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漢學界不乏滿腹經綸、影響深遠的鴻儒碩彥,但是有一位漢學家的名字,通常不出現在學院杏壇,卻在此間家喻戶曉。他充滿傳奇色彩的一生,和樣貌繁多的著作,至今仍是星星火種,在西方普遍引起人們對中國文化的興趣。
荷蘭漢學家高羅佩(Dr. Robert H.van Gulik,1910-1967)已逝世廿二年了。今年夏天,他的家人為討論出版傳記而聚集萊登。本刊編輯特別訪問了高羅佩的長公子,也是荷蘭國立人種學博物館館長William R. van Gulik,以及隱居西班牙南部的高夫人——水世芳女士。
翻讀坊間傳記,我們看到的是聚光燈下,這位傳奇漢學家多采多姿的經歷;訪談高氏家人,我們企圖尋找的則是舞台背後的真實人生。
人稱高羅佩「業餘天才」,因為他的本行正業乃是外交官。
由秘書、參事、公使到大使,他的仕途一帆風順。而對那一代的歐洲外交官而言,通曉十五種語言,歷居泗水、巴達維亞、海牙、東京、重慶、華盛頓、新德里、貝魯特、大馬士革、吉隆坡……的經歷,也許不算特別輝煌;倒是他大放異彩的「業餘」生涯,教人驚訝不已。

漢學是范古利克的業餘愛好者,但他的傑出成就使世人忘記了他的“適當的職業”是外交。(高羅佩家族提供/鄭元慶)
吟詩、鼓琴、寫小說
他是音樂家,早年親炙於古琴大師葉詩夢,又在重慶與于右任、馮玉祥等名流組「天風琴社」,並撰「琴道」(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 An Essay in Ch'in Ideology, 1940)一書,旁徵博引,將各種琴學著述、古琴樂譜、文學美術中涉及古琴的資料,都精心譯成英文,並加註釋,還在附錄中敘述明末清初中國琴學傳入日本的經過。
他也是偵探小說家。他的狄公案(JudgeDee)系列小說廿餘種,與英國道爾爵士Arthur C. Doyle的「福爾摩斯神探」(Sherlock Holmes)、克利斯汀(A. Christie的「馬坡小姐」(Miss Marple)」齊名,至今暢銷歐美,被譯作數種語文,他並且親手繪製書中插圖。
他毫無疑問是一位傑出的漢學家。吟詩作對、下筆文言,高羅佩不屑作白話文,也不肯用新式標點;他娶中國人為妻,時與齊白石、沈尹默等詩人墨客相往還,更過著琴棋書畫為伴的傳統文人生活。
他是收藏家。諸如古琴、書畫、瓷器、中日韓國書、畫譜、琴譜……,都是他搜尋的對象;北平琉璃廠、東京神田區、倫敦舊書店,是他流連忘返之處。他同時也是鑑賞家,下過十幾年苦功編成「書畫鑑賞彙編」(Chinese Pictorial Art as Viewed by theConnoisseur,1958),全書近六百頁,插圖一百六十幅,書末還附四十二種中日紙張樣本。

高羅佩與長臂猿。(高羅佩家族提供/鄭元慶)
從「房中術」到「長臂猿」
高羅佩研究中國古代兩性生活,出版「秘戲圖考」(Erotic Colour Prints of the Ming Period,1951)、「中國古代房內考」(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 1961)兩冊專書;他又在自家養猿,詳作生態紀錄,寫成「長臂猿考」(The Gibbon in China),書後附有猿啼唱片。
就在「長臂猿考」付梓之時,高羅佩由三度出使的東京回鄉渡假,卻因癌症病逝海牙,時年五十七。臨終前,他依舊天天練字,還題贈醫生護士;他也在病榻上完成「長臂猿考」的最後一校。
這就是世人眼中的高羅佩。
檢視高羅佩一生的行跡和著作,連他的家人都不能相信一個人如何能同時對這許多事情感興趣,又能深入探究,而且都卓然有成。高羅佩在家中又是個什麼樣的父親?他如何教育孩子?孩子們又從跨文化的環境中得到什麼影響?以下是本刊編輯與高羅佩長公子威廉在萊登國立人種學博物館的訪談。

自養長臂猿、研究其生態,並寫成「長臂猿考」,高羅佩稱得上是個動物學家。(高羅佩家族提供/鄭元慶)
他是一位嚴格的父親
問:作為一個傳奇人物的長子,您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感受?或者壓力?
答:是的,你可以想像,無論何時何地,我的社交生活總是這樣開頭:「啊,您是不是高羅佩的……?」我倒不特別感到挫折或壓力,因為這樣的問題無疑說明了在父親逝世這麼多年之後,大家仍然記得他。作為他的家人,當然也與有榮焉。因此每當有人問起:「你跟那個有名的高羅佩有關係嗎?」我就回答:「是啊,家父跟我有關係的。」
問:「有名的高羅佩」在讀者眼中是一位偉大的漢學家,您能不能告訴我們,在家人眼中的高羅佩,是一位什麼樣的父親?或者,是不是有不同於學者、外交官樣貌的另一面?
答:他是一位很嚴格的父親。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始終很忙。由於當年父親的工作三年一調,不停遷到不同的國家,而這些國家又不一定像美國、日本那樣容易找到適合的學校,所以我們多半被送到荷蘭和印度的寄宿學校念書,很少真正住在家裡。
更小時候的記憶中,父親在家通常穿著寬鬆的袍子,喜歡喝中國茶、彈琴,總是舖著報紙練書法、刻圖章……。他向來如此,我們很習慣,所以從來不覺得有什麼特別。

高羅佩精通琴、棋、書、畫,不輸中國古代文人。(高羅佩家族提供/鄭元慶)
到處都是書
問:那您從什麼時候開始讀他的小說或其他著作?那時候曾經意識到他的不平凡嗎?
答:大約十四、五歲吧,我讀了「中國鐘謀殺案」和「指甲謀殺案」。那恐怕也是我第一次讀偵探小說,印象很深,晚上嚇得不敢睡覺。書中的謀殺手法和酷刑,在當時看來是相當殘忍的。
當然,學校裡的同學和他們的父母也讀父親的小說,不時提起他的名字,多少讓我了解到一點不尋常。
至於其他的著作,由於當時我對中國並不感興趣,所以沒有特別去讀。你知道,青少年總是想做些和父親不同的事。不過,家裡到處是書,或多或少還是會觸及一些。
問:很多文章裡都曾經提起您父親「圖書滿架、落葉滿床」的書齋。他還經常隨心境而取不同的名字,像是「集義齋」、「尊明閣」、「吟月盦」、「猶存齋」等。您對這些有印象嗎?
答:是的,我記得每次搬家,無論遷到東方、西方,有一個地方的陳設永遠不變,那就是書房。一九四八年左右,我們住在東京一棟傳統日式房子裡,當時我大約四歲,記得很清楚,集義齋四壁是書,中間是一張大桌子,所謂的「落葉滿床」,是一張中國古代紫檀嵌花榻。

高羅佩所珍藏的琴譜。(高羅佩家族提供/鄭元慶)
流彈飛竄,伏案不聞
後來我們又遷到中東,父親擔任駐黎巴嫩大使、兼轄大馬士革和約旦。那時候我常跟他去旅行,印象中的黎巴嫩對童年的我來說簡直是天堂樂園,那埵野j羅馬時代的廢墟,漂亮的自然風景、大海,和友善的居民。
我們在那兒有一棟大房子,和印象中最大的書房。當時正逢內戰開始,我們家恰好夾在政府軍和叛軍的中間,母親時常必須帶著我們和傭人一起逃到山上去避難,可是儘管流彈穿梭,父親還是坐在他的大理石書桌前寫他的東西。我猜想那是一個極適合寫偵探小說的氣氛,很刺激。
問:當時書齋裡的藏書現在都在萊登大學圖書館高羅佩專室裡囉?其它的收藏有成立博物館的打算嗎?在您父親的收藏裡,什麼對您來說最值得珍藏紀念?
答:藏書可說全部都在萊登大學了。此外,除了書法以外,藏畫多半散佚在不同的博物館裡。我還看到台北故宮博物院好像有他收藏的傅抱石。一些古代家具,包括那張床榻,陳列在荷蘭Volkenkundig博物館。其它的藏品,則多半還由家族保有。

高羅佩所珍藏的琴譜。(高羅佩家族提供/鄭元慶)
他沒有要求我們學中文
我自己在家中留了一座觀音像。一則因為它很美;二來我記得當年父親為了買這座觀音,花掉了幾個月的薪餉,我們為此啃了好一段時間的乾麵包。後來父親每到一處,總把它放在身邊,所以我非常珍惜它。當然,這是我個人的想法,不一定代表其他家人也會認為它最足珍惜。
此外,我座位後頭的這座明代漆屏風,因為它太大了,家族中沒有一處可以擺得下它,所以就放在我的辦公室裡。父親曾經由此得來靈感,寫了一本叫做「漆屏風」的偵探小說。當然,這也是很具紀念價值的。
問:能不能談談在您的家庭教育中,有多少中國式的影響?如果有,您自覺從中得到了什麼嗎?
答:我大部分的學習生活,事實上是在寄宿學校渡過的。在家中,父親似乎並沒有要求我們學中文,倒是堅持要學希臘文和拉丁文。我記得在印度的時候,學校沒有希臘文和拉丁文訓練,我們因此每星期有一天下午要到他的屋裡報到,由他親自教授。
我的母親曾經用盡方法想刺激我們學中文,但是我們在家的時間實在很少,所以沒能學習,現在想來是很可惜的。
平常父母在家多用英文和荷蘭文交談,當他們不希望我們聽懂時,就用中文。我由此訓練了一點聽力,我相信當時我大致是能聽懂的。
遺憾的是,我從來沒有機會和父親議論東方文化,因為當我開始對東方感興趣時,他已經過世了。

(高羅佩家族提供/鄭元慶)
不知何處是他鄉
問:即便是在家中沒有特別的中式教育,但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您是否曾經意識到自己和同齡朋友,有什麼不同呢?
答:我事實上是半個中國人。也曾經有荷蘭朋友說我是深不可測的「東方神秘主義者」,但我不知道這是否與我的中國血液有關。在我的成長背景裡,接觸過太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文化。在所有的團體裡,我都覺得自在;我很難對什麼事情有成見,或是見怪。我想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成長經歷,所以儘管對於我付出最多時間和精力的荷蘭文化來說,我恐怕還是顯得與一般人不同。
我相信成長的環境,教我看到事情的多面性,學會在適當的距離之外看事情。我常勸朋友,如果你一時不能決定的事,就讓時間去決定吧!用不著對一些不必要的事過於介意。
問:這個哲理聽起來十分東方。您的父親一生追求中國文人琴棋書畫的理想生活,這一點,影響到您的人生態度嗎?
答:我想是的。不過看來要到退休之後才能實現了。

荷蘭萊登漢學院圖書館珍藏了高羅佩的藏書和墨寶。(高羅佩家族提供/鄭元慶)
在博物館裡克紹其裘
問:談談您的兄弟姐妹好嗎?由現在看來,誰繼承父親最多?
答:我有兩個弟弟,一位在東京擔任荷蘭駐日經濟參事,負責推廣荷日之間的經貿關係;另一位在美國威斯康辛州做醫學方面的研究。我的妹妹目前在荷蘭工作,但她曾經在法國住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算起來,大概是我走的方向,比較接近父親。
中學畢業,服完兵役之後,我到東京去和父母商量上大學的事。我們最後的決定是念法律,所以我進了父親的母校萊登大學。後來我發現法律並不能滿足我,於是又帶點好奇心,到東亞系選修日本研究。當然,要研究日本,先得由古典中國文化入手,就這樣逐漸地竟離開了法律本科,而跟著父親的腳步走進了東亞藝術的範疇。一九七一年畢業後,我就開始在這個博物館裏工作至今。
問:以您的背景和經歷,您認為自己可以帶給博物館什麼貢獻?或者說,在荷蘭文化與其它文化的溝通上,有什麼樣的影響?
答:這是一個人類學博物館,而且從六○年代開始,它由原隸屬的教育部轉歸文化部。換句話說,博物館的功能由此減低了與學院的關係,而更傾向於大眾教育,這一點正是我的興趣和我樂於努力的方向。

威廉館長背後的明代漆屏風是高羅佩的收藏之一。(高羅佩家族提供/鄭元慶)
尊重不同的文化
我們希望能藉著博物館的展覽和活動,讓大家意識到這個世界上有許多全然不同的文化、家族關係,和日常生活方式。尤其這個世紀以來,我們可以說世界「變小了」,但另一方面,世界也「愈來愈大」了。
怎麼說呢?正因為不同文化接觸的機會多了,我們才發現,特別是東方與西方,其間的鴻溝原來這麼深,觀點如此不同。我相信博物館有責任帶給大眾這樣的訊息:文化沒有高下之分,你只能說它們「不同」,因此我們必須尊重不同文化的宗教觀、社會結構、審美觀、價值觀……。更何況,事實上有許多內涵豐富的文化比歐洲文明起源更早。
因此,整個博物館的陳設,是讓大家自在地去了解不同文化下的人,如何生活、思考、行動,然後讓觀眾自己做結論。我相信除了擴展眼界,不同的文化生活,會像一面鏡子,讓人們更加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文化特質。
我們也經常藉影片和演講來加強吸引力。比方說今天下午我就要對一群十八到廿二歲的年輕人講「日本」,因為他們將去旅行兩周,行前由我們提供背景介紹。另外,假期到了,我們會放映各地的新片,這周將放映的是「上海」。

「生活」是萊登民俗博物館的主要收藏方向,圖中的馬桶即購自中國大陸。(高羅佩家族提供/鄭元慶)
尋找一位傳記作家
問:接下來能不能談談有關出版您父親傳記的籌備情形?
答:坊間現在已經有不少有關父親的傳記,有些是他生前好友所作,有些是只因為對此有興趣而撰。事實上,父親在世的時候,曾經寫了由一九二○年他在印尼的童年時代開始,到去世前兩年——一九六五年的自傳,但是從未付梓,我們也不打算單獨出版這篇大約六百頁左右的手寫稿,和父親蒐集的照片。
大約從兩年前開始,我們成立一個工作小組,基本成員原有四人,多半是父親在外交部的同袍,他們就記憶分別撰寫有關父親的文章。沒想到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雪球愈滾愈大,到目前為止至少已經有三、四十人願意加入這個工作,提供文稿。
所以現在的計畫是,找一位專業傳記文學作家,提供他所有的資料,撰寫一本完整的傳記。當然這是很難找的,因為這個人要具備中國文化的知識,又必須是傑出的傳記文學作者,最好還能對父親有相當的認識。目前我們打算由英國作家間尋訪,因為英國有很好的傳記文學傳統,而且我們也希望先出英文版。
問:在籌備的過程當中,有沒有特別值得一提的事?或者,您是否由其中發現了前所未知的故事,而對父親有更多的了解?
古董店裡的外交官
答:讀父親生前好友的回憶文章,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事實上,這整個工作對我來說,就像是進行一部偵探小說,不斷有新的發現。
舉個例子,有一位與父親在中國工作時的秘書,形容父親大部分的時間都不在辦公室,而在街上穿梭、鑽進古董店和老闆天南地北地聊天。但他的頂頭上司卻不以為忤,因為從外交圈雞尾酒會裡得來的消息,畢竟有其限制,而少有人能像父親那樣真正「深入民間」,得到深刻的訊息,這個看法就是我前所未見的。
另外,在父親的自傳中,提及他在小時候演了法國小說家Jules Verne 的The Fascinating Adventure of a Chinese之後,就穿中國服、睡硬床,自認要做中國人。這也正像後來許多人因為念了父親的小說而對中國感興趣。可見一本小說的影響力有多大。
出版父親的傳記,也是希望有更多人由此而有一番不同的興趣和人生。
問:最後,能不能簡要地歸結出您對父親的印象?
答:他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