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1945年台灣擺脫日本殖民統治，重生的希望濃厚地寄寓於「重回祖國」之際，不料僅僅兩年，就爆發了集政治、階級和族群衝突等複雜意義於一體的「228事件」，台灣社會自此焦躁不安，國府的政權正當性遭受空前質疑。

「在那個時代，有多少母親，為她們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為紀念經歷白色恐怖的「綠島人權紀念碑」，於1999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落成，碑上短短題詞，揭露出了深沈的痛楚，也成為台灣人權進展的一座里程碑。

世界最長戒嚴紀錄

1948年底，國共內戰情勢危殆，國府宣布全中國大陸實施戒嚴。緊接著1949年5月蔣介石總統遷台前，為了加強政治控制，當時的台灣省府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也宣布，自5月20日起台灣戒嚴。從此台灣進入長達38年的政治黑暗期，一直到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總統晚年時宣告解嚴為止，創下了世界最長紀錄的戒嚴體制。

陳總統指出，戒嚴令帶來了「4座大山，4副枷鎖」，亦即「大中國的意識型態」、「對蔣家政權的個人崇拜」、「黨國體制」及「白色恐怖」。戒嚴的羅網無所不在：政治上有黨禁、社會上有報禁、學校裡有髮禁，人民不能集會遊行，海內外的「可疑信件」會被過濾，出國觀光、外幣匯兌受到重重限制，電視只能看3台（台視，中視和華視）、新聞時間和內容幾乎完全統一……。

戒嚴令的實施，等於國家權力無限膨脹擴張，而人民的公民權則自動限縮，也就是改變了國家和人民的關係，讓當權者可以假國家利益之名，將一切不公不義給予合理化。

這其中，又以「白色恐怖」影響最深。例如戒嚴令第四項規定，「依法處死刑」的範圍包括「造謠惑眾者」、「聚眾暴動者」、「罷工罷市擾亂秩序者」、「鼓動學潮者」……。這10種行為洋洋灑灑，幾乎無所不包，而它的定義又是如此含混模糊，民眾等於踩在地雷區中，不知何時會誤蹈羅網，這讓他們戰戰兢兢，「每一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警總』，每一個人都是戒嚴體制下的囚犯。」尤其是對政權最可能構成挑戰的知識份子──包括政界、學界和媒體，更常是當局威嚇整肅的首要對象。

白色恐怖檔案

長達38年的戒嚴犧牲者，除了大家熟知的孫立人案、雷震案，作家如柏楊、李敖，廣播人如崔小萍，政界如余登發案、令人髮指的林義雄「林宅血案」等等，還有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冤假錯案。例如1958年美軍士官槍殺國民黨少校劉自然所引發的對美示威暴動，現場報導的記者因被認定有「煽惑群眾」的嫌疑，而被秘密判處無期徒刑，在綠島關了25年（林振霆事件）；還有人因為散發質疑蔣經國的傳單而被判無期徒刑並關了13年（白雅燦事件）。

這類案件無日無之，根據前立委謝聰敏統計，自1950年至解嚴為止，台灣共發生超過2萬9,000件「白色恐怖」案件，牽涉人數高達14萬人，其中約有3,000∼4,000人不幸遭到處決，給社會留下了巨大的創傷。

除了藉嚴刑峻罰而遂行「獨裁神化」與「愚民政策」兩手策略，當權者也假借「安全」、「安定」、「和諧」和「發展」等國家主義邏輯，讓人民在弱智化的催眠下任由他們把持政權，造成50年間國民黨一黨獨大的畸形現象。

富裕之島，空虛的心

另一方面，無可諱言，因為台灣在經濟方面成就斐然，有效安撫了民怨，也使得民眾把心力完全轉向打拚賺錢上；1980年代的高經濟成長，更加強了這種反智統治的基礎。甚至還有學者附和當局的「戒嚴無害論」，認為「戒嚴法只實施了3%，並不影響一般國民的正常生活，反倒有助於國家的安定與發展。」

然而，富裕後的人民心靈缺乏出口，只能轉向燈紅酒綠的低層次消費；而從「大家樂」瘋明牌到之後的全民炒股、炒房市，不僅讓台灣落得「貪婪之島」、甚至「豬窩」等負面國際評價，也可以想見民眾精力無處發洩的苦悶。

進一步剖析，正因社會資訊長年遭到扭曲與封鎖，民眾的政治思辯能力被牢牢禁錮，直到如今，台灣「公民社會」無法成形，而價值觀的失衡混亂、只重功利不重理念，都是長期戒嚴造成的後遺症。

「自由人」的渴盼

1986年10月7日，蔣經國總統在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女士訪問時，意外透露將終止戒嚴；隔年7月15日，立法院通過的「國家安全法」實施，同日台澎金馬正式解除戒嚴，同時廢止了30項相關法令，為台灣民主揭開了序幕。

解嚴對台灣最重大的意義，就是讓台灣人開始有思考和建構自我生存價值的自由；也就從那一天起，台灣人才有成為哲學意義上的「自由人」的可能。

解嚴第一年，社會上壓抑已久的力量迸發而出，各種討回公道與正義的行動如浪潮般地洶湧壯闊，街頭抗議遊行不斷。包括1988年的「520」農運，1989年的「無殼蝸牛夜宿忠孝東路」、民主鬥士鄭南榕為爭取不容打折的言論自由而自焚，以及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等等，甚至曾創下一年高達二千餘次街頭行動的紀錄。

當時有人震驚於「社會亂了」，尤其博愛特區前的帶刺黑色拒馬更令人覺得刺眼。但事實證明，台灣經過這段民主過渡期的洗禮後，已逐漸變得更包容，更尊重多元意見。同樣是社運抗議遊行，早期的劍拔弩張，已被現在的「歡樂親子遊」氣氛所取代；同樣批評時政，現在的政論「名嘴」們可以大放厥詞，再也不必擔心會有牢獄之災。

民主仍須努力

當然，要想徹底解嚴，並不是光靠一次行動即可的，而需持續推動一樁樁浩大的政治工程：

1991年，立法院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1992年，立法院修正「刑法100條」，接著立法院全面改選，台灣有了真正民主的國會。1994年，台灣省長及北、高兩市市長開放直接民選。1995年，「228紀念碑」落成，李登輝總統正式代表政府，向所有的228事件受難者及家屬公開道歉。1996年，台灣終於獲得美國「民主之家」列入「民主國家」之林。

之後在2000年，華人歷史上首次實現了「政黨輪替」與政權和平移轉；2004年，更舉行了首次「公民投票」，台灣的民主道路越來越開闊，再也不可能走回頭路了。

面對解嚴，陳總統表示，台灣戒嚴38年，解嚴才20年，從各方面看來，都還是一個非常年輕的民主國家。展望未來，政府將以「堅持台灣主體意識」與「落實社會公平正義」為兩大核心價值，讓台灣人「不但要作自己的主人，也要知道如何作自己的主人。」

60年前的「228事件」，幾乎毀壞了台灣的生命力，今年紀念「228」60週年的意義，就在於和解與重生，找回台灣生存的意義。而20年前的「解嚴」，則給了台灣重啟生機的生命之鑰；紀念解嚴20週年的意義，便在於自由和民主，找到台灣的生存價值。這兩個事件的意義同等重大，在細細回首、真誠檢視坎坷來時路後，對於將來走向光明的信心，也就更加堅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