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選擇知識？──當教科書成為商品

在國小教科書開放前夕，有人預測，教科書從國家、政府的壟斷，轉移至民間出版商編輯，教科書將出現「新的合法知識與意識型態的建構者」，大出版商將佔據大部份市場，於是成了新的全國普及本，當套裝知識成了商品，教科書出版將形成龐大的文化工業。

廠商為何要爭食教科書大餅？有人認為課本的利潤之外，參考書、測驗卷也是商機所在。（薛繼光）

令專家跌破眼鏡的是，經過一年的試煉，這樣的預言，在目前台灣並未產生，為什麼？

我國教科書的開放過程，民間力量影響決策，有人認為，開放政策根本就是被擠壓出來的。「解嚴後政治力量的介入，是其中關鍵，」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周淑卿表示，立法委員們藉著打破國定教科書的專斷，進而要求教育自由化，解構威權的味道很濃。

都會區學生人數多，是眾多教科書廠家競相爭奪的重鎮。（張良綱攝）（張良綱攝）

但或許也因為政治力介入，開放的過程中雖然也曾出現「回歸教育」的聲音，例如「數十年由官方主導教科書編印，一下開放由民間承接，在品質與數量上，是否能夠保證？」「教科書開放後，升學考試將如何出題？」「因應五花八門的民間本，教師將如何選擇？」「編譯館退出教科書編印後，一些採購數量少但重要的科目──例如國中選修科將由誰編印？」等質疑，但在改革自由化的大旗下，這些都被當作微弱雜音，未獲應有重視。誰當實驗品？

於是，歷經三十年後巨大的教材改革，落到執行層次，場面的確有些混亂。

全國八萬多名國小教師幾乎是未經過充分討論，就已被告知要改變了，「暑假才通知我們要辦選購教科書的研討會，但為了趕開學後學生有書可用，學校已決定好了教科書版本，」一位國小老師說。

出版商從政策宣布開放到編印完成，幾乎不到兩年，「要寫、要印、要送審，還要修改，」康和出版公司研究中心副理陳寶香說，這中間幾乎是一邊修改，一邊完稿，還要到各校辦理教材研習，時間壓力可見。

而家有孩子念小學的家長，一朝突然發現，原來所有的孩子並非念同一本教科書，對這預告不多的「改革」，更是如臨大敵。在小學低年級學生家長會上，選用哪個版本的教科書是家長最熱衷的話題。「我們的孩子可不要當實驗品。」家長無心的話，是對孩子關心的投射，也透露出對教科書開放還在適應的心情。

教科書開放的第一年，參與編印的民間出版商就有十多家，版本數高達六十多種。振鐸學會理事丁志仁表示，教科書驟然開放，如果不是長期關心兒童讀物的出版商，以其原有的基礎參與編印，不可能有如此繁盛場面。

這是民間的活力，但是民間似乎也有力所未逮之處。

教科書在內容編輯或選用政策上，城鄉差距是否曾被視為考量的因素？（鄭元慶攝）（鄭元慶攝）

當初，民間的出版商看準的是教科書每一年級約有三十餘萬學生使用的這塊大餅，加上可能伴隨而來的各類參考書、教具的銷售，利潤將更可觀，這是許多出版商躍躍欲試的主因。國編本獨占鼇頭

但教科書開放後，各校對教科書使用的狀況卻讓人跌破眼鏡。

教科書在很短的時間開放民間編印，許多相關措施仍依據過去官方編印時期的架構，例如課程標準就還是統編本的大綱，而原先承編統一教本的國立編譯館，在開放之後，仍繼續編印教科書，成為眾多版本之一。「我們與民間攜手並進，」國立編譯館中小學教科書組主任方稚芳形容。

根據國立編譯館的統計，教科書開放的第一年，台灣地區兩千多所學校，超過六成的比例，採用的仍是國立編譯館版本。

今年九月開始的新學期，由於教育部長吳京在立法院表示，民國九十一年以後，國立編譯館將完全退出教科書編輯市場，「這使許多國小擔心將來版本沿用的問題，不敢再訂國編本，」方稚芳表示，但儘管如此，今年台灣地區仍有超過百分之三十五的比例採用國編本。

十餘家出版商奮力編出來的版本，第一年僅有不到四成的使用率，第二年雖然情勢逆轉，但以十幾家出版商對一家「國編本」的情勢，「國編本」仍是大贏家。

這跟出版商的預估相差頗大。新學友出版公司執行長吳清全指出，以第一年來說，三十餘萬市場給比較大的五、六家廠商分，每家僅得五、六萬，「已投入的部份不說，我們還在考慮將來教科書的發展性有多少？」吳清全說。

會有如此的情況，是因為過去教科書採購弊端的陰影，有些學校覺得採用民間版本太麻煩──「弄得不好被印上圖利他人的標記，」一位校長說，許多學校乾脆採用國立編譯館的版本。「各小學還不習慣開放，」周淑卿也指出，這是去年國編本為何佔如此高使用率的主因之一。

但一個更關鍵的因素是，相較民間各版本，國編本教科書價格更為低廉，這也是使各校捨「民間」而仍就「國編本」的主因。

既要開放民間編印，又為何保留過去官方版本？方稚芳的解釋是，怕教科書驟然開放，民間版本在數量上不能應付眾多的國小學生所需，但是承續統編本時期架構的國編本，在資源的運用上，卻成為各方箭靶。

康和出版公司副理陳寶香指出，國立編譯館屬於公家單位，在編教科書時運用的各種資源，如辦公地點、編輯人事費等都是公有的，如此編出來的教科書，最大成本在印製費，而民間的各項支出均要自己負擔，相對成本當然提高。

民間出版商認為，用這樣不平等的立足點來編教科書，發展出來的售價當然不會相同，雖然教育部在國小教科書全面開放後，已取消過去國中藝能科開放時，對教科書採取的「限價」制，由廠商自行核價，但在有一個低廉國編本價格為「指標」下，任何廠商都不敢核價太高。

教科書的選用，是否完全根據孩子的需要，選用過程中與教育內容無關的考慮，又有多少？（薛繼光）

「這是明顯以公帑來打壓民間版，扭曲成本結構，」一家業者這樣表示。許多廠商在大呼賠本之餘，對原先預估投入的研發經費，也因此打折。價格千萬難

但編譯館也有話說。方稚芳指出，編譯館受限政府預算，使用的每一分錢都要有所來由，而且幾年來波動不大，例如文字稿費，「國小教科書從以前就是一科十餘萬元至今，用這樣的價碼請人寫稿，純粹只能以榮譽相號召了，」她說，再說印務，不像各出版商有專屬印刷廠，在效率、運用彈性上都可節省成本，要說國立編譯館立足點比民間優渥，這實在很難說。

民間出版商「在商言商」，很難不談成本、利潤與回收，夾在中間混戰的編譯館甚至與其大打擂台，當開放時代來臨，的確有些東西不一樣了。

一位教改人士指出，在如今這種「開門辦教育」的時代，當教科書成了「文化商品」，要出版商不談商業等教育內容之外的因素實在很難，問題在整個政策開放之後，它的遊戲規則公不公平，是否一貫？而廠商也應想想，在商業的考量之餘，教育的品質是否曾被犧牲？

教科書的價格問題，確實牽涉很廣，在日本、美國、歐洲等許多國家，國民義務教育的教科書都是免費的，各國將此當作「承擔國民教育，政府責無旁貸」的教育政策，具指標意義。

我國義務教育的教科書原先也採免費制，民國五十七年九年國教實施後，由於國中小學生數量一下增加太多，為考量政府財政，才酌予收費。不過以現在的標準來看，過去的教科書一本甚至低到台幣十元以下，真是價格低廉。

教科書開放民間編印後，比起過去只此一家的印務情況，各版本的印量大減，多出來印費加上一直在成長的編輯費用，使教科書的價格一路飆高。以國編本為例，比前年統一教材時期，平均價格高了約七、八成（如今價格一年級一套五科十一本三百四十元）。其他民間版本則比國立編譯館高了四到六成。

許多民間廠商認為，以如今政府預算吃緊的情況，經常有人提出來的「教科書免費政策」既不可行，不如開放由使用的學生付費，若涉及貧寒家庭，則再由政府補貼。但也有學者認為，教科書使用既是國民教育，其費用不應由國民全數負擔，至少部份應由政府補貼。誰影響教科書選用？

但不管如何，教科書開放第一年，編譯館編出來的教科書，價格明顯比民間各版本低是個事實，加上各縣市政府在選舉時，競相以教科書免費作為爭取選票的政治承諾，最後演變的情況是，在財源有限的縣市政府，只好以最經濟的預算支援各校購買教科書，這樣一來，價格低廉的國編本就更是許多基層學校的第一選擇了。「這是政經兩種力量在干預教科書使用，與教科書內容已經無關了，」周淑卿說。

價格因素之外，在教科書使用的決策過程中，誰具有影響力？也是教材改革的重點。如今各國小教科書的選用，有些統一由各縣市政府教育主管單位決定，大部份則由各校或聯合地區內幾個學校共同決定。

由各縣市政府統一選購的教科書市場，「出版商與選用人員的關係難以規範，政治勢力干預，形成大市場的寡佔，」師大教育所碩士張祝芬對開放民間編印的國中藝能科教科書選用制度所作的研究指出。如今的國小教科書似也面臨同樣情況，在南部靠海的一個縣份，就是由縣長影響教育局圈選教科書，形成一家出版商寡佔的局面。

由各校選用教科書，看似能配合不同學校的個別需要，但多數的基層教師，在決策過程中是否有自主權？在選用教科書的過程中，他們的意見又被重視了幾分？如今各校都有教科書「審查委員會」，包括有校長、學校行政人員、老師，家長等相關成員，在有些學校，教師確是選書主體，但是在一些學校，校長的意見幾乎主導了教科書的使用。教師的權與能

張祝芬的研究指出，國中藝能科教科書的選用，校長常採取「更換決定教科書的『教學研究會』的決議」、「平衡版本」、「影響各科召集人」、「撤換不從其意的承辦人員」等方式來意圖影響選用決定。康和的陳寶香也表示，在許多小學，校長對教科書的喜好（有些牽涉到跟出版商的關係），幾乎決定了學校使用什麼教科書。

這使得許多民間出版商運用各種行銷手法來促銷教科書。「在一些地區，很難不送禮物，也有學校要求送教具，」一家民間出版商說，雖然他們也不以為然，但為了教科書賣得出去，也很難不照辦。廠商為了營運，最常見的是以安排新版本試教的方式，發試教費給校長，很多國小的情況是，幾乎在試教的同時，教科書版本也已經決定。

看來，教科書選用牽涉萬端，潛藏著權力的、利益與價值的角力，有許多台面下的運作不為人知，這些台面下的因素屬於權力的有無、運用，而如今的教材改革，另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是，我們的教師，究竟有無能力選書？

「在師範教育培養師資的過程中，說真的並沒有培養老師製造教具，及選擇教材的能力，」也曾經擔任過教師的陳寶香說，因此在教材一開放時，很多老師首先問的就是：「該怎麼選？份量會不會太重、有沒有教具？」

多年來，我國中小學教育的概況是，所有的課程由中央統一規定，有關教學科目、時數及實施方法皆形諸明文，由國家教育決策規定得好好的，使用的教材，也是「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統一教材，「多年來，許多教師不知道什麼是課程，照樣可以教學，在課程及教材自主的能力上，幾乎已經廢了，」中山國中校長周麗玉率直的批評。

政大教育系教授黃炳煌也認為，如今中小學教師最缺少的是自主性，「統一麵吃慣了，就忘了如何烹飪了。」當教科書卯上升學主義

政大實驗小學教師沈惠芳指出，如今的國小教師，絕大部份畢業於師範院校，大多數老師在初出校門時，對教學熱情都很高，但如今的教育環境，為教師們考慮的地方還是太少，像國小老師，除了教學外，還要擔任路隊糾察、值夜、選舉等行政事務，而在台灣省各校，每班平均學生人數仍然高達三十五人，種種原因很難說不影響教師們對教學的付出，連帶的，攸關教材改革的事項，也因此而打折。

但教師們並不氣餒，這幾年，教師團體的種種呼聲，如呼籲「非教育」因素退出教科書選用，減少班級學生數等，在在可見他們的努力。

許多教育界人士認為，教材改革要配合教師培訓──不僅教老師選書，還要還給教學自主權，才能協助這些第一線教師迎接新挑戰。

教科書的改革不僅攸關老師，揮之不去的考試陰影及競爭壓力，才是教科書改革的大敵。當教科書在決定開不開放時，升學就是很重要的考慮因素。

根據教育部的說法，教科書當時會採取「逐步開放」原則，是因為教科書開放是個大工程，特別是台灣向來著重升學主義，而教科書一向是出題的範圍所在，「一下子沒有了統一的教科書，老師們會不知如何出題。多版本教科書也將讓學生負擔加重，」當時教育部中教司長吳清基說。

但是很多人對此說法不表同意。政大教授黃炳煌就表示，升學主義是事實，但用升學的理由來阻擋教科書開放絕對是藉口。

「如果按照現在出題只偏重評量學生的記憶能力，那開放教科書也許會如教育部所說『增加學生的負擔』，但如果考的是學生對教材融會貫通的能力，那多版本教科書，說不定還能刺激教師教學自主，考題也會出得更靈活呢！」

也有些教育界人士認為，多版本教科書不僅不會不利考試，還有助於學習。台大歷史系副教授吳密察就指出，一項研究顯示，大學聯考的各科成績中只有英文考試成績與進大學後該科的成績成正比，但是高中英文教科書向來都非統一教本，此種現象令人深思。

周淑卿指出，國小沒有升學問題，但仍有嚴重的考試壓力，此種壓力來自家長之間的比較，以及班際成績的競爭，這些因素使許多老師害怕變動，特別是許多資深老師會說，「我教那麼久，舊版本都習慣了，為何要改變？」教新書，也學人生

許多教育界人士認為，跟所有的教育改革一樣，教科書改革也要有相關的「配套」措施，去除教科書選用的「非教育」因素外，健全教科書審查制度，能否很快建立一套具公信力，能據實比較各版本的評鑑制度，都是使教科書品質更好的步驟，而攸關改革重任的教師，更是其中關鍵。「這又牽涉到我們想要有怎樣的下一代？我們的教育中心思想如何？老師們心中有無荷擔教育使命的勇氣？」也是新竹師範學院副教授的周淑卿語重心長地說。

新竹山湖國小教師魯柏君的例子或可供參考。身為數學老師的她，在使用過一個大家都認為很難的教科書版本後，看到孩子比起以前在課堂上更願意思考，也更願意學習，大呼過癮。「對我來說，那不只是新教材，而是教學態度，甚或誇張一點，整個人生觀也由此啟發，」她說。

關鍵果真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