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黃裕翔是你近期作品裡的靈魂人物。透過三部影片,你想呈現什麼樣的裕翔。
張榮吉(以下簡稱「答」):我跟裕翔認識在2005年的總統教育獎頒獎場合,受獎者都是身障或家庭困苦的學生,主辦單位請我挑選一位得獎者拍攝他的紀錄片。
當時我較年輕,拍紀錄片很容易與被拍攝者感同身受,承載他們的心情對我來說會是沉重的負擔。
我知道裕翔是視障音樂家,於是特別留意他。他在現場很安靜、靦覥,但打開琴蓋彈奏時,完全變了一個人,有更多自信、笑容。因為這樣,我覺得他是比較適合當作拍攝的對象。
紀錄片《序曲》完成後,裕翔考上台藝大音樂系,跟我同校就讀,我們才有更多機會接觸。
剛上大一的裕翔生活適應不良。與他一起相處、分享後,我當下覺得該用一種有別於純紀錄片的方式來講他的故事,於是寫了一個劇本,2007年拍成劇情短片《天黑》。
我讓裕翔參與演出,讓他體驗不一樣的生活經驗,認識許多不一樣的人。坦白說,透過《天黑》,裕翔好像可以跨出生活中很多因看不見而帶來的限制。這是他自我跨越的一個經驗,而不全然是一個演員的經驗。
問:從紀錄片到劇情片的轉換,你是有意識地要用不同的形式來呈現裕翔的故事嗎?
答:拍紀錄片讓我學習到對人物與事物的觀察,對於日後如何去形塑角色、創造一個屬於電影裡的真實,幫助很大。
拍《天黑》的時候,雖然人、事是真的,但我希望說的是一個自己想要表現的故事,而不全然是裕翔的故事,我希望能跳脫完全寫實的框架。確實,真人真事是一個很好的基礎,但有了《天黑》的經驗之後,我意識到真的要再跳脫一點,不要被那些真實的狀況所困住,劇情應該更天馬行空,可有更多的姿態。
凡是學電影的,一定都想要完成一部劇情長片。一旦有了足夠的資源,過去拍攝紀錄片與短片的累積,讓我更能較成熟地去完成長片的運作。
問:《逆光飛翔》講的是一個平淡的故事,你沒有調動太多情緒。何以如此節制?
答:好比唱歌,每位歌手演繹歌曲的方式都不一樣,唱歌其實就是一種說話的態度,一個人用什麼態度,端看他的個性。所以那個態度是來自於「作者」。我覺得自己的批判性格不是那麼強。我用比較生活化、沒那麼濫情的方式,去說我的版本的看見/看不見的故事。那就是我的個性,我的口氣。
但未來在拍片策略上能不能跳脫這種模式?也是可以。我拍過許多廣告片,也會編入很多喜劇或浪漫的情節,所以口氣也不是絕對的,但至少拍《逆光飛翔》是用這種溫和的態度。
問:《逆光飛翔》裡,除了裕翔之外,你自己最喜歡哪一個角色?
答:比較有趣的就是阿清,這個角色呈現的,就是我們(劇組人員)對待裕翔的方式。我們就跟阿清一樣,就只是用稀鬆平常的方式跟裕翔相處。透過像阿清的角色,我們想打破一般人對盲人題材電影的刻板印象。
另外一個是許芳宜老師,她戲裡、戲外都是一個可敬且讓人學習的對象。有些演員在戲裡的形象跟本人差很多,但許芳宜戲裡戲外都一樣,我們其實只是把她最真實的一面呈現在電影裡。有許多場景是她跟學生的互動,我們之前去看她怎麼上課,怎麼教跳舞,我們就只是創造一個類似的場景、狀態,讓她在裡面做她習慣會做的事情。我不會去創造一個她不熟悉的,或者是她會覺得彆扭、不自在的空間。
問:在《逆光飛翔》裡,有沒有你個人的投射?
答:投射之一,當然是阿清對待裕翔的方式。以前我擔心說話會傷到裕翔,即使是無心之言:講「看不見」會不會傷到他?講「你可以自己去」會不會傷到他?於是處處小心。直到前幾年,我跟裕翔之間會亂開玩笑,有時候我會要求他應該自己去完成某些事情,我覺得這才是正常對待弱勢朋友的方式。我試圖透過電影裡的角色把這種態度傳達出來。所以阿清跟樂團團員就是這種態度的投射。
小潔也是我的一種投射,我在成長過程中看到太多類似的例子。我們學電影的,對電影都有很大的夢想,可是從大學或研究所畢業,真正走上電影路,特別是當上導演的有幾個?
小潔也是時下許多年輕人的縮影,畢業後陷入現實生活的困境,無法完成學生時代的理想。
跟裕翔相處,我學到最多的是關於「看得見/看不見」這件事,這也是我在這部電影著眼的核心議題。我們現在看得到,但在看的過程中,也許會被某些狀態所蒙蔽而看不清楚。並非「看不見」才叫弱勢。小潔也有她的弱勢,阿清也有,我們每個人都有弱勢的一面。
透過《逆光飛翔》,我想要創造一個電影的世界,在那裡,裕翔可以沒有那麼多限制,不必畏懼那麼多事情,不用在意那麼多眼光,而且他可以靠一己之力處理生活瑣事,不會有太多的依賴,這些也是我拍《天黑》的初衷。
《逆光飛翔》是「看得見/看不見」三部曲的終篇,也是張榮吉與裕翔合作完成的首部劇情長片。圖為兩人在拍片現場溝通演出細節。
參與電影演出,讓裕翔結識喜歡玩音樂的朋友,大夥共組「爸爸辦桌」樂團。圖為在live house的演出,他為日籍主唱馬場克樹伴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