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念推銷員高希均

去年三月，正當教育當局在為下一學年學雜費標準傷腦筋的時候，報端爆發了歷年來最熱烈的一場高低學費之爭。

導火線之一是二月底在臺北舉行的「中美日韓高等教育經費研討會」中，高希均教授所提的一篇論文。他在文內以新的統計數字為根據，重申八年來他一再主張的調整大學學費的建議。

高希均形容現行的學費政策是「一人瀉肚，眾人吃素」；他主張政府只要「直接補助那些極少數的清寒家庭，正如有人瀉肚時，只需要照料那些瀉肚的人一樣。」

他的看法掀起一場論戰。眾說紛云，不一而足。

與教育部次長電視辯論

最後，高希均和當時教育部李模次長上了電視新聞節目，兩人面對面地公開辯論。辯論時，當事人保持了「揖讓而升」的風度，但是仍然扣緊題目，各抒己見，事後雙方意猶未盡，分別再寫文章在報上發表。

「高學費政策」只是爭論之一，高希均和幾位學人建議重新舉辦中國小姐選美，也曾經在新聞媒體上喧騰了好一陣子。他還提出過「研究」與大陸貿易的建議，招來「上了共匪統戰的當」的批評。

這就是高希均。主意多，不怕爭議。

沒有反應才是失敗

高希均自己的解釋是：「對一個提倡觀念的人來說，最大的失敗不是引起爭議，而是沒有反應。」他又說：「我從不認為自己的觀念一定正確；提出來就是要讓大家討論，真理越辯越明，最後必定會產生一個最好的觀點。」

也有人說他以一個經濟學家的身分，卻談論不少經濟以外的事物，難免給人迷惑的印象。

高希均則認為：「現代學者的一個特徵，就是肯把他們的知識、見解、精力與熱忱，帶出教室與實驗室，不僅使學生在學校中受益，更在社會上發表『書生之見』，使每一個人受益。這些書生之見——有些代表新的理想與境界，有些失之陳腐與天真——經過討論辯難，就變成了執政者解決實際問題的主要參考。」

居住海外多年

高希均今年四十九歲，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經濟系教授，定居美國。

對居住在海外多年的許多中國知識分子來說，高希均的一些經歷就和他們自己的一模一樣：在國內受中、大學教育，留學國外念完碩士、博士，在當地成家立業，工作滿意，生活習慣、思考方式相當傾向於當地的作風。

但是，高希均的另一些經歷卻是他們也許想過、然而沒有做過的：去國十年、工作穩定以後，每年必短期回國一趟，做研究、擔任顧問或客座授課；最近數年，更以一半的時間待在臺北，負一私人研究單位主管之職；不論人在國內或國外，始終不間斷地在國內發表文章，宣揚「進步的觀念」。

到底是什麼因素，使他願意奔波兩地，多方接觸國內外人士，而「情有獨鍾」地對臺灣地區現況，提出各種評論和建議？

出身清寒，力爭上游

高希均認為，出身清寒的軍人家庭對他影響極大。

民國三十八年，高希均十三歲，全家遷來臺灣，住在像大統艙一樣的眷舍裡，鄰居僅隔一層鐵皮而居，吵架、說話、咳嗽、嘆氣，無不清晰可聞。

他有四個姊妹，兩個念完了商職就做事幫忙家計，自己靠獎學金、家教和稿費讀的大學。

高中臺北商職、大學臺中農學院（中興大學前身），都不是第一志願，高希均因此常常提醒自己，要更努力才能跟別人比。「也許因為念的不是最好的學校，我成績還不錯，又參加了不少活動和比賽，也能拿到名次，給自己不少信心。」

力爭上游的決心，便在家庭環境和學校環境中培養出來。

出國念書時，家裏籌不出旅費，於是父親自願提前退休。民國四十八年的少校軍官退休俸一萬八千元，還不及赴美學生包機單程票價六百美金；得加上向親友的借貸，才湊足旅費，並做了生平第一套西裝。

當時國內普遍情況都不甚寬裕，不但出次國是一個家庭的龐大負擔，就連臺北到臺中的火車票，也不是個小數目。高希均還記得在大學時，如果有同學能在學期中的假日，搭慢車回臺北一趟，全班都羨慕得不得了。

國家處境激勵報國心願

到美國的頭一個月，他把每月兩百美元的助教獎學金省下廿元，寄回家裡，「我家就成了全眷村埵洶J最高的一家了。這毫不誇大，那時候國內就是這麼個情況。」他說。

捉襟見肘的個人背景，放大開來，正是當時國家的處境。這或許使他比別人更迫切地想到：國家也要力爭上游。

他說：「出國念書的時候，滿腔熱忱，看見國外的富庶，就想到要怎樣幫助自己的國家脫離貧窮。」

出身軍人子弟，很自然地從小培養了對國家強烈的情感。這也和他雖在國外待上多年，始終不忘初衷，亟思以所知貢獻國家，有很大的關係。

「從一九六九年起，我經常回來探討國內的經濟問題，也希望以可讀性的文字來討論一些我認為進步的經濟觀念。」高希均說。

干預市場要付出代價

在各種經濟理論當中，他特別強調「自由經濟」的觀念，尤其欣賞美國當代經濟學家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看法，主張讓市場自由競爭，發揮自動調節的功能，把政府干預減到最低程度。他的許多論點，便由此出發。

調整學費的建議是其中之一。

他發現，公立大學學生所交的錢僅及教育成本的五分之一。而政府之所以採取大幅補助政策，主要目的是維持機會均等，使貧富子弟都能念大學。但是，高希均認為，低學費政策並不能真正協助低收入家庭，而且這項干預價格的措施已經造成許多不良的副作用。

前者是根據一項大學生家庭環境調查報告而得到的推論。報告中指出，公立大學學生家境較佳，私立則平均較差，高希均因而相信，受惠於低學費最多的，不是實際上較需補助的學生，而是家境好的子弟。

低學費弊多於利

至於低學費的害處，他認為一方面大學教育佔整個教育經費中很龐大的一部分，相對減低了職業、專科教育的支出，然而就業市場上其實更需要後兩類人才。另一方面，國內大學經費仍然不夠充裕，師資、設備、器材改善的速度太慢，使質的提昇一直不及量的擴充。私立大學的情況尤其嚴重，既得不到政府大量補助，又受限於學雜費必須和公立學校維持一定的比例。

高希均主張調高學費，以解決價格干預所產生的這些問題。另外並以真正有效的補助來保障機會均等：公立大學的清寒生應免學費；私立大學的清寒學生，政府則補貼他們和公立大學學費的差額；同時開放助學貸款的申請，只要是「非富裕家庭」的子女，都有機會貸款。

反對這個調整學費建議的人當然不少。有些認為，現行收費標準對中等收入家庭仍是一大負擔，並算出如果一家年入卅六萬元（應可列為中等以上收入），而有兩個孩子同時在私立大學念書、住宿，那麼一學年的花費將超過這家總收入的三分之一。若再提高學費，對國內佔大多數的中收入家庭會有不小的影響。他們還認為，「清寒」、「富裕」的標準不容易訂，會有很多困擾；而擴大助學貸款，恐怕要造成政府更大的負擔。

反對、贊成，各有說法

更多的爭議指向私校素質問題。很多人覺得，私校水準差的最大原因，出在經費運用不當。事實上，私校不能只靠學費維持，應該有一筆向校友或各界募捐的款項作為發展基金，再加以妥善地經營管理，才可能改善其素質。在癥結尚未解開以前，學費再高也是枉然。

可是贊同高希均看法的聲音也不弱。許多人相信念大學付出相當代價也是應該的。因為大學畢業生日後的職業收入、社會地位，多半會比沒念大學的人高。而且學費增加後，學校的確可以拿好待遇請好的教授，研究環境亦可改進，結果是學生得到更佳的訓練，對個人、對社會不是都很划得來嗎？

和學費同樣敏感的話題是物價。高希均同樣反對干預物價的政策。他相信，控制物價也許短期內會在某處見到利益，但從長期看，必然要在別處付出更大的代價。

譬如一九七三到七四年間，國際石油價格漲了四倍以上，國內採取補貼政策，使各項燃料維持較低的價格。以汽油為例，還不到國際一般價格的四分之一。「消費者既不知道需要節約，也沒有誘因來減少消費。」資源的利用分配無法合理調整，經濟效率便受到嚴重影響。

而政府長期津貼的負擔太重，等到財力無法負荷時，遲早一定要大幅調整價格，給人民的衝擊可能更大。

那有「白吃的午餐」？

從另一個方面來看，這正應了「天下那有白吃的午餐」那句話。這是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傅利曼宣揚的觀念，經高教授的引用，很快地變成一句中文俗諺。

比方某種理應上漲的物品，由於政府補貼而維持低價供應；這些政府貼下去的錢，難道不是全體納稅人在負擔？雖然大家會因價格平穩而高興，但是本來能在別處發揮作用的這筆錢，現在就消失不見了。而且這項物品也許不是所有人都會用到的，或者是有人用的多，有人用的少；一補貼下去，豈不等於不常用它的納稅人，在幫常用的人付錢？

像這樣的看法與一般人的直覺想法頗有一段距離，因此不少人起而攻之，認為高教授提倡「高物價」、「高學費」，不顧升斗小民的疾苦。

「溫暖的心」要有「冷靜的腦」配合

若用高希均的話來說明，造成這種看法的原因是「溫暖的心」太過膨脹，一時掩蓋了「冷靜的腦」。

他認為每一個人都可以說是「經濟人」和「社會人」的綜合。「經濟人」代表我們講究成本利潤、精打細算的這部份，「社會人」則代表追求社會公平、同情弱者的那部份。當我們考慮事情時，這兩部份的思想便同時運作，有時候「經濟人」佔上風，有時候「社會人」佔上風。

最理想的狀況是兩者平分秋色，一方面社會人「溫暖的心」想到低收入民眾需要照顧，一方面經濟人「冷靜的腦」想出利用資源最有效的方法。

以公共汽車票價為例，高教授認為，如果要公車維持某種適當程度的舒適、便捷，成本是多少，票價便應根據它來訂。這是平衡的經濟人的做法。而平衡的社會人的做法是，對於那些出不起這樣價錢，又必須坐公車的人，就由政府直接給他們津貼，或者讓他們免費乘坐。

直接以現金補助或救濟，而不採取其他干預價格的措施，是高希均所深信的兩全其美的辦法。

引申「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和「經濟人善用資源、社會人扶助弱小」的道理，高希均另外還有一些近乎匪夷所思的提議。

「留學存款」和「開放高中女生出國」

其一曰「留學存款」：凡是公立大學畢業，在國內工作不超過四年，而出國留學者，必須先交一筆相當於大學教育成本的錢，稱為「留學存款」。譬如，假設政府每年負擔一名公立大學學生的教育費用是五萬元，一畢業即出國的人就需存廿萬元；做了兩年事走的，則存十萬元。回國後，再以複利計息歸還。清寒學生免存，甚至可以得到免息的「留學貸款」。

高希均認為此法可以使不回國的留學生歸還國家部份教育費用，也可鼓勵大學畢業生先做幾年事再出國。

其二是開放高中畢業的女生出國（男生因兵役關係不可行）。他說：「反正很多人念完了大學一樣要出國，還不如讓她們早一點走，可以省下名額給沒有能力或不想出國的人念國內的大學，也可以使政府把錢投資在其他人身上；早出國的人家庭經濟能力好，就由她們自己負擔教育成本。」

對這類異乎尋常的想法，有人批評道：「高先生近年來一直倡言『合理調整價格』和『凡事皆有代價』，這是令人深省的觀念，也使社會得到很多啟發。但是，一個好的觀念不一定能套用到所有的事物上，我們應有所取捨。」

言論之外也有行動

除了持續提出各種觀念和建議，刺激思想，他也以實際行動在國內做了不少事。高希均自己認為，他涉及國內事物的深淺程度，可以拿一九八○年作為分水嶺。八○年之前，只有部份參與；之後，就多了很多。

一九七○年代屬於前一階段，高希均每年利用暑期回國，做了一些人力資源、教育經濟的研究，一方面由經合會出版學術研究報告，另一方面在報章上介紹相關的觀念。

當時他發表在報紙雜誌上的評論，後來結集為四本書。同一時期，他也編了三本論文集，介紹美國的一些學術思潮。在其中一本「現代美國行為及社會科學論文集」的序裡，高希均寫道：「論文集的每一位作者都是在臺灣受完大學教育以後，再來美國深造的。我們對國內的學術發展是既關切又充滿熱望。我們希望透過知識內流這個途徑，來表達我們的心意。」

提倡「知識內流」

「知識內流」意思是由海外的知識分子，有系統地把自己那一門學問，以中文寫成文章和書籍，或是把發表過的論文、著作譯成中文，介紹給國內的學術界，「刺激國內學術研究風氣，加快知識交流的速度」。

他自己在一九六二年便以中文出版了「經濟發展導論」，是國內第一本介紹這方面的書。當時高希均寫這本書，是利用拿到碩士，準備繼續修博士的暑假。他笑著說：「能在一個暑假裏寫成，要歸功於我兒子的充分合作。」

那時候高教授的老大兆均只有兩歲，高太太在學校做研究助理，每天要上班，高希均在家裏一面寫稿，一面照顧孩子。兒子很體諒他，每隔三個小時吃一次奶，就很滿意，從不哭鬧。三個月過完，書也寫畢，即在國內由經合會出版。

出掌生活素質研究中心

一九八○年起，他跨出了另一大步。這年八月明德基金會成立生活素質研究中心，聘請高教授擔任所長。

改善生活素質的觀念，十多年前他已提出。臺灣地區經濟繁榮，生活「水準」提高得很快，反映在不斷增加的國民生產毛額、國際貿易額、電視機的銷路、美容和理髮的次數上。但是生活「素質」的改善卻不及「水準」上升的速度，育樂設施、自然環境、社會風氣、公害防治等，都有待努力。

高希均指出，追求富裕只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過程，而不是最終目的。否則大家有了錢以後，只會造成世界一流的消費，而不會有世界一流的生活素質。事實上，國內已經產生類似的現象了。比方：我們有超過國際水準的咖啡廳、餐館和理髮廳，沒有超過國際水準的音樂廳、運動場或圖書館；我們有擴張迅速的都市，沒有乾淨的空氣、安靜的街道、舒適的交通工具。

「素質」的提昇接踵「所得」的增加

顯然，在國民所得增加到相當程度之後，人民對生活素質的要求也越迫切，除了政府要從這個角度著眼，調整支出的優先次序，高希均認為，由於生活素質涉及層面很廣，需要有系統、綜合性的研究，所以民間機構也應發揮積極的力量，協助提倡觀念、進行實證研究。

生活素質研究中心就在這個認識下成立，至今辦過十次研討會，出版了不少論文集，本身的研究人員也完成了廿七項相關研究。

目前的工作發展，以介紹觀念、鼓吹風氣、從事一般性的研究，來打開工作環境為主。「這些工作需要大量的經費、長期的資助，更需要耐心的等待。」高希均說。

創辦「天下雜誌」

八一年六月，他和朋友合資三百萬元創辦天下雜誌。「我們的理想是辦一本一流的中文刊物，以可讀性高的文字、客觀的報導、專業的精神，來分析探討經濟、生活和觀念方面的問題。」

初中時代可以一整天站在書報攤前看雜誌的高希均，始終未改愛看書報期刊的嗜好，曾經屢次為知識性的中文雜誌沒有銷路嘆氣。但天下雜誌證明了一本專業性刊物的銷路，可以不輸娛樂性雜誌。創刊號便破紀錄地再版了兩次，現在每月發行六萬七千份，最近一期一百六十餘頁的篇幅中，廣告數量超過七十頁。

擔任雜誌社社長的高希均，雖然不干預編輯細節，但他深信「文字的吸引力和影響力」，每個月都要寫一篇兩千五百字的專論，談一些具有普遍性的觀念，希望對不同階層的讀者都有所啟發。

介紹基本經濟知識

前一陣子他在天下雜誌另闢一個專欄「現代經濟觀念」。他說：「我常夢想，要把枯燥、艱難的經濟題目，寫得讓一般人看得懂。」他認為在現代社會裡，幾乎不容許一個人是「經濟文盲」；打開報紙，從稅賦變動、經濟犯罪到汽車跌價，無一不與經濟相關，因此每個現代公民都該有一些基本經濟知識。

看看其中幾個題目：「為經濟把脈的指標——國民所得的概念」、「廿世紀的經濟大難題：失業」、「人人憂慮的物價膨脹」、「經濟成長的引擎：國際貿易」，就明白他的確在盡力「不要寫得道貌岸然」。

生活素質研究中心和天下雜誌使他近年來回國的時間越長，次數也越多。現在他在威斯康辛大學經濟系，只教秋季班九月到十一月一學期。「十二月就回臺北『避寒』了。」他笑著說。

當他回臺灣的時候，兩個孩子說：「你這麼常去臺灣，我們不到機場送你了。」回美國時，朋友們也說：「你這麼常回臺灣，我們不到機場送你了。」還有人問他：「你為什麼不乾脆回來好了？」

留在國外，掌握新的刺激

高希均說：「我很『自私』，我覺得一年有三、四個月待在美國教書，在研究的環境當中專心讀書、討論，可以吸收、感應到很多新的刺激。」而且「和國外的學者、專家聯繫更直接，文章書籍的訊息廣泛，國際上各種事物的大方向也比較能掌握。」

另外還有一個好處：「別人曉得我不在臺灣爭職位什麼的，所以有時候即使話講重了，也容易被接受。而我自己也因此可以儘量做到不要太顧人情。」

被同仁形容為「活力充沛、反應敏捷」的高希均，除了美國、臺灣兩地跑，還時常到其他國家開會或參觀訪問。高夫人劉麗安女士在美國3M公司做事，也常出差到各地開會。對於爸媽常不在家，兩個孩子很早就習慣了，女兒兆安曾經開玩笑：「我結婚的時候，希望你和媽媽能趕來參加。」

旅行是愛好，也是吸收他人長處的機會

高希均說：「我這一生最喜歡做的三件事：教書、寫作、旅行，很幸運地由於工作關係，都可以常常做到。」旅行的部份經歷收在兩本書裏：「共產世界去來」和「以色列紀行」。他的遊記讓人覺得，他對當地的認識很廣泛，似乎不像是短暫的停留所能得到的印象。

他透露自己每次在旅行前，只要可能，都想辦法做好三個準備：第一，閱讀介紹該國的書；第二，和熟悉當地情形的朋友談談；第三，透過同事或朋友，先和他們在當地的熟人聯絡，安排行程拜訪政府官員、大學教授或新聞記者。而他個人觀察的重點，擺在瞭解那個國家為什麼富強、安定，或者為什麼不。然後想想有那些是國內可做做借鏡的，便發之為文。

日本、新加坡、瑞士、以色列、西德，他認為都有許多值得我們效法的地方。其中瑞士給他的感觸尤多。

瑞士面積小，多山，資源少，和臺灣的環境類似。但是他們創造出國民所得世界第一、社會秩序良好的一個富裕、安定的典範。在「『追求完美』的瑞士」一文中，高希均舉出了幾個令人深思的關鍵。

瑞士的感觸，對國家的期許

他認為，資源貧乏的地方，想要有高度經濟成長，就要靠「後天的努力」去打敗「先天的限制」。以外貿為導向的瑞士，就憑著對品質的講究，儘量增加產品的附加值，而賺得財富。

瑞士的青年透過嚴格的職業訓練、學徒制度、在職訓練，學得專長，紮實認真地工作。他們的政府管理經濟活動，是先製定周密的競賽規則，然後一絲不苟地執法；就好像裁判一樣，負責維持球場秩序，使比賽的進行流暢，自己並不下場踢球。

更令人欽佩的是，瑞士不但在工商業上追求完美，使「瑞士貨」變成高貴、精緻、優美、可靠的同義詞；在生活上也追求完美，使「瑞士人」給人誠實、守法、勤奮、合群、整潔的聯想。

臺灣的自然資源情況和瑞士相近，貿易出口導向也無不同，在我們謀求經濟成長的同時，是否也能使國民敬業精神、產銷秩序、產品品質、生活素質都像瑞士一樣，達到一流水準？

這正是一個知識分子對自己國家的期許。高希均深信國民要有進步的觀念，國家才能現代化，他一直致力的，恐怕就是把自己對國家的期許，也變為眾人的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