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調查——給政府打分數

這項調查以電話訪問方式進行。抽樣對象是大台北地區成人。在一百五十份有效問卷中，男性受訪者略多於女性；年齡則以卅至卅九歲及廿至廿九歲兩個年齡層最多，分別佔百分之卅八與卅一，其他受訪者為四十歲以上人士。

當受訪者被問到「您是否瞭解政府採取某一措施（如拆除魚塭）的原因」時，回答「非常清楚」的只佔百分之七，大概知道的約佔三分之一，不十分清楚、毫無概念的超過半數。

不盡滿意，但很信任

台灣大學教授曹俊漢認為，這個結果顯示，目前政府與民眾之間的溝通仍待加強。

他指出：「大台北地區是首善之區，民眾知識水準高，對政策特別敏感，受訪者中大專畢業以上的超過三分之一，高中的也佔百分之廿九，教育程度相當高，如果連他們都不瞭解政府政策，其他地方的人一定更不清楚。」

對於這樣的情形，民眾滿不滿意呢？以拆魚塭、地價稅、果菜罷運、老兵請願等例子來看，將近一半的人認為政府在製定政策前，沒有蒐集足夠的民意，認為已蒐集足夠民意的只佔四分之一，其他人無意見。

但是當訪員問到：「政府製定政策的程序是否合理」時，卻有一半的受訪者答「是」，不到四分之一的人答「否」。認為政府在執行時符合公平原則的超過半數（百分之五十三），遠多於認為不夠公平者（百分之廿九）。

乍看之下，這幾題的結果相當衝突。但曹俊漢認為，這顯示民眾對政府某些政策雖然不夠瞭解，也認為政府蒐集的民意不夠充分，但對政府還是很信任。

自力救濟是個好方法？

如果社會上一部分人的利益因政府施政而受到傷害，究竟應「犧牲小我、完成大我」？還是該起而衛護？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選擇後者，顯示國人的權利意識已普遍覺醒。至於應採取何種措施？「透過法律途徑申訴」得到的票數最高，略多於三分之一，也有許多人選擇「找民意代表」（百分之廿八），其他如街頭抗議、利用媒介力量、找有力官員、投書陳情等得分較低，都不超過百分之十。

在一般人印象中，去年「走上街頭」的案例不少，似乎不應只有百分之八的人認同這個方式。曹俊漢認為這和訪問地區有關——大台北區民眾法律知識充足，較希望透過法律途徑維護權益。「如果以全省作調查，選自力救濟的比例可能會增加一倍」，曹俊漢說。

既然有許多人認為，政府製定政策前蒐集民意的工作做得並不充分，那麼，如果政府想進一步聽到更多聲音，應該怎麼做？

對於這個問題，受訪者的回答相當多樣，且比較平均，有的主張開聽證會、有的認為應該蒐集讀者投書、請教學者專家、做民意調查、和民意代表溝通，以及蒐集媒體意見。其中前四項的得票都在百分之十左右，後兩項所佔比例較高，但也都不超過五分之一。還有少部分人認為開放黨禁、到基層訪問、政府官員與民眾面對面溝通，甚至政府先自我檢討，都不失為可行的辦法。

民意在那裡？

誰最能代表民意？結果仍是大眾媒介與民意代表得分最高，各有四分之一左右的受訪者支持。只有百分之三的人認為街頭抗議最能代表民意；認為「沒有人能代表民意」的比例也不低，佔百分之七。

按理民意代表應最能代表民意，但只有四分之一的人這麼認為。果然當受訪者被要求幫民意代表打分數時，各級民意代表得分都不高。

其中「最慘淡」的是監察委員，在○至十分之間，只得五．一分，同樣不及格的是立法委員（只有五．四分）、省議員（五．五分），唯一「低空掠過」的是台北市議員。

值得注意的是，當訪員提出為議員打分數的問題時，有相當多人因對他們印象模糊而無法作答，其中仍以監察委員部分最嚴重（卅六人未作答），顯示民眾最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倒是立法委員，雖然平均得分不高，給人的印象卻最深（廿四人沒作答），這大概是因為部分立法委員活動力旺盛，常被媒體視為新聞焦點的緣故。受訪者中還有一位特別聲明：「除了趙少康十分，其他全部零分。」

政府應該像什麼？

理想政府應具備何種特質？將近三分之一的人認為是「清廉」、其次為「行政效率」（百分之廿三）、「公平」（百分之廿二），「順應民意」居然只排名第四。在「有人說『民意也可能是盲目的』，政府做什麼事是不是一定要採納民意？」一題中，認為「一定要」的為百分之四十四，答「不一定要」的卻更高，達百分之五十一。

在民眾眼中，政府的角色該像什麼？結果選擇「家長」的最多（百分之五十七），「經理」次之（百分之廿三），「僕人」最少（百分之十五），似乎顯示國人仍習慣於被一強而有力的政府主導，尚未接受較具西方精神的「經理人」角色。

最後受訪者被要求立即回答最羨慕那一國政府？結果美國最受青睞，有四分之一的人選她；日本也不少，有百分之十六；以政府權力大、行政效率高常為國人讚譽的新加坡，出人意料地僅得到百分之九的支持。英國、西德、瑞士也是常被提到的名字；最有意思的是，在這個開放式問題下，有百分之廿四的人第一個想到「我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