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台灣每年十萬名大專聯招的考生而言，台灣大學是大多數人的第一志願；對美國每年四百萬名高中畢業生來說，志願就「多元化」得多了。

在想念大學的人當中，有人認為在家附近的州立大學是最好的選擇，有人認為長春藤聯盟才是值得一讀的名校。

然而對志在理工，尤其是電機、電腦、機械、土木等……工科的人來說，麻省理工學院則是蟬連百年以上的「第一志願」。

根據去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所做的評鑑，「毫不意外地」麻省理工學院仍是美國各工學院院長心中最好的工學院。

他們認為，「把科學界創新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的學校，非麻省理工學院莫屬。」「它的四百位教師陣容贏取諾貝爾獎，就像奧克拉荷馬隊贏得足球賽一樣輕鬆寫意。」就算把MIT拿到全國知名全科大學中比較，MIT的學術聲譽，仍僅次於耶魯、哈佛、普林斯頓，高居第四。

麻省理工學院不但在美國本土獨擅工科勝場，它也是一所國際知名的學府，這在中、日二國尤甚。

對台灣而言，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不但與「台灣產品」（Made in Taiwan）有同名之親——都簡稱MIT；我國這些年來經濟、科技方面的發展，也多少與MIT有關。曾歷任經濟部長、經建會主任委員，深受國人敬愛的趙「鐵頭」趙耀東、工業技術研究院董事長張忠謀、前中山科學研究院院長黃孝宗、第一部國人自行設計的汽車裕隆飛羚一○一催生者朱信……，以至於當今財、經二部長郭婉容、陳履安，都是MIT的校友。

至於日本人，對MIT的「感覺」卻是又敬又恨。這個「樑子」，是在二次世界大戰時結下的。

由波士頓最高的John Hancork Building向下俯瞰，查理士河畔的麻省理工學院全景一覽無遺。（吳先琪提供）（吳先琪提供）

日本敗於MIT之手

二次大戰前，雷達原理已被發現，但還無法實際用於偵測。大戰期間，MIT校長康普頓奉命在MIT設立了雷達實驗室，研發出一百五十種雷達系統，裝置在戰機及航艦上。

美、日太平洋中途島一役中，美軍便利用雷達優勢，精準迎擊來襲的日軍戰機；而日本卻吃虧於只能以望遠鏡觀測，讓美軍把日本航空母艦炸得精光。自此日軍失去進襲能力，只能坐以待斃。因此戰略家認為：原子彈結束了日本最後的抵抗，但真正破壞日軍戰力的最大功臣，卻非研發雷達成功的麻省理工學院莫屬。

提起這段歷史，MIT的學生驕傲、感念兼而有之。

「麻省理工學院在國防科技的主導地位，就是在那時候奠定的」，就讀於MIT史隆學院（商學院）博士班的江炯聰指出：至今MIT所拿到的國防科技研究經費，還是全美第一，而且遠遠超過第二名。

雖然有些反戰人士因此不讓自己的子弟就讀MIT，但國防經費對於麻省理工學院，卻是一筆極為重要的收入，因為MIT早年就曾因缺錢，四度險遭財大勢雄的芳鄰——哈佛大學的併吞。

秋天的楓紅總算為「理性」的麻省理工增添了一點詩情畫意。（吳先琪提供）（吳先琪提供）

MIT人一身傲骨

話說一百四十五年前，麻省理工學院在波士頓申請建校，卻因當時人們不重科技，歷經廿年才籌到十萬元保證金，開始蓋校舍、招學生。

由於MIT特別重視學生實際動手操作的實驗訓練，各系不惜斥資購買最好的儀器設備，所收的學費與校外捐贈根本不敷使用，因此學校寅吃卯糧的財務狀況，一直是歷任校長最費神的事。首任創校者羅吉士博士，便因積勞成疾，在卸任的交接典禮上致答辭時，溘然辭世，成為MIT人最傷慟的一段校史。

當時位於波士頓北邊劍橋的哈佛大學，眼見麻省理工聲譽日隆，自己的科學學院卻毫無起色，便三番兩次提出二校合併的建議。其實他們提的條件，尤其是第四次，對於窮哈哈的MIT實在深具誘惑：不需麻省理工改名，只派三位哈佛的董事加入MIT校董會，則不但提供廣大校地、鉅額資金，麻省理工的畢業生還可多領一張哈佛文憑。然而終因師生都怕學校失去獨立性，而投票否決了。

哈佛文憑，多少人想要都要不到，這些麻省理工的「小子」為什麼送到手邊還要拒絕呢？

「誰願意被人『買』走？」即將由土木系博士班畢業的劉格非表示，「哈佛人傲，我們也傲；他們傲在外面，我們卻傲在骨子裡。」

建築系師生在系館為自己製作的「群英像」。（鄭元慶）

杜凱吉斯與MIT搶功？

MIT的確有足以傲人之處。

撇開學校評鑑不談，這個只有一萬餘名師生的「小學校」自建校以來，一共產生了十二位諾貝爾獎得主。另外像電話發明人貝爾、飛機發明人萊特、電學發明家浦平、道格拉斯飛機公司創辦人道格拉斯、通用汽車公司創辦人史龍、杜邦公司家族十餘人……，都是MIT的傑出校友。

「連麻州州長杜凱吉斯拿來競選總統的政治資本——麻省經濟奇蹟，都是MIT校友創造出來的」，十年前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麻省理工學院數學系教授的鄭宏搖頭表示，杜凱吉斯不該「吹」人盡皆知的「牛」。

所謂「麻省奇蹟」，是指波士頓在六、七○年代因傳統紡織、製鞋等工業外移而沒落後，重新創造出全美國各工業州中最低的失業率，以及最高的工業成長率。這個奇蹟，主要是由波士頓一二八號公路兩旁的高科技公司締造出來的。

證諸一九八六年的統計數字，在這二百十六家公司中，確有百分之七十（一百五十六家）是由MIT的畢業生所開設。

「波士頓是個迷人的文化古城，學生畢業了捨不得離開，都喜歡留在附近創業」，鄭安表示：「現在一二八公路已經和加州的矽谷齊名了。」

世界第三大電腦製造商迪吉多公司，就是最好的例子。這個公司是在一九五六年，由一位MIT的畢業生，在母校附近一座滿布灰塵的倉庫中建立起來的。如今它已是一個勢力龐大的跨國企業，僅僅麻州一地就有員工三萬多人。

大學部學生頑皮地為宿舍貼上綠色大腳印。（鄭元慶）

會死，也要給自己一次機會

MIT究竟給了學生什麼樣的訓練，使得他們能「點石成金」，創造奇蹟呢？

「我們受的是斯巴達式的教育」，機械系博士班研究生金甘平指出，MIT不但重視實驗，還很注重「家庭作業」，所以每門課的學分數是上課、實驗、作業三者一起衡量的。

才來二年，現在就讀於建築系碩士班的張良瑛表示，她除了吃飯睡覺，其他時間都在念書。

MIT陽盛陰衰，身為未婚女性的張良瑛自是不乏追求者。但她表示，這是有「週期性」的——「放假時來了一大堆，一開學都跑光了。」

為了配合學生的需求，MIT的總圖書館廿四小時全天候開放，一年只在聖誕節前夕關閉四小時。

由於課業壓力大，學生自殺的悲劇時有所聞。曾任裕隆公司總經理的朱信也記得，當年在MIT就讀時，便有中國同學得精神分裂症。

「那時候只要有人突然不跟別人講話，整天把自己關在房間看電視，大概就是病兆的開始」，朱信喟然一嘆：「其實做實驗有時不一定有結果，尤其MIT以領導全球科技自許，要求大家研究開創性的題目，做不出來不見得是能力不行。」

修完課之後，應付博士資格考更是一場大戰，他記得當年十四個人只取二名，「全世界最聰明的人都在這裡，沒有人敢說那個過的人一定是我」，朱信回想起那段日子，似乎心頭仍有餘悸。

很多人聽說MIT的「兇悍」，即使申請時萬幸被錄取了，仍不敢貿然前往。

現讀機械系博士班的程啟正記得，當他收到MIT的I-20（入學許可）後，曾考慮是否該來此「送死」。他一位住過波士頓的學長告訴他：「會死也要來一次，總要給自己一個和全世界高手過招的機會呀！」

由於功課太重，麻省理工學院是全美少數沒有足球校隊的學校之一，學生們運動純為健身與調劑繃緊的身心。（鄭元慶）

名課年年上電視

「不惜一死」的代價值得嗎？

答案顯然是肯定的。

在伊利諾州立大學拿到博士學位後，繼續到麻省理工學院做「博士後研究」的廖南詩認為，MIT之所以能造就那麼多科技人才，確有它獨到之處。

「這邊上課是著重啟發性」，她指出：「別的學校比較注意學者們過去研究的結果，但MIT注重的是：那個idea是怎麼產生的。」

因此，MIT要求學生去看一個論題的原始論文（original paper），看看別人為什麼用那個方法；考資格考時，也是丟一個題目給學生，看他對這個問題要如何下手。

「這樣做的目的，是要及早培養你獨立做研究的能力」，金甘平表示，MIT最好的教授都教大學部的課，他們認為基礎最重要；研究生則被要求自己培養自己，「他們假設你畢業時已經是這個範疇最強的人，你的『老闆』（指導教授）都問不倒你。」

不僅僅研究生要動手做實驗、寫論文，MIT大學部的學生也一樣。

機械系十八年來就有一門名聞全國的課程——「2.70方盒子大賽」。選修這門課的學生被分成幾隊，學期開始時每隊各分發一個大紙箱，說好競賽題目，學期中就由系上十幾個老師教他最拿手的部分，由同學將紙箱中的材料設計成各種機械，期末考就是一場勝負賽。

有一年的題目是拔河比賽，一隊在車子上設計了一個大輪子，以加強重心；一隊設計了一個槓桿，把別人由前面甩到後面；還有一隊設計了一個吸盤，果然穩如泰山，把別人一個個拉了過來。但沒想到突然吸盤壞了，三分鐘規定時間內沒有修好，只好認輸。教授講評時還幽了他們一默：「好的設計固然重要，但機械的耐久性更重要啊！」

由於這個2.70機械大賽每年都有層出不窮的精采表現，美國公共電視台年年都會向全國定時播送，去年更吸引了日本Asahi電視台前來轉播，把MIT學生的創造力介紹給日本人。

「進入這樣一所學校，自然對自己的期望也會提高」，江炯聰表示，過去他一直不知道這個世界上對老師、對學生還有那麼高的標準存在。「經過這樣的洗鍊還能夠出得去的話，我有信心沒有什麼是別人做得到，而我做不到的事了。」

國慶日到了，MIT的中國留學生也放自己一仆，到波士頓的露天音樂廳聆聽一場交響樂。（吳先琪提供）（吳先琪提供）

「校獸」也愛開夜車

這樣的自信，來自紮實的治學功夫；而務實、苦幹的精神，更瀰漫在整個查理士河畔的麻省理工學院中。

例如MIT選擇水瀨做為「校獸」，是因為牠不但是大自然的工程高手，更有合群、勤奮，及喜歡開夜車的習性。「這個習慣和我們不是很像嗎？」劉格非笑著問道。

MIT的校訓則是：「理工是地獄，我們仍然快樂。」由於課業的繁重，學校沒有足球校隊，跳舞只准在三、四年級舉行一次，甚至一九二三年前連畢業典禮都不穿戴黑袍方帽。

校園景觀也可以看出MIT理性務實的風格。

「我們學校的雕塑都是鋼架，各系館也是直呼代號，不像哈佛，是以人名命名，因此感覺上人文氣比較弱」，土木系碩士班的黃忠信指出。

學建築的張良瑛也表示，功課壓力大時她喜歡到哈佛校園走走，那堨j雅的建築，以及哈佛廣場邊間間風格獨具的百年老店，在在可以舒緩緊張的情緒；而MIT不但校園小，四周又是倉庫、公司行號，「學生想在學校四周逗留都不太可能」，她遺憾地說。

說MIT人文氣息弱，可能有人不願承認，因為MIT的語言系排名全美第一，史隆學院在全美商學院中也能排到四、五名，政治科學系亦非弱者。但萬變不離其宗，這些人文社會學科在MIT，也是用科學方法治學的。

據說，關於哈佛與MIT的管理學院有一個流傳甚廣的笑話：「哈佛就是訓練他的畢業生怎麼用MIT的畢業生。」

這個笑話雖然MIT不願承認，MIT確也出了許多後來成為傑出管理者的校友，例如美國花旗銀行總裁李強（John Reed），就將電腦引進銀行作業系統，把銀行業也帶入高科技領域；但哈佛校友出過許多任總統（如傑佛遜）、國務卿（如季辛吉），而MIT校友中卻還沒有人擔任過這類全國最具影響力的職務，卻是不爭的事實。

「現在大學部的課程有點在變」，黃忠信指出，MIT要求大學生花三分之一的時間修讀人文學系的課：「學校希望畢業生不只是優秀的工程師，也能在社會上佔有一席之地。」

萬聖節前，路旁堆滿了大南瓜，留學異國的學子也不免停下車來買個回家應景。（吳先琪提供）（吳先琪提供）

MIT不再是理工第一？

根據這個政策而變的，是大學入學標準。去年十二月MIT校刊「The Tech」，發表了一份物理系教授所作的調查報告，指出麻省理工學院對於申請者在數學、化學及語文方面的成績，有降低標準的明顯趨勢。這並不是優秀的申請者少了，而是學校開始注意學生在課外活動，性向方面的表現。

然而對於這項改變，教授們的反應卻是見仁見智，尤其一些已親身感到學生素質降低的教授，更是怨聲迭起。因為他們之所以到MIT當教授，就是為了能「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我以前也不喜歡MIT的制度，這媯馱茼h功課，把學生逼得太緊，限制了他們自由發展的機會」，鄭宏表示：「但現在我的看法改變了。」

他指出，理工不是「蓋」的，不能光聊聊天，懂點社會情況、人情世故就夠了，而是一定要下苦功夫的。況且社會上不見得每個人都要有組織領導的能力。已進入MIT入學許可委員會的鄭宏表示，他將把他的意見反映到委員會中。

看來，一百多年歷史的麻省理工學院正面臨一個兩難的抉擇，未來如何，就要看新生日後的表現了。

〔圖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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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波士頓最高的John Hancork Building向下俯瞰，查理士河畔的麻省理工學院全景一覽無遺。（吳先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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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嚴冬酷寒，各建築間多以長廊相接，以免學生身受「納爾遜上學」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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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楓紅總算為「理性」的麻省理工增添了一點詩情畫意。（吳先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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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系師生在系館為自己製作的「群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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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學生頑皮地為宿舍貼上綠色大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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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日到了，MIT的中國留學生也放自己一仆，到波士頓的露天音樂廳聆聽一場交響樂。（吳先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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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功課太重，麻省理工學院是全美少數沒有足球校隊的學校之一，學生們運動純為健身與調劑繃緊的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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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師生都講求效率，因此校內建築概以編號稱呼，沒有一大串名字，圖中這棟麻省理工最主要的建築，就是大家口中的「七號館」。（陳啟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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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聖節前，路旁堆滿了大南瓜，留學異國的學子也不免停下車來買個回家應景。（吳先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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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架雕塑是麻省理工校內最常見到的「裝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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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棟媒體科技館（Media Lab）是麻省理工在未來資訊時代確保其科技領先地位的研究中心。由名校友貝聿銘設計的系館廣受外界讚揚，卻被桀驁不馴的學弟妹評為「像浴室」。

學校師生都講求效率，因此校內建築概以編號稱呼，沒有一大串名字，圖中這棟麻省理工最主要的建築，就是大家口中的「七號館」。（陳啟正提供）（陳啟正提供）

鋼架雕塑是麻省理工校內最常見到的「裝飾品」。

這棟媒體科技館（MediaLab）是麻省理工在未來資訊時代確保其科技領先地位的研究中心。由名校友貝聿銘設計的系館廣受外界讚揚，卻被桀驁不馴的學弟妹評為「像浴室」。（鄭元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