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如甘霖

一脈相承的助人之愛

我父親的名字也是安德肋．迪亞茲。他出生在西班牙的中產階級家庭，在家族中十一位小孩裡排行老么。他的爸爸，也就是我的祖父瓦昆．安東尼歐，是知名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也是社會主義者，出身名門世家，自小就到聖地牙哥．德．孔波斯特拉求學，後來在當地大學教授社會學與希伯來文，寫了許多關於幫助農人脫貧和農村發展的書籍。其中的代表作《農村信貸》，提出農業信貸現代化的縝密分析，討論西班牙農業融資的實際替代方案，以及其它歐洲國家在農業銀行和各類型合作社的基礎概念，對後世有深遠的影響，尤其在八○、九○年代，工人階級組織開始抬頭的氛圍之下。正因為我祖父把自身的研究投入於加利西亞的發展，所以我父親自小耳濡目染，也投入關懷困苦農民的志業。

祖父母離世後，留了許多田地給我父親，他當時繼承的財產應該能讓他過上一生的好日子，但他卻毅然賣掉田地，開沙丁魚罐頭工廠。

當時漁業不發達，冰箱等冷凍設備還未開發，加利西亞的沙丁魚漁獲量有時幾千籃上岸，如果未經加工成罐頭，一兩天後就會腐壞無法食用，人民仍會受飢餓之苦；但如果做成罐頭，就可以讓更多人有食物吃。

起初，許多人對他的決定不是很諒解，尤其是身旁的親戚們，覺得他已經有錢有地可以享福，為何要賣掉祖產。即便如此，他仍堅決執行，因為這樣才能真正幫助窮苦的人們。漸漸地有所成後，越來越多人開始願意協助我父親，沙丁魚罐頭工廠也慢慢有能力提供工作機會給當地民眾。那期間，漁獲多的時候工廠有一兩百人。在那個勞動力需求大的年代，工廠提供當地規模不小的工作機會，支持許多農民家庭度過艱難的時刻。我聽說在西班牙已經有人把這個工廠的事蹟寫成了一本書。

我的母親娜希紗，來自佩雷茲家族，從我外曾祖父曼努埃爾那輩就移居聖地牙哥，主要是做製造與販賣蠟燭的生意。佩雷茲富裕的程度未及迪亞茲．德．拉巴葛一族，但西班牙是天主教國家，而聖地牙哥是朝聖的中心，蠟燭在天主教的傳統裡，是能展現信徒奉獻精神的重要物品，因此在當地的需求量非常高。再加上那個年代，天主教的喪禮是在晚上舉辦，人們會購買許多蠟燭點亮儀式。母親的家庭所經營的蠟燭生意在地方上也有不錯的收入。

有意思的是，聖地牙哥最後一次在晚上舉辦的喪禮，就是我外曾祖父的喪禮。

由於這個因素，那場喪禮盛況空前。後來我的外祖父奧林皮奧走在街上碰到有人在辦喪，他都會參加。如果有人問他知道在棺材裡躺的是誰，他常會說：「我不知道，但不是他就是他家，至少應該有一個人參加過我父親的喪禮，所以我也應該來參加。」因為我外曾祖父那場喪禮實在太多人了。

因為佩雷茲家族在聖地牙哥做著簡單但能象徵基督傳統精神的蠟燭生意，又常到處參加不同人家的喪禮，所以在地方擁有一定的聲望和人民的信任。那個年代，許多從外地到聖地牙哥工作的人，因為擔心把賺得的現金直接帶回老家會沒有保障，因此選擇將賺到的錢寄放在佩雷茲家中。漸漸地，越來越多人這樣做，佩雷茲家族受民眾委託的存款金額也越來越高，到我外曾祖父那代，他們已經開始提供類似「農村銀行」的服務，有銀行的雛形和商標，提供人民存款利息，幫助老百姓可以透過存錢來賺錢。

我的父母親結婚後，搬到也位於拉科魯尼亞省的普埃布拉。他們皆繼承上一代助人的理想，延續農村信貸，讓農民可以在收成、播種、施肥期間貸款週轉，降低風險；在收成後也可以有安全的地方存款。除此之外，當時我的母親也因為許多人買不起田地跟房子，不忍看他們流離失所過著辛苦的日子，就和她的姐妹朋友們在聖地牙哥自組慈善事業，提供類似今日的「社會住宅」，將房子便宜出租，有需要的人只要定期付一點點租金便可以住下來，免於無家可歸之苦。我記得，母親常常不得空閒。她總是忙這忙那的，很願意幫助地方上的窮人和父親漁產工廠的員工。她也非常愛我們，她的愛是無私的。

父母親樂善好施和服務鄉里的精神，從小就深深烙印在我的心裡。有時候我去父親的沙丁魚罐頭工廠看父親與其他工人的工作狀況，經常看到身體障礙的弱勢者也一起工作。我父親提供他們就業機會，並提供他們伙食與能安心睡覺的居所。 從小我就覺得幫助別人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童年與天主開啟對話

我是個戰時出生的孩子，剛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我在家中排行老七，上有四位哥哥和兩位姊姊。動盪的年代，孩子存活不易，我出生之前，一對雙胞胎姊姊和三哥已經夭折，所以我出生的時候雖是老七，前面卻只有大哥瓦昆、二哥安東尼歐和四哥迪亞哥三位哥哥，在我之後還有兩位妹妹雅珣、卡梅拉和弟弟荷西．瑪利亞。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我的父母親要扶養七個孩子已經相當辛苦，二哥又因智能發展遲緩，父母更需要多費心力照顧。除此之外，從小聰明的大妹雅珣，本來在學業上前景一片看好，已經順利完成高中學業，然而有一段時間，她忽然開始咳血，健康瞬間亮起紅燈。醫院診斷後確診得了肺病。在那個年代，女性能夠完成高中學業是很少數的。我上大學醫學院的時候，班上一百位學生，只有三位女生。所以當時許多人，包括我大妹高中的校長，都很感嘆優秀的大妹因身體緣故，必須在家休養，繼續上大學的夢想和任何想學習的渴望也都必須暫停。

即便家庭裡的孩子面臨如此多的挑戰和疾病纏身，我的父母仍讓孩子在一個充滿愛與天主的環境下長大和學習，更行有餘力幫助貧困的百姓過更好的生活。

從小，我就記得父母親每日皆會虔誠地向上主祈禱，他們會帶著我和哥哥和弟妹們一起唸一串玫瑰經，有時是午飯後，有時候是晚上，我會重複媽媽的禱詞，媽媽唸一句，我照著念一句。

回想起幼時的這些片段，即使什麼都記不太清楚，但我對天主、耶穌和聖母瑪利亞的記憶卻很清晰。大家都知道我後來成為神父後，習慣在每個人頭上畫十字作為祝福，那其實是我學爸媽的，他們從小就都會在我的額頭上畫十字為我祈禱。

家中牆上有個十字架，那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是我與天主的第一次接觸，即使我當時才不過兩、三歲年紀。有一天的傍晚，我看著母親唸著玫瑰經，父親也在她旁邊，他們呼喚著主的名號，為孩子們祈禱，為社會大眾祈禱，那個父母親跪在十字架前虔誠祈禱的畫面，我都還清晰地記得，至今忘不了。

我與天主第二次接觸的記憶，是在我五、六歲初領聖體的時候，那是我第一次感覺到自己和天主正在對話。我們家離耶穌會的教堂很近，當時母親開始帶我去耶穌會的教堂辦告解，那段時間是我記憶以來，最早開始特別感覺得到主的存在與陪伴。

我與兄弟姊妹自小學就都被爸媽送到外地的耶穌會或女修會的寄宿學校，自幼外宿，需要練習獨立自主，加上教會學校生活起居嚴謹，也有要遵循的規範。即便如此，我並不覺得那段時光缺少了家人的陪伴。一方面是我與哥哥一起上學，不覺得孤單；另一方面在假日返家時，也更加珍惜和爸媽相處的時光。

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加利西亞地區南側的維果就讀耶穌會的小學。

維果是一個鄰近葡萄牙的邊境城市，文化多元開放，語言也有著豐富的色彩，可能是我在這樣的環境成長，使得日後面對不同文化時更有包容力吧！維果在發展上，也比起我的故鄉普埃布拉更加先進。維果小學有兩個校區，校園裡有花園和體育場，鎮上也有一些建設，像是電纜車、大郵輪、足球場……哇！這些在幼小的我眼裡，都覺得好大好新鮮啊！

學校有很多豐富的圖書資源，還有老師們分享海外神職人員的福傳經驗，讓我有機會以各種角度認識、思索這個世界。

大約七歲的時候，我在學校讀到書上的一個故事：

故事發生在法國，有個年輕人被判了死刑，等待執行死刑的期間，年輕人不願意開口講話，也不願意見監獄依例安排的輔導。有位神父自告奮勇去見這個年輕人，告訴他：「我不跟你說話。」他們便默默相對。

沉默了許久，年輕人終於開口說話：「我沒有錯，我不是壞人。」

神父說：「我知道，你是好人。」

年輕人又說：「我不是壞人。」

神父說：「你是好人。」

年輕人於是激動地哭喊：「來殺我吧！來殺我沒關係！我是個好人！我是好人！」他告訴神父，自己從小生長在孤兒院，沒有人認養，就這樣孤伶地於黑暗中長大。這輩子沒有一個人跟他說過他是好人。如果以前就有人告訴他「你是好人」，那一切一定會不一樣。

我讀了這個故事之後，驚覺「愛」對一個人的成長是不可缺少的。

自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三年間，我到聖地牙哥耶穌會所創辦的中學就讀（西班牙的中學包含初中三年及高中三年），當時是跳級提早完成小學學業。有人說我天資聰穎，其實我只是在升學的路上比較幸運而已。但從小與我感情最好的四哥迪亞哥，升學路就不是那麼順遂了。

我與四哥，形同雙胞胎，求學的過程中兩人都一起。初中到高中有個升學考試，大考之前，四哥因為太投入幫助朋友溫習課業，反倒弄得自己考試不及格被留級，因此還被分到跟我同一班，變成我的同學。

我很佩服四哥，他不管別的同學怎麼看他，不覺得和我分到同一班很丟臉，一樣笑臉迎人，善待他人，我知道他是因為考試時想幫助別人，結果沒有顧好自己的成績。而我則是先顧好自己份內的工作，所以我通過考試。我倆成為同學後，變得更加形影不離。

除此之外，我爸爸、媽媽、哥哥都喜歡幫助人，對我們這一輩的孩子來說，有深遠的影響。我們在不知不覺中也承襲爸媽一脈相承下來關懷社會的家族精神，像是我的大哥後來以醫生作為人生志業，弟弟則成為耶穌會會士服務人群。我看著家人都喜歡幫助人，我也想幫助人，但不知道該如何去做。想用不同於父母親的方式，看到大哥學醫，覺得醫生可以給人健康與平安，因此決定走上學醫的路。

我的小妹卡梅拉則是在長大成家後，除了和母親一樣生了十個小孩，給予細心有愛的照顧之外，每一年她也都會在聖地牙哥市的街上，為城裡的癌症病患募款。

家庭確實潛移默化地影響我在人生道路上的選擇，讓我往後有機會成為散播愛與祝福的人。

親歷福爾摩沙

在耶穌會的安排下，一九六九年我從東帝汶離開，被派遣到臺灣繼續我的福傳工作。當時我還在東帝汶修道院擔任院長，同期間臺灣大學醫學院有一位公共衛生背景的美國籍江建神父開了一門新的醫學倫理課。然而這位神父在上課一段時間後，發覺身體有異狀，多次寫信給會長，希望會長能夠派有醫學背景的會士到臺灣接替他教授醫學倫理的課程，因為他知道我是一名醫學博士也學過中文，這樣他能回到美國接受醫療的照護。

我一開始並不知道此事。但因為東帝汶修道院確實有人接替。我在一九六九年按照長上的安排，轉了好幾班的飛機，也不太記得是飛到哪，只記得有經過澳洲的達爾文，後來抵達臺灣。

飛機緩緩降落，我的心情萬分激動，從飛機窗口望向窗外，心裡吶喊著，是「Formosa，這個美麗島」！

天主給我的五十二歲禮物

小時候在西班牙唸書時，我清晰地記得，在地理課本上讀到「福爾摩沙」這個島嶼的存在，對當時不到十歲的孩子來說，這個地方令我非常興奮，因為在我們的語言中，每個人都曉得福爾摩沙的意思，就是「美麗的島嶼」。

我一直記得這個美麗的小島，也記得這是帝國殖民時期，葡萄牙在遠東地區航運頻繁，船員在經過臺灣海面上，驚呼島嶼上高山峻嶺青綠蒼翠，替臺灣取的美名。

我有時會想，多麼奇妙！在今天臺灣許多人的爺爺奶奶出生之前，我已經在學校的課本上讀過福爾摩沙；在各位讀者的爸爸媽媽誕生在福爾摩沙之前，我已經雙腳踩在這塊土地上了呢！我可能是當今臺灣最早知道福爾摩沙的外國人啊！

但我從來沒想過，這個曾經在書上讀過的「福爾摩沙」，竟在天主的安排下，成為我的另一個家。在這裡生活超過半世紀，五十幾年間，能親眼見到她真正的美麗與變化，感受這片土地上淳樸溫暖的人情。

來到臺灣時，我已經五十二歲了。

相對於一九五○年代，一九六九年的臺灣，反攻大陸的氛圍已消退許多，兩岸情勢稍緩，因越戰和冷戰關係，國際情勢也有所改變。臺灣在國民黨政府的威權體制下，經濟正在緩緩起飛。耶穌會遠東省也漸漸認知「回大陸」的機會越趨渺茫，會士紛紛來到臺灣持續福傳的工作，後來遠東省於一九七○年改名為中華省。

我似乎就活在這樣的時代動盪裡。時隔離開中國已經有二十年，再度踏上同樣擁有豐富中華文化的臺灣，心中那份五味雜陳，很難用言語表達。感覺回到了曾經拜訪過的地方，但又帶著全然不同的味道。

這像是天主給我的一份禮物。

天主讓我用不同的形式，延續在華人社會傳道的目標。也因為我在北平生活過，相較在菲律賓和東帝汶的日子，初抵達臺灣，觸目所及，在在都讓我想起昔日在北平的日子，那是一份熟悉與想念。

然而，不一樣的地方是，在臺灣我覺得比較安全和舒服！喔！總算讓我找到一個比較貼切的詞形容那種不一樣的感受。

相較一九四九年的北平，邊修道邊擔心著中國共產黨打過來，在臺灣，我慶幸那份不安的感覺離開了。當時離開中國是因為打仗，到臺灣則是因為耶穌會認知到離「反攻大陸」的可能越來越遠，也將大部分資源逐漸移到臺灣。所以我對臺灣的第一印象，多了一份安定感，尤其在生命經歷過幾場內戰之後。

初抵臺灣，剛好是強颱來襲的幾天之後。

當時我在飛機上，看到臺灣多處田地都被雨水覆蓋，災情慘重，一眼望去好多湖，好多河，好多水啊！那震撼的畫面讓我印象深刻。我記得那個颱風是以一位女性的名字命名的，很有名，啊！想起來了，是維奧娜。

我開始在臺灣生活。

當年的台北大多仍是田地，水稻田，還沒有很多樓房。火車在地面上跑，鐵路還沒有地下化。過平交道的時候，會有柵欄放下，行人要先等火車經過，有時得等上很久。那個年代，還在討論鐵路要不要地下化，所以「等火車經過」是當時生活在台北的日常。

我也親歷臺灣經濟快速發展的階段。都市化與現代化的速度，都讓我感到非常吃驚。這幾年我到台北各處探訪病人、教友，都搭捷運和公車，但你知道嗎？當時耕莘文教院前面的捷運站，都還是小河啊！田地啊！這讓我想到我在上海時，有一百多萬人住在水上的船屋。你看現在，發展得真的很快。

許多外國神父初到臺灣，因臺灣濕熱難耐的天氣感到不適。這點對我完全不是問題。我已經習慣了。在菲律賓、在帝汶島，快二十年都在很熱的環境，所以對我來說不是難事。在北平，冬天是零下二十度，臺灣完全不同。我比較怕冷，臺灣和西班牙的氣候比較相似，也比較適合我。

中國國民黨被共產黨節節逼退遷往臺灣，在臺灣延續中華民國的政府體制。而被驅趕的耶穌會，也將主要的傳教工作移往臺灣、東南亞等與華人有連結的地方。因此不只是我，許多原本在中國傳教的外國傳教士，也陸續來到臺灣。當時全世界約有三萬多位耶穌會成員，其中七百多人在中華省。

這些離開中國大陸的耶穌會成員，各個都是強將專才，積極在各地持續推動各領域的傳教工作。有些在菲律賓馬尼拉和宿霧，分別成立中學，成為當時重要的學術機構；有些在越南和泰國幫助當地主教建立修道院，培養會士人才，到現在都還持續在各地發揮影響力。

百歲重回故鄉

「意玲，妳可以幫我帶一兩套衣服就好了嗎？」

二○一七年，意玲在幫我整理回西班牙領獎的行李。這是加利西亞當地政府決定頒給我的獎項。這次回西班牙，剛好是我滿一百歲，也受邀當地教區傳教節活動及參加法蒂瑪聖母一百週年的紀念慶典，會待上兩個月。

「你去兩個月，一兩套衣服怎麼夠？」意玲感到非常困惑。

「夠啦！夠啦！」

意玲還是很不解，幫我多塞了幾套衣服。接著她又問我，「那要準備幾片你個人的紀錄片光碟，給你的親戚呀？」

「不用每個人都給，不然可能會有兩百多人吧！」

「什麼？兩百多人？」意玲以為我在開玩笑。

結果當天家族聚會，真的不誇張，即使和我同輩的兄弟姊妹只剩下我一人，可能因為我一直和下一代的親戚們保持良好的關係，大合照裡，整整有兩百多人，哈！這裡面都是我的家族親戚喔，而不是堂區教友喔！我其實很多都不認識啦！照片上滿滿的人，我沒有幾個叫得出名字。

那一年從西班牙回來後，行李滿滿的，還多了一個小行李箱。

意玲看了很吃驚，打開行李一看，好多新衣服，一整套一整套。

我就跟她說，早說了不用帶太多衣物吧！我的姪女已為我預備好在西班牙需要的一切！

讓她更驚訝的是，我家人送給我的每一件衣服上面，都縫上我的西文名字Rábago縮寫，因為他們知道我住的團體會士多，有時候，洗衣服的員工要分辨比較辛苦，所以每件衣服都親自縫上。

除了衣服之外，我的家人還準備了一些小禮物，送給臺灣的教友朋友。

意玲接受訪問的時候提到這件小事很有意思。

她說：「我沒想到賴神父的家人連這些小細節都注意到。很多老神父長期在異地福傳，當有機會回到自己家鄉，很多已經和他們後生晚輩沒有太多情感聯繫，但神父年紀這麼大，卻還很能跟他的親戚們保持有愛的關係，真的很難得。」

關於回家鄉，自從耶穌會對於神職人員返家探親的限制慢慢放寬後，我在一九六六年就第一次返回西班牙。之後也陸續多次回去，與家人團聚，或是這幾年接受頒獎等儀式。一九八九年，我回到聖地牙哥參加第四屆天主教世界青年大會，接受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給予的祝福。二○○二年，也在西班牙慶祝晉鐸金慶。活過百歲，我仍和家人保持很密切的關係。

我平常會和在西班牙的家人通信，比較常聯繫的是大哥和小妹的孩子，我的姪子姪女，他們有時會寄信給我，關心我的近況，也和我分享在西班牙生發生的事情，我會認真的用「單指神功」緩慢的敲打電腦鍵盤回信給他們。

從手寫信到電腦時代，雖然年紀大反應不快，我仍然很願意學習新事物，一鍵一鍵慢慢敲，所以意玲說這點很難得。

我的家人也多次到臺灣拜訪。

多年前她們組團來臺時，第一屆北商光啟社的老學生們，希望盡地主之誼招待我們去日月潭渡假遊玩。但是我的家人都很客氣，婉拒邀請。因為她們主要是希望在臺灣的期間，讓我們有多一些時間陪伴彼此。

當時我九十九歲，我體力還不錯喔！

 

書 名 ： 愛如甘霖：賴甘霖神父自傳
作 者 ： 賴甘霖神父　
頁 數 ： 223頁　
定 價 ： 420元
出版時間 ： 2020年10月
出 版 ：大塊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