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六年三月，西藏佛教領袖達賴喇嘛抵達台灣的第一天就表示：很希望了解台灣出家女性「比丘尼」的傳承、戒律與地位。十一月初，達賴喇嘛的特使──西藏流亡政府宗教文化研究部副秘書──札西慈忍喇嘛由印度飛抵台灣，在台北參與「漢藏佛教比丘尼傳承研討會」。希望藉由「台灣經驗」，開啟西藏比丘尼制度的建立。

國、藏雙語夾雜的激烈討論，由會場延續到餐廳，隔天又移師到茶藝館繼續討論。茶桌上，大藏經、四分律等佛教典籍一本本攤開，主辦的台大教授恆清法師，與會的關懷生命協會理事長昭慧法師及札西喇嘛展開一整個下午的律典比對工作。「達賴喇嘛倘能在有生之年，建立西藏的比丘尼制度，功績實在不下於完成『西藏獨立』的宏願，」昭慧法師認為。

男性的香格里拉

佛教發源於印度，之後分成三路；一路向南走，包括印度南方、斯里蘭卡、緬甸、泰國等，稱為南傳佛教。一路往北走，到了西藏、尼泊爾、不丹，稱為藏傳佛教。另一路則是向東傳到中國，再到日本、韓國、台灣的漢傳佛教。

一般民間泛稱出家的女性為尼姑，尼姑又分為沙彌尼與比丘尼。出家後只受過沙彌尼戒的沙彌尼可以說只是佛門的「觀察員」。當沙彌尼學習佛法兩年左右，受了最後一關「具足戒」，燙了戒疤之後（只有漢傳佛教有燙戒疤儀式），稱為比丘尼；才有權利參與佛教儀式、收弟子、任住持、事務表決權，甚或是受高層教育及弘法。

在漢藏佛教研討會上，兩位身穿藏傳佛教紅色袈裟的西方女尼一旁安靜的聆聽辯論，她們是達賴的女弟子心海與心明法師。心海與心明皆是澳洲人，由於藏傳佛教沒有比丘尼傳承，因此她們只能受沙彌尼戒，始終是一名佛教的見習生。

西藏在西元八世紀時，分別由印度及中國引進佛教。九世紀時，因為一場佛法大辯論的失敗，中國僧侶從此退出西藏。

引進了佛教，為何沒有引進比丘尼的傳戒？札西喇嘛的解釋是「因為路途遙遠」。這是因為男性沙彌、比丘及女性沙彌尼的傳戒典禮，需有十位受戒十年以上的長老比丘共同主持。然而比丘尼傳戒的「具足戒」大典，必須要「二部授」，也就是由十位長老比丘，外加十或十二位資深（十二年以上）的比丘尼，雙重認可才行。西藏從來沒有自外地引進夠資格的比丘尼前來，自然無法開啟比丘尼的傳戒制度。同樣地，原有比丘尼傳承的南傳佛教國家，在比丘尼傳戒中斷之後，也以缺少十位資深的比丘尼為由，不再傳授比丘尼戒。

不過，這樣的答案顯然無法令女性出家人心服口服。因為中國距印度比西藏更遠，都能克服道路遠阻的難題。沒有比丘尼，恐怕還是在西藏文化中，女性社會低落的緣故。

出家人受了「具足戒」之後，才能成為一位可以收徒、任住持的比丘或比丘尼。（佛光山提供）（佛光山提供）

台灣取經記

的確，在西藏內部，很少女性出家人勇於爭取自己的權益，然而當達賴喇嘛流亡海外，藏傳佛教廣收世界各地的女眾出家後，具有女性自覺意識的西方女眾不免質疑，何以佛教倫理是男尊女卑？何以藏傳佛教只有比丘而沒有比丘尼？這也成為藏傳佛教不得不面對的問題了。

面對西方出家女眾的質疑，早在十二年前，達賴喇嘛便成立了一個專門討論比丘尼成立的委員會，然而卻礙於傳統壓力遲遲無法定案。因此心海與心明便在達賴的指示下於一九八二年來到台灣受具足戒。

實際上，不遠千里前來台灣受戒的外國出家女性並不只是心海和心明，在高雄佛光山大本營的佛學院裡，一直都有來自印度、尼泊爾、斯里蘭卡、越南、泰國的女性，前來修行佛學，並接受完整的「具足戒」，了卻多年心願。台灣儼然成為世界各地藏傳及南傳佛教比丘尼的取經聖地。

觀音道場在台灣

攤開台灣歷年傳戒的人數來看，台灣的佛教從民國四十二年第一次在台南大仙寺舉行傳戒以來，除了僅有一次因為許多退伍軍人出家受戒，而使男多於女；歷來都是女性遠超過男性的。即使是星雲法師的佛光山、聖嚴法師的法鼓山，在住持、宗長之下的左右手，也幾乎全是女性的天下。尤其在佛光山龐大體系下的五大分院，院長全是比丘尼。連續十年來參加佛學營及齋戒的家庭主婦麥淑英以她自己的觀察發現，每次參加人數裡，女性總是超過百分之八十。

無怪中國佛教會理事長淨心長老要在學術研討會上發出喟嘆：「台灣佛教的未來已經是比丘尼的天下了！」

達賴喇嘛特使——札西慈忍喇嘛（右一）前來台灣，與台大教授恆清法師（左一）、中華佛學研究所的惠明法師（左二）討論比丘尼傳承的「台灣經驗」。（卜華志）

背負得少，放下得快

究竟是什麼因緣令台灣的女性出家意願高於男性？

佛光大學校長龔鵬程分析：「佛教的女性信徒遠本就高於男性，潛在的出家人數自然也高於男性，只是佛教排斥女性，不僅所受規矩繁多，出家還俗的戒律也比男性更嚴。」有些佛教派別就規定，男性出家可以有七進七出的機會，但是女性只要還俗，就再不能入得佛門之內了。

而女性潛在信仰人數之多，多位出家的比丘尼都感覺到，女性較為感性，生活若不順心或受苦，特別容易被佛法所吸引。「所謂女性業障多，我想是女性不論在身體上、心理上或生活中所感受的苦都比男性多，」專攻佛教建築設計的寬謙法師表示。

「社會上男女不公的狀況，反而有利於女性出家，」龔鵬程提出相當弔詭的看法。他解釋：一般社會上，女性比較少被賦予成大功、立大業的期許，結婚生子之後，往往便為家庭貢獻了一切精力，發展的天地可能還不若現代化的尼寺，可有再進修及服務眾生的機會。

相對的，男性闖蕩事業、養家餬口的社會期許高於女性，出家時，面對家人以及自己的障礙較難突破。「即使求學階段對佛門有所嚮往，往往在退役時，也一同退了出家的念頭，」香光寺住持明迦法師補充男性出家的另一個阻礙。

不只是失意人的避風港

假若台灣的比丘尼現象，只在於數量的驚人，那倒還不足以引起佛教界的矚目。「今天不僅有傑出的個人，更有傑出的總體表現，」昭慧法師表示。

研究台灣佛教發展多年的學者江燦騰認為，台灣比丘尼的獨當一面不過也是近二十年來發生的。為何這個時候的佛教女性可以突破前人格局，可從三方面來觀察：一是教育水準的提昇，二是社會價值觀的開放，三是女尼們經濟的自主能力提高。

以教育水準來說，今天比丘尼的形象，的確與過去大不相同。

清朝的民歌說：「十個姑子九個娼，剩下一個是瘋狂」。現年四十多歲的明迦法師回憶當年「在我出家的民國六十年代，一般人都覺得只有老太婆和沒有生活能力的寡婦、棄婦才會不得已出家。父親覺得我要出家令他十分失面子，打了我一耳光，我只好逃家來出家。」

「每個人的入道因緣不同，慈航普渡，照顧這些弱勢的失意人也是應該。然而今天佛光山一千多位的比丘尼大多是童貞入道，幾乎沒有是因為感情、婚姻的挫折才出家的，」佛光山最具權力的都監院院長慈惠法師表示。

在佛光山，還有許多出家人是歡歡喜喜、一家人聯袂出家的；像是五十多歲的天琴法師，就和她的四個女兒先後同在佛光山出家，一家人共修菩提。「今天的比丘尼出家的因緣，是對佛教充滿理想與活力；內在的自主性很高，而非受外在環境打擊才遁入空門。」悟因法師認為。

一般人經常認為出家是一種「逃避」人生責任的消極做法。然而絕大多數的出家女性都明確的表示，自己並非躲避愛情、婚姻的失意才出家。而是清楚自己想走另外一條路，一條自己嚮往的道路。

在香光尼僧團出家受戒的自觀法師表示，她從小就對生命的無常變幻有所感觸。雖然兄姐們的婚姻都相當美滿，但是她不斷地的問自己，難道結婚生子，為丈夫、孩子奉獻一生是女性的唯一道路嗎？這樣的困惑在她接觸佛法之後，答案便出現了。同時自觀法師也澄清另一個質疑，她表示：出家並非是和家人斷絕關係，像是親友結婚或是父母身體不適，她們都會回家探望。「出家就像出嫁，不過是到另外一個『家』生活而已啊。」

經常參與保護動物的昭慧法師加入反核四的遊行隊伍，走上街頭。現代的出家女性不只慈悲垂憐，也可以金剛怒目。（卜華志）

最好的狀況下出家

原本是一名優秀建築設計師的寬謙法師覺得，自己的出家是夙世的因緣。由家中的老照片她發現，當父親──剛過世不久的台灣雕塑大師楊英風──在塑大佛的時候，正是她在母親肚子裡孕育的時候。高中起，她就對佛門充滿嚮往，然而她希望自己能在「最好的狀況」下出家，因此一直到自己學業完成，也有兩年工作處事的經驗後才圓滿出家。

今天女性出家人的教育水準大多為高中或大專以上，具有博、碩士學位的比丘尼也不是傳奇。以培養女性宗教師為首要目標的「香光尼僧團」，百分之八十左右是大專生，還有許多由碩士一路修到博士。佛光山具碩士、博士學位的出家人，更是由寺院出資送到國外進修的。

雖然出家人的境界是不論學歷高低的，然而在個人熱情及尼團有心的培育下，不僅大大提昇了比丘尼的素質，也逐漸提昇了信眾的水準。

不再上、中、前

夙來佛教界有所謂的「上、中、前」倫理，也就是出家人不論學養深淺，男性的地位在女性之上；走路時，男性要走在前；而拍照時，男性要排在中間。然而前一陣子，昭慧法師才參加了一場齋僧大會，儘管前坐的大多數還是男性的長老法師，但是主辦單位卻也留了前排的位子給她。

「由於社會的風氣開放，佛教女性已經不必再一味扮演『隱性角色』了，」江燦騰指出。

「如果一個社會對女性是壓抑的，那女性即使走入佛門還是一樣會遭到父權的壓抑；相同的，社會上既然有這麼多傑出女性，佛門中也自然有傑出的比丘尼出現；同樣在漢傳佛教的日本與韓國，比丘尼的地位就不如台灣。」昭慧法師同樣肯定近年來社會風氣開放使得台灣的比丘尼空間無限寬廣。

熙來攘往的元宵燈會裡，一位出家女性靜佇一旁籌募建寺款項。在台灣，女性出家人一向是各大寺院最主要的生力軍。（薛繼光攝）（薛繼光攝）

時代造就女性，女性創造時代

台灣的佛教一般而言並沒有嚴密的組織，只要三五人，便能組成一個僧團。「有人說台灣的佛教宛如一盤散沙，我想也就是這樣散沙似的開放，才使得出家的男眾或女眾有了各憑本事的發展空間，」昭慧法師表示。

「傳統的佛教戒律的確有一些歧視女性的規範，然而在台灣並不嚴格執行；可以說制度上對比丘尼有所約束，但在精神上是相當自由的，」恆清法師說。

為何台灣的佛教對於男女不平的戒律不甚在意呢？江燦騰指出，這得回顧台灣光復前後特殊的佛教生態。

光復以前，台灣的佛教以可以吃肉娶妻的日本化佛教，和一種混合佛道、帶髮修行的「齋教」為主。大陸淪陷以後，中國佛教會和為數不多的出家人也跟著播遷來台，並藉由傳戒的認可，開始改變台灣閩南化、日本化的佛教。

眾尼拱僧

當時，原本的佛教勢力已經衰退，而執掌傳戒、逐漸主導台灣佛教的「中國佛教會」成員多為大陸來台比丘，他們人數不多、資源有限，加上語言不通，自然得仰仗台灣原有出家眾協助。而潛在大量的女性出家人及女性信眾便成了比丘們弘法不可或缺的左右手。

像是弟子無數的慈航法師，在民國三十八年政府初到台灣時，曾因有匪諜嫌疑而遭逮捕。適時鼎力護持，多方奔走的正是玄光、達心、修觀、慈觀四位比丘尼。出獄後，慈航法師與跟隨他的十多位大陸僧侶，也在達心和玄光兩位主持尼師迎接下，在原是女性道場的靜修院住下。

過去佛教嚴男女之防，男眾女眾不僅道場完全分開，甚至在樹下或船上也禁止男、女出家人獨處。因此若有比丘行腳他方，要在其他寺院住宿時，也得特別避開女眾的庵堂。這些傳統的規矩，台灣的佛教也因此不再強制執行了。

而為了吸引女性出家人，自然要改善她們的地位、給予發揮的空間。例如，星雲大師早期在台灣宜蘭起家，吸收了一批受過高中教育的女徒弟，今天分別執掌著佛光山重要分院，如慈惠、慈莊、慈容法師皆是。在佛光山系統下，有自己的「佛教組織法」，傳統中不論輩份，資深的出家女性必須向後輩的出家男性頂禮的規矩，早已不適用了。

在嘉義的香光寺內，一群出家人正接受「自我覺察心靈成長」的課程。現代化的尼寺對於女性宗教師的養成，不遺餘力。（卜華志）

尼師上台

「今天佛教女性的地位，經過比丘們有意去改善、調整，已經大致等同於男性，」佛光大學校長龔鵬程指出。「比丘尼在台灣，能有奉獻、發展的空間，真得感謝佛教界長老，願意給予機會來成就比丘尼。」悟因法師表示。

影響所及，使得台面上由比丘主持的僧團，其下的主力幹部、經濟大臣或庶務專家也以女性居多。學者江燦騰就直率的指出：「今天的佛教其實已經是女性當家了，若是比丘尼集體罷工，則台灣的佛教馬上要面臨崩盤的窘境。」

回顧台灣佛教的發展，可以說在齋教時期，就已經是齋姑數倍於齋公；光復之後，在大陸比丘的刻意扶持下，女性出家人成為推廣佛教的生力軍；到了近二十年來，隨著社會的開放，她們更是獨當一面，居於領導地位。

在一場反核四的遊行隊伍中，經常為動物請命而走上街頭的昭慧法師，穿著袈裟、頭戴斗笠，與反核人士林義雄、林雙不等人穿梭在雜沓的市街裡，由早晨走到天色昏暗。過去，昭慧法師也在反挫魚、反抓春雞、反馬戲團的公聽會上大顯身手，駁斥以戲謔動物為樂的主辦單位。

悲智雙全

今年八十五高齡的曉雲法師，精通詩畫，師事嶺南派畫家高劍父。早年於香港及廣東任教，民國五十六年應聘於文化大學教授佛教藝術課程，成為第一位在大學任教的出家人。曉雲法師一生秉持不建寺、不濫收徒弟、不任住持的原則，全心投注於教育界，民國七十六年，在教育部開放私人興學之後，更創立華梵工學院（現已改制為華梵大學），成為中國佛教兩千年來，創辦教育部認可學院的第一人。

而擁有數百萬會員，由證嚴法師領導的慈濟功德會，早在民國五十五年便已創立，當時台灣的經濟力還弱，慈善事業幾乎是外來的教會一手包辦。

當時，證嚴法師目睹一位原住民孕婦，因為繳交不起保證金遭醫院拒收而血流滿地的慘狀，心中便已萌發在花東地區興建一座「不需保證金」醫院的宏願。這個宏願直到民國六十八年慈濟與社會的經濟能力較為成熟，才正式發出這樣開創性的神聖呼籲，打動社會的每一個份子。六年前，證嚴法師榮獲相當於亞洲地區諾貝爾和平獎的麥格塞塞獎，今天證嚴法師受到民眾的崇敬，絕對不下於任何比丘。

聖母的撫慰

放眼慈濟功德會的四百萬大軍，近七千名熱心參與事務的委員，絕大多數皆為身穿旗袍的師姊、師妹。「女性柔軟的特質，在與信眾接觸時，特別能使苦難的心靈得到撫慰，」昭慧法師表示。龔鵬程也覺得女性宗教師在弘法時，可以和女性信徒說些體己話，是有性別上的方便。

身為慈濟功德會委員的陳秀美記得她在花蓮慈院上「遺體捐贈關懷志工研習會」之後，正要騎機車回家，坐在車內的證嚴法師連忙將車窗搖下，對著她們輕聲地叮嚀說：「帽子要戴好，騎車要小心啊！」陳秀美雀躍地形容自己「就像嬰兒看見了母親一般的溫暖」。

信奉唯一真神耶和華的天主教，原本只有一位男性的真神，之後「聖母瑪莉亞」慢慢地神聖化，也成為教徒膜拜的對象。原本是長著鬍子的觀世音菩薩，在中國卻也緩緩化身為母性的造型，而幾乎所有的民族，也都有地母的崇拜。女性神及女性宗教師的存在，滿足了人類自遠古以來對母性的需求。

比丘獨行，尼師群聚

過去在大陸，男眾僧團經常是五百、上千的群聚一起，如少林寺、天童寺等。然而，今天在台灣，除了佛光山有三百多位比丘群聚，似乎再也找不出較大的僧團。各個僧團的男性出家人流動性大，離群索居；相反的，女性反倒都是群聚共住的居多。例如嘉義縣的香光寺有七十多位尼師、高雄縣阿蓮鄉的龍湖庵有一百多位比丘尼，佛光山更有一千多位的女性出家人。凝聚之下，反能致力於社會福利、整理研究浩瀚經書等需要螞蟻雄兵的工作。

悟因法師覺得這與比丘尼的女性特質也有關。女性比較安於做團體中的一顆小螺絲，自甘於領導地位背後的犧牲奉獻，對於住持、監院等名銜也沒有比丘那樣多的自詡。

的確在中國佛教會的高層領導人名單上，幾乎都是比丘長老坐陣；而在佛光山，即使五院院長皆為女眾，然而每次宗長選舉的結果，還是比丘當選。佛光山都監院院長慈惠法師覺得在佛光山女性不愛出頭的文化下，再下來的幾屆宗長，很可能還是男性比丘當選。

女性宗教師的搖籃

面對男性僧團的不斷消失，江燦騰預期未來像星雲、聖嚴或惟覺這樣「大家長」式的大比丘將越來越難產生。而比丘尼也將轉向擁護好的尼師，形成更巨大的力量。不凸顯個人，而以整齊出色的群體備受矚目的香光尼僧團便是。

香光尼僧團創辦人悟因法師表示，過去佛教有「三濫不除，佛法不興」的說法。所謂三濫；也就是濫剃度、濫傳戒、濫傳法。在台灣對於出家的年紀及觀察期並沒有規定。然而，在香光尼寺發心出家的女眾，首先必須經過半年帶髮修行「女居士期」，接著經過僧團三到六個月的「行者」考核，才准予圓頂出家。

出家之後，進入養成階段，先得學習佛法兩年，經過尼團本身的認可，才能受完全的具足戒成為比丘尼，接著還需在佛學院研讀五年，如此嚴謹地培養出具有弘法講經能力的女性宗教師。

佛法生邊地

在佛光山的佛學院裡有許多來自南傳或藏傳佛教國家的出家女眾，有的受過沙彌尼戒，有的只是剃度了，連沙彌尼都還不是。來自斯里蘭卡的本日法師已經在台灣受了比丘尼戒，今年二十九歲的她，在出家十年之後，才知道原來女眾也可以受具足戒，成為一名可以收弟子的住持。同樣在台灣受了具足戒的如導法師來自印度的拉達喀，她高興的表示：「受完戒，就是一名真正的出家人了，很高興自己也將可以回印度去弘揚佛法了。」

如今，由於台灣比丘尼制度的完備與蓬勃發展，更開始有餘力「外援」。八十七年二月佛光山將在印度菩提伽耶舉行傳戒，以協助當地的僧團恢復比丘尼傳戒。同時，達賴喇嘛也將邀請世界各佛教國家，在印度達蘭沙舉行「南北傳僧伽會議」討論比丘尼制度的存續問題。由於藏傳佛教沒有比丘尼傳承，出家的安尼（類似於女性沙彌尼）並無上台發言的資格，於是達賴也將邀請台灣十五到二十位比丘尼一同與會，與各國的比丘和尚辯論。

在西元五世紀的時候，南傳佛教斯里蘭卡的比丘尼相當活躍，她們曾經千里跋涉來到中國，幫助中國成立比丘尼的傳戒。如今在佛法發源的印度，比丘尼的傳戒中斷了，韓國的比丘尼已在前幾年到斯里蘭卡協助她們恢復比丘尼傳戒，可真是禮失求諸野、佛法生邊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