾獎的核子物理學家魯瑟夫德（Lord Rutherford）教授，正是劍橋最著名的物理實驗室——愷文第詩——的主任講座教授。同一個實驗室中，還包括世界上首次發現電子的J. J. Thomson、發現中子的Chadwick，及首次成功地打破原子核並造成原子分裂的Cockcroft和Walton。這些「大師級」學者濟濟一堂，可說是劍橋物理的黃金時代。我既然能有機會去英國念書，當然不願意錯過。

我在愷文第詩實驗室跟隨魯瑟夫德教授研究核子物理，兩年後，又轉而研究低溫超導體——說起來，我是第一個做這方面研究的中國人。可惜後來抗日戰爭爆發，不得不提前結束學業，整裝回國。

問：目前劍橋的物理還是執世界牛耳嗎？

答：現在當然不同了。科學進展愈快，所需要投資的人力、財力也愈大。像丁肇中博士在瑞士日內瓦進行的實驗，集合了上千位科技專家，耗資六億美金，整個實驗在地下五十到一百七十公尺深處進行，由歐洲各國合力支持，這就不是一個實驗室或一個學校負擔得了的。

戰前，英國研究核子物理時的重心是在劍橋，但二次大戰後，英國把核能的研究集中在牛津附近的Harnwell，由Cockcroft教授主持。而核子反應爐的建造非有整個國家的財力支持才行，所以劍橋的地位就不如從前了。

問：除了實驗室外，劍橋還有那些地方使您特別懷念？

答：我在劍橋是Emmanuel（以馬內利）學院的學生。它的原義是「與神同在」。另外由於我是研究生，每天專心做實驗，不常和同學嬉遊，也不常做運動。卻有一位大學部的英國友人，還記得他叫Jack Ambrose，常來約我星期天到鄉下的教堂中做禮拜。我那時還不是基督徒，我是民國五十五年才在台灣受洗的。現在回想起來，冥冥中似乎一直有主的帶領。

當然，學院中的生活也很有趣，規矩相當多。譬如所有的學生天黑後出門，都一定要罩上黑袍、戴上帽子。晚上會有監查，名稱為監督（Proctor），隨時在大街小巷巡邏；同時還有高級稽察（Pro-Proctor）專查監督是否盡職。大學生有時忘記帶方帽子，救急時在朋友家借一張唱片，以一隻手放在頭頂上，遇監督時，即飛馳自行車而過，可以不露馬腳。還有，人人一輛腳踏車——當然也有順手「借」車的，車子不見了，多半能在「失物招領處」找回——車頭前面籃子堭`裝得滿滿的書，別人把劍橋稱為「自行車之城」，的確很貼切。因為大學上課的地方離自己的學院相去還有段距離，所以非用自行車不行。

問：您會想家嗎？閒暇時做些什麼？

答：當然會，那時候最快的送信方法，是從蘇俄走西伯利亞鐵路，寄信總要一個月才收到。而在劍橋的中國同學又很少，以後陸續來了好幾位同學，總數也只有六、七個男生、一個女生，因此和外國同學的接觸比較多。不過中國同學每一、兩個月總會聚餐一次，我還作臨時廚師。我回國的時候，他們就很惋惜的說：「以後吃不到李國鼎的拿手好菜了！」

當然，劍橋人文環境好，到此地的人，一定要找機會多接觸。我記得有一次和三位同學結伴，騎自行車去莎士比亞故居看「莎翁戲劇節」，來回費了七天，但非常愉快，收穫很多。我也愛自己拿著相機拍風景照，留做紀念。

問：您剛才提到是因為抗日戰爭爆發，才離開劍橋，回到國內？

答：民國廿六年（一九三七年），三年的公費結束，魯瑟夫德教授本來已幫我申請到倫敦皇家學會獎學金，但是因為抗日戰爭爆發，我覺得這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如果置身事外，怎麼說也不能安心，同時同學也都敦促，就決定回國。

回國前，去看我的老師，他說科學家在戰時應參加科技工作，他並且指出一條路。因為現代戰爭，制空權的掌握是最重要的，而敵機來襲時，我們防禦靠的就是照測技術。他並且說，戰爭結束後你還可以回來作研究工作，恩師對我的考慮，實在是很周到，我經過歐洲，還安排在德國和奧地利參觀了兩個照測器材廠。

等到回國後，一方面先擔任國立武漢大學物理系教授，然後再尋找防空單位。終於在廿七年到長沙拜訪防空學校黃校長鎮球，及照測總隊隊長馮秉權兩位將軍。他們當然歡迎我來從軍，不過說軍中待遇低，怕我不習慣，我因為達到我由英返國的願望，所以也樂於接受這份工作。其間一路隨軍遷移，由長沙到衡陽、到桂林，最後到貴陽，總部安頓在花溪——一個山明水秀的村莊，建立起一個修理所來，但是我們的服務涵蓋各大都市如重慶、成都、昆明、蘭州等。

這樣兩、三年後，我更認清一個事實：要想把這場仗打贏，中國的工業一定要強。我的興趣也因此轉到實用工業方面，幾所大學要我去教課也都一一婉拒。後來進入重慶資源委員會資渝煉鋼廠，這是一生的轉捩點，我知道要瞭解國內戰時的工業需要，必須先參與工業，獲得實際經驗。

到了戰後，先在上海參加造船工業，然後調到台灣造船公司作了五年，又被尹仲容先生徵調到他主持的工業委員會，推動各項工業計畫。五年後，並入美援會，到五十四年轉任經濟部長、財政部長，擔任決策總執行工作，共十一年半。然後因心臟病而轉任政務委員十二年多，負責推動科學技術、支援整個國家建設，目的就在使國家進入開發國家之列。

問：您本來要走學術的路，卻因為戰爭而回國，走上實務、行政的路，會不會有些遺憾呢？

答：當然會，但人生的際遇就是這樣變幻不定，許多人笑我放棄劍橋學業回國是件「傻」事，但是我覺得我們出去留學，就是為了回來建設國家，把國內的科學研究帶上軌道，讓後輩青年能有好的學習環境，不一定要到國外留學。現在國內培養出來的碩士、博士，人數愈來愈多，程度也不錯，這就是學術在國內生根的成果。當然，要努力的地方還是不少。

問：您學物理，卻先後擔任經濟、財政兩部部長，您的訣竅是什麼？劍橋的教育，對您最大的影響又是什麼？

答：其實，有了科學訓練和分析能力，對各種工作都很有幫助。在財經界這種例子很多，像尹仲容先生念電機、嚴家淦先生念化學、趙耀東先生學機械等等。

我的方法很簡單，第一步是觀察整體，不能「見樹不見林」。這當然需要經驗培養，也需要各種專才，從各方面做研究，集眾人之長，才不會有缺漏；然後便是歸納檢討，把應該做的，按輕重緩急列出工作時間表；再來是折衝協調各各單位，因為小至原子構造、大至實驗室、乃至於一個政府，都是一種「系統」，要分工、合作，才能有進展，而我在劍橋學到最珍貴的，也就是這種做事方法和態度。

回想起來，劍橋三年，是我這一生最愉快的日子，沒有經濟壓力，又每天都獲得新知識；而且在那樣的學術環境中，真會使人產生一種「追求真理」的心情，這對我的影響是很深遠的。

我的一生過程，先後由英國返國參加政府工作，除防空學校外，都是事來找我，我接受後就以學習的態度去做事和待人。所以我感覺社會是一個永遠畢不了業的學校，進入社會，令人感覺人生之可貴，更證實了古人所說的「生也有涯，知也無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