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若望的家鄉──漢學在德國

文‧張筱雲　圖‧鄭元慶

1998 11月

明末清初來到中國的德國傳教士湯若望，開啟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也為德國漢學立下根基。（本刊資料）（鄭元慶）

漢學研究目前在全世界方興未艾，尤其，自從中共走入國際社會，在列強中佔有一席地位，再加上廣大市場與人民所帶來的吸引力，一時之間，造成學習中文的風潮。

目前，在國際漢學界較活躍、居領先地位的西方國家，是法、德和美、加（起步最晚，卻有後來居上的趨勢）等國。俄國在這方面，因傳統、歷史及地理與中國有其不可分割的淵源，曾經怳懇o達，甚至到共產黨統治的六、七十年代，一直有非常輝煌的成果。近年來由於蘇聯境內政治不穩定、經濟難題、社會治安等種種因素，不利學術水準提升，目前暫時沉寂。

當今之世，漢學研究重鎮有法國的巴黎大學和東亞學院、德國的慕尼黑大學、日本的京都和東京大學、加拿大的多倫多大學、荷蘭的萊頓大學、美國的哈佛大學……。筆者就地利之便，現就以德國一地為例，作重點介紹。

提起漢學在德國的發展，必須追溯到明末清初的德國傳教士湯若望。他一六二三年抵達北京後，在中國住了幾十年，熟悉當地語言、文化，甚得清帝信任。由於他的從中引介，不僅為中國帶來了現代西方科學知識，同時也傳播了東方文明，開啟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可謂居功厥偉。繼湯若望之後，又有其他德、奧籍傳教士相繼來華，歐洲最早的《論語》、《大學》、《中庸》和各種儒家哲學的譯本，便因此傳入。

當時，有人將一大批中文圖書運到柏林，充作皇家圖書館的館藏，而使柏林成為十七世紀歐洲最大的中文圖書及漢學中心之一。之後，漢學研究又從傳教士層面推廣到文藝、學術界，德國大文豪如歌德（曾作〈中德四季晨昏雜感〉詠嘆詩）、席勒和著名學者洪堡兄弟也對中國文化有濃厚興趣。

從湯若望到漢學系

隨著政、商情勢的發展，十九世紀開始，侵略者、野心家、外交官、商人和學者文人也繼傳教士之後紛紛來到中國。歐洲各國都急需大批懂中文、了解中國歷史地理的人才（即所謂中國通），於是在一八一四年，法國首先成立了第一個漢學與滿文的「講座教授」，這是附設在皇家科學院下的學術性機構。基本上，截至十九世紀中葉為止，除了自學之外，德國人學中文，都必須前往巴黎。巴黎是當時西方世界的漢學中心，這個歷史傳統，至今不衰，例如，它所出版的亞洲期刊「Journal Asiatique」從十八世紀到現在，一直不曾間斷，是一本高水準的學術刊物。

相對地，起步甚早的德國在這方面卻仍步履蹣跚，直到一八八七年，才終於在柏林大學正式成立東方語言研究所。從業餘漢學研究進階到東方語言學中的附帶項目，算是踏出小小的一步，但離純學術性研究，實際上還有一段距離。

柏林的東方語言研究所成立之後，二十五年間，共有四百八怳H在這裡學過中文，學生主要是法律系的大學生，也有部份為郵政、銀行職員，外交官、工程師、商人等，功能上屬語言訓練學校，以實用為目的，並非一門獨立的學科，所以沒有中國文化與哲學相關課程。相較於其歐洲他國家（法國於一八一四年、英國於一八二五年、荷蘭於一八七五年成立漢學系所），德國在漢學方面的發展算是遠遠落後。

一段時間後，德國學者們逐漸意識到，中國文化博大精深，一個歐洲人，窮其畢生之力也不可能深入並領會其中奧秘，有必要集中精力、利用一切機會到中國去生活，與當地中國學者往來接觸，因此，也迫切需要將漢學正式列入學術研究學科。經相關有心人士大聲疾呼，多年奮鬥、催生之後，一九○九年，德國第一所漢學系終於在漢堡大學成立。之後，柏林、萊比錫、法蘭克福、哥廷根、波昂等大學亦相繼跟進。

象牙塔之外──早期的民間譯作

漢學在德國被納入學術領域之後，漸漸地，不只是學者們當作一門學科來研究，民間、特別是中產階級，也開始感到興趣。在有心人士的推廣下，已有走出象牙塔、普及化趨勢，例如威廉（1873—1930﹚，他給自己取了中國名字，叫衛禮賢，他所創辦的「中國研究社」，便是在此一宗旨下，致力於中國文化的傳播，他將《論語》、《道德經》、《列子》、《莊子》、《孟子》、《易經》……等經典之作譯成德文，介紹給一般民眾。其中以《易經》最具盛名與影響力。

另外，尚有擅長中國古典詩詞翻譯，特別是李白、杜甫、韓愈等作品的查赫（1872—1942）和專門翻譯中國古典小說的庫恩（1884—1961），他的翻譯作品包括《金瓶梅》、《紅樓夢》、《水滸》……等，大量介紹中國民間通俗小說。

在眾多漢學家當中，創辦慕尼黑大學漢學系的漢尼士（1880—1966）甚至精通蒙、滿族語文，在世八十餘年中，共發表論文和著作約一百四十多種。

近代漢學──大戰後的慘澹經營

自然，如漢尼士一般窮經皓首的漢學家並不乏其人，默默耕耘的結果截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為止，共有漢堡、柏林、萊比錫、哥廷根等大學都已設有漢學系。戰後，德國地區一片焦土，百廢待興，尤其納粹黨當權時代的種族歧視政策，研究漢學的專家無立足之地，許多漢學家出走他國，造成後繼無人的局面。

儘管如此，德國當時僅存的一些漢學家仍能一絲不茍地做下去。戰後，慕尼黑大學是第一個成立漢學系的高等學府，負責籌辦的正是漢尼士教授，他形容當時克難的淒慘情景──「夏天，我們有時候在走廊上，有時候在木板棚下上課；冬天，則在系上唯一完整的房子裡……；後來，總算獲得一間屬於自己的房子，它是圖書館、教室兼辦公室。」之後，在福赫伯教授和鮑吾剛教授的努力經營下，漢學系日漸步上正軌。

從一九五○年開始，德國的漢學逐漸蓬勃發展，漢堡大學、波昂大學先後成立漢學系或開設中文課程，一九五三年，漢堡、慕尼黑和哥廷根大學培養出戰後第一批漢學博士共六人，其中，葛林、鮑吾剛和德博後來都成為德國漢學界的棟樑。

根據學者研究方向的不同，戰後，德國的漢學界可分為幾個大本營，例如慕尼黑漢尼士、福赫伯的中國中古史（特別是宋、元史）；漢堡傅吾康的明清史和中國近代史；東德萊比錫艾克斯的先秦文史。

這當中，由其學習背景又可細分「土」（德國自己培養出來，例如漢尼士和福赫伯）、「洋」（曾在中國居住很長一段時間，例如傅吾康）和納粹時期被迫隱居、戰後生活在共產國家的漢學家（例如艾克斯），他們也各自有治學觀點。

「土」、「洋」之間，有時候在事情的看法上歧異極大，例如，漢尼士擔任系主任時，慕尼黑漢學系便不授口語中文，他認為，漢學就是古文字學，漢學的秘密就是要經常大量地閱讀，此外，口語對於在德國學習漢學的人來說，意義不大。因其未具學術性，人們並不視之為一專業學科。這種情況在西方漢學界很平常，漢學家雖然通常都懂得多國語言，但未必每種都能夠流暢書寫和對話。其實這也無可厚非，畢竟，學術研究主要是閱讀史料，提出問題，找出解決的方法，只要有閱讀和消化書籍內容的中文能力便也足夠。

但是，操一口流利中文的傅吾康則公開批評這種看法。繼任慕尼黑漢學系主任的福赫伯並未延續漢尼士的作風，他開始加強重視學生說、寫的能力。這也是當今漢學的潮流趨勢。

「中國熱」助長漢學風

目前，全德漢學系註冊學生約五、六千人，但據了解，由於其中有不少學生因「中國熱」慕名而來，實際上，真正投入的只有兩、三千人。

德國大學中設有漢學系的，共有漢堡、柏林、波鴻、波昂、法蘭克福……等二十多所大學。它們平均分散在全德各地，與法國的集中一個地區（巴黎）大異其趣，而且其密度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再就其所發表的論文總數而言，在西方國家中僅次美國，列居第二，以德國土地面積與人口來說，成績算是相當可觀，足見漢學在德國發展之蓬勃。

在德國，除了漢學系，其他科系也會視實際需求開設與中國有關的課程，例如慕尼黑大學政治系和醫學研究所開設的相關課程、波鴻大學教育系開設的「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教育」、科隆大學法律系的「中國法律」專題講座……。

除了盛行於學術殿堂，德國民間也提供學習中文管道，大型公司、企業或工廠如西門子公司，便設有夜間部中文語言班，讓有需要的員工進修學習。各地社區成人學校也有許多不同長、短期的中文班，供一般有興趣的民眾選修。不少來自台灣或大陸的華僑被聘為教師，在異鄉擔負傳播中華文化的任務。

就功能而言，基本上，德國的漢學系主要以學術研究為主，語言反而是其次，某些大學與日本或韓國合併在一起，稱之為「東方」或「亞洲」之類的語言學系。除本科系學生外，尚有不少台灣、中國大陸、香港、澳門、日本、韓國的學生選來作為副修科系。近幾年來，由於研究東南亞文化漸成風氣，但一一獨立設系所又有其困難，因此，有些大學漢學系，除了中文之外，甚至提供泰語、韓語、蒙古語、越南、滿州語等語言課程供學生選修。

除了會話課之外，主要以德文授課，一般寫報告或發表論文以德文為主，學生必須同時學會正體字與簡體字，甚至為了將來能直接閱讀古書，他們也必須學習文言文。拼音系統則以漢語拼音和威氏拼音為主，台灣一般所用的注音符號，則因另成體系，較少被引用。

為了真正學以致用，一般漢學系多半鼓勵學生出國，到台灣、中國或香港「取經」，至少住上一年，學習當地語言文化，熟悉風俗民情。有些人因此在當地結緣，娶（或嫁）個中國老婆（丈夫）回來，從此與亞洲文化關係更加密切。畢業學成之後，他們多半從事與中文相關行業，最常見的就是與台灣、香港、中國往來作生意，或自己開翻譯社，當然，也有極少數學得專精的，則繼續走純學術研究路線。

作學問，離不開圖書館，目前德國最大傳統漢學藏書中心是巴伐利亞州立圖書館，類別主要是有關中國古代文學、歷史、考古、宗教、地方誌。慕尼黑大學得地利之便找資料非常方便；柏林的普魯士州立圖書館則是另類藏書中心，館內藏書較偏向近代及現代中國，除此，各大學也都有自己系上圖書館。

教授及學者們研究的心得及結果，多半發表在系列叢書及期刊上。系列叢書方面，有「烏玆堡漢學叢書」、「慕尼黑東亞研究」、「南中國與海上亞洲叢書」……等，期刊方面則有波昂附近傳教機構發行的古典中國文學「Monumenta Serica」、漢堡大學發行的「Oriens Extremus」……。這些刊物和圖書，水準非常高，在國際漢學界佔有一席之位，內容包羅萬象，牽涉到經濟、文學、政治、歷史、哲學……，都是作學術研究時的重要文獻資料。

新重點、新方向

基本上，德國漢家以個人獨立研究為主，各大學漢學系都依講座教授的專長與研究項目而各有其重點與方向。其中特具成就的包括：柏林自由大學對中國婦女問題和中德關係的研究，海德堡大學對十九、二十世紀的上海與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哥廷根大學特別研究哲學中的學術專門用語，波鴻大學馬漢茂教授主持的文學翻譯中心（其中有不少台灣現代文學作家）、波昂大學的現代中國文學……。海德堡大學甚至成立專門科系，研究東亞藝術史（由Lothar Ledderose 教授主持），該系圖書館藏書及史料豐富，堪稱全歐最大東亞藝術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德國漢學已有逐漸走出「純學術漢學」──即專門研究傳統中國的趨勢，而與現代政治、歷史、社會、文化、教育等課題結合，探討中國現實問題，目前熱門的課題包括：

一、儒家思想與中國現代化

對於這個問題，學者們反應不一。不少德國漢學家抱懷疑態度，皆不認為儒家思想能對現代化有所助益；他們認為儒家思想過於強調「集體主義」而沒有「社會」，對現代化並不能發揮積極作用；傳統中國根本沒有「自我」，因而不利發展資本主義；中國人只知道「自我控制」，「努力維持和諧關係」，所以，在中國傳統與現代之間根本不存在任何直接關聯。

但是，這當中也有學者抱著較持平的看法，例如漢堡大學東方語文學系主任司徒漢教授提醒大家應該注意，孔子並不等於儒家，誰要談儒家，就應先聲明，他談的是哪一個孔子和哪一個儒家，不能全部一概而論。陶澤德教授也認為，每一個時代的儒家思想不盡然相同，經常會被賦予政治目的，淪為上位者的統治工具，原始儒家思想基本上是建立在道德與操守的層面上，對於中國的現代化及經濟發展，應該不會產生正面或負面影響。

二、中國思想與哲學

德國人好思辯，道家和道教的研究正合他們的口味，因此，不僅是德國漢學的熱門主題之一，也引起一般民眾的廣泛興趣，衛禮賢早年翻譯的《易經》，至今仍不斷再版，中上階級德國家庭幾乎每家必備。再加上道家的思想剛好與近代「回歸自然」的呼聲不謀而合，難怪老莊思想大行其道，僅《老子》的德文譯本就有五十多種。近年來，孫子兵法也頗受歡迎，福來堡大學的勝雅律教授將多年研究心得寫成《智謀──中國的三怳賒p》一書，其版本共有德、法、荷、中（中國大陸和台灣）、英……等十多國文字，暢銷全世界，在台灣且曾上金石堂暢銷書排行榜。

德國漢學一路行來，至今可謂開花結果。以德國人嚴謹的治學角度來觀察古老中國，應可提供國人另一觀點來省視自己的文化吧！

p.110

明末清初來到中國的德國傳教士湯若望，開啟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也為德國漢學立下根基。（本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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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德國烏茲堡，由巴洛克式的柱子、中國式屋頂、鳳梨柱頭以及避邪八卦所組成的小茶亭，象徵著德國人對遙遠東方的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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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靜而與世無爭的大學學府，適合純學術性的漢學研究在此萌芽發展。圖為海德堡大學。

p.114

.在「東方熱」風潮下，孫子、老子及易經等中國傳統哲學，在歐洲都擁有許多心儀者。結合孫子兵法、三怳賒p及聖經等為藍本，寫成《智謀》一書的漢學家勝雅律就是一例（張良綱攝）。右為蔡志忠所繪的漫畫「美人計」。

p.115

（時報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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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九○九年德國設立第一個漢學系開始，經過近一世紀的努力，中國已不再是遙遠而奇異的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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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有以華人網絡為主體的亞洲小龍小虎崛起，後有中國大陸的經濟起飛，華裔經濟學已逐漸成為漢學中的顯學。圖為大陸深圳。（邱瑞金攝）

位於德國烏茲堡，由巴洛克式的柱子、中國式屋頂、鳳梨柱頭以及避邪八卦所組成的小茶亭，象徵著德國人對遙遠東方的綺想。（鄭元慶）

Quiet campuses away from the madding crowd are the places where academic sinological research blossomed and developed. Pictured here is the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鄭元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