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之成理？牽強附會？
答：我關心整個社會的組織結構，包括它的經濟、政治、社會現象、歷史背景、文化特色、各種表現間的關係，乃至人的價值觀等等。
以前我在哈佛社會系念書時的老師Talcott Parsons，就是這方面的專家。經濟學家則專注經濟，主要是用統計分析，有周延的理論架構及研究方法，這方面我外行；但經濟以外的東西，他們不管，我管。
大體來說，經濟學的觀照面比較窄，但比較客觀，如果前提確定，在一樣的數字和統計方法下，就會達成相同的結論。我的研究很複雜，還包括人的思想，雖然我要求自己力求客觀，但難免涉及主觀判斷。
問：在難以避免的主觀成分下，面對眾多且常可以有不同解釋的材料，社會學家如何下結論？以前，西方學者說，因為儒家思想籠罩，東方不可能工業化；在您的「日本第一」剛出版時，一般還是認為日本成不了氣候——光看它的「終身雇用制」就知道，沒有失業的威脅，員工怎麼會拚命？產業怎麼能有競爭力？但今天大家又說，東亞各國的成功，儒家文化功不可沒；「終身雇用制」導致員工忠誠，是造就日本經濟霸業的主因之一。好像說時都言之成理，卻未必經得起考驗？
社會學家需要社會經驗
答：是的，這種事情常發生。像幾年前盛行的「依賴理論」——晚發展的國家需要依賴先進國家，結果它們就無法發展，因為先進國家不讓它們發展，一意利用它們的資源與勞力，讓它們做最基礎的工作。現在當初持這項主張的人已慢慢承認不對，因為按照這套理論，「亞洲四小龍」根本不會出現。
社會學家作判斷時，當然會受他的背景、研究的出發點、資料的多寡、思考的深入與否等影響，但有些時候研究品質跟他聰不聰明、認不認真沒有關係。問題往往出在很多社會學家沒有離開過學校，社會經驗不夠。
要分析一個社會，依靠理論是不夠的，除了解它的歷史文化，參照比較其他社會的經驗外，還要實際接觸，看人怎麼想，理解那個社會怎麼運作。像六○、七○年代許多美國的中國通，就只看到表面；如果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有所了解，就不會為美麗辭藻所惑，而相信文革能為中國帶來新希望。
從研究家庭開始
我一直覺得自己很幸運。我的博士論文是家庭狀況與小孩精神異常關係的研究，實地調查了波士頓地區義大利後裔、愛爾蘭後裔及傳統美國家庭。我的指導教授中，John Spiegel是很好的精神科醫生；Florence Kluckhohn則是社會人類學家。因此一開始我所受到的最重要的訓練，是如何了解人的思想、習慣和看法，而不是如何分析政治或經濟。
一九五八年，我取得博士學位，同時拿到獎學金到日本，也研究同樣的問題——家庭。雖然是一個外國人，不能完全了解人們心裡想什麼，但我覺得從人著手比較接近。
那時我住在一個市郊的小城，每天見到的，除了我太太以外，都是日本人。從跟他們談話、交往，變成朋友，逐漸瞭解他們的生活與想法。後來我依照Parsons的理念，擴大為研究整個日本社會，這些對人的了解無疑是最好的基礎，也是我下判斷時最重要的依據。
由一位母親得來的靈感
問：可不可以舉一個例子說明？
答：比方說，我在「四小龍」書上也提到的考試制度。在日本和四小龍的社會中，人們從小就面臨一次次的考試，無論要上好的學校或獲得好的工作，都必須在考試中脫穎而出。
我在日本的時候就發現，小孩考試是家堛漱@件大事。一位當年有孩子要考學校的母親，每次跟我們談話都皺著眉頭提到這件事。甚至別人也會提醒我，不要打攪他們——不是小孩，是指父母，因為父母也要幫孩子準備考試，一樣進入非常時期。
考試在這個社會中扮演什麼角色？造成的影響有多大？多深？大企業考試取人的制度，跟企業發展有什麼關係？負責主管入學考試的文部省，如何領導考試？四小龍也都有競爭激列的入學、就業考試，這對它們的發展產生什麼影響？後來我對這些問題做了深入而廣泛的研究，但開始注意考試制度卻是由於那個母親。
問：也就是說，不是從理論或整個大架構往下看，而是從人、家庭這些基本單位了解起？
答：對，現在我的美國學生到東亞做研究，我也要他們儘量接觸、理解人與家庭。當然，看書、與專家討論等也不可偏廢。
「他透露了什麼實情？」
問：這的確是很好的訓練。但您如何判斷觀察到的現象是否具有普遍性？如何分辨受訪者回答中的真假虛實？
答：對於受訪者的回答，我通常不是去想「他有沒有說實話」；而是思考「他的話堻z露了什麼實情？」
以一個我在日本的經驗來說，曾有一戶人家的男主人告訴我，他搬到現址是因為上班比較方便，離親友也近。但他太太後來偷偷告訴我太太，搬家是因為算命的說舊居對他們不利。可能有人就會認為這位先生隱瞞事實；他說的話沒有價值。但我偏向從另一個角度來解讀這個訊息：他透露了一個事實，那就是諱言自己的迷信。在我們對日本了解比較多之後，果然發現日本人普遍為自己一些聽起來不科學的信仰感到尷尬；反倒是對美國人視為隱私的財務狀況、性經驗——尤其是男性——可以坦然暢談。
此外，會問到或聽到什麼話，也牽涉到怎麼問、怎麼聽。這堶惘酗@些技巧。例如不要先洩露自己的想法，以免侷限或誤導對方發言。聽話時注意前後文、當時情境、對方順口溜出來的話語等。還有，要跟一個人在不同場合見面。大部分人在跟同性和異性相處時表現不同；單獨接受訪問與有第三者在場表現不同；在不同團體中表現不同；在初識和再度相見時表現不同……，為了更清楚地認識一個人，以便真正聽懂他的話，必須在不同場合，甚至在一天中的不同時間跟他碰面。
借重主要資訊提供者
沒有一個簡單的原則能夠用來判斷什麼是真相，唯有透過方法、耐心及努力，可以盡可能接近。至於要判斷得來的資料是否反應一般狀況，則有賴更大量的訪問和參照其他資料，如研究報告、統計數字及問卷調查結果等。在我的另外一本書「日本的新中產階級」裡，有我研究方法的說明。
問：您的很多著作都是用這種田野調查的方式完成，但「四小龍」一書並非如此。
答：套句大陸的說法，叫做沒有「蹲點」。當然這不是很理想的情況，不過這四個地方我都到過好多次，在每個地方都有幾個好朋友，也都與他們深談過好幾回。以韓國來說，我第一次去是一九六五年，和一位社會學家成為好朋友。以後我又去了韓國十幾次，每回都和他見面；他到美國也都來看我。我們對彼此講的話可以完全了解。此外，我也有一些學生和助理，來自這幾個地區。
我的時間有限，沒法一切都自己來，所以要找對當地社會有深入了解的人談——所謂的「主要資訊提供者」。在台灣，殷允芃女士就給了我許多幫助。去年一年內，我訪問了三十幾個國家，準備寫一本關於日本在新世界秩序中角色的書，也是用這個方法。
資料處理最頭痛
問：蒐集來的大量資料如何整理？尤其您書上常引用一些小故事、例子來加強說明，這些零零碎碎的資料如何才不會散失，而且能在適當時機跑出來？
答：你真是問到痛處了。資料實在太多，我家裡就有二十幾個檔案櫃，還不算辦公室裡的。訪問人時，我會作筆記。晚上回到旅館，再把當天聽到比較重要的消息，自己講一次，錄音下來。回到這裡後，再請秘書將錄音帶打字出來。然後先分國家、再按人名字母順序歸檔。這方面算是比較簡單的，麻煩的就是你說的小材料，隨時聽到就寫下來、收起來，往往印象中有這件東西，要用的時候硬是找不到。
我最慘痛的經驗，是寫一九六九年出版的那本關於廣東的書。那次我看了連續十五年的報紙，每份報都作筆記，筆記多得不得了，真是一場惡夢。現在我已經改變做法，每寫一章以前，把相關的檔案看完，寫的時候就不看了，讓思路連貫。反正一定還要改的，改的時候再跟筆記核對。如果邊看邊寫，就寫不完了。但是對那些小資料，還沒有理想的辦法。
教大眾認識東亞
問：「四小龍」這本書，照您自己在書上所說，是寫給一般大眾看的。您是一個學者，在您的出書計畫中有沒有一個比例分配，多少精力分給學術著作、多少給較通俗的作品？
答：我的「正業」是哈佛教授，最重要的任務是教書、教學生。不過我覺得，學者也有責任做一些社會教育。而且有時候教學生跟教社會區別不大。因為學校除了培養專家，也要培養一般學生對東亞的基本認識，像我從一九八○年起開的課「工業東亞」就是這個目的。這方面與培養一般大眾——當然是有興趣及具一定知識水準的人——差別不大。像「日本第一」原來是為了學生寫的，結果一般人也看。
問：「四小龍」要不要出中文版？
答：天下文化的高希均先生曾跟我提過「可能」把它翻譯出版，但目前怎麼樣，我不清楚。
問：沒有訂合約嗎？
答：沒有，因為我們是朋友，上次他們出我的「廣東改革」，也只有口頭講講。
問：您覺不覺得自己有些像亞洲人了？
答：哈哈，太講人情了，不講法律。不過我生長在俄亥俄州的一個小鎮，我們中西部小鎮人也不太用法律。
很多人說，我跟日本人談話一定是這樣（頻頻點頭）；跟我父親說話時，動作就像傳統的猶太老人。研究一種文化、一個地區，因為想盡量了解，自然就會去模仿，久而久之，當然會受它影響。你看我的時間表就知道——已經排得跟日本人一樣了。
〔圖片說明〕
P.114
（鄭元慶攝）
P.117
我通常不去想受訪者「他有沒有說實話」；而是思考「他透露了什麼實情？」
（黃麗梨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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