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哈金，這個一臉憨厚，說話不花稍的中年男人，同時是個詩人，重量級小說家，寫實大師。哈金之「謎」於是有兩個層面。

第一：關於他以第二語言英語寫作而成為中國作家在美國成功的傳奇。第二，關於他寫作時候的自我和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兩個自我之間的落差。

哈金在台灣不算太知名，但忠實讀者不少，此次來台亦備受禮遇。圖為2010年台北國際書展中的哈金專區。

2010年元月，哈金應台北國際書展之邀，這是他第二次來台。

哈金第一次來台在2001年9月下旬。2000年他獲得美國書卷獎的長篇小說《等待》由時報出版，接下來時報又出版了他之前的短篇小說集《光天化日》和《新郎》。

《新郎》出版時哈金應中華文化總會之邀首度訪台，其時美國尚還籠罩在911事件的世紀烏雲中，台灣則剛受到納莉颱風重創。哈金就在這樣一個詭譎的時機來台，並獲陳水扁總統接見。總統發表了政治人物必須為文學創作者營造一個「無障礙的寫作環境」談話，言下之意，直指中國大陸對藝術家種種創作及心靈自由的箝制，以此呼應哈金被迫異鄉漂泊，乃至必須選擇以英語寫作的命運。

「他選擇了背對祖國」──這是中國時報開卷版為哈金專訪稿所下的標題。

第二次來台相隔9年，哈金應台北國際書展之邀參加「華人作家高峰會」，並同時推出最新短篇小說集《落地》（時報），與演講暨評論集《在異鄉寫作》（聯經）。27日晚間在台大誠品舉辦簽書會，28日發表專題演講「從移民經驗看華美文學」。

兩次來台皆來去匆匆，連時差都來不及調，整天接受採訪，被安排和高官餐敘（「你們的行政院長口才真好！」他說）。

哈金深知台灣的民主自由，也明白台灣之於他的特殊意義。除了《等待》，中國大陸至今禁止出版他的所有作品，也只有透過台灣，大陸民眾才能讀到譯成中文的哈金，從《好兵》、《池塘》、《瘋狂》、《戰廢品》到《自由生活》，而哈金是希望中國人讀他的，「閱讀並且檢驗」。

來去匆匆，哈金遺憾他沒有機會在台灣看到「普通人的生活」，只由時報副總編輯葉美瑤陪同在溫州街、台大逛了一圈，倒是台灣讀者的熱情讓他印象深刻。哈金並不是暢銷作家，但來參加簽書會的讀者，每一個人都讀過哈金的每一本小說，當然也都是這個奇幻當道的年代中，寫實主義的信徒，其中還包括一名最愛《戰廢品》的小學生。

現實醜陋而嚴峻冷酷，但強悍的作家和讀者從來不選擇背對。

因為不能認同天安門事件而不願回中國的哈金，出於自願地羈留海外，雖然孤獨，卻擁有創作者最可貴的獨立自主與書寫真實的自由。上圖為其最新短篇小說集《落地》。

為什麼用英語寫作？從美國、香港到台灣，這是哈金必然面對的提問，而他每每沒有機會完整表達，多數時候答案被簡化成十分謙卑的「為了生存」。這一次，哈金用《在異鄉寫作》一整本書徹底回答了這個問題。

一開始哈金並沒有計畫在異鄉寫作，但人生如果是旅行，那就是一場永遠無法按照計畫進行的漫長旅行。旅行是為了回家，但哈金旅行到最後，卻是在另一個國家建立了一個家。

哈金原名金雪飛，東北人，母親在大雪紛飛時候生下他。1969年末，14歲未滿時他便虛報年齡加入解放軍，屬邊防團，曾駐守在一個叫做關門嘴的村子，村民多是朝鮮族。1975年初退役，他想繼續念書，卻因為文化大革命無大學可入，只得轉入佳木斯鐵路做了3年工。一直到1977年高考（大學聯考）恢復，他考進黑龍江大學英語系，然後是山東大學英美文學研究所，1984年拿到位在波士頓近郊的布蘭戴斯大學獎學金，赴美攻讀博士。

哈金這樣計畫人生：取得學位後即回山東大學教書──以龐德（Ezra Pound）、艾略特（T.S. Eliot）、奧登（W.H. Auden）、葉慈（W.B. Yeats）等英美詩人為研究對象的博士論文在中國有市場，在美國則無用武之地。

所以哈金研究詩，寫詩，他不知道他未來的人生將燦爛在小說上。

14歲當少年兵、20歲當鐵路工、29歲赴美後再也沒有踏上祖國土地……，種種曲折，造就了哈金文學與個人氣質的深沈底蘊，而他最擅長的，正是在平凡人的平凡經歷中挖掘出令人低迴不已的深意。圖為哈金早年在美國受訪情形。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讓哈金的旅行成了看不到終點的放逐，不是他不能回家，而是他不想。他感覺被國家背叛了，而他不要回到那樣一個國家；更重要的是，為了孩子──他希望兒子做美國人，不要重蹈他這一代中國人的生命軌跡。但以詩人身份在美國幾乎無法生存，為了替自己打開另一條路，哈金就近到波士頓大學寫作班旁聽，寫詩，也寫小說。

1992年哈金拿到博士學位，實力加上運氣，打敗了兩百多人進入艾莫里大學執教。教學需要每年提出作品審核，而相對於詩，發表小說似乎容易些，這是哈金認真寫小說的開始──為了在英語世界中生存，但不僅僅是生存，也為了生存得有意義。在此之前，他從未以「小說家」作為前進的目標。

寫作班老師一直認為哈金有寫小說的天分，但哈金從不做如是想。他寫作時理性而不濫情，卻不是一個天才型作家；他相信只要透過持續努力，寫作技巧是可以訓練的，就看基本功練得紮不紮實，內力夠不夠深厚。

西方主流文學界至今仍以舊俄文學為典範，托爾斯泰、杜思妥也夫斯基、果戈里、契訶夫就是哈金所擁抱的「偉大的文學老師」，他模仿、效法，藉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抬高眼界」。對小人物的關懷、豐富的生命感以及人性的神聖，哈金相信這就是一個小說家的「眼界」，「一旦作家的眼界寬廣，他會願意吃苦，不計一切來完成他的藝術。」

另一方面，努力型作家更必須學習面對挫折，鍛鍊忍耐力。有一段時間他過著天天收到退稿的日子，只好和妻子約定「吃飯前不檢查信箱」。

因為不能認同天安門事件而不願回中國的哈金，出於自願地羈留海外，雖然孤獨，卻擁有創作者最可貴的獨立自主與書寫真實的自由。上圖為其最新短篇小說集《落地》。

很多人不知道，哈金的第一本書是從解放軍經驗出發的詩集《沉默之間：一個來自中國的聲音》。為了寫詩，他搜輯很多材料再加上親身的軍旅經驗，後來這些都用到《好兵》的故事裡了。

出版第一本書時，哈金把自己看作中國底層的代表，定位自己是為不幸的中國人說話、但用英語寫作的中國作家。然後一本書──印度裔英國作家奈波爾的《大河灣》──改變了他的想法。

「一隊前行的螞蟻，不會因為有幾隻螞蟻掉隊或迷失而停下來等待，依然繼續前進」──奈波爾的這個螞蟻譬喻，準確捕捉到個人與集體的關係。

「我們這代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已經被灌輸一種信念，即在你和國家之間有一個不言而喻的合約」。對哈金來說，這個合約自他去國赴美後就失效了，反過來也照見他「中國底層代言人」的狂妄愚昧。

無論掉隊或迷失，哈金意識到，作家就是作家，他必須學會獨立，用作品回答一切。作家當不了好將軍，對社會改革亦愛莫能助，作家能夠盡力做的，就是「發出個人的聲音」，這成了哈金的文學信仰。

哈金在台灣不算太知名，但忠實讀者不少，此次來台亦備受禮遇。圖為2010年台北國際書展中的哈金專區。

所以用英語寫作，哈金說，一來他非得如此，除非他來美國之前就已經用漢語寫作、擁有讀者，用哈金妻子卞麗莎的說法是：「你只能用英語寫作，才能寫出個名堂來。中國作家這麼多，你混不進去也混不出來。」

二來，這不是他的發明，寫出《黑暗之心》的康拉德與寫出《幽冥的火》的納博科夫，已經立了一個偉大的傳統在那裡，有一條可遵循的路，就看你有沒有勇氣、敢不敢走，以及，配不配得上這個傳統。

不過哈金面對的挑戰更大，康拉德沒有用英語寫波蘭，而對納博科夫，俄語英語都是第一書寫語言。哈金卻是用不地道的英語寫西方人陌生的中國題材。面對「英語詞彙過於貧乏」的批評，他這樣解釋：「他們未能理解像我這類的作家不是在字典範圍內寫作。我們在英語的邊緣地帶，在語言與語言的空隙中寫作，因此，我們的能力和成就不能只以對標準英語的掌握來衡量。」

他還得要面對來自中國的批判，最多的是說他「販賣封建中國」，討好西方人，以及美化美國。

哈金在台灣不算太知名，但忠實讀者不少，此次來台亦備受禮遇。圖為2010年台北國際書展中的哈金專區。

對哈金來說，每寫一本小說都是一個漫長的奮鬥、掙扎過程。

《好兵》是哈金的第一本小說，斷斷續續「勞動」了5年才完成並出版。哈金承認它深受契訶夫影響，所有故事都集中在中國邊境地區的一支軍隊，呈現軍人與老百姓的喜怒哀樂，故事和故事相互支援，匯構成一幅歷史的小小畫片。

《好兵》獲1997年美國筆會海明威基金會小說處女作獎，評審用「他以對時代風俗的細微觀察，以他明顯地對技巧的全面掌握，從錯亂的現實中創造出純粹的藝術」譽之。

把許多個真人實事捏塑在一起，改名換姓，東接西連，讓各式各樣的細節合情合理編織進小說裡，故事上升為文學，這成了哈金小說的基調。

架構第二本小說《光天化日》故事的「歇馬亭」，就是以他童年居住過的遼寧金縣亮甲店為原型，12個鄉村故事構成「一部地方誌式的道德史」。《新郎》的構思與《光天化日》大致相同，但故事地點搬到以佳木斯為原型、再融入哈爾濱風情的虛擬「木基市」，這也是後來《等待》裡孔林和吳曼娜發生愛情的城市。

《池塘》是哈金第一部長篇小說，故事又回到「歇馬亭」，寫的是在化肥廠工作也是業餘書畫家的邵彬一家人，對住進「工人之家」的引頸期盼及奮力搏鬥的過程。

哈金在台灣不算太知名，但忠實讀者不少，此次來台亦備受禮遇。圖為2010年台北國際書展中的哈金專區。

獲1999年美國書卷獎及次年美國筆會福克納小說獎的《等待》，應該是華人最熟悉的哈金作品，哈金也因它而奠立文學大師地位。

《等待》演繹自一個哈金在山東大學念研究所時聽來的故事：文革期間，軍醫孔林每年都要回到鄉下與「包辦婚姻」的髮妻淑玉商量離婚，如此18年，年年都沒有成功；他的婚外戀人吳曼娜苦等18年，等成了中年，等出了絕症，也把春花燦爛的愛情等成了秋葉飄零，乃至發出酸腐的氣味。

到底是怎樣的制度、法律和社會環境，共同造就了這樣的苦苦等待？革命製造的是愛或恨？人性中的什麼在革命中被剝奪掉了？答案都在小說中自我揭露。

「在疏離的後現代時期，仍然堅持寫實派路線的偉大作家之一」──這是美國文學評論會給予《等待》的最高讚美。

《瘋狂》寫六四天安門事件，但哈金選擇了一個對北京示威漠不關心的文學研究生萬堅做敘事者。萬堅來到北京，主要是為了照顧中風的指導教授兼準岳父楊教授，他鬼使神差的「挺進」天安門，沒有堂皇的目的或民主自由之夢，也沒有救國救民之心，純粹是為了向未婚妻證明自己不是個懦夫，以及「想在束縛我的繭上戳開一個洞」。

哈金在台灣不算太知名，但忠實讀者不少，此次來台亦備受禮遇。圖為2010年台北國際書展中的哈金專區。

然後哈金又寫了獻給父親，一個朝鮮戰爭（韓戰）老兵的《戰廢品》。

在歐美國家眼中，韓戰是一場「被遺忘的戰爭」，被遺忘的戰爭中有一群被遺忘的「中國人民志願軍」，他們的人生和命運被政治無情地拋擲與耍弄，哈金以此為背景寫出韓戰戰俘營的《戰廢品》，獲選為2004年「紐約時報」年度10大好書。

2001年哈金訪台時，便已宣告未來將會轉寫美國題材的小說，當時他是這麼說的：「那麼久沒回去了，天長日久的，中國變了，我也變了，我對中國已經逐漸陌生。」

不僅只是逐漸陌生，哈金的心，也已經不在中國那裡了，但中國是他的過去，人旅行的再遠都不可能擺脫過去。「或許有一天我會回去看看，卻不可能回去生活了，」他用低低的聲音說。

33萬字的《自由生活》便是哈金以美國為題材的第一個長篇，雖是虛構，但不可避免的，讀者必然會拿小說主角武男的經歷和心路去對照哈金、想像哈金。某一部分來說，這是對的，雖然現實中哈金做了文學教授，沒有去開餐館，至今沒有踏上中國土地，而小說中的武男開餐館，在暗夜中寫著一首接一首發表不了的詩，並回到中國探親。

哈金在台灣不算太知名，但忠實讀者不少，此次來台亦備受禮遇。圖為2010年台北國際書展中的哈金專區。

武男有一部分的確是哈金的投射，諸如六四之後再也不願回到祖國，在美國為了生活打各式各樣的工，與中國留學生的言語衝突，人生的終極夢想是寫詩等等。小說一開頭寫六四過後，武男夫妻在機場等待6歲不到的兒子從中國獨自前來的心急如焚，那也是哈金的真實經驗。

個人的價值取決於群體的成長和發展，國家凌駕於個人生活、大我遠比小我更重要──這是武男、也是哈金一心一意要丟棄的；他們都追求個人的、有意義的自由生活、文學生活，自由卻孤寂。

個人與國家之間的矛盾，個人在國家裡的位置，有很長一段時間哈金並沒有意識到這些，可當他回頭重新審視自己這20年來的創作，加上正在書寫的一部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小說，他發現，每一部小說，每一段搏鬥的歷程，都是在處理這樣的命題，「龍應台的《大江大海1949》不也是？！」他已讀過《大江大海》。

哈金認為《自由生活》是他創作至今的代表作。

今年元月出版、寫移民故事的《落地》，則是第一本哈金親自譯回中文的短篇小說集。使用中文對他是一種本能，無須過多思考，但這並不表示要他返回漢語世界。不能用母語寫作雖是哈金「個人的悲劇」，但英語小說被翻譯成三十多種語言，在漢語世界之外找到了更多的讀者，這是最大收獲。

一切都因為一場不能回家的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