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年異邦人？——韓國釜山忠孝村

在釜山火車站對面二百公尺的草梁一帶，是釜山華人較集中的地區，中學、小學、華僑協會、中醫院、中國館子比鄰錯落。在韓國政府大力整頓市容之後，除了那一塊「清館街」路牌，中國街的味道已越來越淡了。

草梁後的山坡地上，現代公寓、樓房林立，穿過曲曲折折的小巷弄往上走，推開兩扇厚重的大木門，就是忠孝村了。門樓邊掛著昔時大使王東元題字的木匾，門樓上住有三戶人家。穿過門樓，平、中、高三落院子，因為加蓋和雜物堆置，顯得侷促。

舊舊的門樓邊，掛著忠孝村的木匾。年輕人大多渴望門外的寬大世界，而到國外升學。

一廳抵三房

每天早上王蘭亭王大叔引著自來水管，加滿每一戶人家門前的大水槽，五十多戶人吃用就靠這一條水管。送燒炕用煤球的工人按院落收送煤球，每往上一落要多收個韓幣五百元（約合台幣十七元）的搬運費。院子裡曬著花色艷麗的韓國被子，半掩的門扉後，偶爾傳來韓國太太哼唱的小調。

七十四歲的村長韓占林解釋，「這裡過去有個沒文兒的規定，房子租賣只能轉給中國人，只是現在娶韓國太太的多了，才有人說韓國話。」目前住下的一半是在中國餐館工作的跑堂或廚子，其次是兒女都往外移民了的老人，還有圖交通方便的華僑學校老師。

住下來的原因主要是便宜。同樣大小坪數的房租，山下要這兒五倍；此外在餐廳工作晚出晚歸，村子裡都是中國人，又有老師在，孩子獨自在家也稍可安心。這裡也就成了一些環境欠佳的華人暫時落腳的避風港。

但房子真是小。推開家門，不到一公尺深的玄關擺了台瓦斯爐和水槽充當廚房，再拉開紙門，五坪不到的炕上，扣去衣櫃、家電的位置，大概就剩三個人比肩而坐的寬度。這方空間，白天是客廳、中午是飯廳，晚上拉出舖被是臥室。「很難想像吧！在韓國第二大城市釜山，還有這樣的地方」，和先生在草梁開一間書畫教室的孫元玲感嘆，接著又說：「連我住在這兒的，到今天還是無法理解，這樣一個舖，怎麼有人家可以住下十口人？」

鐵皮屋頂、木板隔牆的屋子前，一個個羅列的大水桶，提供家人一天吃用。

烽火連三年

住得像難民，當年大夥也確實是戰火下逃難來的。

一九五○年六月廿五日韓戰爆發，北韓軍隊節節南侵，包括華僑在內的百姓開始南退。十月，聯軍光復漢城、學校恢復上學，卻又在隔年一月戰勢逆轉，北韓軍隊長驅直下打到了大邱，釜山成了唯一沒有被戰火蔓延的地方，國都、學校，百姓都湧了進來。

當時十二歲的金立蘭記得父母帶著他們兄妹六人，白天躲藏、晚上趕路，路旁都是死屍……。每天歇腳時，看著一家人都在，父親就會說「老天爺保佑」。

僑民成難民，在當時大使王東元向美軍釜山基地商洽下，運來一批木材興建起這一個避難所。由公教人員優先居住，七口以下一間，以上可分個兩間，家人頭腳互切擠著睡，免去了帳棚下的餐風露宿。擠不下的，一層樓內加隔板，高度只夠滾進去睡，再要不，就加個吊床。

戰火連三年，原也為躲避中國連年戰火而到韓國來的山東人，好不容易累積的家業都成砲灰，而大陸失守，家也歸不得了。金立蘭形容母親在聽到別人轉述他們在平壤的家產都給搜奪毀壞後，「也沒哭，只是精神就不濟了，一直到去世，她總是很憂鬱。」

五坪「大」的房子，堆上衣櫃後，就只剩這眼前大小。曾有人家住上十口人，破了紀錄。

第一志願在台灣

合院裡，住得集中，傳統風情特別濃。尤其是過年，家家戶戶做山東棗餑餑，一個直徑四十公分，大蒸籠一層一個，買不起棗子就用麵團染紅做麵棗子。屋簷下曬乾的勞子魚（魟魚）迎風擺動，日子開始向前看。

然而山東人個性原本保守而固執，更認為中國是上國，文化優越感根深柢固，即使第二、三代在當地出生，沒有疑問地仍念中國書、說中國話、拿中華民國護照，和中國人婚嫁。談歸化，門兒都沒有。這不止是因為韓國政府對入籍有財產、人才是否符合需求的限制，更重要的是，一旦歸化就必須放棄原有國籍。因此大家拿的身分都是「繼續居留者」，每三年必須本人加簽延期。「每年換月曆，我都會先畫出要加簽的日期，這可比生日還重要」，孫元玲強調。

儘管以外國人身分在當地進大學可以享有和外交官子女一般的優惠，但為了中國人念中國書的理想，二、三代華僑回台灣念大學的比例，一直到八○年代還高達百分之八十。「功課好的都回台灣去了」住在草梁、為繼承父親中醫事業而在當地上大學的李冠群表示。

在李冠群的中醫院任職的鄭守慶則補充，一上高中，同學們就會討論著將來到台灣的種種，那好像是最令人嚮往的事。因為家境無法供他升學而逕入社會的他，最怕就是寒暑假——同學鄰居打台灣回來，說著台灣的天氣，帶回罕見的鳳梨、香蕉、瓜子，心中就不由一陣陣的翻騰。這樣對台灣的憧憬，把村子中每個念書孩子的心都燒得滾熱。這也使得他們生在韓國，長在韓國，可是大部分人韓國話都說得很差。

往外推加一公尺寬的窄廊，是烹煮三餐的廚房。

先遣部隊

將孩子往國內送，也由於父母另一層傳統觀念使然——希望他們在台灣娶妻嫁婿，以免兒子娶個「勾勾鞋」，女兒嫁給阿里郎。果真在台灣成家立業，便可以成為家人回國定居的先遣部隊。

目前已定居台北的董文章記得，當年父母就是這麼鼓勵她的。李冠群的高中同學中現在就他一個在韓國，而姊妹們則全都嫁到台灣去了。這樣的例子，在忠孝村總會令其他父母欣羨。

任職釜山中學的老師孫丕陽就是其中「模範」。他的四個兒子分別是台大牙科、中興法律、成大會計系畢業，最小的兒子也將自中山醫學院畢業，「老大在永和開了診所、買了房，等我供完小兒子，就要退休到台灣，那就再沒別的心願了」，孫丕陽表示。

這兩間公廁，是忠孝村民最熟悉，也最感不便的地方。

側門老開著

除了孩子回台灣念書一去不復返，十五年前忠孝村更有一次大出走——移民美國。「很多老朋友前幾天還打招呼，過幾天就移民了」，孫丕陽隨口可以唸出十來個名字。分析原因，曾任漢城華僑協會副會長的鞠柏嶺指出，「主要是對戰爭的恐懼和不能接受韓國對外國人日增的諸多限制。」

七○年代，北韓頻頻向南韓挑釁，還挖了許多地道，當時流行一則笑話，說是北韓軍隊這回一定搭船來，因為六二五韓戰只差最南端的釜山沒有攻下。對親身經歷過韓戰的華僑而言，這笑話並不好笑。加上韓國餐飲業不景氣，相對的廚師又是美國歡迎的專業人員，於是韓國華僑紛紛往更安全的地方去。根據旅美韓華的統計，他們單是在美國西岸就成立了二千家以上的餐館，這其中也包括來自忠孝村的人。

部分老人則為了有生之年能從美國回山東看看老家，也跟著兒女再度移民。「那段日子，側門老是開著」，韓占林描述。這是因為忠孝村的正門只有二人擠身可過的小巷道，若要搬家移物則必須繞自後山，而由側門出入。

見微知著，韓國華僑人數就這樣由六○年代的四萬多人減為二萬二千人，釜山的人口也由一萬多人降到二千八百多人。

韓國華僑和其他地方的華僑一樣，也多經營飯館，不過多半規模不大。

苦悶與消極

沒走的，還是要在這兒尋找出路。

「別地方的華僑常出一些企業家、科學家，我們韓國華僑，什麼『家』也沒出過」，一群老僑苦笑著說。原因是韓國華僑受到太多的限制。例如店舖不可超過五十坪、總有土地不可超過二百坪，所有房舍不可出租只可自用；華僑貿易商股分不可過半，須由韓人來掌理主權等規定；而公務人員、律師、會計師等行業，外國人亦不可擔任。

空有教育大學院（研究所）文憑的楊昭禮，便在找不到適當工作後幹了八年餐館老板兼廚師，直到去年，才學有所用地到了釜山小學當校長，「生活就是消極嘛！」楊昭禮想起發展上的侷限，聲調尖銳地說著。

根據一份由旅韓華僑權益委員會近期所作抽樣調查，可發現如果韓國的生存環境沒有改善，只有百分之卅的華僑會選擇繼續留在韓國。

「要不是有家業要接替、有父母弟妹要照顧，哪會有人回來？」因此，留在忠孝村華僑的一大特色是——長子極多。「老大嘛！對於家庭總是有責任，就都埋在這兒了」，身為長子的范延明表示。

「苦悶的不只這些，找太太也很苦悶哦！」金立蘭替男生們訴苦。因為女孩子大多看不上當地的韓華，造成了今天韓國媽媽比例日高。這樣的家庭組合，孩子的中文程度自然不及從前，加上國內對僑生限制也日嚴，除了名額減少，規定僑生畢業後不可留在台灣工作等限制，也使得華僑孩子近年考韓國大學的比例提升至五成左右。

我們稱「漢」醫而韓國政府叫「韓」醫的中醫，是這裡華僑最有前途的行業。

裡外不是人

然而世事多變，原來就沒有安全感的韓華，去年又面對了中韓斷交的新衝擊。

打開報紙，以往「中華民國」的稱呼已改為「台灣」；而村子下草梁一端俗稱「德克薩斯」的酒吧街，現在以蘇聯和大陸船員居多；中國館子也都掛出了中俄文相對照的菜單。村子裡的信箱上已可發現大陸寄來的「山東僑報」，還有遠在四百多公里外的漢城華僑小學發生過降旗事件……。

表面上忠孝村的生活並未產生什麼重大變化，然而心中那一份不安定的驛動，則是有增無減。而面對台灣統獨之爭，他們惶惑，「如果國內要獨立，如果中華民國成了歷史名詞，那我們拿中華民國護照的人是什麼？真的成了失根的蘭花了」，他們情緒激動地表示。

中韓斷交，親友在台北縣永和市開設的藝品店，被鄰居大罵他們是韓國人，這點點滴滴使得一直以「中國人」自許的韓華，更不知何去何從？比較起戰爭、法規、簽證外在限制，韓華更大的壓力是心情上的無力感。

韓國華僑九成是山東人，過年、祭祖、作壽，都會做個大餑餑。

落葉歸根還是落地生根？

如果落葉歸根或落地生根都有困難，「那至少要入境隨俗嘛！」已搬出忠孝村、在草梁開設旅行社的陳承利和上一代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做生意除了有錢更要有朋友，老是擠在華僑的小圈圈，生意怎麼做得大？」陳承利打算讓他的孩子都念韓國大學。

特意把孩子送到韓國幼稚園學韓文的孫元玲也有類似看法，「世界變得太快了，誰知道美國、韓國、大陸、台灣將來的發展會如何？唯有訓練孩子有多方向發展的能力才行。」觀念稍微保守一點的鄭守慶則強調，走到哪兒都要孩子們知道自己是中國人，「從小我就這樣教育他們，只要心中不忘本，未來如何我給他們完全自由。」

一代到二代，外型穿著或許不同，內心中卻依舊在落葉歸根與落地生根之間徘徊。

拋去包袱

去年夏天，金立蘭去美國探望哥哥，在機場巧遇了舊時鄰居，隨口問她要不要回村子來看看，朋友回答卻是：「那個地方，又有什麼可以留戀的。」

走入忠孝村，外貌上和四十年前是沒太大改變，不過屋頂有了小耳朵，而室內除了屋樑大多是全然整修過了。孫元玲花了韓幣二百萬，在小窩內加了一個小小浴廁，孩子們不必冷天上澡堂，她自己滿意地表示「我這麻雀雖小，可是五臟俱全。」

本來答應太太結婚三年後回台灣的范延明，轉眼在此也十六年過去了，屋子裡冷氣、冰箱都不缺，比起以前沒打算久住的想法，「要不是村子即將要改建，家電是越添越多了。」預計今年六、七月，忠孝村將改建成現代公寓。

從離開才有希望到選擇留下，從老舊的合院將改建成現代公寓，或許將來的孩子會對村子、對韓國，對身為華僑有更多的美麗回憶，不論他們身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