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來，郭鳳保對於通往屏東縣萬巒鄉吳家的道路愈來愈熟悉。

2005年，吳先生車禍開刀，透過鄉內教會的轉介，郭鳳保第一次接觸吳家人，替他們申請「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的急難救助金。「這個計畫的宗旨是救急不救窮，一件案例只申請一次，因為經費實在有限，」救助協會台灣南區社工員郭鳳保解釋。

不過，福無雙至、禍不單行，2006年2月吳家就讀高中的大女兒騎機車發生車禍，由於無照駕駛，肇事的對方拒絕理賠。「打零工的吳家很久沒有繳健保費了，所以我又替他們申請了一次急難救助金，讓他們可以繳健保，否則他們不可能付得起龐大的醫藥費。」

每月5,000元的救助金，每件個案最多可請領4個月，郭鳳保先墊給吳家2萬元，替大女兒繳健保費，等吳家按月領了錢再攤還。

不忍無人聞問的吳家一再遭受打擊，郭鳳保兩次為吳家申請救助，雖是「破例」，卻也使這個風雨飄搖下的家庭暫時得以喘息。

近年國內單親、失業家庭大量增加，行政院推出「大溫暖」計畫，希望能及時伸出援手。 圖為彰化恩惠兒童及少年之家。圖右的小妹妹為洪先生之女，圖中黃先生為牧師。

一輛沒過戶的汽車

「災難似乎總是發生在這種家無隔夜糧的人身上，」郭鳳保感嘆，瘸了一條腿的吳先生，妻子4年前中風，兩個分別就讀國中和高中的女兒還沒有工作能力，幾年來，這家人總是有一頓沒一頓的挨著。

「當初欠人錢，把一部車子直接給債主抵債，」吳先生解釋，這輛車4年前轉手卻未辦理過戶，「現在要申請低收入戶，卻讓我們資格不符，況且債主還欠繳車稅，這筆帳也掛在我的名下。」

學歷只有高中畢業，但吳先生的工地工頭工作，在景氣不錯時曾有十多萬元的月收入，讓他撐起一個中產家庭。不過，接下來幾年厄運不斷：7年前921大地震後，景氣反轉直下，造成建築業不景氣；經濟重壓下，吳先生不得已只好借錢應付開銷，慢慢欠下大筆債務。接下來，吳太太中風後半身不遂，吳先生和女兒又相繼發生車禍。

這段災難紛至的日子裡，吳家人拍賣了房子，車子也拿去抵債，更由桃園舉家遷到屏東，躲避債主也躲避鄰居好事與關愛的眼神。

現在，鄉公所要吳先生儘速找到當初開走車子的債主辦理過戶，只要名下沒有房子、車子等資產，就可以列入低收入戶；依屏東縣政府規定，每戶每個月可以有4,800元的補助。此外，郭鳳保還預計幫吳家兩個就學中的女兒申請為「世界展望會」的受助學生，並替吳太太申請殘障手冊。

更老更孤獨也更無助，1981到2001年間，潛在弱勢家戶大增……

學著喊救命

民間組織「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的急難家庭計畫，2003年10月開辦以來，「到2006年9月為止，我們南區一共輔導了將近400件個案，」郭鳳保說，除了老、殘和單親等典型弱勢外，類似吳家這種由中間跌下的家庭愈來愈多。

「不分藍領、白領，類似吳家的遭遇，近年確有大幅上升趨勢，」行政院政務委員林萬億也同意，這些原本經濟有一定水準的中間收入家庭，有部分在日趨競爭的環境中載浮載沈，也有一部分人卻是搭著斷線的電梯，直墜而下。

「比起原來就屬於低收入戶的一群，這些中產階級過往對於自己的工作能力都有一定信心，一旦遭遇挫折，對人生期待出現巨大落差，自我價值感驟降，有時候寧可離鄉背井，把自己封閉起來。他們往往不習慣扮演弱勢者，也不習慣接受救助，」救助協會的文宣組長李淑美說，這些心理上仍固守原有價值的「新貧族」，一旦再遭遇像是離婚、傷病等二度打擊時，非常容易走上極端。

據統計，過去3年來台灣陷入貧窮、單親和失業的人口，每年平均增加7萬人，目前總數已超過 110 萬人。這些弱勢家戶當中，許多都已落入最低所得家戶組。如果將他們全年家戶所得除以家戶平均人口數，其個人所得其實與「社會救助法」規定的最低生活費標準相去不遠。只是他們往往囿於仍然擁有工作能力、資產或撫養親屬等要件，而被排除在現有的社會救助網絡之外。

屋漏偏逢連夜雨，貧窮、疾病和災難往往相互鏈結，使弱勢者更弱勢。圖中罹患大腸癌又遭家人離散的洪先生，在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社工員的關懷牽線下，接受政府的各項資源補助。

貧與災的惡鏈結

另一方面，生活壓力日漸增大的另一個惡果就是自殺人口不斷的增加。據統計，國內2001年到2005年間的自殺死亡人數高達1萬6,779人；僅在2005年，全年自殺人數就達到4,282人，其中，依衛生署的統計，有超過七百人的自殺原因與經濟問題有關。「根據我們的了解，經濟問題造成的自殺案例中，僅有極少數是低收入戶，」林萬億解釋，「大多數個案屬於新貧，他們從穩固的社經地位掉下來，心理無法調適，加上被排除在社會救助網絡外，最後才走上不歸路！」

自殺數字不斷升高，加之卡債、搶劫超商等的社會問題日趨惡化，震動了行政院。2006年5月，行政院長蘇貞昌當面詢問在社福界聲望頗高的林萬億，為什麼那麼多人自殺？如何解決？這也就是9月行政院推出「大溫暖」計畫當中，列入急難家庭救助計畫的由來。

從民間到政府，拯救「新貧」成了共同的努力目標。事實上，在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國，由於貧窮人口不斷上升，一度達到總人口數的13%，更是早於1997年就推出TANF（救助急難家庭臨時法案）。

TANF以補助和協助就業等方式多管齊下，實施以來，全美一度有超過200萬個家庭固定接受TANF的經濟援助。此外，TANF的協助就業方案，也大幅提高了包括單親家庭在內的弱勢家戶就業情況，原本依靠福利方案的數百萬家庭，經濟自主度因而大幅提高。

調和衝突

落入新貧的中產階級，是近兩年全球媒體的焦點：M型社會、下流社會……，聳動的標題令人心驚。

「新中產階級」一詞肇始於1850年代的英國，「相較之下，台灣的中產階級大約首次出現於1960年代，晚了西方國家至少一百年。可以想見，所謂的中產階級意識或者價值，在台灣比較不明顯，」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助理教授蔡宏政解釋，「但當歐美於1970年代開始走向促成財富重新分配的知識經濟社會時，我們卻又得於短時間內趕上這股競爭潮流，並且接受社會各階層的重新洗牌。」

對於個人來說，中產階級代表自傲與自尊，並有穩定社會、帶動社會追求美好明天的力量；對於整個社會來說，中產階級的自我價值認定更是無可替代的資產。

「因此，關注中產階級目前的困境，不僅要注意他們面對的經濟問題，也要小心處理一旦中產階級意識全面崩壞，對社會可能產生的重大衝擊，」蔡宏政說。

穩定力量

「事實上，剛剛結束的美國期中選舉，許多與中產階級息息相關的社會議題，就是主導選戰成敗的關鍵，」林萬億指出，柯林頓時代推出的TANF法案，曾成功的讓美國窮人比例減少到10%以下的水準，但現在又升高至原先的13%，讓中產階級大感沈重。因為在政策方向錯誤的情況下，他們一個不小心，可能就會落到貧窮階級，所以選擇了比較站在窮人角度制定政策的民主黨。

「這也意味著中產階級必須與貧窮階級分享國家預算及資源，」林萬億解釋，這種站在社會整體，不求贏家通吃而求共存共榮、互助互利的新價值，正是台灣亟需的。

競爭不會停止，新貧大量湧現的今日，互助的價值更顯彌足珍貴，社會作為生命共同體的真諦，也就在此得以彰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