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踴躍,部分下期續刊。
巧手訪良師
文.夏元瑜
「未曾提筆先思親,兩行清淚沾衣襟」。時光倒流,想起先師,不覺傷心落淚。
時光如要倒流,該流多少呢?一世紀太多,半世紀太少。四分之三世紀還大致不差。
那時在北京城有一大戶人家,主人是清朝翰林出身,袁世凱剛剛簡派他當教育部次長。有天他請大相士釣金鰲先生給兒子看相。釣金鰲看了半天,又掐又算。只見那孩子除了十指纖長外,鬪雞眼、招風耳、翻天鼻、鮎魚嘴,一無是處,好像由各樣機器零件雜湊而成一般。他算這孩子,文不文,武不武,說他會念書吧,他命中卻愛拿刀動鋸。富貴雖然無份,到了暮年可也有些名聲。
釣金鰲是有名的江湖相士,不會說出對方不愛聽的話。他向次長開言道:「小公子相貌不同凡俗,非常之人自有非常之相,自幼讀書聰明,不犯傷官,身體健康,不勞雙親費心。只有一樁事兒在下心中不明,就是小公子命中帶煞,但是並非軍人。他這一生好搬刀動鋸,而又非醫非工,令人費解,在下姑寫四句俚詩,請老先生千萬別見笑,留下日後自有靈驗之處」。他說罷坐在書桌旁,提筆寫下:
「相貌清奇智慧,無災無病無煩惱。命中帶煞刀鋸動,暮年執筆掙幾毛。」過了八十年之後,凡是相識之人都說這詩倒也全都靈驗。我只恨那釣金鰲的詩中末一句,斷定我這輩子寫稿只能掙上三五毛錢一個字。所以至今不能論斤買肉,一寒至此。
父親請了一位家庭老師來啟蒙,起初念的是百家姓,由「趙錢孫李」起,頭一天我就記住了個「錢」字。老師說每天能記住一個字也不錯。
豈知他猜錯了,從此以後兩禮拜,那趙孫李三個字我連一筆也沒記住。老師堅決請辭,他既怕對不住我父親,更怕自己被我氣死。所以他遠不如釣金鰲,如有人告訴他,我將來會當作家,隨便一蓋就是幾千字,打死他也不會相信。這叫奇才出駑馬。
華北的冬天,滴水成冰,因此菜市野生物特別多,雉雞和野兔在架上掛得密密層層。一般家庭請的廚師都會剝這些野味的皮,在腹部劃開皮膚,就能把全身的皮完完整整的褪下來。
我心想是否能用什麼東西填到那張皮裏去,那張皮豈不可恢復生機,又栩栩如生了嗎?想不到當時小小心靈中的意念,竟支配了我這一生。
我把廚子剝下的一張雉雞皮拿到僕人老王房裏,和他商量怎麼填裝起來,老王很聰明,把根筷子插進雞脖子裡,好能把頭部挑起來,肚子裏則塞了一團泥。我也想到那張皮的頭、頸、翅、腿中的肉都沒法取出,日久必腐,應該塗些防腐的藥品,可是不知該用什麼藥。
做好之後,它雙腿無力,軟軟吊在肚下,脖子埵陵皒_子,腦袋倒能昂然直立。老王到藥鋪去買了幾粒紅豆(當中有個黑圓點),塞在雞的乾癟眼框中。居然有個標本的模樣,我捧去給媽媽看。她當然歡喜,誇我聰明——其實那聰明是老王的。
標本做得不錯,晚上老鼠來欣賞,覺得頗有可取之處。回窩把一家老小都請了來,把雞頭、雞脖子全部吃掉。第二天我一見,氣得大哭。幸而舅舅來了,先看了我那無頭怪雞,不辨何物,以為是不倒翁呢!忙說,別哭!等會兒舅舅給你買個新的,後來他才知道我在做標本。
他向我父母道:「孩子愛做標本不是壞事,前幾年西太后辦的萬牲園裡,特請了一位日本標本名家松下先生來教兩位中國徒弟做鳥獸標本,等你(向著我)長大了,我介紹你去學。」
我入小學了——北京城裏有名的高等師範附屬小學——國小四年、高小三年。高小時教我們自然課的呂鏡樓老師,我最敬佩他。
呂老師除了教幾班高小的自然以外,成天躲在他那間工作室裏當木匠,鋸鋸刨刨忙個不停。現在回想起來,呂老師真是以「工作即快樂,快樂即工作」做他的生活原則,我自省起來,一世深受他的影響。
呂老師不僅諄諄善誘,他的行為更是學生的楷模。他用木頭、藤條,鉛球……等做出許多大件的物理儀器,可讓全班廿五名學生個個看得清楚,徹底明白。平常實驗水的浮力是用一個玻璃瓶兒,那時候買不到,於是呂老師雕了一隻空心的木頭猴兒,居然能代瓶兒之用。
有回他講鐘擺引動齒輪,指針因而旋轉的道理,在開講一個月之前就忙上了。做了木裏鑲鉛的鐘擺,大大小小的木頭齒輪,眾齒能準確互咬很不容易。鐘面之上還有一滑稽人,一擺一擺。我記得大功告成之日他公開表演,群兒圍觀大樂。這隻木頭鐘鮮活說明瞭鐘錶的原理。
有天他老人家找了一隻鱉來,把它宰了,剝出肉來。我看他翻轉四肢和脖子的皮,刮掉骨外的肉,這才恍然大悟,當初剝雉雞皮時不知道這一招。
呂老師用了六根鉛絲分別穿入頭尾和四肢,填上棉花、縫上肚子,居然做成了標本。
他知道防腐劑的必要,可不知用什麼好,把樟腦球溶在酒精裏刷在皮肉(以後我知道這法無效)。老師原想把它曬幾天,乾了就不會腐敗。豈知天不從人願,一連好幾天陰雨,那隻鱉遍體出毛,變成名貴的綠毛龜了。
在小學七年我對此道仍心嚮往之,而且看了萬牲園所陳列的標本,羨慕不已。不但姿勢靈活,而且目光如生。我小時候百無一長,可就是對動物觀察得最為細心,對家中貓狗也愛護備至。
由高師附小考入師大附中(高等師範已升格為大學),初中教我動物學的一位老師是張醉新先生,高高的個子,一眼大、一眼小。我深愛這門課,請教他做標本之道。他大為歡喜,原來他也喜歡這剝皮抽筋的行當。
多年後我才知道北平的歷史博物館中有一間標本室,混在古物之中有點不倫不類,原來全是張老師捐贈的。
有一天我撿了一隻死的小鸚鵡,翠羽朱喉,十分美麗,拿它去請教張老師。他在當天放學後就叫我到實驗室去,教我怎樣剝皮,如何穿鉛絲、做假體、塗上什麼防腐劑。最後如何縫肚子、裝假眼。原來他的那一隻大眼也是假的。那一天是我活了十五年以來的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從此我明白了做剝製標本的正式門徑。
我考大學時,考上了北平師大的生物系,有一門做標本的課,是陳小泉先生教的。他是農林部所屬北平農事試驗場病蟲害股的股長。這機構就是原來西太后的萬牲園,民國時代改的名。因面積極大,果樹林立,故改成農場,動物園反而成了其中的一小部份。
陳老師高高瘦瘦,天津人,會做極細的手工,畫極細緻的水彩。他畫一張花間的蛛網,網住了三隻蚊子,兩隻小瓢蟲,有隻蚊子正在那兒掙命求逃。再細看,那些蚊子的觸鬚尚有雌雄之別喔!
陳老師教我如何把鴨子的皮下脂肪刮乾淨;若把羽根弄斷,那毛就必掉無疑。教我如何用石膏粉吸掉刮剩的油液,我也早有經驗,知道若干動物的特別部份皮較難剝——如鴨子頸細頭大,兔子的腳後跟長而突出……等技術上的問題,他全給我一番指點,我一聽就會。
陳老師生活嚴謹,規行矩步,煙酒不沾,可是一生愛收集中外煙盒。他做那些精工傑作,費時費力,精益求精,只為了自我滿足,也給幾位知友看看。例如他做了一假蘋果,蠟內罐石膏,要和真蘋果一樣重,還要加配香料做出蘋果的氣味。
小泉老師在北平西郊的農事試驗場中,有一棟古香古色的昆蟲標本陳列室,清雅絕倫,十幾隻大櫃滿陳玻璃盒裝的昆蟲;每隻蟲身的翅、足、觸鬚,全按生態伸展,左右絕對相稱,絲毫不差。幾千隻不同的蟲,均如此精工製造。
我日後曾看過日、美等國的昆蟲標本,沒有一隻比得上他做的。他已把科學和美術溶而為一,他的作品稱得上「天下無雙」,我雖學他,但有時粗忽,自知不如,只好算是「天下有雙」。
年輕時光陰如水,年老時光陰似箭,大學四年不覺已過,戴方帽子照了相。那時中央研究院在北平立了分院,有動植物研究所,都在昔日的農事試驗場裏—現改名為天然博物院。原有的動物園和龐大的標本室改隸動物研究所,主管是陸鼎恆老師,他教過我,知道我肯讀書,能動手。
一般學生只會看顯微鏡,只有我刀常在手,有時也拿鋸,鋸樹做標本。媽媽說:「正應驗了釣金鰲的留詩。當初還以為這孩子將來能當外科醫生呢,誰知他只會剝死狗。」陸老師用我為研究所的助理,負責管附屬的動物園。
動物園原為萬牲園重心之所在,自民國四五年後動物有死無增,政府官員欠薪成災,老虎獅子的飼料費亦積欠肉店已久,幸而肉商肯幫忙,管理人也不忍中飽私囊,因此得以「苟全性命於亂世」。死了的全做成標本,大至野牛、紅鹿,小至珍珠雀,擠滿三大間百坪的陳列室。
製造者是一位廿幾年前向日人松下受業的劉樹芳。他只知工作,不知鑽營巴結之道,何況他子女眾多,家境清苦,也沒錢送禮。廿幾年來換過十幾位千奇百怪的主管,能保住飯碗就算不易。只有我多年以來對他心儀不已。
他是滿州正藍旗人,一張標準旗人臉——正長方形,十分客氣。我們天天相見,下班後一同進城,也常在小飯館喝兩杯。有次私立的中國大學要辦生物學系,要買大批的標本,我家中積存甚多,接了這筆生意,同時也分了一半給劉先生去做,他賴此修理了祖傳的舊居。
他學歷不高,清末畢業於八旗子弟學校,國文程度不錯,也寫得一筆極工整的小楷;不會畫,但是做出來的標本件件有畫意。
有天他做了一對純白的長尾練雀(古稱綬帶),站在曲折的松枝上,下有小石和靈芝,宛然是一幅國畫中的祝壽圖。因綬壽同音,松柏常青,靈芝仙草全是延年的象徵,國畫大師溥心畬先生見了稱讚備至,不願釋手。劉先生立刻送了他,也不知順便向溥先生要張畫兒做為補償。他不是想不到,而是「不好意思」,說不出口。
他有一雙「靈巧的手」,卻默默地窮困至終。
這些良師益友,我永遠懷念他們。
他們攙著我長大
文.亮軒
讀小學時曾念過一篇描述師恩的文章,背景應是戰亂時期,那時小學生讀書,也要離鄉背井。其中說到有個孩子生病,為師者衣不解帶地照顧,末段說到生病的孩子從昏迷中醒來,第一句話是:「老師,我要喝水!」老師聞後的狂喜與安慰,即使是年幼的小學生,也為之憾動。
我自小便不是個好學生,對於老師,只要情況可能,總是疏而遠之。許多教過我的老師對我也許有印象,但大多是壞印象吧?誰會喜歡一個不交作業,又常翹課的學生呢?老師記不記得我、喜不喜歡我,我毫不在意,或許有些老師做夢也想不到,他們的言行是如何影響了我。
「人」的構成很微妙,朝夕相處的人未必對你有重要的影響,而有些浮光掠影卻觸及性靈深處,甚而變換氣質、左右前程。
我初來臺灣時讀的是國語實小一年級,家母是上海人,我一向隨母親生活,到母親與父親離異,孩子的監護權歸了父親,別的問題且不去談它,語言的障礙卻非常嚴重。因為我只會說上海話,不大聽得懂國語,在學校裡,老師講課我僅能一知半解,輪到我開口,那一口「鄉音」總惹起許多訕笑。
話固然說不清楚,書卻讀得比一般孩子多些,肚裏略有一點典藏。當時課程表上有一堂「說話」課,級任老師就常要我到臺上說故事。小小年紀當然體會不出老師的苦心,起初覺得是樁苦差事,久而久之,在老師鼓勵與同學支持下,也就習以為常、泰然自若了。
小孩子能說的故事畢竟有限,沒多久故事就說完了。這時,老師卻要我把說過的故事再說一遍,於是我也老實不客氣地老調重彈,另外添油加醬,大家也都聽得津津有味,沒有人在意我那口奇怪的國語。
學期中,老師指定我參加演講比賽,我還記得講的是華盛頓砍櫻桃樹的故事。老師極有耐性,一個字一個字地教、一個動作一個動作地示範,小孩子不知天高地厚,上臺比賽時,也就了無忌憚地依樣演述。演講後公佈結果,竟然得了個第一名。
如今回顧我已度過的半生,多半是靠一口標準國語及不怕在任何場合表達意見的訓練謀生,我不能不感激這位已記不得她姓名的老師。
還有一位老師,她每天中午不像其他老師坐在辦公室裏用餐,而是把便當帶到教室來,跟我們一塊吃飯。
有天,她特別問起有一位同學怎麼好幾天都沒來上學了?一位小朋友,也許是那位同學的鄰座還是鄰居,很鄭重地瞪著眼睛回答說:「報告老師,××同學死了!」
老師一聽,當下大驚失色,要更進一步打聽死因,卻不得要領,忽然間老師抑制不住情緒,伏在桌上哭了起來!我們這些孩子也給嚇得不知所措。不一會兒,老師抬起頭來,抹抹眼淚,恢復她那慣有的微笑,要小朋友好好吃飯,不要吵鬧,就收拾便當走出教室去了。
到了下午上課時,老師走進教室,依舊面帶微笑,看了我們大家半晌,然後愉快地宣佈:某某同學並沒有死,只是病了,明天就會來上學。
她沒有處罰那個危言聳聽的小朋友,連罵都沒有罵一句,只是和顏悅色地告訴大家,小朋友講話要誠實之類的話,詳細的說詞我記不得了。不過我當時的確納悶,我們才剛剛開學,她又沒有跟一位小朋友特別親近,怎會那麼傷心?——這是當時童稚心靈中唯一的感覺。那時年紀畢竟是太小了吧?
中小以後就轉到了北師附小,校長是王鴻年先生。對於王校長,有三件事至今印象深刻。
王校長予我們的印象比較嚴肅,小孩子遇到他寧願繞遠路,免得又被他找到扣子沒扣好、頭髮太長等等缺點。有一年學校開運動會,壓軸節目是「老師賽跑」。與賽的老師並沒有穿運動衣、運動鞋。校長也參加了,記得他也是穿著皮鞋跑。
裁判的槍聲一響,老師衝出起跑線,大概因為平時缺乏訓練,模樣千奇百怪,校長的姿態更是一絕:皮鞋踏踏踏跺得很響,腦袋努力的一步一點,起先在後面,慢慢超過了幾位老師,經過我們班上的參觀席時,雖隔著幾步之遠,我還是清楚聽到他奮力向前衝刺咻咻的喘息聲。這種事在當時並不會引起什麼領悟,年齡愈大,這幅景象在記憶中卻是愈為清晰。
我們快考初中了,畢業班中有些算術特別差的同學,校長就在降旗後給我們補習。我這才發現校長上課是那樣和藹可親——當然他沒有收一毛錢補習費。
班上有位同學是運動健將,校長常在升旗臺上讚揚他。但他似乎智能不足,又患有嚴重的近視,校長總是不煩厭、笑瞇瞇地在黑板上以特大的字體寫下算式,從各個角度為我們講解。
我們離校前拿紀念冊找校長題字。校長總是從座位上起身歡迎,一時沒時間處理,也客客氣氣地請我們把紀念冊暫時留下。從王校長對待我們的態度,我真覺得自己一下子長大了。
那年我以多出標準零點二分的成績考取師大附中,我應當感激許多老師與長輩,其中當然包括絕對不會記得我的王校長,不過我想愛戴他的小朋友一定很多。
我畢業那年暑假,有一天早期畢業的學長張法鶴騎著單車「造訪」我這個從來沒跟他交談過的小學弟,告訴我王校長已經調職,說是第二天要在學校大禮堂舉行一個歡送會,請同學踴躍參加。結果到場的歷屆畢業同學擠得滿滿一堂,我們看到校長激動得落淚,語不成聲。
小學期間還有兩位導師,也許在他們以為不過做一點份內之事,竟對我未來產生重大影響。
一位是陳祖屏老師,我讀四、五年級時,他是班導。由於我是極端孤僻怪異又不合群的學生,挨他的打罵乃是家常便飯,他甚至說過我是個不可「教要」的孩子,以後我才弄清楚他說的是「不可救藥」。
我從來沒有夢想過自己會有什麼長處,在家裡,我不是好兒子,經常逃課、說謊。在學校,成天做白日夢,與同學不來往,跟老師欠溝通。不必說家庭或學校,就是跟這整個世界,也幾乎脫了節。
課堂上不免有些隨堂作業要做,有一回上作文課,題目是「我的小史」。以往我寫作文都是拿起毛筆亂塗,能混過去就混過去,整本作文都是大丙,偶爾還有個「丁」錯落其間。陳老師氣不過,曾告訴我:「你文章怎麼寫都沒關係,只要字肯一筆一劃地寫,不要烏漆抹黑連成一團,我就給你個甲。」可惜這樣的鼓勵與誘導,對我絲毫不起作用,於是照舊大丙連連。
對那天的題目「我的小史」,我也沒一點得失之心,只是平鋪直敘而已。所不同者,是比過去一兩頁就解決的文章要多出許多,因為我的小史的確有些曲折,也不懂如何濃縮。
想不到作文本子發下來,居然破天荒得了一個「甲」。這大概是我第一次在課業方面得甲,有幾分高興,但也沒到如何瘋狂的程度,大概是油條慣了,自己還有點納悶:會不會是老師一時胡塗弄錯了?
有天放學準備回家時,一位同學急忙跑來跟我要作文簿,說是老師要的,我嚇了一大跳,因為那天有作文課,作文應該當堂交上去,兩堂課我都在畫漫畫,文章根本沒寫,就把本子私自裝回書包。同學這麼一說,我想準是偷懶不交本子給發現了,少不得又要挨罰。那裏料到老師竟是要把「我的小史」登上壁報。
壁報刊出之後,因為文章實在長,橫跨了滿滿一欄,又有些戲劇性,轟動一時,自己不免就得意起來。想想自己沒什麼本事,就立志當個作家吧!這段故事,應當算做以後廿年間不斷搖筆桿的淵源。
陳老師不太會讚美人,至少對我如此,他對那篇文章的評語是:「文采平平,內容尚可。」不過對我也十分受用了。
陳老師還有一件事,也可稱作奇招:到我家訪問,在先父面前堅持要我自動留級。
小學本來沒有留級,考得再爛也能順利畢業,我已經是連年連月的「不列名」——不知現在還有沒有這個名堂——「不列名」者,不及格科目太多,列於名次之外也。陳老師當時的意思是,如果跟著班級往上升,中學一定考不取,要是肯自動留級,還有「一線希望」。
我姑媽顧到面子不好看,尤其還是大學教授的兒子!先父卻「從善如流」,當機立斷地接受老師的建議:留級!
後來我真的考上初中,且是一所公認不錯的學校,這不能不歸功於陳老師的真知灼見。不過陳老師獲悉我考上時,也沒什麼興奮,只淡淡說一句:「你看嘛,我說得對不對?」一付滄桑見慣,穩如泰山的樣子。
我留級以後,遇到另外一位終身難忘的老師——先師方啟明。
我們讀小學的年代,民風純樸固屬事實,然其閉塞可笑也不容否認。學校裏的小孩,絕大多數男女彼此不講話。上課時雖然男女同座,但課桌上必用鉛筆刀刻出一道「楚河漢界」,男生越界的事情是有,女生不小心越界,男生就一掌砍下去,毫不留情。下課時偶然碰到一下女生的裙角,就會被眼尖的同學大聲譏笑「愛女生」。
方老師教的這班學生,可能是中高年級唯一男生跟女生交談、一塊兒玩耍的一班。他一再強調男女不來往就是「不文明」,現在看來這也許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多想一想當時的「風氣」,就不能不佩服方老師的細心、耐性、與誠摯而又巧妙的說服力!
我是一名糊里糊塗的留級生,羞恥感似乎沒有,榮譽感簡直就摸不到邊。沒料到自從到了方老師的班級以後,作文經常得甲,主要原因在於方老師每次出題,至少三個,可任擇一題,假如你不滿意,還可自由命題。只要自由命題,我就如魚得水,因為我的腦袋瓜裏有一個詭異離奇的世界。我時而散文、時而小說、時而議論、時而詩歌。少年不識愁滋味,我卻也曾為賦新辭強說愁,也為了耍「幽默」,而寫出幾篇方老師拿來宣讀、引起鬨堂大笑的文章。
方老師對我謬愛過甚,有一次居然對著全班同學稱讚我為天才,談到「王陽明」、「韋蘇州」等以籍貫為名的歷史性文豪,說將來也會有個「馬金州」——因為我是遼寧金縣人。結果全班又是一陣哄堂大笑。
我對如此被「戲弄」深表不滿,乃在下一次作文課上寫了一封長信給方老師,抗議他的「諷刺」。
方老師趁其他同學都去上體育課,而我當值日生時,到教室來與我長談,告訴我他對我的稱讚是真心的,一件件細數我的「優點」,提醒我對自己的前途要有信心。及至方老師知道我是「沒娘的孩子」,一把將痛哭的我摟入懷中,陪著我默默垂淚。
大約是我上高中的時候,有一天接到平生第一封訃聞:方老師因鼻癌去世,得壽僅四十九歲。方老師沒來得及看到他這位學生已被一些人稱為作家了。
回首從前,我平生所欠天地人情的恩典難以計量,老師只不過是其中一小部分,小學老師又是老師中的小小一部分而已。但即便是如此之點點滴滴,也令我愧疚無限,不知從何報償。
九月懷師恩
文.王大空
每到九月,教師節到臨,我就特別懷念起老師。
我感謝每位教過我的老師,儘管我並不完美,甚至可說缺點多多,但是他們的愛心耐心、言教身教,塑成了今日的我,或者說今日我的主要部分。我常想:要不是他們的苦口婆心,循循善誘,以身作則和全力以赴,也許我現存僅有的一點善性良行,都會被惡性和劣行淹沒,永遠無法顯現。
從孩提到成長,從小學到大學,教過我的老師難計其數,每位我都崇敬愛戴,常懷於心。但是其中有兩位給我的印象和影響最深遠,一位是心理學家蔡樂生博士,一位是史學大師顧頡剛教授,他們都是對日抗戰時期,我在四川成都華西壩齊魯大學就讀時的老師。
我在大學念的是政治經濟學系,讀了好些政經課程,卻覺得心理學很重要,是人人都應該多少懂得一些的學問,於是在大三時選修了這門課。真是十分幸運,教我這門課的,就是當年在國際上已頗具盛名的蔡樂生博士。
蔡博士上課很少用課本,即使用也絕不照本宣科,他總是用生動的言辭、適度的手勢、關切的眼神、趣味的引喻;即使是最深奧的理論,最艱澀的內容,通過他的傳播講授,使我們個個聽得入神,永久納入記憶。
比方說,我常向學生推介的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教授(Prof.A. Maslow)的人生需要五階層理論:
一、生理的需要
二、安全的需要
三、愛和所屬的需要
四、尊敬的需要
五、自我實現的需要
就是當年蔡教授傳輸給我的。慚愧的是,好幾十年過去,雖然自問也曾流過汗、盡過力、用過心、動過腦,卻依然停留在生理需要的最低層次,怎麼也攀不上自我實現的最高階。
蔡教授教的是心理學,有時上課,難免也拿學生做實驗,例如有一天,忽聽他說,你們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好像在看,並且什麼都看進去了,其實並不;你們的耳朵張得大大的,好像在聽,並且什麼都聽進去了,其實也並沒有。說著,他就用雙手把領口密密的搗住,然後問我們:「有多少人能確定我繫的是紅領帶?」
很多人舉手。他接著又問:「有沒有人說我是繫黑領帶的?」於是又有很多人舉手。
這時蔡教授挪開他搗住領口的雙手,大家才發覺,他繫的是一條灰色領帶。
我今天自覺比較能看得廣一些、聽得多一些、說得真一些、反應得快一些、感覺靈活一些,都拜蔡老師之賜。
顧頡剛教授在齊魯大學教歷史,我並沒有上過他的課,可是他是我的導師,所以有很多機會向他請益,有很多場合聽他教誨。他對事物鑽研和追根究柢的執著,深深使我感動。
那怕是偶然在路上拾到的一塊破瓦片,他也要研究半天,一定要推敲出它的年代來。他一生鍥而不捨地辨真偽、分黑白,在他的巨作「古史辨」裡,竟把歷史上治水的禹,說成是一隻大爬蟲,並且言之有據,令人嘆服。我想,顧頡剛教授的這種治學方法,可能來自主張「一切拿證據來」的他的老師胡適博士罷?
這些年來,我曾當了一段時間的新聞記者,也曾在幾所大學兼過課,我常把當年老師傳授給我的,放進工作裡。
我在教書的時候,總喜歡學習蔡樂生教授,用生動的言辭,傳神的目視,適度的姿勢,趣味的比喻和隨時可能突發的靈智,作活的教學,儘量做到不呆板、不枯燥、不冗長和不沉滯。
在我做記者採訪新聞時,我常先抱持對事物存疑的態度,然後對那些價值較高、影響較大的緊追不捨,求真求速。在新聞報導上,正確是最重要的,否則再快也毫無意義。我想我的這種懷疑態度和扒糞精神,應該是得自恩師顧頡剛教授。
寫到這裡,忽然想起不久前報上刊出一則新聞,說我們這兒有位歌星,大陸願意出折合新臺幣四十億元的代價,請他去那兒做秀。我對數字一無概念,直覺一窮二白的中共出不起這個價錢。唱得也並不壞的「龍的傳人」作者侯德健,去年潛回大陸,據說日子也不好過,常常唉聲嘆氣,淚流滿面呢!我想這位僅憑道聽塗說就發新聞的記者先生,一定不是顧頡剛教授的門徒,也當然不會是我的學生。
九月教師節,師恩浩蕩,我懷念恩師。
生命裏的指引
文.席慕蓉
剛進大學時,雖說已學了好幾年的繪畫,但是對自己真正的興趣和能力,仍然一無所知。也因此,所謂目標、理想,都是些模糊不清的東西,每天跟著大家一起上課、下課,日子過得渾渾噩噩的,不知道在前面等待著的,會是一條什麼樣的路?
一直到那個下午,林老師微笑俯身下來對我輕輕地說:
「好極了!就是這樣!就這樣畫下去。」
老師的聲音裏有一種強烈的鼓勵與關愛,是我從來沒有感受過的。抬起頭來看老師,他就站在我身旁,眼裏滿是笑意,對我頻頻點頭,好像我做了件令他非常得意的事情似的。
那時候,我正蹲在地上畫一叢雪白的懸崖菊。
那天下午是林玉山老師的國畫課,他帶我們全班到青田街他朋友家作花卉寫生的白描。整個院子裏開滿了一盆盆懸崖菊,從高高的架子上如瀑布般奔瀉下來,每一朵都正歡然怒放,剛看到的時候簡直不敢相信,每個同學問老師:
「這是真的花嗎?這些都是真的嗎?」
這些確實都是真的。只有種花的人一年四季花心血照料與呵護,才能在這一個秋天的午後,向我們展現這樣無法置信的美景。
我想,大家都受到感動了,開始認真而嚴肅地畫起來。我看上一叢雪白的,那枝葉伸展的姿態簡直讓人屏息,我蹲在地上也不敢喘一口大氣,從最低處的蓓蕾開始一朵一朵畫上去,直到林老師走過來,輕輕地在我耳旁說出那句話。
在那一刻,我開始明白我最愛的原來就是這些怒放的生命,也開始知道只有屏息專注地描摹,才能在紙上重現這些怒放的生命。在那一刻,心裡忽然非常清朗,幾年來一直散漫紊亂的心思似乎都凝聚在一起,自己都能感覺出隱隱間那種蓄勢待發的力量。
其實,在我的紙上,那時也不過才剛剛勾出幾朵蓓蕾而已,現在回想起來,一個剛入大學的新生,又能有多大的本事?
但是,林老師確實是在用他的全心全意來稱讚我、鼓勵我。從我稚拙但誠摯的筆觸裡,他也許找到一些線索,而就用這些微弱的線索,給我打開了一扇門,指引了一個方向,帶我走上一條永遠不悔的道路。
「恩師」的意義,大概就在這裏面了吧。
這麼多年了,每次在盛開的花朵前寫生,我心裡都會想起林老師,謝意仍在,敬意也仍在。
而林老師不只是在繪畫方面讓我們尊敬,在生活裏面,他給了我們更高的榜樣。
前年夏天,到紐約去玩,見到了好幾個大學時的同窗好友,她們帶我到處逛。去博物館、看櫥窗、也去近郊的名勝遊覽。
悅珍帶我去的地方美極了,整片起伏的山丘上都是參天古樹,樹下是綿延的草地,每棵樹都能成為一幅單獨的構圖,令人目不暇給。
悅珍說:
「去年林老師也來過。」
「哈!那林老師一定會在每一棵樹前都停下來畫上一張吧?」
我笑著對悅珍說。那樣用功的林老師,對著美景從來不肯放過,當然也不會錯失這寫生的良機。
悅珍對我搖了搖頭:
「沒有,一張也沒畫,因為師母走得太慢,老師甚至沒能看到幾棵樹就回去了。」
師母早已不良於行,那天在山坡上走得更是艱難,老師不肯讓她受累,也不肯捨下她一個人再往前多走幾步路,於是大家都只在入口處稍稍轉了一下就回去了。
在回程的車上,老師向悅珍夫婦道歉,覺得辜負了他們陪他來遊園的一番好意,老師說:
「你們師母雖然身體不太好,我還是希望能多帶她出來玩玩,多看幾個地方。」
那天,悅珍在樹下把這些話轉述給我之後,我們兩個人都沉默下來。
我想起在師大時,每次出去寫生,林老師總是興致勃勃地和大家一起畫。在教室上課時,筆也從沒停過,不是改我們的畫,就是在臺上畫給我們看。他筆下的夾竹桃和麻雀,是經無數次寫生才有的氣韻。
這樣一位手不離筆的藝術家,卻為了照顧年老體衰的妻子,犧牲了許多。
可是老師卻不這樣想,他只對悅珍說:
「我希望能帶你們師母多看幾個地方。」
在斜陽裡,能一齊看的景色才是景色,能一齊走的路途才是路途吧。
「伴侶」的意義,大概也都在這裏面了。
生命裏最重要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呢?在我年輕的時候,老師給我的指引是,要用全心全意去再現那怒放的自然。
而在廿年後,他卻告訴我,要用全心全意去愛。
在生命的十字路口上,老師給我上了最長的一課,今天,我願在這裏向他獻上我最深最深的謝意。
吾父為師時
文.陳韻琳
記得數年前,當母親向我宣佈父親要去某專科學校教書時,我並沒有太熱烈的反應。
在我心目中,父親一直是個古板、固執、不善變通的人,從青年到中年,他把所有時日毫無怨尤地投注在刻板的工作裡,白天上班,晚上還把工作帶回家做。
偶爾母親想把他從這種幾近不健康的生活模式裏帶出來,鼓動他帶全家大小去游泳,父親便莫可奈何地坐在池沿,看我們在水中嬉戲。他太過白晰的皮膚,與怎麼也不肯摘下的深度近視眼鏡,和游泳池內外的風景完全不相稱。
或者母親帶我們到路旁小吃店,吃些她做不來的食物換換口味,我們吃得津津有味,父親卻手指著碗筷皺眉斥責不衛生,拒絕與我們一起分享。就連平素對食物的品嘗,他也只能接受「鹹」這一味,其餘酸甜苦辣一概拒受。
因為太熟悉父親這種不會轉彎、缺乏情趣的性格,對父親教書一事就不抱太大期望,想來也是刻板、固執、一如平日,既不會猜考題,也沒有和學生打成一片的幽默,更不會採用能幫助學生吸收的新教學方法。雖然我確信他是絕對認真負責的。
父親進專科學校教書時,已自軍中退休,體力大不如前。就如我當初所料,他帶了一大堆課業、作文本、書法、周記回來批閱,或埋頭準備次日的教書材料,總是忙到三更半夜。我常看見他垂著頭,口角流著唾液,眼鏡滑落到鼻尖,不知不覺睡著了,房間裏只剩下電風扇吹動紙張的聲音。
他教國文。我可以想像他上課時像宋明理學家一般的道貌岸然,與不偏不倚正經八百的教課。有一次,我無意間看了他學生的作文,作文題目正是父親的品味:「談盡忠」、「論孝道」,學生一個個抄襲著作文範本的思路與論述,寫的頭頭是道,但絕不是他們心中本有的觀念;父親卻被取悅了,在行間用紅筆連連圈點,並加上註解。
父親一直相信像他這樣對國、對家、對工作絕對忠誠是好的,也期待他的妻、子女、學生與他一樣。
有時候,看見父親穿著稍稍嫌短、在風中隨步伐擺動的寬大西裝褲,抱著簿本擠上公車,總好奇地想,學生會給他取什麼外號?
老實說,我不會喜歡像父親這樣的老師,在我就讀的學校中也有幾個,不管教授什麼科目,我們都忍不住會在下頭打瞌睡,或傳紙條。他們被我們戲稱為冬烘先生。
父親授課半年後,我開始感覺他的變化。
先是放寒假時,有幾個學生到家裏來玩,父親竟親自下起廚來。父親菜燒得很好,但他除了逢到端午、中秋與除夕,會興致勃勃一露身手以外,平日是不輕易下廚的。
當五個學生排排坐在客廳裏嗑瓜子看電視時,父親埋首在熾熱的油煙中,從他誇張的動作,可看出他極喜歡這幾個學生的造訪。師生極其融洽地吃過一頓飯,再回到客廳時,其中一個學生利用當時那自然和諧的氣氛,向父親問及期末考的成績。
父親立刻體貼地答道:「你們是考得不好,但是儘管放心,我不會為難你們的。」
幾個學生笑開了,再坐一會兒便禮貌地告辭。
那天晚上父親一直快樂無比。我知道父親為什麼快樂,但是我也知道那五個學生來造訪真正關心的是什麼,因為我也是學生。我為父親這一晚的付出有些不值。
然而,父親為學生的付出是一日比一日更多。
有次,父親翻箱倒篋,找出媽媽壓在箱底、質地甚好的棉絮,親自動針線縫上被套。
母親訝異地問他:「你這是幹什麼?」
父親沉默了一會兒,才簡單地答:「給學生用,有個學生家裏窮。」
顯然他害怕母親不答應,不願多說,母親也沒有說什麼。
還有幾回,父親把學生帶回家裏住,跟母親解釋:「房東不租房子給他了,臨時找不到住的地方。」
母親仍舊沒表示什麼意見,只是儘快地為學生理出一個床,招待他們住了幾宿。
後來,父親開始拿自己的薪水幫助需要錢用的學生。學生總是有事發生,或是突然生場大病,或是零用錢花多了沒錢付房租……,他們總是想到去找父親,於是父親拿回家的薪水一次比一次少了。
有天母親在點過父親薪水袋後,終於說話了:「你還有太太小孩,不能光顧著學生哪!」
父親回答:「孩子有你,你有我,這些學生家在南部,沒父母照顧。」
「也不曉得學生有沒有騙你?反正你一定看不出來。」母親知道不能改變父親,轉身嘆了一口氣:「你總是這樣,做什麼都要把整個人都投進去,費了大半天力,還只賠不賺。」
這些都還是小事,後來父親為了學生,開始跟學校當局頂撞起來。事情是這樣的:
才進學校沒多久,因為教書認真負責,父親當上最讓人眼紅的總務主任。本來可以皆大歡喜地幹這工作的,父親卻屢屢為學生的事與學校弄得不愉快。
先是為制服起衝突。父親嫌學校訂的價格太貴。「布料差勁的要命,又褪色又縮水,還比別人貴三倍。到底是辦教育呢?還是作生意?」為學生爭取減低價格之事不成,他轉而向母親憤憤地道。
後來又為伙食問題有爭執。父親指責學校辦的午餐既不新鮮又不營養,還收這麼高的伙食費,是昧著良心做事。「我看過伙夫買回來的菜,根本是主婦撿剩不要的渣滓。」
母親勸他:「是私立學校,有自訂各項費用的權利,學生要讀這所學校也是自願,你管什麼閒事?人家退休下來找個工作做,是為了讓自己的生活有些樂趣,你倒像是特意給自己找麻煩似的,何苦嘛?你對教育懷有一份理想,人家未必有啊!」
但父親還是連學生住宿、交通、教科書的問題都管起來了,一直站在學生的立場為學生爭取,當然是受挫的時候多,便帶著一肚子憤憤不平回家,不時嘆氣道:「這那裏是辦教育,這那裏是辦教育嘛!」
做了一年半的總務主任,父親不知和學校爭執幾回。本來選個認真負責的人作總務主任,是為了便利政策的執行,沒想到卻是處處礙手礙腳,最後董事會決定換一個新的、能事事為校方著想的總務主任。父親轟轟烈烈的上任轟了幾砲,淒淒涼涼的下了臺,只剩下一周八堂的代課教師職位。
當總務主任期間,父親據理以爭,得罪了不少人,離職後招來不少閒言閒語。有說他貪肥水被學校逮到的,也有說他能力不夠的;而真正知道內情的人,又畏懼新總務主任的勢力,不敢當眾為父親辯駁。
父親突然間蒼老起來。滿頭黑髮斑白了,直挺的背脊傴僂了。但他仍舊頂著炎熱,或冒著風雨,為僅有的幾堂課,捧著五、六十本簿子,奔波於赴校和返家的路上。
新學期開始,父親給新同學的第一個作文題目仍舊是「談盡忠」,學生也仍舊用抄襲來的思考論述填著格子,但父親還是被取悅了,拿紅筆在行間圈圈點點,然後不知不覺的垂下頭打起瞌睡,房間裏只剩下電風扇吹動紙張的聲音。
雖然經歷這許多,父親的某些特質卻一直沒有改變。他還是一樣刻板、固執、不善變通,沒有教學方法,也抓不住學生善用機巧的心。
但是我對他的看法卻改變了,甚至,我開始敬愛起那些我曾嘲笑過的冬烘先生。我開始瞭解,一個教師的好,不僅僅在於他的教學方法或幽默機智,更是在於他能執著於教育的神聖,與對學生源源不絕的愛。我發覺,做像父親這種老師的學生,實在是很幸運的。
精神的標竿
文.桂文亞
老師教我們國文的時候,都已年逾七十了。只見他,春、夏、秋三季不外兩截式夾布唐裝;冬季裡,一襲藏青長袍,終年布鞋白襪,手搖摺扇,扮相很是古老而中國。
同學似乎並不把老師放在心上,上課吵吵鬧鬧,交代背誦的課文沒背,交代要寫的功課遲交;老師一開口,大夥就掩著嘴笑:「好奇怪的口音喲!有聽沒有懂。」
老師一口濃濁的鄉音,成為同學理直氣壯不用心聽課的理由:反正是聽不懂,聽了不也是白聽嗎?
算起來,那已經是十八年前的事兒了。十八年前十六歲的我,無論正過來倒過去說,都是非常青澀和幼稚的。
我和許多滿腦袋奇情幻想的十六歲女孩一樣,上課時,是非常偏愛窗外的。又恰巧窗外景色是那樣符合小說中的情境:一排綠楊柳迎風款擺,三兩白蝴蝶翩翩穿梭,天天天藍,教我不想下課也難。教室,一如囚籠,我、籠中的雲雀,嚮往著飛翔。
也總是不偏不倚這個節骨眼上,老師點起名來抽背書。
輪到我上臺背書了,我趕緊起身,往講臺前跑去。抽背書的時候,課堂總算安靜下來,我開始大聲背誦:「晉太原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我背得那麼順暢,那麼流利,老師滿意的閉上眼睛,搖頭晃腦,跟著背誦的節奏打拍子。背完了,老師高興得「好,好,好!好孩子!」讚個不停。才教的新課,不過一夜之隔,這孩子居然全讀熟了。
我得意地回坐。老師那裏知道,早在小學四年級,父親已教我背會這篇「桃花源記」了。
此後,每逢課堂抽背,老師一定喊我,如果是小時父親教我背會的古文,我稍一溫習固然就可背誦如流,那些沒有教過的,我也照樣輕騎過關。原因是,老師早已信任我,只要我一上臺,他就雙目微閉,滿心歡喜的聽我朗聲吟誦,殊不知,我居然是照著他攤在講桌上的課文,一字不漏的念了一遍!
老師一向只管用心講課,講到國恨家仇,便緊握雙拳,從右邊教室門口,一路跳到左邊教室窗口;講到忠貞之士可歌可泣愛國事蹟,就慷慨激昂,吟詩長嘯。老師聲若洪鐘,中氣十足,往往一聲暴喝,我們以為他生氣了,教室喧鬧的氣氛立刻安靜下來,卻原來是融入千古歷史,又與亂臣賊子力搏。
我始終弄不明白,老師為什麼不會生氣,不嚴加管教我們這群上課光會說話、傳紙條、吃零嘴、提早啃便當的頑皮鬼?老師只是盡心賣力地教,恨不能把心肝肺腸掏出來,而且是那樣激動,激動得非得從第一排跳到最後一排,來來回回無數趟不可。
尤其令我們興奮又奇怪的,是老師採取的「高分主義」。
國文是我們這所新聞專科學校的重頭課,特別是周記、作文,份量多,要求也較嚴格。但是,有一個很特殊的現象是,老師雖然仔細批改每篇作文,在分數上卻是絕對的「石門水庫洩洪」,即使作文再差,老師也通篇紅圈,給予各種鼓勵。(我是班上的學術股長,作文由我收齊交給老師,免不了有「偷看」的興趣。)
而在那樣不知世事的年齡裡,分數高低對我們通常有心理上的影響——一門功課,如果受到老師重視,分數自然會高;分數一高,讀書的興趣和信心也就油然而生。否則,再努力、再有興趣也不過掙來六、七十分,久而久之,勢必生疏氣餒了。
老師的高分主義,看來是有效的。不少原本對國文缺乏信心和興趣的同學,乍見老師的真心美言,不禁驚喜交集,紛紛加緊腳步向前;而那些一心一意做著記者夢、作家夢的文藝狂熱青年如我者,更是受到無以名之的鼓舞,生出一層感奮,覺得自己真要好好努力,才不致辜負老師的期許,不禁憑著一股傻勁,勤寫不輟。
翻開珍存十八年前老師批改過的作文簿,當年的作文題竟是:「別時容易見時難」、「無題」、「田園將蕪胡不歸?」、「春去也」、「知更鳥的故事」、「天涯未歸人」、「春歸何處」一類今日看來可笑可嘆的題目。回想起來,原來又是老師教學法之一:上作文課,他除列舉四、五個題目在黑板上任同學選擇外,也隨我們自由命題,自由發揮。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我,不但自以為美的「春花秋月」一通,還瞎編了好幾篇中年人的愛情小說,奇怪的是,七十多歲的老師,不但表示欣賞,還評為「寫得情意纏綿,逸韻奇趣!」
記得那年,林語堂先生在聯合報副刊陸續發表他對「紅樓夢」的考證和評論,我也搬門弄斧的在周記、作文本上發起謬論:「林語堂先生能寫他最敬佩的探春,我為何不能寫我最欣賞的史湘雲?最喜歡的劉佬佬?」
其實,「紅樓夢」原是我小學五、六年級時便有興趣翻看的一本課外讀物,加之父親書架上另有一本「紅樓夢人物論」,兩相參照,竟也看出一些苗頭來。
說真的,十六、七歲的孩子,又那裏懂什麼真假好惡?人說黛玉善感多愁,我也這般跟著憐惜;人說熙鳳陰謀城府深,我也就這麼地恨;人又說湘雲率真可愛,我看著如癡如醉,巴不得是她化身!
以致當我讀到報紙上討論的紅學,自然而然想賣弄一二,於是把各家「參考」來的看法,東抄一點,西抄一點,寫了一大篇「很有兩下子」似的「綜合什錦炒麵」。
沒想到,老師看了我的「大作」,簡直有若發現新慧星的狂喜,不僅立即推薦到校長成捨我先生那兒,還把文章交給校刊發表,更令我受寵若驚的是,作文簿上,堂堂批上:一百分!
更沒想到,老師從此益發對我偏愛起來,在學期結束後,成績單上的國文成績,總平均竟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一百分!
雖然說,分數不能代表一切,何況是這看著簡直有點過分的國文滿分,但是,對當年那樣一個充滿天真赤誠的女孩來說,還有什麼更能代替這一百分所包含的意義呢?
這一百分,代表著直追完美的精神標竿;這一百分,洗刷了我曾經幾何零分、三角卅二分的羞恥;這一百分,更賜給我追求成功、激勵奮發的勇氣!
當然,多年後的今天,我仍舊十分懷疑自己究竟有多少能力、多少能耐,在文學的浩瀚煙海中浮沉?然而,也每在失卻信心和信仰的邊緣,不忘提醒自己曾經擁有過這一個圓滿的紀錄!畢竟,在這個世界上,真有這樣一位長者賜給我全然的關愛與期望!
我也常在面對寫作瓶頸彷徨猶疑的時候,反覆回味十八年前,老師在學期結束後,特別在作文簿上的贈詞:「滿室芝蘭吐異香,一枝獨秀冠群芳,品高不與凡葩伍,文彩風流汥雅章。」這帖激勵劑,一直繼續支持我對自己的信心。
世事多巧妙,沒想到,多年之後,我也返回母校任教國文。站在老師曾經站過的講臺上,重複老師曾經要我背誦的課文,我不禁一而再、再而三的咀嚼:老師那種只有寬容沒有責備,只有鼓勵沒有壓抑的教學法,是多麼溫暖博大!
只是,我終究不能原諒自己——對與老師有關的一切——家世、背景、興趣、所學,甚至籍貫、年齡、住所——一無所知!
我所知道的,僅僅三個字,老師的姓名:鄒——子——珍,和那早已泛黃紙張上留下幾行文雅清靈的手稿,以及勢必將伴隨我終生的精神標竿——一百分!
難忘師恩
文.袁瓊瓊
大約是真的有「讀書運」這種東西,有人到處碰到壞老師,有人到處碰到好老師。壞老師真可怕,他不僅傷害小孩子的心靈,還給了壞榜樣,讓孩子學了,以為那是對的。
子于在「建中養我卅年」裏寫:「最壞的老師是心胸狹窄,要跟學生鬥氣,喜歡譏諷學生。學生不能反抗,但心裡是明白的。」做老師心寬和厚道很要緊。心寬就不跟小孩計較,厚道是懂得給學生留餘地。
我自己也讓老師傷過,但是遇到的好老師還是多。如今回頭想,我所以成為現在這個樣子,是來自他們或大或小的影響;有些明顯、有些隱性。但這些老師我都記得,他們是我回憶裏最好的一些片段,想到時總很快樂,覺得自己幸運,接近過美好的人。
最喜歡的還是小學三年級的鄭任卿老師,寫著這三個字都會想起她笑瞇瞇的樣子。鄭老師極白、長長的臉、薄嘴唇、頭髮齊肩,稍微燙了些鬈,順順的從頭旁貼下來。現在回想,她好像身體不太好,從來沒站在講臺上過,總是坐著,一腿搭在另一腿上。她總穿旗袍,課本攤在講臺上,一邊用教鞭敲桌子、一邊上課。我坐第二排靠左,看見她腿長長的、交搭著晃啊晃的。
鄭老師愛笑,打起人來也總笑瞇瞇的,沒把這當很嚴重的事。大家排著隊挨打,因為考試分數不夠或是其他,打得也很痛,可是不是很痛苦的事,大家有點做交易、借貸分明的感覺:做錯了,所以該打,可是不影響什麼,我們覺得我們都是好孩子,並沒因為做了錯事,品格就不對了。
老師也一樣很喜歡我們,書念不好也沒什麼不得了,世界不會因此而改變。可是不想挨打就要考好一點,考壞了就挨打,這是規則和定律,不是對錯問題,只是規矩,好像買東西要給錢。
那一整年都過得很美,一年裡,一定是四季都過了,可是現下回想,完全不記得酷熱與嚴寒。好像一整年,都是春天,清清涼涼的教室裡,有涼涼的風拂著,室外的太陽是淡淡的,絕不是刺目的金黃色;所有的景致都像泡過水似的,乾乾淨淨,又極柔和。而雲淡風清,一切都悠閒和安靜。
鄭老師跟我們講故事、講閒話,說到她家附近發生火災,燒死了一家人,那一家人燒成了什麼形狀,細細形容著,用淡淡的家鄉口音。我們全都聽著,覺得可怕和悲慘,但是窗外黃黃的陽光啊,教室裏陰陰的,風吹得人很舒服,鄭老師笑瞇瞇的……,又覺得那些和我們不相干,我們很安全,無論這世界怎樣悲慘,我們知道同時也有陽光、有清風、有鄭老師的笑容。
鄭老師大約不能算模範教師,從來想不起她教了我們些課本上的什麼,只記得她的閒談,記得上課的感覺。那時候上學變成很重要的事,愛上得不得了,因為學校就是鄭老師。
後來遇到的老師,沒有像鄭老師這樣以氣質取勝的了。多半是課講的好,會上課的老師真是教人愛的。
初一時的張志成老師,教歷史,當時全班都認為他帥得不得了。他總是白襯衫黑長褲,字寫得奇大。每次一堂課上完,黑板上佔得滿滿的,全是巴掌大的字。他嘴堛瑣史活生生的,葉宏甲和陳定國的漫畫都能扯進去一塊兒談,講起戰國時代群雄相爭像講武俠小說。
我一直偏好歷史,跟初一張老師的啟蒙不能說沒有關係。可惜是初二遇到的歷史老師就沒有那麼有趣了。所以對唐代以後的一切始終沒什麼印象,因為唐代以後是初二才教的。
初中時代的老師好像比較能幹。初三的地理老師能不看書畫地圖,講到那一省,他拿著粉筆就畫起來,畫好省界,再畫主要山脈、河流、城市、道路、物產,通通點出來。整個中國卅六省的形勢都在他腦子裡,後來沒再遇過這種教地理的老師。
可惜到下半年,因為準備聯考,開始逼得很緊,一切就簡化和惡化,不停地考試,地理課開始讓人頭大,董老師也不畫地圖了。
我是卅九年次,我們那一代真是考試如吃飯——不是言其容易,是說它的頻繁性——小學考初中、再考高中、考大學,老是在備戰狀態,校內惡補、校外再補,補得一塌糊塗,老師全成了凶神惡煞。再好的老師,若一見面就說「考試紙拿出來」,委實也沒法給人什麼美妙感覺。那時唯一讓人喘口氣的,只有國文老師宋龍泉。
宋老師教我們初三國文,他是堅持不考試的,在那種「非常時期」,一片喊「考」中,他偏偏不考。現在想,他必定面臨過阻力:別的老師和校方的。他不但不高興考試,更偉大的,他在那一年堸鷎i整個班級的文學興趣,常常講課講到課外讀物上,抄了許多好詞好詩讓我們念,介紹我們看文學作品,還給同學的作文做講評,特別表揚有文采的同學。
我當年大概是渾沌未開,從未成為宋老師的表揚對象。但是稀里花啦看了許多課外讀物,造成我高中聯考落第——跟宋老師大概很有關係。但現在想來,如果讓我選一選,願意讀熟課本考試成功?還是願意把時間花在課外書上?而那一整年的狂熱,可能是我現在從事寫作的根源——我還是願意聯考失敗。
當年宋老師還很年輕,記得是大學才畢業,留平頭、生了雙銅鈴大眼,講到激動狂熱處,兩眼一瞪,老實說是相當怕人,並不浪漫也不文藝。
第一次上課就跟我們講念書不能念死:「念死書的人,讀書再多,也不過是個兩腳書櫥。」這「兩腳書櫥」後來被他一再使用,常常要我們:「別做兩腳書櫥!」讚美人是:「他不是兩腳書櫥。」到後來我們就給他個綽號叫「兩腳書櫥」,當然絕不是原意。
現在回想他當年推介我們看的課外讀物,並非了不起的作品,所介紹的詩詞也多是已有定論的名家作品,他個人沒有特殊和深入的見解,連品味都不算頂高。但宋老師憑著他那「初出茅蘆」、橫衝直撞的熱情,大大影響了我們那一批半大不小的孩子。
那一年拚命於聯考的各種試煉裡,宋老師的課讓我們得到喘息的機會;他幫我們在升學的唯一世界媔}了窗口,讓我們看到另一片天地。
好老師是各形各色的。我後來高中轉考商職,考上了。我們的珠算老師真可怕,吳季福老師,矮個子,一個腦袋特別大,兇得一塌糊塗,只有他上課帶教鞭,動不動就把黑板打得劈啪響。
他也長雙大眼睛,說任何話都瞪著眼,以吵嘴口吻出之,他連念心算題:「三千六百四十五加二百八十五加六百一十三加……」你都覺得他在罵你。可是兩個月後全班都知道他是虛張聲勢,他那啪啪響的鞭子從來沒落到任何人頭上。
初二時我們換了老師,大家都很懷念他。過聖誕節時,全班合送了聖誕禮物和聖誕卡。過了幾天後的中午休息時間,大家正在埋頭吃飯,突然「啪!」地一聲教鞭打黑板的聲音,抬起頭來,睽違已久的吳老師正站在講臺上,他拿著我們送的禮物,包裝已經拆開了。
吳老師一邊敲黑板,一邊聲色俱厲:「怎麼可以送這個給我?我知道這很貴吶!我在店裏看過。你們這些學生,亂花爸媽的錢,豈有此理!年紀小小就學會亂花錢,……」他一邊講,一邊打黑板,笑也不笑,和從前一樣兇巴巴的吳老師。全班都鼓起掌來,越拍越響,吳老師說不下去了……。
最後他還是收下禮物和卡片,臨走時用他那商標性的惡狠狠表情警告大家:「以後絕不可以,誰再送禮給我,我會回來打他!」
我覺得學生喜歡的好老師,不見得全是循循善誘或和顏悅色的,兇沒關係、嚴沒關係,瞭解他內心的善意,能從他身上得到好處,學生就會喜歡。老師真正敬業、愛學生、關心學生,我們能體會得出來。像子于寫的:「他們不說出來,可是心裡知道。」
某些老師對學生的特殊善行或教誨:負擔他的學費,解決他的家庭問題或人生問題,在沉淪時拉他一把,特別鼓勵他的某種才能,在犯錯校方要記過時特別為他陳情……,這種老師我相信有,不過我沒碰到過。
對一般人來說,好老師其實也就是一些美好的人、善良的人、對自己負責的人,他們在我們成長的過程裡,用他們自己的方式來影響我們,用他們個別的方式帶領我們認識自己和世界。因為他們自己的好,給我們一種信心:知道這世界不管怎樣的險惡黑暗、爾虞我詐,你仍然可以做個好人活下去。而且你的好,會有人看見,也有人記得,即使永遠沒說出來。
善是隱伏著默默流動的東西,但是遇到的人一定都知道。好老師都教了我們這一點:德性才是永遠的。
黑旗班
文.丘秀芷
快滿十三歲那年暑假,我很神氣地踏入臺中女中大門。
新生訓練時還沒分班,我看到每位老師都鞠躬,連工友也不例外。有位老工友,臉黑黑的,頭禿了一半,身上穿著泛黃的布襯衫、藏青色卡其長褲,縐縐的,老在禮堂裏跟我們在一起。我在校園中看到他也恭敬地行個大禮。
新生訓練最後一天,訓導處叫我們各自看自己分到那一班,到教室等導師排座位。
我分到一年乙班。找到自己的教室,整個教室鬧哄哄的。
忽然,那個禿頭的「工友」進教室來!全班靜了下來,大家面面相覷,驚呆不已。這個「老工友」,哦,不!這位「老師」是我們班導師?
他站在講臺上,開口了。
老天,他講那一國的話?我一句也聽不懂,心中十分失望。女中怎麼那麼差勁?這種連國語都講不好、衣服又躐遢的人也來當老師?而且是我們班導師!
他在黑板寫上「閻兆遠」三個字,然後又說:「這是俺底醒命,俺是陝懂銀……。」
他又講了好多,我唯一弄清楚的是:他有一個可怕的姓,閻羅王的閻。
下課時間,班上一位個子高大的同學說:
「閻老師是我們班導師,他說他是山東人,住學校宿舍,叫我們有什麼不懂的事,要不就到辦公室找他,要不就到宿舍找他。他教我們地理課。」
我們大家共推這位高個兒同學當班長,一方面她長得體面,一方面是她聽得懂導師在說些什麼。班長叫任蓉。
開始正式上課,每天我到學校沒一會兒,「閻羅王」就到教室來了。「閻羅王」是我們導師在學校裏早已擁有的外號。
閻羅王「名不符實」,他從不疾言厲色,雖然他的嗓門大,神色卻平和。他常察看我們做作業,一一巡視。我們初上幾何,弄不懂,老師就從教務處借來大三角板和量角器,好幾天一早來就跟我們講解直角、40°、360°……。
起初我心中還想:「閻羅王不幫忙還好,愈解釋我們愈不懂,那一口山東國語,比數學老師的臺灣國語還難懂。」
那時我們已開始學英文。閻羅王教我們:拿一本小冊子,把英文單字、音標和中文意思全記在小本子上,隨時可拿出來念,比較方便。
他又教我們:國文要先瞭解全課的宗旨,再背課文就快了。歷史把各朝代、各皇帝帝號列一個表,年代寫在旁邊,主要大事也寫重點記在旁邊,做一個分析圖,這樣就不會把朝代弄錯、把事件前後秩序弄倒了。
讀地理的方法,最主要是畫地圖。畫過地圖就「一圖了然」於腦海中。
閻羅王上地理課,從不帶課本,每次帶一兩張地圖,先把地圖釘在黑板上,然後就閉著眼睛講課。奇怪的是,他閉著眼睛,卻能絲毫不差地指出地圖上的山川城鎮鐵路等位置來。
起初,我聽不懂他的話,只覺得他講課的神情很可笑。地理課都排在下午,我累了就趴在桌上睡大覺。老師也不管。
不過聽得懂老師的口音以後,就捨不得在課堂上打瞌睡了!那煙雨江南鶯飛草長,那塞外大漠平沙落雁,東北的「棒槌」、煙臺的水蜜桃和蘋果,關外回族異俗多,西南夷苗放蠱惑,還有蒙古包、喇嘛、長江、黃河……,上地理課,是臥遊故國山川,那裏捨得瞌睡?
上過好多省份,閻羅王都說:「這裡,俺待過。」然後仔細描繪當地的風土人情。他到過很多地方,知道許多奇情異風。
他從不責罵我們,也從不板臉孔,更沒拿過教鞭。他對我們班,近乎「縱容」。我們班從沒拿過冠軍旗,倒是經常拿黑旗(全校秩序、整潔最差),他也不責備。
升二年級後,我們班每天中午開同樂會。有的上講臺唱歌,有的表演話劇、有的跳舞,都是隨興的。後來,別班的同學也跑來我們班邊吃飯盒邊觀賞。
我們班人才濟濟,謝瓏瓏常在國語日報、小學生等報刊寫稿,任蓉是獨唱人才,陳夏生、謝明美、王明節等五六位個子高的是籃球校隊隊員(誰也沒想到陳夏生後來會倡導與籃球風馬牛不相及的中國結。任蓉成為名聲樂家倒是不離譜)。
這樣的一個班級,每天中午「歌舞不休」,無怪乎老得全校秩序比賽的「黑旗」。不過,我們倒把地上打掃得很乾淨——不乾淨怎麼能光腳跳舞、演話劇。有時,跳舞的同學跳瘋了,連課桌、講桌都跳上去!
其實閻羅王也不是「不管」我們,他管得才多。每天一早來,就看我們的課業。有那個同學身體不好,他就說上一大堆「如何使身體健康」的道理。
他常嚕嗦我,叫我:「字要一筆一劃地寫!」「要實實在在念書,別靠強記,臨時強記的不踏實!」「看小說和報紙別一直連著看,眼睛會看壞了!」
我是班上兩名近視眼之一,老師常嚕嗦我這一點(那年頭,近視眼的人絕少)。偏偏我每回自習課、下課到圖書館看報、借書,就碰到閻羅王,他也常在圖書館看書報。
升初三時,家搬得離校很遠,要通車上學。通車的同伴中有幾位高低班的同學,當她們知道我是「初三乙」的,臉上露出很怪的表情。稍後,他們說:
「反正你們倒霉,碰到閻羅王當導師,閻羅王國語不標準、衣服又邋遢,書不會教,學生也管不好!所以你們班班風不好!是有名的黑旗班。」
我十分憤怒,說:「哼!閻羅王才有學問,你要肯用心多聽幾堂課,就知道了!人不可貌相,更不能以衣著來衡量!閻老師的毛筆字寫得多有氣魄!學校裏有那位老師的字像閻老師那麼好!我們班風有什麼不好?人才最多!」
也許我說得「義正辭嚴」。所以她們不再批評我們班,也不再敢批評閻羅王了。本來嘛!怎麼可以憑外貌評斷一個人?
初中三年,他一直是我們班導師。有一次,隔壁班的同學作怪,在閻老師背後貼紙條,我們班同學知道了,跟她們吵起來。使她們很納悶:
「瘋子班居然這麼尊敬閻羅王!」
快要畢業時,我拿畢業紀念冊請閻羅王為我題字,他寫下蒼勁的七個字:
「苦學才能長聰明」
然後說我:「讀書,要下苦工夫才行。再聰明的人,讀書若只是浮光掠影地看一看,也成不了自己的智慧。」
我那時是貪玩的年齡,那裏放在心上。果然,在高中聯考時,我考不上臺中女中,而考取第二志願臺中市立一中。
市一中和女中只隔一條馬路。可是我卻不再回女中去,總覺丟臉。不過我用功多了,高中六學期常拿臺中市政府的清寒獎學金。
高三時,有一天騎車回家,在中山公園門口被人叫住。我急忙跳下車來,一看是閻老師,恭敬地行個禮,叫:「老師好!」
「你怎麼都不回來看老師啊?」
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你的字還是那麼潦草嗎?字要好好寫,要不然,考試很吃虧。」
談一會兒,向老師告辭,老師叫我有空回去找他聊天。
而我始終沒去。
進大學後,我無時無刻不記著老師那句話:「苦學才能長聰明」。我不再汲汲於學校的分數,只在乎自己能長多少智慧。
常想:什麼時候再回臺中女中,找閻老師,告訴他:「老師,民國四十五年畢業的初三乙那班同學,永遠記得您!」
可是有一天,在中央日報第四版看到一則訃聞:臺中女中閻兆遠老師逝世。
我真恨自己為什麼不早一些去看他!這一生再沒機會告訴老師:「初中三年豐美而不受壓抑的一千多個日子,使我們每個人都發揮自己的才能,也發覺自己該走的路!」
日後,看到好多位初中同班同學,成為各行各業的佼佼者,就常想:如果那三年中,沒有閻老師的啟迪和縱容我們發揮自己,我們只會成為拘拘謹謹的一群木頭人罷了!
唉,老師,您以前老是看到我們班領「秩序最差」、「整潔最差」的黑旗,上蒼為什麼不讓您長壽?讓您看到我們各自在工作崗位上,領了一面又一面的獎章、獎牌?
我思,我念,我師
文.王書川
應該是四十年前的事了。
我還是一個初中的窮學生,家中只有四畝薄田。家父為了養家活口,除務農外,還要兼作礦工以為貼補。一談到我要念中學,他就火冒三丈,認為我們窮人家,念一個小學畢業,已是祖上的陰德了。
可是這個想法,卻拗不過外祖父母,他們因為沒有兒子,對我這外孫期望很大。
他們獨排眾議,硬叫我去投考學費昂貴的顏山中學——縣裏獨一無二的中學。
父親在「尊命難違」情況下,提出一個條件,那就是必須考取前五名,否則就回家學木工——此時父親已給我找了一個木匠乾爹,以作後路。
我自忖生死榮辱在此一「考」,連日連夜拚命準備,結果皇天不負苦心人,考取了第三名。
父親無話可說,典當了二畝薄田,又東挪西借,才湊足四十塊大洋(銀元),給我繳學費。平素的衣食住行、文具等,則由外祖父供給,我這窮學生於是跨進了富學堂的大門。
我自卑而侷促地混在富有的同學中,只有一個念頭,就是拚命地用功,恨不能一個學期就畢業。當時,心中最擔心的不是功課,而是下學期的學費。
這種情況,被國文老師徐愛濤先生看出來。一個晚上,他把我叫到家裡。
老師親切和藹,師母也熱心關懷。我把家中的情況一一報告給他們聽,然後情不自禁地哭起來。
老師與師母溫和地安慰我,叫我不必擔心,他們在下學期願意負擔我的一半學費,只要我好好用功,成為一個模範學生,他們就心滿意足了。
我把這個喜訊,向外祖父母及父母報告,他們也感到驚奇而感動。
禮拜天,外祖父母帶我到老師家去道謝。並且知道老師膝下猶虛,乃商得同意後,拜他們為乾爹乾媽。這是我們家鄉一般窮人家對恩人投報的唯一辦法。
從此,老師與師母對我更加關愛;但是平時仍要我以「老師」、「師母」稱呼,以求自然。
老師是河北人,個子修長、清癯、長臉、嘴巴寬大、戴近視眼鏡,透過那層厚玻璃,兩眼仍炯炯有神。他對於詩詞歌賦樣樣精通,最特殊的是他喜愛現代新詩、小說和散文,並且極有研究。他常向上海、北平各大報投稿,一經刊登,他便拿來給我閱讀,並且講解寫作經過及措詞、句法、結構等,使我畢生受用無窮。
師母是舊式家庭出身,氣度高貴慈祥,小腳、衣著樸素乾淨,梳一般婦女的髮髻,發絲整理得有條不紊。她說話時慢吞吞的,與老師的急性子正好相反。
老師有中國知識份子「不忮不求」的風範,有「幾曾著眼看王侯」的淡漠,有「一蓑煙雨任平生」的流狂。他對教書十分狂熱,常說他在我們學生身上,可以得到三大報酬:一是傳授智識的快慰,二是彼此領悟的啟示,三是智識不斷的反芻。
他在課堂上講起書來,旁徵博引,妙語如珠,每個典故或成語,都滔滔不絕地詮釋透徹。更可貴的,他除了課本外,更油印了許多份「古文觀止」、「左傳」上的文章,那些艱澀難懂的字句,經他一一講解,真如剝去貝殼的珍珠,拭去浮雲的星星,晶瑩奪目,透剔玲瓏。
從此,我們從敬畏而不敢探首古文天地,一變而為狂熱地鑽研探索。
徐師在批改學生作文時,也是褒多於貶,能有個切題的句子,或妥適的構想,他便紅圈連連,文後還要獎勉幾句,令人感到無比振奮。
老師經常叫我到他家裡,與他夫婦共進晚餐,順便講解做人處事的道理。尤其對於我的「貧窮」,更是一再慰勉。
他認為「貧窮」是一種激勵青年上進的酵素,能刻骨銘心地深知「貧窮」的痛苦,就是最好的推動力,推動你去冒險奮進、勤儉自勵。
徐師這段話,給我的印象最深,影響也最大。數十年來,我就是受這無形鞭子朝夕不停的鞭撻,在做人做事上,幸未稍辱師訓。
在蘆溝橋戰爭爆發後,學校停課,學生都四散逃亡。徐師因師母有病,不能久羈異鄉,決定趁火車還能通達,返回家鄉。
他夫婦走時,時局已動盪不安。我雇了輛獨輪車,把他的幾隻舊皮箱搬到車上,箱內大部分是書籍、文稿,另外就是陳舊衣裳。
徐師頭髮蓬亂、面頰消瘦,一忽兒像老了十多歲似的。我請外祖父籌借了十塊銀元,在上火車時遞到他手裡。他堅決不要,並打開皮包讓我知道他有足夠的路費。但我趁他不注意時,仍將十塊錢塞到他皮箱裡。
火車開了,鐵輪慢慢的起動,我與老師都含著滿眼熱淚。只有招手,沒有話說。
他清癯的面容,修長的身量,慢慢從我的淚眼裏消失!我知道從此一別,今生今世可能永無再見的機會了!
數算起來,我今年已六十五歲,老師可能早已作古,想來不勝感念。
我不禁想起李商隱的詩句:落葉人何在,寒雲路幾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