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中國大陸——包德甫的演說

經常遭人冒充行騙，整天受到查詢困擾

今晚，容我從個人說起，先向各位說說我快要離開中國大陸時發生的一些事。

一個星期六早上，我接到一個電話，對方自稱是「北京展覽館」餐廳，他問我是不是美國記者包德甫。我說是，他便很生氣地問我，前天晚上我訂了幾桌酒席，為什麼沒來？

我當時想，這人一定不正常，也或許是那一個朋友跟我開玩笑。事實上我從未去過那家餐廳，怎會訂什麼酒席？但是這個打電話的人卻堅說我兩天前去過，還說我曾拿出名片，當場訂了幾桌酒席，每桌四十「元」，當時約合廿七美元，共一百零八美元。以中國的規矩，你若訂了酒席，不吃也得付錢，所以那人的意思是要我付錢。我把電話使勁掛斷，心想這一定是開玩笑。

可是第二天，同樣的事又發生了。這次是「北京素食餐廳」。他們說，我的秘書去他們那裡訂了六十位客人用的酒菜，每人六十「元」，另外還有十二位司機的飲食。在中國大陸，如果你請一位「官員」吃飯，你必須也為他們的司機準備吃喝。素食餐廳的賬單總共是二千五百美元。這時我才想起，可能是有人冒充我。以後幾星期，這樣的電話幾乎每天都打來。一家百貨店來電話說，我訂的四百磅毛線已準備好了，即可來取。奇怪的是，沒有人去吃我訂下的酒席，也沒人去取我訂購的東西。

後來一天早上，我接到「警方」電話，那位「警官」照例先問我是不是紐約時報記者包德甫，我說是，他說要跟我查對一下，他說前一天我曾向「北京」北區「警所」報案，指控「中央管弦樂團」一個姓陳的人。據那「警官」說，那姓陳的樂師曾託我到「友誼商店」買酒、煙和一輛腳踏車。（所謂友誼商店，是專為外國人開設的，可使用外幣。）他說我買了這些東西，交給了姓陳的，姓陳的便逃掉了，沒有付錢給我，所以我報案。他的意思是，我曾要求「警方」協助找那個姓陳的。

我原以為可以很容易讓那個「警官」知道他們是弄錯了人，以為他們一定能了解有人在冒充我。我就問「警官」，那個去「警所」報案的人是不是中國人。

「是中國人」，「警官」答。

「我不是中國人」，我說。

「可是你說中國話」，他反駁。

顯然我低估了這件事的重要性。於是我說願意親自到那「警所」去向他們證明我不是中國人。

「就算你親自來，我們怎麼知道你不是中國人？」「警官」說。

那天下午我去那個「警所」，費了好幾個小時的解說，他們才相信我並不是他們要找的那個人。後來「警方」派人去「北京」所有的飯館調查，幾天後，他們抓到了那個冒充的人。

原來那個冒充的人，是「北京」電唱機針頭工廠一個廿三歲的女工。她也曾冒充來自香港的女商人，這也就是這件怪事的起因。有天晚上，我在電報局向時報發一個電報，她也在那裡，說是要向香港發電報。她問我是什麼人，我給了她一張名片。

這些事聽來或許很荒謬。我向各位說這個故事，是因為在某些方面，（我要特別說明，是在某些方面）這故事概括說明瞭我在中國大陸的經歷。這也就是說，我的經歷並不符合我所想像的中國大陸人民的精神情況。我所想像的，是根據幾年來閱讀外國人對「人民共和國」的描述。

在中國大陸，幾乎所有外國人能被允許看到的，只是少數幾個城市和「公社」，而且也只是走馬觀花，看不透徹。那些外國人回國後，便據以聲稱，中國大陸是個非凡的地方，竟說在「毛主席」「領導」下，中國大陸已消除了貧窮、不平等，已根絕了犯罪、通貨膨脹和失業這些所有現代世界的疾病。有些外國人甚至報導說，如果你在「北京」旅社把一片用過的刮鬍刀扔在廢紙簍裡，當你到達上海住進旅社時，服務生會禮貌地把這刀片還給你。

我們在觀察蘇俄時，卻無人會說這麼天真的話，我們已聽說過史達林是怎樣的人，我們都讀過索忍尼辛的著作。但中共似有迷惑美國人的魔咒。其實這也不是新鮮事了。十九世紀時，美國傳教士們曾夢想僅需卅年就能把不信基督教的中國變成基督教國家。多年來，美國商人夢想中國大陸市場會像神話那樣，他們夢想，如果幾億中國大陸顧客都買美國製牙刷或牛仔褲，我們便會富有了。

等級懸殊特權充斥，待遇生活絕不平等

在中國大陸住得愈久，所看到的、瞭解的便愈多。中國大陸為過去卅年的動亂所毀，所以我在為時報撰寫報導和著畫時，都試著為中國大陸描繪一種更切合實際、更平衡的圖象。

一個國家經過一段時期後會改變。艾葛爾．史諾一九三七年從毛澤東的洞窟總部發出的報導，那時可能真實，但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過去真實的事，現在並不一定真實，因此我不敢說今天我告訴各位的，十年後仍然真實。

說清楚這一點，然後我要說關於「中國之謎」的幾點。「中國之謎」，我曾力求得到解答：

第一點，毛澤東企圖把中國變成一個沒有階級的烏托邦，現在中國大陸在這方面已經做到什麼程度了？

我知道很多到過中國大陸的外國人，都會對那裡每個人都穿的藍色衣服，和川流不息的腳踏車印象很深，好像中國大陸的人真的平等了。

可是，一如我的中國友人對我解釋的，實際上大陸上的人十分不同。中共四千萬「黨員」，本身就分為廿四種不同的「幹部」，另外工程師有不同的十八級，演員伶人廿四級，大學教授十二級，工廠工人八等，工頭也有四等。每一級等都有一定的薪金，從工廠學徒工人每月僅合十一塊美金的工資，到「將領」每月合二百廿五美元的薪餉。

但薪金的差別，不像政治地位那樣重要。在美國或臺灣，你可用現金買到很多消費品和服務，在中國大陸只有有政治地位的人才能得到。一般老百姓想要買少量的肉類、水果或蔬菜，必得每天到廣大的中央市場排隊等候一兩小時；對於高級「黨員」，則設有特別食品商店，去買的人不用排隊，而且供應的物品也較好。還有「黨」辦的書店，那裡賣一些被認為不適合人民大眾閱讀的文學書籍，像Eric Segal的小說「愛的故事」等。設備新式的特別醫院，進口的西方藥品，豪華的渡假別墅，也都是專為特殊階級準備的。飛機沒有老百姓的份，只有「官員」才能乘坐。

使外國人感到不解的是，中共為什麼竭力保持表面上的平等。軍隊堙u官」「兵」都穿著同樣的軍服，不戴軍階標誌。可是在一個連或排裡，每人都知道「官長」是誰。

有一天，一位年輕朋友帶我去參觀一名「副參謀總長」的住宅。他住在紫禁城一條安靜的街上，從外面看，只看到灰色的磚牆，但牆裡有一個廣闊的庭院，兩棟瓦頂的中國式房子，一個花園，還接近一個夏天可游泳的小湖。「北京」一般市民的房屋分配，平均是每人三平方碼，約等於一個大型餐桌那麼大。但這位「將軍」，他老婆和孩子卻有三間寬大的臥室，一間客廳（客廳裡有一架鋼琴，一架日本製的彩色電視機），一間書室，一間設有美國電冰箱的大廚房，其奢華是一般大陸人絕享受不到的。

這位「將軍」的住宅裡還有兩間浴室，有抽水馬桶，有供應自來熱水的浴缸。在美國人看來，這些設備不足為奇，可是一般大陸老百姓既沒有自己的廁所，也沒有自己用的自來水，必須與人共用這些設備，還得共用廚房，老百姓很多人家擠在一棟房子裡，甚至睡在街上。

「軍方」還提供這個「將軍」一個廚子與一名傳令兵。還供應一名司機，開他的軍用車——在中國大陸沒有私家車。還有兩名保鏢，護送他到任何地方去。

儘管竭力保密，老百姓們還是知道有這種特權生活方式。在我去參觀前不久，一個年輕人把酒與香煙放在這個「將軍」住宅的大門外，並寫了一張條子，要求「將軍」把女兒嫁給他。次日這個身分不明的追求者留下了另一信，並附有相當於二百美元的現金（等於城市中一般人五個月的薪金）。

他在這封信裏威脅說：「如果你不允許我與你女兒結婚，我就自殺。」

這個「將軍」覺得莫名其妙，因為他的孩子都是年輕男孩。

乞丐爭食惡形惡狀，單位控制人民一切

大陸社會中高層的人，即如那個「將軍」，和低層人之間，有著極不平等的現象。我太太芭芭拉跟她一位澳洲朋友訪問古都西安時，發現了這種現象。在「中國旅行社」導遊的建議下，她們到「五一」餐廳吃晚飯。

那天晚上該餐廳專為外國人保留的二樓關起來了，一名穿著骯髒工作服的女服務生招呼她們去大廳。她們在一張沒有桌巾、仍杯盤狼籍的木桌旁坐下，氣氛使她們覺得很不自在。在她們等待食品送來時，忽有另外八個身穿有補釘的褪色藍衣服的男子走進，他們拉起板凳圍著那張桌子坐下，成一個半圓，目不轉睛地看她們。芭芭拉覺得她們好像成為別人尋找晚間娛樂的對象。

突然間一隻髒手出現在她們的桌子上，手掌向上。這是一個衣裳破爛的乞丐的手。女服務生把那乞丐推開，但他只後退幾步，接著一屁股坐下來，等待另一個機會。

這機會很快就來了。芭芭拉和朋友覺得最好快離開。當她們站起來付錢時，那乞丐立即走到她們桌旁，這時另一個乞丐從另一方向走過來。

這兩個男乞丐開始爭奪桌上留下的食物：白菜豬肉蒸餃。第一個乞丐搶去三個，他抓得太用力，以致蒸餃裏的油汁淌在他的袖子上。另一個乞丐搶過一碗湯，竟然潑在芭芭拉朋友的外衣上。芭芭拉事後說，從頭到尾，這兩個乞丐都在相互打罵，直到女服務生和其他一些客人把他們拉開。

還有另一種神話我不能同意：到過中國大陸的一些外國人，回去常說，在大陸上他們想去什麼地方便能去，可以在古老的胡同裏遊蕩，察看老百姓的房屋，甚至可以在街上與願跟外國人接近的學生交談。他們說，中國大陸畢竟不是一個警察「國家」。但我發現，中國大陸控制人民的機關並不像他們說的這麼輕鬆。他們是從內裏著手控制，徹底滲入社會每一方面，就好像一種雷達，不論你到什麼地方，都能偵察到你的行蹤。

在訪問武漢期間，我去探望在武漢「華中師範學院」做研究工作的美國學者米契爾．葛西特。我從住所搭乘計程車去那所學校，當時並不覺得自己被跟蹤。到達後幾分鐘，電話響了。我聽見一個女性在電話裡大聲問：「有個外國人來你這裡嗎？」她沒有說明身份。葛西特答覆確有個外國人來這裡，她進一步追問：「他是美國記者嗎？我們需要知道。」

葛西特說，來電話的是周太太，他能辨出她的聲音。她是學校安全組的人員，所負的任務就是監視他。我沒有被公開監視，但這所學校裡的每個人若看到校園裡出現陌生人，都得向安全組報告，顯然有人看見了我。

這事可作為一個例子，說明中共所說的「單位」效率如何。「單位」就是你工作的地方，不論學校、工廠或辦公室，每個大陸人民都屬於某個「單位」，它有第二個公民證的作用。

中國大陸的人常被問「你是哪個單位的」，而不大注意他們的姓名。

我首次到中國大陸，想在「北京飯店」找個房間時，櫃臺服務人員把我端詳了大半天，然後問：「你是哪個單位的？」我說我沒有「單位」，他就很不禮貌地說：「這是不可能的，在中國每個人都有他的單位。」旅館只供給「單位」房間，而不供給個人。

於是我得找我的「單位」。發給我簽證的中共「外交部」拒絕為我負這個責任。美國「大使館」也拒絕接受我，「大使館」指出，美國的偉大傳統是把政府與新聞界分開。「中國旅行社」說，他們僅為旅客提供房間，而我卻是一個居民。為居留外國人提供居處的「外交服務處」說，他們僅提供公寓，期限一年。最後，在絕望中，美國「大使」伍考克為我寫信給中共「外交部」，「外交部」同意接受我為他們「單位」的一分子。

「單位」非同小可。後來我才知道，除提供人們工作和住處外，它也發給家屬配給票，從米、菜油、肥料到腳踏車種種東西的配給票。「單位」安排人們的醫療、子女的上學，也根據中共的工作傳襲怪制度，在人們退休後，他們的子女可接替原工作。

用一種較易瞭解的說法：假設你們這房間堛漱H在學校畢業後被派去同一個機構工作，你們也會被安排住同一棟公寓。你們會在同一個商店媔R東西，你們的子女會進同一所學校。換句話說，你在日常生活中無論去什麼地方，你終生去過些什麼地方，認識你的人會監視著你。

中國大陸的人結婚，先得「單位」「黨書記」許可，「單位」要先對你未來的配偶作安全調查。如果一對夫婦想離婚，也須得到「單位」的同意。你若想出外作一天以上的旅行，也得你的「單位」許可。在每個「單位」的人事部門裡，密封的信封裝著機密檔案，檔案不但包含你個人的一般履歷——你的學歷及經歷，也包含著密探對你的政治指控，及「黨」對你的評估。這些檔案根據中共的「成分」理論，列出你遠溯三代的階級背景。

特務橫行百姓畏懼，外國人行動受監視

近幾年來，「單位」和它的同類組織「街坊委員會」已獲得更大的權力——有權決定那一對夫婦可以生孩子。「街坊委員會」有這種特權，是因「政府」推行嚴厲的新節育運動。這一運動要每個家庭頂多生一個孩子，以便到二○○○年時把大陸的生育率減為零。在這一運動下，中共訂出每省每年的嬰兒配額，而由「單位」決定那一個家庭可以利用這個配額。

當地醫院常公開貼出一些圖表，說明每個家庭使用何種節育法，且為不再生育的人標上一個紅星。很多「單位」裡有人專門負責調查「單位」裡所有婦女的經期。如有一個不預定生孩子的婦女過了經期，她就會被叫去墮胎。

共產制度給「當局」多大的權力來控制中國大陸人民，外國人很難瞭解；但是「北京大學」一位美國研究生所遭到的一件事，使她完全明瞭。她從美國中西部一所大學到中國大陸後不久，深為大陸人民過的那種原始生活感到驚訝——每天僅有兩小時供應自來水及粗糙難以下嚥的食物。於是她寫了一封信給她在美國的丈夫，詳細述說她親眼看到的情況。信寄出後幾小時，該校負責外國學生事務的訓導長來敲她的門。

「我可以跟你談談嗎？」訓導長說：「你在中國有什麼困難嗎？」接著他引用了她那封信裏的話。

我親身體會到大陸安全機關權力的龐大。一天晚上，我外出散步。有一個廿多歲的女子向我走來，問我是否可與我一同散步。她這樣大膽，使我驚訝——我知中共有禁止中國人跟外國人接觸的規定。我高興地與她並肩而行，但我們還沒有走遠，就被「警察」包圍了。他們把那女子帶去訊問，並命我面對著牆，防我跟去看她被帶到什麼地方。

「我們做錯了什麼事？」我問一個路人：「外國人跟中國人說話犯法嗎？」

這男子思索了一會說：「白天可以，現在是晚上。」

另有一次，我最密切的中國朋友之一——一位女記者，也是一名共黨「黨員」——在跟我述說了她的不愉快婚姻後竟被抓走，並被送進勞改營，那就是中國大陸的古拉格群島。她曾想離婚，但在中共的嚴格控制下，她的要求被拒絕，雖然她跟丈夫已分居五年。我後來聽說，她的罪名，是向外國人洩露國家機密。

由於過去幾年來，有大量外國學生、商人、外交人員和觀光客獲准進入中國大陸，有很多跡象顯示，共黨愈來愈擔心外國人的「汙染」。今年夏天中共成立「國家安全部」，以便與組織龐大、令人畏懼的「公安部」合作。這個新機構的任務是抓外國間諜，和與外國人結交的中國人。

我所懷疑的另一個關於中國大陸的神話，是說中國大陸是一個「革命社會」。革命的意義，是表示改革，財富權力重新分配，以及使低層的人有向上發展的機會。但今日中國大陸的機動性遠不如美國、日本或臺灣。

經費太少教育落後，老匪幹成了絆腳石

中國大陸求進步之道，主要應透過教育，但中國大陸的年輕人能入大學的不及3％，原因是中共用於教育的經費太少；美國能入學的青年則為40％，連人口只有四千五百萬的菲律賓，大學生也比中國大陸要多。

中共嚴格控制個人活動，所以大陸農民能逃出傳統鄉土界限的機會，遠比一九四九年前為少。美國學者最近的一項研究顯示，中國大陸上一般男性農民，能離開他們村莊的機會，為千分之一，而這機會是藉參加軍隊得來；一般女性農民只有二千五百分之一的機會，這個機會是藉嫁給軍人得到。

中共本身在某些方面已變成一個很保守的組織，這說來似很矛盾。中共領導者年輕時都是「革命者」，但這是廿年前的事了。

這些中共領導者，大多數有貧農的背景，多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他們所受的唯一「教育」，是在「軍中」或在毛澤東的「著作」中所得。因此，毫不奇怪，一旦他們得到權勢，就恢復過去他們鄉村家庭的老觀念；他們痛恨當局，疑忌各種改革，只關切自己家人的安適，並且對科技知識分子的重要性感到懷疑。最重要的是他們恐懼外國人。

讓我向各位說個例子：「北京」卡車工廠我認識的一個車床操作工對我說，他想每星期六天去補習物理數學和化學。他因「文革」而在初中時輟學，現在他決心要申請入中國大陸的「電視大學」，因為這可以得到「學位」，也會使他得到較好的工作。

唯一的問題，是他必須得到廠堙u黨書記」的許可。這個「黨書記」姓柯。姓柯的拒絕了他的要求。柯某對他說：「讀書沒用。」柯某是遵照常被引用的毛澤東「語錄」：讀書越多，便越愚蠢。

這話令人難信。鄧小平大談把中國大陸「現代化」，說大陸需要更多知識分子。柯某為什麼採取這種態度？那位工人說他知道。

柯某出身貧農家庭，隨「紅軍」進入「北京」。由於勤奮、忠誠而爬上了「黨」的階梯，成為這個工廠的頭目。這工廠在「解放」前原是一個製造黃包車的小工廠。柯某從未上過學，每當工廠開會，需要宣讀一些文件時，他都找年輕的助理替他念。

柯某也從未受過任何技術訓練。每當高級「官員」要來廠媯纗謘A他就停工三天，以便工人把窗子機器洗擦乾淨。他知這是上級喜歡的。他的上級大多數也沒受過教育。

不幸的是，柯某並非一個孤立的例子，像那樣的人很多。以前這等人都是「紅軍」裡的「政委」，後來被派去當工廠、機關、大學、醫院，甚至科學研究機構的「黨書記」。我曾見過的「軍方」「軍醫長」，從未進過醫學校。中共四千萬名「黨員」，只有15％進過中學以上的學校。最高決策機構「政治局」裡只有一名「委員」曾上過大學。

在中國大陸，受大學教育當然不是當領導人的唯一條件，但中國大陸已在想「現代化」，技術上的能力是重要的。像柯某那樣的人，在官僚體系中有分量，他們卻成為中共「現代化」計畫最大絆腳石之一。

在中國大陸上，官僚作風無所不在，我在大陸住下之前，即有一個願望，想成為在中國大陸滑雪的第一個外國人。我在北京的一份雜誌上看到中國人滑雪的照片，並看到「新華社」的一篇報導說，「政府」已決定為外國人開放滑雪區，以賺取外匯。

所以我到「北京」後，便向「外交部」「新聞司」申請去滑雪的旅行許可。拖了一個月後，「新聞司」答覆說，我弄錯了，中國大陸沒人滑雪。

我覺得這可能是一種誤會，於是重新申請，把有關滑雪的報導剪下，附在申請信裡。又過了幾星期，他們答覆說：「不錯，中國有滑雪，但滑雪的地方不准外國人去。」

那時我已準備接受失敗，不料幾天後我看到一位美國律師跟他太太走過「北京飯店」，肩上背著滑雪用具。他們說，他們剛從東北黑龍江滑雪回來。

於是我第三次申請，這次還特別提出滑雪山的確切地點，和朋友們滑雪回來的報告。

拖了很久，「新聞司」答覆說：「不錯，在中國有滑雪，也開放給外國人，可是對不起，現在沒有雪，如果你願意，你可以去，但你不能滑。」

這真是一個挑戰，到二月時，我同意了他們的條件，當我到黑龍江省的主要城市哈爾濱時，氣溫是零下十度，地面上已有積雪，那位在機場接我的「中國旅行社」導遊說：「真糟糕，你沒有帶你的滑雪用具。」

文化改革後患無窮，人民普遍憤怒失望

中國大陸給我最深的印象，是大陸人民普遍的懷疑與失望。這都是多年來無數的政治運動，尤其是其中最亂的「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我到達中國大陸時，中共早年的那種理想主義和近乎宗教般的狂熱已經消失了。

當時我在中國大陸遇到的每個人，他們的書籍與藝術品都為橫行不法的「紅衛兵」奪去，最糟的是都受到政治迫害。

一位婦女向我述說，一九六六年她六歲時，她父親被指控為「反革命分子」，她和家人從家裡被趕出，一切都被剝奪，然後被送往一千哩外的山村。她的父母被押著在那山村里遊行，被木棍鐵棍打擊，直到她母親被活活打死，父親被打成癱瘓。她當時六歲，孤苦伶仃，只好自己求生。她採野草樹根果腹，到山上去砍柴賣點錢。我看到她手背上的傷痕，這是她小時用斧頭砍柴所留下的。

我還有另一個朋友，他是一位外科醫生，一九四九年前在哈佛大學醫學院就讀。一九五○年韓戰爆發後，他自願回中國大陸。這並不因為他是一個共產黨，而是因為他像很多中國人一樣，愛他的家鄉，想參加「祖國重建」工作。在一個短時期內，他的情形還不錯，擔任一個大醫院的負責人。但在「文革」期間，他被指為美國間諜，只因他受過美國教育。他不被許可行醫，而被放逐到新疆去。他的父母也在他至今仍不清楚的情況中被打死。

「人民日報」曾描述「文革」悲劇的殘酷程度，從一九六六到毛澤東死的一九七六年間，有一億人遭到各種傷害。

受到這場災禍最大影響的是共黨本身，一名中年「官員」述說他年輕時曾自願到叢林遍佈的海南島去，他是想參加「祖國建設」。當時他的一些朋友也都自願受類似的艱苦，現在呢？他說沒有人再心甘情願了。

一位考古學家正確地觀察中國大陸的經驗，他評論說：「這樣說可能太大膽，可是中國所經歷的，像是遭到了一場大火。」

當然並沒有瓦斯、焚爐，也沒有滅絕整個種族的計畫，但卻有可怖的類似之事。遭遇像那位從家中被逐出的六歲女孩，和那位哈佛訓練的醫生的人很多，他們被迫害是因他們的階級背景——並非因他們的所作所為，也非為了他們被加之罪。還有，對生命的破壞，教育的荒廢，書籍藝術品的被毀，實在驚人，這都是西方難以想像的事。

使人覺得更痛心的是，「文革」的開始，乃是標榜一個崇高的目的。毛澤東發動「文革」運動，是為消滅貧窮、官僚作風和階級差異，但他沉迷於他的妄念法，卻未能看出被強迫實行他命令的人民的意願。

我知道我已為目前的中國大陸描繪出一幅黯淡真實的圖象。無疑地，各位之中有人會問我，何以我沒有談到中共目前的若干改革。我今天想做的，是要說明中共必須應付的基本情況——困苦、匱乏、大眾的冷漠和官僚的頑固。

美國有些學者和外交人士憂慮我兩年來出版的書，代表一種令人不安的新傾向——他們把我們看作修正主義者，說我不該在隨著桌球外交而產生的幾年美好情況後，描繪更批評中共的實況。他們擔心這些批評會觸怒中共，而且說中共對美國繼續售予臺灣武器已很敏感，我們的批評會對中共與美國的關係有不利的影響。

但良好的新聞事業，一如良好的歷史著作和外交，必須以誠實為尚，不可自我欺騙。我們既然不能為了迎合蘇俄政府的感受而減少批評蘇俄的寫作，那我們為什麼要給中共不同的對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