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在這裡——女作家楊明顯的寶島遊

一九七五年的春天，楊明顯帶著兩個兒子（十一歲和七歲），離開了生活三十七年的家鄉北平，到香港投奔兩年前以越南華僑身份申請出來的丈夫。臨行前，她形容自己的心情是：「母親的眼淚、親人的眼淚、自己的眼淚，都快把我淹沒了。」

從北平到廣州，到香港，每一個關卡，共產黨幹部對她嚴厲審問，外加譏笑嘲諷，撇著嘴說：「人民教師，不為人民服務，跑到海外去，是什麼階級感情？」她的行李被搜了又搜，口袋翻了又翻，全身上下全不放過。就連鞋子也要脫下來檢查。她告訴自己：「這是最後一次了！」

臨行前母親給她的那塊墨玉硯台，是文化大革命抄家時，紅衛兵扔到門外的廢物，這唯一的紀念品，換了一張海關存單，卻割斷了滴滴親情。

當她邁上中國大陸和香港的交界羅湖橋時，回首殘破的故土鄉園，眼淚一下子都落了下來。她說：「我站在羅湖橋上一跺腳，對自己說，不管我在外面經歷多少苦難，我是不會再回去了，因為它傷透了我的心。」

但是那一片故土和親人卻牽著她的一顆心啊！

「我離開北平不是吃不了苦，也不是個人或家庭遭受到中共殘酷的迫害。和其他的人比起來，我們家受到的迫害又能算什麼呢？最重要的，是我對中共社會制度徹底認識後感到失望。我看到這個制度的黑暗，我憎恨這個虛偽的社會。我的青春斷送在血腥風雨中，人生最美好的階段在我來說一點價值也沒有。我不願我的孩子再重蹈覆轍。」

她從不認為香港就是天堂，她出來是準備受苦的，為了自由，苦是有代價的。

楊明顯在友人家作客。（李影）

初到香港心情落寞

剛到香港，楊明顯的心情是十分落寞的。究竟往何處去？如何安排自己？她很心酸，有一種失落的感覺。她說：「我沒有『這回我可出來了，我可自由了！』的想法，我覺得無家可歸。有人說，那兒有自由，那兒就是家。可是除了自由之外，那些愛、那些思念、那些鄉情到那兒去找呢！」

香港的生活水準高，為了生活，她把自己的憂鬱壓下去，出外找工作。她做過一年多的珠寶店管理員，後來考入聖瑪伽利學校當國語教員，生活總算安定下來。

到香港的第四天，楊明顯就辦了香港圖書館的圖書證。在河南大學四年，她只念了兩年書，後兩年正好遇上反右派運動，一年在農村，一年在礦區，沒辦法讀書。以後的七、八年都是鬧文革。她說自己是做了十年的白痴。

一到圖書館，如同久旱逢甘霖，她形容自己就像老鼠一樣，把牙都伸進書本堨h吸取養料。

楊明顯參加女作家協會舉辦的座談會。（李影）

交了一張生命的白卷

回憶起在大陸上三十多年的日子，她說：「生命的旅途上沒有花，也沒有草，是交了白卷，一張生命的白卷！」

一九四九大陸易手那年，她十一歲，開始接受共產黨的教育。和其他同年齡的人一樣，他們都不懂共產主義，從各種的宣傳中，對它充滿了幻想，認為它是最完美的。所謂「要做黨馴服的工具，黨到那裡，你就要到那裡」，那時她真是做到了。

她的大伯父因為是地主，劃為右派，被拉去槍斃時，她連眼淚都沒掉。「因為，一切都是為了祖國嘛！祖國是那麼堅強，那麼有希望，誰還考慮個人呢？」

「可是，我是喜歡思考的人，別人叫我做什麼，我一定要想一想它的道理在那裡。越想就越覺得許多事情不對勁，怎麼不對勁？初時我找不出來，我沒想到這是社會制度的問題，我反省是不是自己格格不入？」

「從小，我就愛念書，喜歡文藝，常寫一些抒情小品。大學時選修了俄國古典文學，希望有一天能被派到俄國唸書。為了這個心願，我拚命唸書，當大部分青年被拉去參加政治活動時，我卻躲在自己的小天地理，編織那些纖細彩色的小夢。」

「我生來就不是只有雄心宏志的大鵬，而是屋簷下的鴿子，習慣那狹小的天地、溫馨的故園，一粒米、一滴水足夠使我感到安逸，一堆古書舊畫足以沉醉一生。不論做一條鑽進泥土中的蚯蚓，或做一隻平凡溫順的鴿子都無所憾，因為，生命應該是屬於自己的。」

可是，中共卻不允許「個人」，人沒有權利躲在自己的小天地裡，她被批評個人主義太濃。漸漸的，她發覺與社會脫了節，與群眾有了距離。別人不喜歡她，認為她滿身資產階級思想。又由於家庭出身不好，根本沒有出國的機會。使她深深感到，在大陸上讀書沒有好壞的區分，只有階級的劃分，一個人好不好，不是看他的品德學問，而是出身和階級成分。

楊明顯參加祭孔大典時，與陪祭官辜偉甫合影。（李影）

對共產主義發生懷疑

有一年，她放暑假回家，一向疼愛她的姥姥給了她一枚寶石戒指，她戴在手上，越看越喜歡，忘了戴戒指是資產階級小姐的生活作風。

開學，回到學校，忘了摘下來，就被批評了。在這種情況下，只許人低頭認罪，而不可張口辯白，她只有承認：是的，我從小受家庭影響，有資產階級思想，貪享樂、愛虛榮，長大後又沒有好好進行思想改造，你們批判的很對，我一定要徹底改造思想，改造人生觀……。

努力讀書沒用，想留學、想發展更是困難。寫文章不能發表，因為文學藝術是為工農兵服務，為政治服務，文學藝術只是一種宣傳的工具，又不允許浸淫於個人的小天地中，這些，使她感到中共統治下的知識份子是沒有前途的。

她開始對共產主義有了懷疑和動搖。

她說：「如果人都磨成了人漿，倒在同一個模型裡，做成同一個樣子，同一思想，同一感情，只有黨性，沒有人性，那多可怕、多可悲。我做人的原則是：走不了，我寧可蹲下來，絕不用後腿跟走。」所以當大部份青年都入團，成為黨團員時，她卻不申請，因為黨要她交心，她交不了心。

交不了心，入不了團，她的代名詞就是「落後份子」。從無數的教訓中，她終於明白，在共黨社會裡，誠實的人沒有前途，因為誠實的人有一顆不可泯滅的良心。從此，她只有保持緘默，因為這是保護自己最好的方法。

文化大革命以後，她對共產主義終於走上叛逆的道路。

來到自由世界後，她以本名寫了許多文章，後來她聽說，昔日的同事和同學都很驚訝。「楊明顯就是那個在學校裏從不吭聲的啞巴嗎？」

楊明顯參觀農村豬舍，她感嘆於豬舍的整潔、豬隻的肥壯、與養豬飼料的豐富。（李影）

有一種劫後餘生的感覺

楊明顯是在一九六○年，也就是她大學畢業的前一年結婚的。她很坦誠的表示，早婚是希望婚後和有華僑身份的先生一同申請到法國去讀書，趕快離開中共的統治。

楊明顯的先生是河南大學英文系低她一班的同學。五十年代受到共產黨的宣傳，從越南回國升學的僑生，沒想到一進去就出不來了。

從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五年，他們多次申請出國，都沒批准。一九六五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申請更沒希望了。一直到一九七三年，她的先生以華僑身份被批准單獨出來。

丈夫出來時，她沒有把握自己和孩子能不能走。但是走一個，是一個，她不願為兒女私情把先生留下來。在大陸上，生離死別是家常便飯，文化大革命時，她的大弟弟受不了壓迫，自殺身亡，小弟弟送去農村八年，大妹發放到新疆，家人分散各地。不只是她們一家如此，家家如此，誰也無法安排自己的命運。

分離總算還有代價，一年多以後，她和兩個孩子出來了。一家人終於團聚。比起其他的同胞，她覺得自己真是太幸運了。雖然是申請出來的，她卻有一種逃命的感覺，她說，劫後餘生，對自己目前所擁有的也就更珍惜了。

楊明顯在友人家吃韭菜合子，旁為名作家王藍夫婦。（李影）

人民思想來不及應變

北平是文化大革命時首當其衝的城市。回憶起當時的情景，她有一種無法回顧的傷痛。紅衛兵一家家的抄，把首飾用麻繩串起來搜走，因為這些都是剝削人民的財產。一個胡同媮`有幾個人被打得血肉模糊，揪出來示眾。有的氣還沒斷就被拉去活埋。就這樣，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北平城裏一片血腥。

家家戶戶到夜深都不敢睡，每當人聲和腳步聲穿過胡同，大家就屏息靜聽，不知什麼時候紅衛兵會踢門進來，就像小時候日本憲兵隊來抓人一樣。

她說：「起先一般民眾搞不懂文化大革命是什麼，以為對象是文化界。他們的思想還來不及應變，紅衛兵已經進家門了。」

「中共的每一次運動，都是在人民正莫名其妙的情形下就開始了。像人民公社，一敲鑼就成立了，大家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兒呢！再說『破四舊』，有一天，我們剛吃完午飯，小弟弟想吃冰棍兒，穿著拖鞋就去買。不一會兒，回來了，光著腳丫，一副狼狽樣兒，原來街上鬧『破四舊』，小弟弟的拖鞋被扔上屋頂了。一次次的運動把人民攪糊塗了，但到最後卻教育了人民，讓人民看清自己，認識自己的階級性。」

至死都迷惑不解

這讓人想起，在大陸上受盡苦難的作家白樺所寫的劇本「苦戀」。劇中的愛國畫家，在蘆葦中隱匿、逃亡，被折磨得不成人形，舉眼看到長空中一群飛雁，整齊的排列出一個「人」字，（強調人性尊嚴，是決不可摧毀的。）最後，在一排白茫茫的雪原上，出現了一個大的「問號」，這位畫家用自己的屍體作成問號下面的一點。強調生活在大陸上的人們，至死都是迷惑不解的。

楊明顯說：「世界上恐怕沒有一個政權是拿這麼多人民的幸福來犧牲，三十年來廣大的人民一直處在饑餓之中，我們像是吊線下的木偶，任掌線者耍弄；我們更像一尾魚，活生生的放在砧板上一刀刀的被零割。我們這一代人除了背負著個人不幸命運的十字架，還負荷著『偉大』時代橫加在我們身上、心靈上沉重的災難和悲哀。」

在「姚大媽」一書的序中她曾這樣寫著：

「………………

才能，被消磨在人為的階級鬥爭中，

歲月，蹉跎在貪婪政客們的傾軋中，

青春，一滴一滴的耗乾。

………………」

以大雜院人物為主角

到香港的頭幾年，楊明顯一直為生活掙扎，沒有寫作。一九七八年，她看了陳若曦的「尹縣長」，給她很大啟示。她說：「以往，有人被批鬥或槍斃，我總以為他是犯了錯誤。後來，我發覺我想錯了。那些一輩子住在大雜院裡，與世無爭的老實順民，卻也逃不了抄家、批鬥或槍斃的命運。我看見過多少的眼淚、呻吟和沉默的悲哀，使我感動又難過，我有一種吶喊的慾望。」為了那「深深、深深的愛與恨」，楊明顯勇敢的拿起了筆。

正如另一位自北平出來的反共作家金兆所說的：「他們死得不明不白，在大陸的人認為他們是罪有應得，但我卻覺得他們是冤死。應該為他們超渡，所以我要寫下來。」

楊明顯把筆鋒指向大雜院，以那群平凡渺小，但心地善良的老百姓為主角。她要告訴讀者，共產黨那個「新社會」來了後，窮人翻身了嗎？被解救出來了嗎？沒有！三十年前撿煤渣的，還是撿煤渣的。甚至撿煤渣過日子的小市民，也逃不了被批鬥，這是什麼世界啊！

她沒有說教和誇張，也沒有怨恨，很冷靜的寫出來。她不帶一點火氣，卻更讓人感到心碎。

她說：「從這群可愛的老鄉親身上，看到了中國人民受到古文化所凝成的特點：親切、有禮又善於容忍。可是中共卻撕裂他們心中一切的真善美。」

一九七九年，她以短篇小說「姚大媽」參加香港首屆中國文學週，得到首獎。後來金兆、余光中兩位先生鼓勵她向台灣投稿。

去年，她得到中國時報報導文學獎，今年又以一篇「代課」獲得聯合報短篇小說推薦獎。

我問她，以真名在台灣發表文章，會不會對她在大陸上的家人不利，她說：「我既然做出來了，就無需再怕了，如果因為我說真話而使家人牽連，弟妹們應該會原諒我的。」

君自故鄉來

楊明顯和金兆這次應聯合報三十周年社慶邀請回國，下飛機的第二天，他們在台北文化大樓有個演講會。那是個周末，又下著雨，但是聽眾擠得走道都站滿了。大家渴望知道這兩位來自故鄉的捎信人說些什麼？可是當聽到滿目瘡痍的家鄉遠比想像中還要更糟時，許多人忘情的流下了淚，那不只是思念的淚，也是苦澀和悲憤的淚。

金兆先生因為工作關係，一個星期後就返港了。而楊明顯被台灣溫暖的友情多留了三個星期。許多讀者主動來找她，希望親耳聽聽闊別三十載家園的訊息。她那一口悅耳清脆的北平話，和北平旗人特有的溫雅、謙和親切的態度，溫暖了許多思鄉人的心。以「藍與黑」這本小說聞名的作家王藍先生，就抱著大病初愈的身體，帶著太太，幾度敲開楊明顯借住友人家的大門，只為和這位來自家鄉的小妹妹多聊聊。

「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可是聽到故鄉的人事全非，想到留在那裏的親人命運難卜，國破山河在，王藍說，他每次聽完，心情都沉痛無比。

失散的閨女回來了

對楊明顯來說，這次回國的心情像是一個在戰亂中和親人失散的閨女回娘家。她說：「我是回家來看看，我的家在這兒，這給我一種鼓舞。」

歸國的前幾天，她寫了一篇短短的心聲，感動了無數讀者：

「……我張開雙臂喊：『親人們啊！你們失散的那個小閨女可回來啦！』

等待我的將是什麼？

是一雙雙灼熱的眼睛，親切的呼喚；

我的小女兒，三十多年流離失散，我們到底把你找到了！擦乾你的眼淚快進屋看看，咱們家該多整潔、富足、溫暖……」

從這也看出楊明顯回到祖國的心情。

回國一個月，楊明顯有許多天住在作家林海音女士家裡。去年秋天，林海音去香港，特別請聯合報副刊介紹楊明顯。楊明顯來自北平，寫的是北平，而北平正是林海音的第二故鄉。

那天，楊明顯依約到旅館找她，第一次見面，她們就聊了一個下午。她說：「在香港多年，我一直和人群隔得遠遠的，蟄居在自己的小天地中。見到林阿姨，使我想起了大陸上的親人，在親人的面前，這麼多年的委屈、憂愁都說了出來。」

離去時，她是依依不捨的，一進電梯就忍不住流下眼淚。走出旅館，走在華燈初上熙熙攘攘的彌敦道上，她找到一個隱蔽的小角落，讓眼淚撒開的流，流，流。

台灣的青年太幸福了

第一次回國，她訪問了金門，去了高雄、花蓮、梨山。看了台灣農村，住在台北市新發展的東區住宅裡。她感到台灣真是名不虛傳的國泰民安，豐衣足食。她說，光看一個金門就知道台灣三十年的進步。金門不但是堅固的戰地，也是集商業、文化的中心，她真是大吃一驚。

去年秋天，筆者和楊明顯在香港見面時，她曾提到：「聽說台灣有一所有名的台灣大學，我真想進那兒的中文系好好選幾門課聽。」

這次回國的第二天，她就要求友人帶她去參觀台灣大學，走在校園的椰林大道上，她羨慕地看著來來往往朝氣蓬勃的莘莘學子，許下了心願：把兒子送回來念書。

在台期間，不論到那裡，她都在腦子裡做對比，比較今天的台灣和北平，她認為兩地的生活水準起碼差五十年。一個是天堂，一個是地獄。地獄的人可以想像天堂的富足，而天堂的人卻無法體會地獄的痛苦。

曾有年輕人問她：「大陸上真是那麼苦？那麼糟嗎？」這使她深深感到今天生活在中華民國的一代太幸福了，幸福得過於天真。她很著急的對朋友說：「我不想去遊山玩水了，這裡的人對大陸了解太少，對中共的認識太淺，我要盡我的力量，把我所知的完全說出來。」

這讓筆者想起六年前訪問反共音樂家馬思聰先生時，他也說過：「只有在中共統治下生活過的人才最了解共產黨，而這些人也就是最反共的人。」

大陸青年過一天混一天

談到大陸上的年輕人，楊明顯說：「他們完全過著混一天是一天的日子。他們心裡想，不是說資本主義是腐化的，會滅亡嗎？怎麼來大陸的觀光團都是資本主義，它們怎麼還沒滅亡呢？還有，不是說社會主義是天堂嗎？怎麼我們到現在還吃不上飯呢？我的祖父、我的爸爸奮鬥了三十年，勞動了一輩子，還是一條破褲子，那我又何必去幹呢？他們對共產主義沒有信心，對社會主義的前途也懷疑。因此造成許多人要享樂、要財富，不要政治的心理。」

再說學問，這一代的年輕人因為趕上文革十年，完全沒唸書。破四舊，把舊的除了，可是新的又沒有，完全是一片真空。她的一個學生念初三了，連加減乘除都不會。許多高中畢業生只有台灣小學五、六年級生的程度。這也是為什麼現在中共派出去的留學生都是四十歲以上的，因為四十歲以下的人根本沒有基礎，她說：「中共還一再說什麼四個現代化，他們怎麼個現代化法兒？就靠這批穿著海外要來的喇叭褲，戴著美國標籤太陽眼鏡，好吃懶做的年輕人嗎？」

過去從大陸逃到香港的人，都是想好好找份工作，安安穩穩渡日子。今天大陸出來的年輕人卻不一樣，在香港，她看到許多例子。這些年輕人成群結夥，帶著武器打劫，最近香港幾次銀行和銀樓搶案都是他們幹的。

她心痛今日大陸青年的變態心理，這是誰的錯？她有幸自己的兩個兒子能及早出來。

三十二年沒看祭孔了

在台灣訪問時，正逢九月二十八日教師節，楊明顯在台北孔廟看了祭孔大典。三十二年來這是她第一次看，她很感動，第一次感覺中國五千年文化的偉大。她說：「中共完全否定孔子，管他叫『孔老二』，認為他是封建制度的維護者，束縛婦女的罪人。大陸上的老師被稱為『臭老九』，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整的就是老師。那時學生經常指名道姓把老師揪出來鬥。有一天，我們學校的一位老師去課堂，學生抵著門不讓進，結果這位老師抱著被門壓得血淋淋的手離開。」

文化大革命時，她的家被抄了，第二天她到學校上課，卻要帶著學生喊：「文化大革命萬歲！紅衛兵是新生力量！」她氣憤的說：「老師心裡想的是一回事，嘴裡說出來的是另一回事。中共教育出來的是兩面派，學生都說謊，因為誠實的人就有問題。」

她參觀了台北的金華女中，她聽說今天台灣的中學老師一定要師範大學畢業或修滿四十個教育學分，每年寒暑假還要輪流參加進修。她對台灣教師的專業化十分欣羨。

她特別關心老師的薪資和退休制度。在大陸上，老師的薪資比工人還低，更沒有政治地位。當她聽說初從學校畢業出來執教的老師，每個月薪水有新台幣一萬四千元左右，服務年滿退休時，還可拿到一百萬元左右的退休金時，非常吃驚。很感慨的說：「海峽兩岸的教師待遇完全不同！」她在北平教了十幾年書，從來沒有感到老師是被尊敬的。

對台灣懷著尊敬仰慕之心

中國婦女寫作協會曾為她辦了一個小型座談會，許多女作家被她真摯感性的談話感動，在座好幾位在她演講時，不時偷偷抹去眼角湧出的淚水。

嚴友梅說：「我覺得她說的後面，一定還有更悲慘的事，大陸上千瘡百孔，真是一言難盡吧！」

趙淑敏說：「我們羨慕她有那麼多寫作的題材。可是，我們寧可不要這些經驗。」

會中有人問她，三十年來，生活在台灣的人一心想打回大陸，解救大陸的同胞。大陸上的人，尤其是年輕人，他們到底有沒有這種嚮往？他們對三民主義制度下的台灣有多少了解？

楊明顯很誠懇的說出了她個人的看法：

「中共閉關自守的政策，蠻橫自大的吹噓，使人民都變成唯我獨尊的白痴。以我個人來說，我在大陸時接觸不到台灣真面貌的東西，對台灣就像對其他國家一樣陌生。滿腦子除了那些造謠、誣蔑、誹謗和強加灌進去的概念外，一無所知。」

「我覺得做為一個知識份子，應該以理性而不是激情的方式來改變我的信仰。到香港後，我找了許多台灣的報章雜誌看，也和去過台灣或是台灣來的人談。我默默的觀察，平心靜氣，不受任何人左右，想全面了解歷史的真相，客觀瞭解今日的台灣。」

「一年又一年，慢慢的瞭解台灣，喜歡台灣，懷著一種尊敬和仰慕的心情。」

「今天，許多從大陸逃出來的年輕人，他們要自由，要過比較好的日子，但是他們沒有深一層了解，自由跟好日子怎麼來的？。我覺得我們非常迫切的應該讓大陸上的青年了解，今日的台灣不只是豐衣足食，享有自由；也要讓他們知道，這些成果都是中華民國政府三十年來在一種最良好的制度下產生的結果。用一句現代的話說，只有在三民主義的社會裡才有希望，才有前途。共產主義是永遠沒希望的。」

她說，生命像多薊的蘆管，無數的憂患和風霜，使它奏出彩色的音樂。她願永久做一隻小蘆管，用全部的心血譜一首故鄉的哀歌。但願這哀歌能喚起大家對故土親情的懷念，以及激起大家重整舊山河的信心和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