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心證」問題多
由於沒有明確的規定，警察辦案時便全憑「自由心證」，如認為某人涉及刑案，便依警政署頒佈的「警察偵查犯罪規範」，簽發通知單，請他到場說明。事實上，根據司法院第二三八三號解釋，警察機關的約談，並沒有強制力。但一般人基於平素對警察的敬畏心理，很少有不按通知書規定前往的。
除（準）現行犯外，觸犯重罪（最低本刑五年以上，如殺人、搶劫、綁架勒贖等）的嫌疑人，由於惡性重大、逃逸的可能性較高，警方免為「打草驚蛇」，也多不經約談，逕行逮捕。（根據規定，被追呼為犯人者，或因持有凶器、贓物或其他物件，或身體、衣服等處露有犯罪痕跡，顯可疑為犯罪人者，為準現行犯。）
嫌疑人如不合乎（準）現行犯要件，依法需由檢察官指揮傳喚、拘提，警察無權逕行逮捕。這種規定，本意是保障人權，但有時情況緊急，警察來不及聲請拘票（根據規定，拘票為一種文書，需記載嫌犯姓名、住址、拘提事由等，不能以電話聲請），就逕行逮捕，事後也沒有聲請補發拘票（因為沒有必須聲請補發拘票的規定），大家也習以為常。
例如前年的一個真實案例：歹徒在搶劫銀行後駕車逃逸。警方由銀行監看的錄影帶中發現，搶犯似為外僑。為免歹徒離境，辦案刑警立刻趕到中正國際機場，果然發現搶犯已將上飛機。但當時歹徒已離開犯罪現場，身上又無犯罪痕跡，已不合現行犯要件，警察是抓好，還是不抓好？一般的想法都是：抓了再說。只要抓對人，大眾都以為適當。
涉及王迎先命案的一位刑警，就曾坦承：「過去辦案常礙於時間緊迫，來不及向檢察官聲請拘票，大家也就這樣辦下來了。」
涉及王迎先命案的五位刑警，因為沒有拘票逕行逮捕嫌疑人，復施以刑求，被檢察官以妨害自由、傷害瀆職罪提起公訴。依照刑法規定，剝奪他人自由因而致人於死者，與傷害他人身體因而致人於死者，得判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假藉職權犯罪，依法還得加重其刑二分之一。
這五位刑警起訴的罪名相當重，雖然部分人認為他們刑求逼供，罪有應得；但也有不少人覺得他們是制度下的犧牲者，頗值得同情。因為他們並非故意不聲請拘票，且以往大家也都默許這套辦案方式，以妨害自由罪加諸他們身上，不甚公平。若由法律明定警察的權限，一方面限制他們不致濫權，再則也是對警察人員的一種保護。
刑訴法如十字路口的紅綠燈
內政部長林洋港坦承：「在緊急逮捕時，警察難免也會抓錯人。以往，如果訊問後，發現被逮捕者沒有嫌疑，只要立刻釋放，一般民眾往往自認倒霉，不會追究。這會使得警察有恃無恐。」
「但近幾年來，國民知識水準提高，許多人的法律知識甚至比警察豐富，警察真正抓到犯罪人時，沒有人追究辦案過程的法律依據；然一旦抓錯人，有人就以刑訴法中沒有規定警察有逕行逮捕權，控告警察妨害自由。這種事例嚴重打擊警察士氣。有些警察怕惹上麻煩，遂採取『步步為營』，即使情況緊急，也要先報告檢察官，待取得拘票才前往拘提，嫌疑人早已逃逸無蹤，治安因而受到影響。」
「打個比方來說，一條街的十字路口沒有裝置紅綠燈，通行、停止全憑個人判斷，從前車少人少，倒也沒發生糾紛；可是現在車多人多，除了直行外，有的還要右轉、左轉，交通日益複雜，車禍迭起。解決的辦法唯有盡快設立紅綠燈。」
「同樣地，要改善警察辦案『過』與『不及』的情形，當務之急就是定下一個明確的規範，讓大家有所遵循。」
限制警權還是加強警權？
反對修正刑訴法人士，針對林部長的說法，提出質問：既然原本刑訴法中沒有規定警察有緊急逮捕權，那麼過去卅年來，莫非警察都是公然違法？果真如此，為什麼要把非法的權力變成合法？將警察違法行使的權力合法化，豈不是加強警權嗎？」
林部長不同意警察過去違法行使緊急逮捕權的說法。他說：「如果十字路口沒有裝設紅綠燈，任何人都得逕行穿過，又怎能說他闖紅燈呢？」
「立法賦予警察約談和緊急拘提權，確有實際需要。緊急拘提權可以避免警察辦案過與不及的情形，已如前述。再以約談來說，根據統計，去年警方發出的辦案通知書計二萬零六百四十九件，其中移送地檢處者一萬一千四百廿四件，佔百分之五十強。可見約談是個很重要的過濾程序，對沒有犯法的人來說，也是個洗清嫌疑的機會。」
「至於警察權力有沒有增加，要從實際情形來看。我舉個例子來說，以往假如有人跑到派出所報案，說鄰居某某殺了我三刀，警察馬上前往偵查，若涉嫌人逃逸，則逕行追捕。嫌疑人拘捕到案後，警方立刻進行偵訊，只要在廿四小時內取得自白、證物，就可以移送分局，轉送地檢處。但依新法規定，涉嫌人既已逃逸，如果他身上未持有任何足以顯示犯罪之物，則他已非現行犯；而傷害又非重罪，不符逕行拘提的要件，即使警察追上他，也不能行使緊急拘提權，所以警察的權力反而是縮小了。」
爭議最多的條文
被林部長比喻為「紅綠燈」的，也是在這次修正案中，最引起爭議的兩則法條如下：
第七十一條之一：司法警察官因調查嫌疑人犯罪情形及搜證之必要，得使用通知書，通知犯罪嫌疑人到場詢問。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者，得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
前項通知書，由司法警察機關主管長官簽名。
第八十八條之一：檢察官、司法警察（官）偵防犯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情況急迫者，得逕行拘提之：
一、因現行犯供述，且有事實足認為共犯嫌疑重大者。二、在執行或在押中脫逃者。三、有事實足認為犯罪嫌疑重大，經被盤查而逃逸者。（但所犯顯係最重本刑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者，不在此限。）四、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
前項拘提，由檢察官親自執行時，得不用拘票；由司法警察官執行時，以其情況急迫不及報告檢察官者為限。於執行後，應即報請檢察官簽發拘票；如檢察官不發，應即將被拘提人釋放。
第一百卅條及第一百卅一條第一項之規定，於第一項情形准用之。（註：即在前述情況下執行緊急拘提，雖無搜索票，得逕行搜索嫌犯的身體、住處及其他處所。）但應即報告檢察官。
檢察官、司法警察（官），依第一項規定程序拘提之犯罪嫌疑人，應即告知本人及其家屬，得選任辯護人到場。
對以上兩則條文，學者專家們在法理上，主要有以下幾點爭議：
有沒有違憲？
台大法律系教授李鴻禧和立法委員蘇秋鎮認為：「憲法第八條中規定，除現行犯外，人民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所謂的『法定程序』即是指檢察官簽發傳票、拘票，因此立法賦予警察逕行拘提權，與憲法抵觸。」
立法委員李宗仁則指出：「根據憲法第廿三條規定，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須者，前述自由（包括第八條的人身自由）得以法律限制之。警察的約談權及緊急拘提權可以適用這個規定，即使對人身自由有所限制，也不違反憲法。」
東吳大學法學院長章孝慈亦表示：「所謂『法定程序』可以從寬解釋，只要刑訴法修正案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由總統公佈實施就已具備法定程序的要件。許多法治先進國家，也都賦予警察緊急拘提權。」
外國立法實例
章院長說：「英國是世界上最保障人權的國家之一，而英國法律也規定，警察在基於『合理之懷疑』時，可以不取得拘票，逕行逮捕。」
甫從美國考察歸來的法務部長李元簇，在立院接受質詢時也表示：「美國各州的法律不盡相同，但司法警察擁有緊急逮捕人犯的權力，則無例外。譬如：紐約州的刑事訴訟法規定，警察基於正當理由，相信其已犯重罪，得逕行逮捕。」
我國的法律源自大陸法系，兼採英美法系，與日本的情況最相近。中央警官學校教務處長謝瑞智說：「日本刑訴法第二一○條規定：檢察官、檢察事務官或司法警察職員，有充分理由懷疑嫌疑人觸犯死刑、無期徒刑或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時，為急速需要，未及聲請法官發給逮捕狀時，得將理由告訴嫌疑人後逕行逮捕。逕行逮捕後，應速聲請法官發給逮捕狀，如果法官不發逮捕狀，應立即釋放嫌疑人。這項規定，與我國增訂的刑訴法第八十八條之一極為相近，不過我國以最低本刑五年以上方為重罪，對緊急拘提權的限制更嚴。」
會不會製造警察濫權的機會？
立法委員許榮淑認為：「依刑訴法的立法精神，犯罪偵查以檢察官為主體，警察只是受檢察官命令協助偵查而已。如果賦予警察約談權和緊急逮捕權，並在約談者無故不到或逕行逮捕後，才報請檢察官簽發拘票，不是變成警察為偵查犯罪的主體、檢察官處被動地位嗎？而且人都已被拘捕，檢察官還會不開拘票嗎？」
「刑訴法第一百卅條及第一百卅一條之所以要規定偵查由檢察官指揮進行，就是因為檢察官有較高的法律素養，對保障人權有較多的認識。警察的素質良莠不齊，法律素養又不高，賦予他們種種權力，很容易發生濫用職權的流弊。」
法務部政務次長施啟揚表示：「依照修正後的刑訴法第七十一條之一規定，司法警察的通知書仍然沒有強制力。且司法警察報請檢察官簽發拘票時，檢察官需嚴格審核，認為不符規定要件時，得不發拘票。所以偵查犯罪的指揮權仍屬於檢察官。」
章孝慈院長說：「據我所知，以往警察辦案，都是逕行逮捕偵訊後，直接將嫌犯移送法院，根本不經檢察官簽發拘票。現在雖賦予警察緊急拘提權，但其在執行後，需立即報告檢察官；若檢察官不簽發拘票，還得立刻將人釋放。所以，檢察官身負『守門』重任，職責是加重了。」
政大教授黃東熊也認為：「新法實施後，雖不能保證警察不濫用緊急拘提權，但至少被錯誤拘提者，能立刻被釋放，而不會像以前一樣被警方留置廿四小時。再加上偵查中可選任辯護人，人身自由又多一重保障。」
刑事警察局司法科長胡志崇說：「以往警察使用的『司法警察辦案通知書』，經常由辦案人員具名發出。依照新法規定，約談通知書應由『司法警察機關首長』核可後具名發出，實際上比以往更為慎重。」
如何使民眾免於恐懼？
立法委員蘇秋鎮反對新法可以加強保障人權的說法。他說：「保障人權的第一要務，就是使人民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如果賦予警察逕行拘提權，將會造成民眾的恐懼。」
林部長則認為：「民眾除了怕警察外，更怕歹徒。所以要讓人民免於恐懼，最重要是要有良好的治安。如果太過限制警察權力，致使治安情形不良，對大多數善良百姓來說，無疑是更大的精神威脅。」
陸京士委員則就條文內容說明：「約談無強制力，緊急拘提權的行使對象又嚴格限制在案情重大的嫌疑人，不會侵犯到善良百姓。」
政大教授張潤書也表示：「與這兩則法條同時通過的還有偵查中選任辯護人制度，在檢察官和律師的雙重監督下，警察濫權的機會不大，民眾可以不必擔心。」
反對主要源於對警察的不信任
話雖如此，可是仍有許多人擔心警察不能適當地守住分際。立法委員黃天福表示：「我並不反對法條本身，而是擔心警察素質不夠，濫權侵犯百姓權益。」
警察素質不佳，近來備受批評，這點連警察出身、一向為警察說話的謝瑞智教授也承認。他說：「警察除維護治安外，還負有積極地保民職責。譬如，警察人員發現神色不對、彷若精神失常者，因而前去盤查，其實是出於一番保護的好意。但現在警察形象不佳，不必說盤查，民眾只要看到警察在注意自己，就覺得他要來『找麻煩』了。」
警察素質不齊，最主要原因是養成教育不足。約佔警察總人數百分之八十的基層警員，都是自台灣省警察學校畢業的。
警察學校招收高中畢業生，今年七月起改為兩年制，以往都只施以一年訓練。前半年在憲兵中心受訓，算是服兵役；後半年雖是受警察專業訓練，但由於時間太短，要修的科目又多，包括：國文，英文、刑法、刑事訴訟法、警察法、警械使用條例、射擊、柔道、跆拳、擒拿……等，幾乎都是點到為止，很難專精。因此這些警察的法律知識比一般民眾豐富不了多少，執法時易生偏差。
警察除了偵查犯罪、維護治安，還負責查辦違章建築、管理攤販、管理特定營業、整理市容……，業務多達卅多項。太多的業務，產生兩個弊病：一是無法專責治安，被批評為「什麼都管，什麼都管不好。」；此外，有了較大的權力後，連帶地也就有了較多利用職權貪瀆的機會，影響風紀至大。
警察工作繁重、深具危險性，但待遇偏低、升遷又有困難，以致士氣低落。因此，優秀青年多不願投考警校，警察素質因此無法提高，成為惡性循環。
立法應由正常觀點進行
為了提高士氣，建立警察新形象，政府也做了很多努力，如警校已改為二年制，以加強養成教育；八月底，行政院院會又通過了「警政工作第三階段方案」，適度提高警察待遇；警政署也已將一些與治安無關的業務，逐漸移交各有關單位自行處理。
提高警察素質非一蹴可幾，雖然政府已著手進行，但短期內恐難見績效。
部分立委和學者認為，應該等警察素質提高後，再賦予其約談及緊急拘提權。
內政部林部長對這種看法不以為然。他說：「我國警察素質不佳雖是事實，但在世界各國中，也屬中上水準。再舉個例子來說，一個人學游泳，如果老在陸上學，想等學會再下水，恐怕一輩子都學不會。」
李宗仁委員則強調：「立法須由正常觀點進行，只看這個法是否需要、方向是否正確；若是執行者產生偏差，自會有法律加以制裁。警察固有不肖者，但不可因此廢掉整個制度。」
程序之爭多於實體之爭
程序之爭多於實體之爭，也是刑訴法修正時的特殊情況。持反對意見的專家學者及立法委員中，大部分都是認為提出的時機不對，而且在兩周內匆匆通過，未免予人草率之感。
為什麼要趕在才廿七條修正案即將通過時，提出增訂第七十一條之一和八十八第之一呢？
法務部施次長表示：「如果這三條修正案不同時通過，以後警察辦案會有實際困難。因為警察的法學素養無法與專業律師相比，偵查中選任辯護人制度確立後，警察在辦案時必定處處有掣肘之苦。以最簡單的例子來說，如果警察緊急逮捕了一名嫌犯，辯護律師只要問警察係依據那一法條執行，警察即無詞以對，只有釋放嫌犯。」
但時報雜誌總編輯彭懷恩則認為：「倘若刑訴法第廿七條實施後，確會影響警察辦案，導致社會治安發生問題，輿論自會呼籲賦予警察較多權限。屆時政府再順應輿情修訂刑訴法，就不會有這麼多阻力。」
這個道理林部長也明白，他說：「很多朋友都勸我，不要當『傻瓜』。我也知道現在提出賦予警察約談和緊急拘提權不是很好的時機。可是我身為內政部長，又明知未來警察辦案會有困難、治安難以維護，怎能為了怕應付爭議而不提出來呢？」
通過太快予人草率之感
為了與第廿七條同時通過，這兩則法條的作業程序比往常為快：七月七日，民黨中常會通過，八日行政院院會通過，九日送達立法院交付審議，並經表決納入延會案，至廿四日三讀通過，前後約半個月。
由於時間有限，為使修正案順利通過，執政黨立委黨部頻頻策動黨籍委員提出停止討論動議而交付表決，共計採取了近廿次表決。這種做法難免予人剝奪委員發言權的感覺，也激怒了持反對意見的委員，又將原已極有限的討論時間，幾乎都用在程序之爭。
持反對意見的委員一再以程序問題拖延時間，希望下次會期再審查。他們有些並不反對法案本身，只是覺得時間太過倉促，未能細加斟酌，不是立法應有的態度。費希平委員說：「我反對本案的理由，主要是這麼重要的法案，在如此匆促的時間內通過，必然會降低法案的品質。」
未經協調溝通，影響政府形象
這段期間內，輿論也呼籲審慎將事，不妨召開聽證會或邀約學者專家發表意見，不要急著通過。正當各界爭論達到最高潮時，修正案卻已採「表決」方式匆匆通過。知識分子認為未經協調溝通，逕行表決的做法，違反民主政治運作的原則，因此覺得不滿。
事後，黨籍立委雷渝齊檢討刑訴法修正案傷害政府形象的原因時說：「由於時間不足，在審議法案時，執政黨立委黨部莫不儘量協調黨籍委員少發言，甚至最好不發言；以致會場中，多是無黨籍委員的反對言論。經大眾傳播報導後，難免使民眾都聽到反面言論，對刑訴法修正案心生排斥，甚至對政府保障人權的誠意感到懷疑。」
「聯合報」社論中也指出，這原本是一個立意甚佳的法案，會有如此多阻力，主要是有關單位事先未與學者專家慎重研究，亦未向社會各界做好溝通，匆忙躁急的做法，徒增民眾對刑訴法修正案的疑慮。在民主國家，「先溝通，再立法」，才是正確的做法。
為新法釋疑
台大教授蔡墩銘也指出，刑訴法修正案由於通過得太快，內容尚嫌粗糙，條文含義不夠清楚；而且各方都還沒有充分的準備，如「檢警聯繫辦法」、「警察偵查犯罪規範」等有關辦法也尚未修訂，實用時易生疑義。
為了讓大家進一步瞭解法案內容，以便必要時保護自己的權益，本刊特地就容易發生疑義之處，訪問了法務部施次長。
「第七十一條之一中規定，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得報請檢察官簽發拘票。請問次長，何謂『正當理由』？」
「『正當理由』是一種常見的法律用語，需依具體情形個別認定。例如犯罪嫌疑人生病住院、參加教育召集或國家舉行的高普考等，就是正當理由」
「刑訴法中，原來並無『司法警察機關主管長官』這個名詞，在第七十一條之一中，所謂的『司法警察機關主管長官』是指那些人？是不是司法警察官？」
「司法警察機關主管長官係指警察分局長或警察隊長以上主管長官，是司法警察官中職位較高、人數較少的部分。規定約談通知書需由司法警察機關主管長官、而不是司法警察官簽名，就是為了避免浮濫。」
「警察通知犯罪嫌疑人到場詢問後，如果發現他涉嫌重大，可不可以直接羈押？」
「依照刑事訴訟法規定，只有推事和檢察官才能羈押嫌犯，所以即使警察機關發現到場詢問者的犯罪嫌疑重大，也無權羈押。」
「根據第八十八條之一第四項規定，警察行使逕行拘提權後。應即告知其本人及其家屬，得選任辯護人到場。但在辯護人未到場前，警方可不可以進行詢問？犯罪嫌疑人有無保持緘默的權利？」
「在辯護人未到場前，警察人員可以照常進行訊問。但如情況許可，譬如幾分鐘或幾十分鐘後，辯護人即可到場，警察人員也可在情理之內，稍為等待，視個案情況而定。訊問時，犯罪嫌疑人可以保持緘默。刑訴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三項並且規定，不能因被告保持緘默而推斷他有犯罪行為，保持緘默不等於承認犯罪。」
「被警察逕行拘提或約談後，如果證實與犯罪事件無關，法律上應如何救濟？可不可以引用國家賠償法？」
「約談或緊急拘提都不是違法行為，不適用國家賠償法。但是如果警察人員違法濫權（譬如在不合乎四項緊急拘提要件時，逕行拘提），就可能發生國家賠償問題，而且還要追究拘提人員的刑事責任，以保障國民的基本人權。」
「依規定，警察行使逕行拘提權後，應立即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但最近連續發生幾起少年犯罪事件，雖經警察合法拘提，檢察官也認為他們確有犯罪行為，但卻礙於少年犯由少年法院管轄的規定，而拒開拘票。若在以前，警察逮捕後，就可將他們逕行移送法庭；但依新法規定，卻只得釋放他們。以後再有相同情況，檢察官應如何處理？」
「少年犯與一般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者不同，依少年事件處理法規定，少年事件應由少年法庭裁定後，再移送檢察官調查。『少年」是指十二歲以上至十八歲未滿者，其中未滿十四歲者，依刑法規定，根本不負刑事責任，似不宜由檢察官簽發拘票。這個問題，在由法務部與內政部聯合修定、將於九月中旬完成的『檢察官與司法警察偵查犯罪應注意事項』中，會有明確規定。」
執法比立法重要
徒法不足以自行，刑訴法修正案通過次日，「中國時報」以「執法比立法更重要」為社論，說到：「這個修正案儘管不是最理想，但在現實環境下，可說是兼籌並顧，斟酌至當的方案。為了配合這次費莫大力量完成、得來不易的刑訴法修正案的實施，警察、檢察官、律師等方面都要加以改進。」
為了配合新法的實施，警政署除緊鑼密鼓地與法務部共同修訂預計在九月中完成的「警檢聯繫辦法」、「警察偵查犯罪規範」外，並在七月底召集各縣市警察局長講習。隨後，還分批調訓全國的刑警人員，做專門性的講解，使這些在第一線工作的司法警察，於執行勤務時，得以在法令規定的範圍內，充分發揮力量維護治安。各縣市警察局也自行辦理講習會，所有員警均需參加。
為了讓員警熟悉那些犯罪行為屬於五年以上的重罪，以便緊急時行使逕行拘提權，警政署還將各種常見犯罪行為的量刑標準，列成表格，以方便員警記憶。
為改善目前檢察官缺乏的現象，法務部已決定今後酌量增加檢察官人數，「但為保持素質，增加的速度不會太快。」施次長說。
尤英夫律師呼籲檢察官應發揮道德勇氣，切實盡到指揮、監督司法警察的職責，千萬不要「官官相護」，警察如有濫權情事，除拒絕簽發拘票外，還應依法提起公訴。
律師應以「在野法曹」自許
尤英夫律師則呼籲律師自律。他說，律師受委託為辯護人，不光是設法減輕委託人的罪刑，還應期許自己做一個「在野法曹」——協助警方查明真相，在合法的基礎上為委託人辯護，千萬不能做消滅證據或串供等違法的事。這樣才能使偵查中選任辯護人制度，發揮更積極的效果。
目前國內一般都沒有聘請律師的習慣。林部長說，「我希望藉著偵查中選任辯護人制度的確立，帶動國內聘用『家庭律師』的風氣，每個家庭都有法律顧問後，全民的法治精神也會得以提高。」
對於有需要而沒有能力聘請律師的人，目前台北的比較法學會（由法界人士組成），台中和高雄的律師公會，都設有義務辯護人，為家境貧寒者提供服務。
以後應「先溝通，再立法」
政府修正刑訴法，是出於一番保障人權的好意，卻因事先沒有經過充分的協調、溝通，以致引起許多誤解，甚至傷害政府形象。
有鑑於此，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蔣彥士，八個月底特別指示黨內政策協調單位，今後處理政策性和敏感性立法案時，應先邀請學者專家座談，必要時辦理民意測驗，充分溝通各界意見後，再循立法程序立法。
刑訴法修正案審查期間，民眾的熱烈關切，學者專家的領導輿論，及立委熱烈的辯論，在在顯示大家已愈來愈關心自己的切身權益，這也是自由中國台灣卅年來實施民主政治的一項成果。執政黨能體察社會人心的轉變，將這次經驗引為鑑戒，決定以後在立法前，必先溝通各方意見，故這次刑訴法的修正，不僅是我國人權保障的新里程，也是實行民主政治的一個重要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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