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墜的故事】埔中大馬璘遺址出土！

埔里市中心，漢仁堂國術館。

六歲的棠棠在木頭桌上畫圖。香蕉樹下蝴蝶飛舞，太陽高掛、翠綠的青草蔓生在河邊，是埔里，也是孩子的世界。畫面的空白處，棠棠在畫圈圈，一個又一個，每個圓圈裡都直截著兩條短線。這些像是鵝卵石似的橢圓形，就突兀地飄在畫面上。

棠棠畫的圈圈可不是外太空飄來的氣球，那是考古遺址裡常發現的「網墜」──圖中的短線便是遠古人用石斧刻出來的凹槽，用來綁繩索或漁網，捕魚用的。這張圖看在許多關心埔里考古遺址人士的眼裡，大家都露出會心一笑。

石棺就是這樣「出土」的！挖掘現場，老師對著孩子講解，只可惜棺內的遠古人，可能因為酸性土壤而腐化了。（薛繼光）

埔里鎮石棺出土！

今年元月，素以明媚風光聞名的埔里鎮傳出了新聞，說是有史前珍奇石棺出現，還有媒體稱它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石棺群」。

石棺的出現，常是考古挖掘裡令人振奮的事。通常有石棺出現，很可能意味著有機會出土人骨，可進一步了解當時人種、族群等問題。而石棺裡外的種種，像是石棺排列的方向、石棺內陪葬品為何、埋葬的方式、葬具等，都可進一步了解遠古人類社會與儀式行為。

媒體報導裡的石棺群，就在離市中心不遠的關刀山上，下車後得再步行四十分鐘，才能到達目的地。那是一片間種著漆樹、竹林的私有山坡地，考古學者稱為「石墩坑」遺址，海拔在六百公尺以上。

石墩坑遺址的出土，宛若一粒小石子丟到水裡，埔里人心中激起陣陣漣漪。一方面是因為這條新聞上了報紙的全國版，許多人因此知道，在埔里，似乎在美麗的山水，在米粉與紹興酒等特產之外，埔里人還有一些傲人的財富──遠古人的文化資產。

但是埔里人的遠古文化資產，還不僅石墩坑一處。

在山林裡的「石墩坑」遺址也出現石棺群，考古專家共同會勘時，聚集了大批人潮。（張良綱攝）

撞出了大馬璘遺址

埔里高中有文化遺址的事情，早在石墩坑遺址會勘的記者會上，就已有人提出。當時地方人士在會上不停地爭論，若石墩坑遺址果真重要，那此後要不要挖掘？若是暫且不挖掘，先加以保護，應由哪個地方主管單位監督、管理？以及最重要的，經費的來源如何籌措？而目前已在地表撿拾到的石刀、石斧等器物，又該如何處理？

就在大家紛嚷不休時，突然有人提到，現在大家擔心石墩坑遺址的後續問題固然重要。但是石墩坑說起來還是離埔里市中心較遠，人煙罕至之地，而且地面上如今只有種植農作，這種農事的開發，對遺址的破壞比較小。

「目前最要擔心的，是已經在埔里市區，早就被列為考古遺址，但是卻因為地方的開發，很快就要化為塵土的遺址，」會勘記者會上，作家廖嘉展大聲疾呼。埔里高中興建校舍與考古遺址衝突的問題，就此躍上地方事務的舞台。

這是埔里另一處水蛙堀遺址的文化層，圖中可看出灰褐土的部位，有遠古人的器物出土。（薛繼光）

赫赫有名的大馬璘

當教育碰上了文化，當校園規劃與考古遺址發生衝突時，你選擇哪一邊？

埔里高中是重要遺址所在地的事情，並非什麼新鮮事。日據時代，此遺址就以由台中豐原遷徙到埔里的平埔族巴宰海舊社「大馬璘」為名，並被認為是可解答「台灣印度尼西亞族的起伏消長關係，以及高山番與平地番的關係……」的重要遺址。

當年所稱的「印度尼西亞族」，便是如今大家熟知的「南島民族」。這個民族分布甚廣，從太平洋及印度洋的島嶼，到東南亞的中南半島與馬來半島，北至台灣，南至紐西蘭，東至南美洲以西的復活島，西至非洲東岸的的馬達加斯加島，總人口約兩億多。台灣的山地原住民及平埔族，全都屬於南島民族。

當年日本幾位著名的人類學者如鳥居龍藏等人都曾來過這個遺址，金關丈夫等人還曾進行過挖掘。光復後，如今是中央研究院學者、也是埔里人的劉枝萬曾對此遺址試掘。一九四九年中研院史語所學者石璋如正式進行大規模的挖掘，地點就在今日埔里高中、愛蘭教會、醒靈寺等所在地。

「這是從大陸遷過來的史語所在安陽殷墟之後，對台灣遺址所作的第一次挖掘，也是漢人對台灣考古研究，從日本人手中奪回發球權的第一次，」史語所研究員劉益昌說。

只可惜受制於人力及經費，當時的挖掘報告，遲至一九八七年十二月才由劉益昌整理、撰寫出來。

一九九二年，內政部委託學者對全省考古遺址做調查，篩選出一○九個重要遺址，南投縣列名的遺址地共十四個，大馬璘是其中之一。當年的報告書清楚寫著大馬璘遺址的範圍，並請相關單位「儘速規劃部分地區的現址保存，指定古蹟。」

位於仁愛鄉的曲冰遺址經發掘後，發現有四十八間以上房屋基址所形成的史前聚落，內外混雜有一百七十二座墓葬。（鄭元慶攝）

在灰黑的紅土層下……

大馬璘雖然被考古學者列為重要遺址，但在考古範疇之外的其他人，包括從省、縣、鄉鎮等級以下的主管官員，卻都不知道埔里有這樣一個聲名響亮的「古蹟」。在埔中事件發生以前，對埔里民眾而言，大馬璘遺址就如同教科書上的一個名詞，聽到時，說不定連想問一問的好奇心都沒有。

但是埔里人卻彷彿又知道，在台地灰黑紅土層下，的確藏有什麼動人的祕密。別的不說，每有工程建設，地表上常出現一些奇奇怪怪的大小石片，有些還看得出形狀，明顯地就是人類使用過的刀、斧、箭簇等造型，大片大片的石板，也讓居民懷疑是過去人使用的棺材板蓋。

埔里高中旁邊，據說是平埔族後裔的潘明照老先生，從房間翻出珍藏多年的收藏品。沒有整理的木盒裡裝填的盡是他家在翻修、改建房子時，被怪手挖出來的東西，像有如十元硬幣大，但較厚、乳黃夾一點灰色，間有些蛇紋的「台灣玉」，有人推測說是古代人的錢幣，也有人說是鑽耳環用剩的玉材。他把這些台灣玉、斧頭或刀狀的石片珍藏起來，「留做紀念，」他說。

家住埔里入門地標──醒靈寺附近育英國小老師塗江營表示，他家附近未建兵營時，每逢下雨就有石棺出土，在泥濘地裡露出來的石棺，「像雨菇一樣多，」他形容說，當地居民早有傳聞，說愛蘭台地整個是「番社」，露出來的石棺，是「番仔的墓」。

潘明照的「寶盒」裡，盡是大馬璘人用過的生活器物，旁邊剛興建的新房，也是遺址所在。（薛繼光）

當遺址碰上了工程

根據考古學者在一九八七年發表的學術報告，整個大馬璘遺址，包括目前埔里鎮愛蘭里的大部分土地。如今埔里鎮的幾個大型公共建築，如醒靈寺、埔里基督教醫院、埔里高中、愛蘭國小，以及國小附近的一處軍營，還有錯落其間的大小民宅，在考古學者的眼中，都是不該興建的建物，對遺址的破壞甚大。

埔里向陽檢驗所檢驗師、也是作家的鄧相揚表示，埔里各類工程對遺址的破壞，已是陳年問題。在埔中事件發生以前，大多數的遺址上進行的工程，均在無人發現，或發現了也無人有異議的情況下照常進行。曾在埔里基督教醫院任職的他，親眼看過怪手輾過一整排石棺。位於埔中後院的潘明照家宅翻修時，他也曾前往察看，甚至請求潘家能保留一個有許多出土物的土堆，但最後這些遺址都在怪手機器聲中，灰飛煙滅。「除了心疼，拍照留念外，別無他法。」鄧相揚說。

「遺址不像其他保育動物還可復育，被怪手挖掉後就不可能復生，」鄧相揚說。鎮上有些「文化人」不忍心坐視這些古物毀壞，於是就依靠己力，利用有限的時間和資源，跟怪手搏鬥。像大成國中的老師簡史朗，每當聽聞有工程在遺址範圍內進行，他就拿一個鐵篩，到土堆裡「尋寶」，將被怪手翻出來的石棺殘片等物從土堆裡篩選、整理出來，一方面作為地方史的見證之物，一方面也作為上課時的鄉土教材。

埔里基督教醫院這塊空地將興建停車場。遺址將從此毀壞，或是如埔中般也有搶救的機會？（薛繼光）

共同意識在哪兒？

埔里眾多遺址就這樣逐漸被怪手剷平。去年舊曆年前，同樣的劇碼眼看又要在埔中上演一次，但這次的情況卻跟以前不大相同，埔里的許多民眾，特別是一些「文化人」，他們不再滿足於只是在怪手下撿東西，而積極地與相關單位溝通、折衝，要求這次怪手能「手下留情」，留住歷史。

發起埔中遺址搶救運動的關鍵人物，是半年前才從新港文教基金會離職，一直致力於開展地方文化的作家廖嘉展。「全程參與的理由，」他說，只是希望能為埔里找到一些共同的歷史意識。

埔里本為眾多族群聚集之地。根據文獻資料記載，漢人勢力未進入埔里前，總共有泰雅、布農、邵族、埔番（屬布農系統）、眉番（屬泰雅系統）等原住民在盆地附近及山區居住，清朝中葉以後，漢人及平埔族陸續進入埔里盆地。說起族群相處及融合之道，埔里人的經驗確是「樣板」。

已在埔里落戶的廖嘉展經常思考，像埔里這樣一個眾多文化交融之處，能讓當地人凝聚的共同意識的是什麼？

以漢人的觀點來看，埔里的開發頗晚，除了寺廟、古建築等「古蹟」之外，廖嘉展認為，「如果能知道幾千年前人類在此地生活的樣貌，對文字記載以前的洪荒世界有更多理解，那埔里人的『歷史意識』確能加深加廣，對眾多族群的尊重與包容也會知所由來，變得不大一樣。」

全面、正式的發掘，所需的人力更多，工程也更大。

用怪手來挖就可以了？！

這是他投入埔中遺址搶救事件的主要理由。另一方面，遺址事件剛好發生在埔中，這是一個省立高中，也是一個教育單位，「如果保護古蹟，對遠古人類尊重的觀念，能從教育單位做起，對孩子，對地方來說，都有特殊的意義，」他說。看起來，廖嘉展是想將埔中當作遺址與工程衝突的一個「模式」，希望能為面積有十五萬平方公尺，將來有可能再發生同樣問題的埔里「大馬璘遺址」，立下一個典範。

在埔里等文化人士的努力下，透過輿論及遊說，埔中工程有了意想不到的轉折。廖嘉展、簡史朗等人首先拜訪埔中校長，希望能暫停宿舍工程，等考古挖掘後再說。

一開始，埔中校方對這群文化人的要求，有些錯愕。

埔里高中校長郭孚宏指出，埔中興建宿舍完全是依法處理──由學校提出計劃，經省教育廳編列預算，工程也經公開招標，在這一連串的過程中，從未有人告訴他，埔中校址是遺址所在地，要經過考古挖掘後，才能動工。如今考古學者及地方文化界人士既認為此處是重要遺址所在地，那校方是否能要求，讓工程單位來協助考古學者，直接以怪手挖掘，讓地表下的古物早日「現形」，由學者帶回處理、研究。

這位考古人員正仔細處理石棺的發掘，考古不是挖寶，要現場記錄發掘文物才有意義。（薛繼光）

考古不是挖寶！

埔中校長的處理方式獲得地方行政主管單位的認同，埔里鎮長張鴻銘就認為，這真是一舉兩得的方法，既可留住文化，又兼顧學校迫切興建宿舍的需要。

可是這樣的建議一進到考古學者的耳朵，卻彷彿晴天霹靂，「要這樣挖掘遺址，那不用考古學者寒窗抶，讓怪手司機來做就可以了，」劉益昌說，遺址內的古物脫離了原住地，如果沒有經過記錄，已經失去其意義，考古不是「挖寶」──劉益昌指出台灣考古遺址裡的出土物，在文物市場裡實在價值有限——他強調，未經考古人員詳細記錄、挖掘的遺址，光有出土物，等於沒有挖掘。

幾經波折，埔中最後終於答應不僅暫緩宿舍興建，也不以怪手幫忙挖掘。但仍希望考古學者以十五天的時間，快速進行搶救試掘，沒想到從三月初到中旬的試掘，卻成果可觀，得到了亮眼的考古收穫。（詳「兩千年前的埔里人」）

之後埔里鎮公所又主動邀請學者及相關主管單位，召開埔中大馬璘遺址的會勘會議，確定要在原試掘地進行全面挖掘，一直到四月中旬為止，挖掘仍在進行。

已經是試掘階段的尾聲，考古人員正在做拍照、測量和繪圖等總結工作。（薛繼光）

熱鬧考古季

從石墩坑石棺出土新聞的爆發，到埔中遺址的挖掘，埔里山城意外地過了一段熱鬧的「考古季節」。

試掘期間，考古人員除辛勤工作以外，還主動的擔任遺址解說員，對前來參觀民眾提出的各種問題，如「你們怎麼知道地下住過一些原始人類？」、「文化層怎麼看？」、「碳十四是什麼？」不管民眾是不是對考古有概念，他們都耐心地回答。

許多關心台灣考古的外地民眾，特別是記者都風聞而來，一位俄羅斯的漢學家，也跟著研究人員南下「看熱鬧」。台北一家報紙舉行了中部旅遊的「風花雪月」作家之旅，也特別兼程趕到埔中，記錄考古人員的挖掘工作。如同埔里往常的習慣一樣，每一個外地人來到埔里，都受到熱情的款待。老友重逢，分外高興，大馬璘事件將四面八方關心埔里的朋友又吸引到了埔里。

從不知到已知，許多人意外地接受了一場史前歷史教育，收穫最多的是埔里當地的孩子們。埔中現場，每隔幾天就有一班數十名學生絡繹而來，經常可以看到老師比手畫腳在解釋什麼是石棺、史前人又如何使用石斧、石刀等。埔中及埔里最高學府暨南大學還特別邀請考古學者劉益昌對埔里當地人士講授大馬璘出土及台灣考古的意義。

如今在埔里，從老師到學生，從農會的職員到校外小販，很多人對「兩千年前，跟我們一樣生活在愛蘭台地的『埔里人』」都有了一些理解。有時當考古學者解說時，還有些人能提出尖銳問題，例如：假使當時大馬璘人有戰爭行為，那石棺板上會不會有痕跡？石棺的出土地點為何有些在聚落附近，有些為何像石墩坑人埋在「公墓」裡，這跟當時人的生命禮儀有何相關？……等。

但是還有一些人仍無視於地方上正在燃燒中的考古熱，有關大馬璘種種，仍然打不進他們的心裡。

「我們原來是相識？」這位俄羅斯漢學專家跟埔里當地的孩子，都找到了埔里史前人的器物？（薛繼光）

法令不明？

在大馬璘遺址會勘會議上，包括南投縣等地方主管官員仍不斷提出，大馬璘遺址究竟是不是「古蹟」、價值何在等問題。他們關心的是，如果大馬璘不是國家法令列管的古蹟，那便不屬於地方主管的權責，可以不予理會隨後而來的保護、管理等問題。

地方官員會如此漠視「大馬璘」，大概不脫官僚體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但遺址與古蹟在現行法令裡的模糊定義，也是問題癥結所在。

雖然「文化資產保存法」明確地指出，古蹟包括「古建築物、遺址，及其他文化遺跡」，並且規定「公私工程中發現古蹟，應即停止工程之進行」。但是目前全省的兩百八十四個被內政部指定列管的「古蹟」中，遺址僅有十二個。

未被列名為古蹟，使得行政機關在處理這類遺址時，即使有心研究、保護，也面臨無預算可編列、找不到人才來幫忙的困境。埔里鎮長張鴻銘就坦白表示，不是地方不重視大馬璘遺址，而是大馬璘在法定的程序上，妾身未明，他不知道資源匱乏的鎮級單位可以使上什麼力？

問題是，從日據時代到現在，已有那麼多的學術報告與研究調查，卻仍不能證明大馬璘遺址的重要性，原因到底何在？

內政部民政司史蹟維護科科長趙文傑表示，不是主管單位不尊重學術結果，而是根據「省縣自治法」，縣市文化資產之保存，屬於地方權責，應由地方層層上報，由內政部審查後，才能確定它的法定地位。

但事實上，一九九二年學者對大馬璘遺址，「請儘速規畫現址保存及指定古蹟」的建議，內政部並未處理。甚至於這份學術報告也都留在內政部，從未下達地方。和台灣其他重要遺址一樣，大馬璘因此永遠無法變成「古蹟」。

在地方上，例如南投縣民政局的主管官員經常說，因為某某遺址還未被指定為「古蹟」，因此不知其重要性如何？更不必說要編列預算來保護；而在內政部，又說是因為根據「省縣自治法」，必須要地方主動向上申報「古蹟」，遺址便在兩廂都聲稱「管理無據」的情況下，像皮球一般的被踢來踢去。

另外，「文化資產保存法」裡管理古蹟、文物單位多頭馬車，像古蹟由內政部主管，古蹟內古物卻由教育部管，從中央、省、縣到鄉鎮，都有籠統意義的「文化官員」，權責混雜的結果，最後終於使事情落入「沒人管」的窠臼。

異己之辨？

埔里地方人士不願埔中遺址再度重演被怪手結束的慘劇，因此一方面請求對埔里有深厚感情的學者劉益昌，在試掘、挖掘經費都還未有眉目下，自掏腰包墊付，先進行搶救挖掘；同時則探聽是否能有其他管道，可補償已付出的經費，最後經工程單位埔中首肯，向其上級單位教育廳申請。如今公文尚在旅行中，能不能補回這項經費，目前命運未卜。

平心而論，考古學者與地方文化界人士「先斬後奏」的方法可以再討論，但是在工程單位時時提到要限期開工聲中，「不以這樣的方式搶時間，能怎麼辦？」劉益昌說。

他認為，台灣的考古學者經常在搶救遺址上，與工程單位抗爭，一方面是我們的「文化資產保存法」訂得不夠周延，像古蹟及遺址「一個重在修復，一個重在保存的事務」，兩者放在同一個法條上處理，當然問題百出。

而長久以來以經濟發展掛帥的功利思想，當「文化事務若是與現實利益發生衝突，大多數人看重的都是眼前的利益，大部分的解決之道都是一腳踢開，」劉益昌認為，這其實還牽涉到文化深層裡的「異己之辨」與「原漢之別」，「像史前人類這種非原非漢，時間又遠得很難令人想像的東西，不被一般人重視、討論，似乎可以預期，」他無奈地說。

我們埔里人……

根本之計，除了修法外，或許還可深思，像遺址這樣的「文化財」，在當地居民生活經驗裡，扮演什麼角色的問題。例如：若能因為遺址的發掘，促成事件發生地興建史前博物館，或是將遺址的出土物，經由民間工藝複製，成為地方特殊的紀念品等，種種方式或許都是能使「考古事務」不再如此「曲高和寡」的途徑。

經由這些累積，有一天地方人士口中的「我們埔里人」，自然會包括這些史前人類，那光是從內心升起的驕傲感，就會讓今人停下一切工程，「讓步」給過去的人類了。

或許有一天，棠棠畫的網墜，不是飄在半空中，而在每個人的心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