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製作人興起
一般歌曲的誕生過程,都是先有詞,再據詞意譜曲;譚健常與小軒則「反其道而行」,因為小軒仍在上班,不若譚健常「專業」,因此往往曲先譜成,再進行填詞。
通常譚健常在作曲時,已大致有了詞意的構想,他會將想法告訴小軒,然後由太座去完成。
既然如此,何不自己動筆呢?譚健常說:「苦就苦在我是印尼僑生,國文基礎較差,常常找不到適當或準確的詞句來表達心中的意念。」
夫妻朝夕相處,溝通的機會多,也發揮了切磋琢磨的作用,除能為每首歌精益求精外,還會互相激發創作靈感,或許這也就是他們能在排行榜中保持常勝記錄的主因。
其他在歌唱界從事詞曲創作的還有:邰肇玫、陳彼得、曹俊鴻、蔣榮伊、馬兆駿、洪光達、黃仁清等人。
近年來,唱片界的另一個重要轉變,是專業製作人的興起。
過去,製作人多由唱片公司老闆或行政人員兼任,沒有專人處理,使唱片難有整體風格,品質亦較不齊。
現在專業製作人的做法則是,由製作人構思整張唱片的風格,然後請人作詞、寫曲,並據此要求編曲者、樂師、錄音師及演唱者,對企劃、宣傳等提出建議,使整張唱片有一種完整、周延的表達。
製作人是唱片的靈魂人物
製作人負有控制品質及保證票房之責,所管的事鉅細靡遺。從每首歌的韻味到歌曲的排列順序、推出時機,都要顧及,可謂責任重大。
舉例來說,曾創下極高銷售記錄的鄭怡專輯「小雨來的正是時候」,在推出前已製作完成一段時日,直到強勁對手——蘇芮、黃鶯鶯的唱片銷售量都已達飽和,市場有空檔才推出,果然一鳴驚人。
「唱片製作人得針對各種情況做最佳的判斷」,蘇芮「一樣的月光」製作人李壽全說:「製作人對唱片錄製的各環工作,雖不必要都會,但一定要有品評、鑑賞的能力。」
李壽全是目前炙手可熱的製作人之一。他最近的作品「天天天藍」及「太陽一樣」,獲得金鼎獎最佳唱片獎;「一樣的月光」則席捲去年國內歌壇,在香港、星、馬亦十分暢銷。
李壽全「慢工出細活」
李壽全畢業於逢甲大學經濟系,初中開始接觸西洋歌曲,民國六十八年校園民歌風行時,考進新格唱片公司擔任製作,第一個作品是李建復的「龍的傳人」。後來他離開新格,為天水樂集、滾石公司做過製作,而今是無約的「自由人」。
多年的歷練,使他對唱片製作工作愈來愈能掌握,「過去我常花許多心血去構思、設計一些小點綴,譬如在間奏中安排一段小提琴獨奏,或配上一些特殊的音效……,花了不少人力、財力,結果不但很少人注意到,甚至有人還覺得有點突兀。慢慢的,我開始懂得不必去刻意經營那些小花巧,還是在本質上多下工夫較好。」李壽全說。
他開始把時間精力花在突出整張唱片的風格上,並在錄製過程的每一環節精益求精,因此出片速度反而比早期慢了許多。現在每年只製作二張唱片,十足的「慢工出細活」。幾乎所有曾與他合作過的歌手,都吃過一首歌連唱好幾天、不斷重來的「苦頭」。
製作人是唱片的靈魂人物,尤其國內唱片界因盜版盛行,唱片公司利潤有限,因此多無力維持固定的「製作群」——包括製作人、歌曲作者、編曲人、錄音師等,因此各環節都是「單打獨鬥」,針對一張張唱片的出版而臨時成軍。要使這些不相屬的人都願全力投入,必須製作人以本身的工作態度,發揮示範、領導的作用。
李壽全充分體認此點,因此工作時極為仔細、賣力,力求精緻。他並且很注意充實自己,期許自己有思想、有深度,他說:「音樂是思想的表達,必須用心生活,常懷著對人的關愛,作品才會有生命。」
李宗盛是製作圈的新秀
另一位製作人李宗盛也說:「歌曲、音樂,不是『作』出來的,而是『生活』出來的。因此當生活太固定,以致對周遭環境麻木、沒有感覺時,就應暫時離開一下,例如外出旅行,或到鄉下小住,去看、去體味不同的世界。」
李宗盛去年以處女作「小雨來的正是時候」一炮而紅,成為製作圈中的後起之秀。平常他除了聽唱片、看有關音樂的書刊外,對於各種書報雜誌都勤於閱讀,他說:「別以為這與音樂無關,只要能增加知識、豐富思想,就會對創作有益。」
在製作人要掌握的各個環節中,最困難的是什麼?所有製作人都異口同聲地說:「好歌難求」。
因此,必要時製作人往往自己動手,而以他們長久在這個領域中所培養的經驗,作品亦都有相當水準。例如:「一樣的月光」即是李壽全自己作的曲;「小雨來的正是時候」唱片中的主打歌之一——「結束」,由李宗盛作詞、作曲,並親自「披掛上陣」,與鄭怡合唱。
「作」而優則「製」
有些製作人則原就是歌曲作者,「作」而優則「制」,如譚健常、葉佳修、陳彼得等人,近年來都是寫歌兼製作。
學正統音樂出身的李泰祥,則不僅自己寫歌、製作,也自己編曲。他在通俗歌曲方面的作品並不多,成績卻不凡,既有口碑又有銷路。
雖然如此,他仍認為,通俗歌曲是「應用音樂」,只是為了讓人聽了、唱了愉快,容易流行,但藝術價值並不高,亦不如正統音樂有永恆的價值。
音樂家戴洪軒則以為:「很多世界名曲原來都是通俗歌曲,所以只要曲調優美、歌詞意境高,流行歌曲也可以流傳久遠。」
流行歌曲的前輩駱明道以為,通俗歌曲的成敗,取決於短期內能否受群眾肯定;而群眾的喜好極難揣摩、掌握,挑戰性比正統音樂創作更直接、尖銳。
駱明道對目前許多年輕人參與創作,使國語歌曲有大幅進步,很感欣慰。他也對這些不是學音樂出身的年輕人提供建議:「憑才情創作,或許能出現幾首佳構,但恐難持久;而僅從聽唱片中吸收、學習,往往會不知不覺地模仿。最好還是去學點理論作曲,才能更上層樓。」
編曲者一定會作曲,作曲人不一定會編曲
作曲或許還可憑藉才情,編曲則非有樂理基礎或配器知識不可。
作曲者寫的只是簡單的旋律,而要使一首歌曲有生命、有活力,聽來豐富、悅耳,還得有好的伴奏。而伴奏曲的編寫十分複雜,沒有專業能力,則無法勝任。
同樣一個主題,可以有不同的變奏曲體,如以搖滾、抒情或新浪潮……方式處理,就會有不同的節奏與風格。
通常製作人會告訴編曲者所期望的風貌,但給的指示大都是概略性的,編曲人對曲子的詮釋仍有相當大的活動餘地,因此在這其中可見高下。
編曲人得懂配器學——把豐富的伴奏曲分配給多種不同的樂器一起演奏,因此涵蓋各類樂器曲譜的總譜,多寫得密密麻麻的。編曲者不可能精熟每種樂器,但得瞭解其音域、音色特質,才能安排最切合氣氛的樂器加入伴奏。
國內編曲界有「二陳」——陳揚與陳志遠,極被推重。
陳揚畢業於文化大學音樂系,系從學院出發,走向通俗。
他每年都會赴美進修一段時間,「進行編曲工作時,雖然有時也會為某首曲子或某個音節特別思考,但大部分時候都是用『下意識』編的,也就是長期接觸音樂,經過濾、消化、吸收後,產生的對何種旋律採什麼方式伴奏的本能反應。我覺得,長期不斷的充實自己,比接觸到某個旋律後,再挖空心思去設計更有用。」他說。
「編曲大王」陳志遠
陳志遠有「編曲大王」之稱,作品極多。目前市面上的暢銷歌曲,一半以上都是他編的。
「正統音樂根本沒有請人代編曲,無論鋼琴、小提琴獨奏曲、協奏曲、交響曲……,所有演奏的曲譜,都是作曲家寫的。」陳志遠說:「後來因許多流行歌曲作者,未受過正統音樂訓練,不會編曲,才發展成:寫演唱主調的為『作曲』,安排伴奏音樂的為『編曲』。」
歌星演唱,還要特別請人編寫「套譜」,那又是什麼?陳志遠解釋:「這是因為表演場所的樂隊編制通常較錄唱片的小,因此須另依樂隊編制編譜;還有的因並非原主唱人,音域不同,故也須另外編譜。」
陳志遠並非科班出身,能有今日的成就,除了天份外,多憑苦修。他的學習方式是「多聽」,各種音樂都聽,而且打心眼裏喜歡聽。但他聽音樂可是感性與理性並行的,「一般人聽音樂只是欣賞,我則會去『分析』——這是用那些樂器、以什麼曲式演奏出來的?又產生了什麼風味?……」陳志遠說。
樂師頗有「實利」可圖
陳志遠接件太多,有時也難免無法精益求精。他自有原則:視曲調的性質,以不同的態度處理。有些翻譯的或不太高明的歌,他二三下就擺平了;但碰到好歌,則卯足了勁,用心經營。以他編「一樣的月光」來說,為營造氣勢,他還自己彈奏魔音琴,分幾次錄音,再合成處理。
國人以往不太重視編曲,因此編曲的酬勞比作曲低。目前的行情是一首新臺幣二千五百元,要特別費心的,可另加價,約五千元。相較之下,負責彈奏的樂師反而較有「實利」。
目前國內一些資深、大牌的樂師,他們錄一天的酬勞為新臺幣三千元,當天的進度錄完,即可「趕場」到另一間錄音室,晚上還多在夜總會兼差,月入可達廿萬元之譜。
錄音師得有好的鑑賞與判斷力
錄音分段進行的程序通常是這樣的:先錄節奏(鼓、貝斯),然後錄管樂、弦樂,最後錄演唱。這樣做的用意,是要對每個環節的品質一一講求;且每一部分都可不斷重錄,再由錄音師剪接各次精華輯成一曲。這也是為什麼很多歌星在唱片中的演唱效果極好,卻不能唱現場的原因。
現代的錄音設備已不僅是高度傳真、使原音重現而已,還可調整收音的音質、音色,及製造疊聲、空間感等效果。
因此錄音師就不僅是要能對機器、儀表操作熟練,還要有自己的判斷和鑑賞力。通常製作人會指示期望的效果,至於能做到幾分,就看錄音師的本事了。
徐崇憲是國內知名的錄音師,工作態度十分認真,有時製作人已經滿意,而他認為效果尚不夠好,就會主動要求重錄。他說明心態:「同樣的曲子要反覆聽上好多次,才能琢磨出較好的處理方式,這不僅很累人,而且很煩,實在是項考驗體力和耐性的工作。而其中的樂趣,就在能錄出特殊的、高明的效果,能為唱片增色。我喜歡與認真、仔細、要求多的製作人合作,做來比較有挑戰性,比較能激發出靈感。」
依「型」選「歌」,依「歌」造「型」
當唱片錄製工作如火如荼地進行時,企劃部門也展開為歌者塑造形象的行動。製作與企劃應為一體——依「型」選「歌」,也依「歌」造「型」。製作人與企劃須有很緊密的聯繫。
飛碟公司為蘇芮塑造形象時,認為她的歌聲十分有力,偏向極端,因此建議她穿極端顏色的衣服;而且她是「唱將型」歌手,為了不讓觀眾分散注意、專心聽歌,因此主張衣服造型宜簡單,最後選中黑色褲裝。
一般說來,歌者的形象最好與他個性相符,會比較自然。但有時為顧慮市場,也可能相反。例如:新近竄起的玉女歌星林慧萍,私下是個開朗、活潑的女孩,但國內抒情歌曲的唱片一向賣得比輕快的歌好,且她又擅唱抒情歌,公司決定把她塑造成多情、哀怨的形象,就要求她面對照相機、攝影機時都不要笑。唱片公司發佈她的照片時,更是千挑萬選,經多次過濾,果真成功塑造了她的玉女形象。
人要衣裝,「片」要「套」裝
通常在「型」確定後,唱片公司會請美容專家及服裝設計師來為其設計髮型、化妝及服飾。
許多業者都已體認到,在目前這個工商時代裡,文化產品也不能只注重「產」,「銷」亦十分重要。而要做好「銷」,就得注重企劃。
極重視企劃工作的滾石唱片公司,還請專人為每張唱片設計推介給傳播界及社會大眾的方式。他們發行的羅大佑專輯「亞細亞的孤兒」及李恕權專輯「迴」,都是風格特殊、原不被看好的唱片,結果都很成功,為這二張唱片宣傳做企劃的詹宏志,功不可沒。
人要衣裝,「片」要「套」裝,唱片封套的設計,能予消費者良好的第一印象,也十分重要。
「過去的唱片封套,多只是找歌者拍張『大頭照』,而所謂『封套設計』,也只是把圖片和文字的版面安排一下而已。現在我們則依據整張唱片或主打歌的風格,設計歌者的化妝、衣著及拍照方式,然後根據照片設計封套,成為『整體設計』。」去年民生報與華視主辦「金碟獎」的唱片封套設計獎得主杜達雄說。
他得獎的作品是潘越雲的「天天天藍」,潘穿著一襲白衣佇立在沙灘上,背景是湛藍的天空,旁邊是一張空的椅子,象徵思念的人不在,整體感覺清爽、幽雅,並帶著些許哀愁。
宣傳企劃大有學問
唱片出版前,宣傳人員即展開部署,安排開記者會、上電視打歌、到電臺接受訪問等。這時歌者必須充分配合,出現在每一個適當的場合中,並以密集安打方式不斷向大眾「推銷」那一首(或數首)歌。聽眾在飽受「灌輸」之後,通常也就認同了,紛紛掏腰包買那張唱片。
要想推出品質精良的唱片,所投下的成本自然高些。如果每一環節都聘請高手參與,則一張唱片的製作費有高達百萬元以上的。
目前一般唱片的製作費都在卅萬至五十萬元間,銷售到二萬張時可以平衡收支。
新公司崛起,老公司頗受威脅
近年來,國內出現許多新的唱片公司,打破了幾家大公司,如海山、麗歌、歌林、新格等稱霸的局面。這些新公司如拍譜、滾石、飛碟等,雖然規模不大,但因其負責人懂音樂、愛音樂,製作、營運方式頗多創新,因此成績頗佳。
例如孫越、陶大偉的第一張專輯「朋友歌」,因風格特殊,曾找過許多唱片公司被拒,後來由滾石公司為他們出版。
為什麼滾石願意出版呢?該公司負責人段鍾潭說:「我們覺得唱片應該有多種類型,不應老是固守在傳統的風格上。這種幽默詼諧的歌也很好啊,應該會有人喜歡的。因此我們把這張專輯定名為『歡樂英雄』,強調『花一百元即可買到快樂』,結果賣得很好。」
盜版影響唱片業的發展
長久以來,影響唱片界發展的最大因素,為盜版猖獗。一首歌只要流行,第二天盜版立刻出現。盜版唱片或錄音帶雖然品質較差,但售價多只有原版錄音帶的三分之一,且又將許多不同歌星演唱的流行歌曲集在一起,故有很多消費者願意購買。據業者估計,每張暢銷唱片盜版的銷數約為原版的三倍。
因此,某些唱片明明十分受歡迎,但其實發行公司所得並不多。唱片公司如不賺錢,就會把作曲、編曲、製作等工作人員的酬勞壓低。而且現在大部分作品都是「買斷」,不像國外的創作者——作詞、作曲、編曲與製作可以抽版稅,只要編作一首好歌,製作了一張暢銷唱片,就有源源不斷的收入,可以衣食無虞地繼續創作。
著作權法修正案將為唱片業再開新氣象
為了扶持唱片業正常發展,「著作權法修正草案」已提出採取重罰方式,以期有效遏阻盜版。
一般預料,如此唱片界將會成為一個較「有利可圖」的行業,必會吸引更多的人參與角逐。
「所以我們要『未雨綢繆』」,飛碟公司總經理吳楚楚說:「唱片是個整體創作,須有好的作詞、作曲、編曲、製作、企劃……一起合作;而國內在各方面都有不少人才,可惜沒有好好組合。因此我們計畫吸收一群人,組成製作中心,採用抽版稅的方法付給酬勞,讓他們能有好的收入安心創作,也更願意盡心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