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電影」浪潮後

國片片商「兵家必爭」的暑期檔已近尾聲，但翻開報紙，整頁的電影廣告，醒目處盡是西片（美國片）和港片的天下——笑鬧片、英雄片、科幻片、老片重映……。觀眾在目不暇給之外，更有「不知置身何處」之感。而零零星星的幾部國片，除去僵屍片，軍教笑鬧片，也就只有「清清純純」的學生片了。

「鄉愁的苦澀、成長的記憶、青春的眷戀」：這正是一系列侯孝賢電影作品的主題。（鐘永和）

新銳導演那兒去了？

這樣的窘況，令人懷想兩年前的暑假。那時候，從「光陰的故事」、「兒子的大玩偶」一路脈脈相傳的所謂「台灣新電影」正達高峰；「新銳導演」的作品紛紛出籠：萬仁的「超級市民」、侯孝賢的「童年往事」、李祐寧的「竹籬笆外的春天」、王童的「策馬入林」……，都以強棒出擊的姿態上陣。加上後來居上的「我這樣過了一生」（張毅）及「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柯一正），一時為國片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相隔不過兩年，「新電影」那裡去了？新銳導演們又在做些什麼？

順手可舉的例子很多：楊德昌最近遠赴香港，準備為德寶公司編導一齣「懸疑片」；侯孝賢回頭拍起綜一公司為了捧紅「玉女歌星」楊林而投資的「尼羅河女兒」；張毅在「我的愛」票房失敗後，放下導演筒，為一部單純的兒童電影「大海計畫」做策畫；柯一正則任職一家影視公司，為客戶拍製廣告片；而曾壯祥和電影已隔絕兩年，目前在為「公共電視」做專輯……。

一度被譽為「國片新希望」的「新電影」浪潮旋起旋落，究竟為電影界帶來些什麼？

曾壯祥雖已放下執導筒兩年多，但談起電影，還是神采飛揚。（鐘永和）

「光陰的故事」大爆冷門

民國七十一年，港片壓境，國內電影業飽受打擊。就在電影公司紛紛「暫停營業」時，中國電影公司做了一個小小的嘗試：用新台幣四百萬元的超低預算，請了四位名不見經傳的年輕導演——陶德辰、楊德昌、柯一正、張毅——拍了一部四段式的電影「光陰的故事」。

這部「實驗性」、「冒險性」很重的電影，本來被許多人譏誚為「沒有辦法的辦法」，不想卻大爆冷門，在短短一個禮拜的上映檔期內，吸引了大批觀眾。

「光陰的故事」劇情很「淡」、節奏緩慢、沒有誇張虛矯的戲劇效果，不重明星和噱頭——這些和以往「賣座秘訣」背道而馳的特色，的確令人耳目一新。國內影評人在「久旱逢甘霖」的心情下，都給予這部具有歷史創新意義的電影，非常厚愛的超高評價。

就這樣無心插柳，「光陰的故事」為台灣「新電影」奠下基石。

接著，由明驥擔任總經理的中影公司，在製作企劃部編劇小野和吳念真等人的大力推動下，又連續開拍了幾部同樣不純粹以商業利益為目標的電影，其中陳坤厚導演的「小畢的故事」，侯孝賢、曾壯祥、萬仁聯合執導的「兒子的大玩偶」等片，更為「新電影」帶起另一波高潮。

當年推動「新電影」最力的小野說：「我們累了，新一代的『新銳』該出現了。」。（鐘永和）

國片的一股清流

在題材上，這幾部電影開始明顯地反映出「自覺」意味。故事多以台灣四十年來的「成長經驗」為關懷焦點，以中下階層為描寫對象；且藉著人文精神的觀照和寫實手法，在迂緩平淡中點出發人深省的主題。

這些特色，使人驚喜地發現，國片不再只是風花雪月、怪力亂神，或是與現實風馬牛不相及。在提供通俗娛樂和斤斤計較商業利潤之外，國片也可以中肯地反映現實人生，可以嚴肅地詮釋社會變遷。所以「新電影」雖然產量不多（一年不過十部左右），始終沒有成為國內電影的「主流」，卻廣受矚目和肯定，甚至吸引了許多從不看國片的大學生和知識份子。

緊接著，「新電影」在外國也陸續傳來「捷報」：楊德昌的「青梅竹馬」獲得瑞士盧卡諾國際影展頒發的「國際影評協會獎」；侯孝賢的「冬冬的假期」獲得法國藍特三洲影展的「最佳劇情片獎」、「童年往事」獲得柏林影展的「國際影評聯盟評審獎」，同時入選法國坎城影展……，直到最近楊德昌的「恐怖份子」亦得到瑞士盧卡諾影展的「銀豹獎」和「國際影評人獎」。

從胡金銓的「俠女」獲得坎城影展大獎至今，沈寂多年，幾乎為國際電影界淡忘的我國電影，一時間竟出現多方邀約、分身乏術的奇景。

金石堂廣場前的電影海報展，西片海報仍是重頭戲。（鐘永和）

國際影展立功

優秀的「新電影」活躍在世界各地的影展中，不僅證明作品成功，對國家形象也有直接貢獻。

另外，「新電影」往往平實地以人文關懷描寫台灣斯土斯民的辛酸和快樂、卑屈和尊嚴，使得外國人在李小龍式的武打人物之外，對「中國人」能有較深刻的認識。

影評人焦雄屏指出，參加國際影展的「新電影」中，也不乏「以人性觀照為出發點，正視社會過去的弊病和傷害」的作品。像「兒子的大玩偶」描繪台灣剛光復時，日本無所不在的影響力，以及當時中下階級的貧窮無知，一味崇洋。這種不經粉飾，不帶虛矯宣傳意味的電影，更會讓人肯定中華民國政府「開明、進步、勇於檢討」，對於建立國家良好形象是最直接有力的媒介。

今年國片的兩大支柱——溫馨的電影小品及軍教笑鬧片，都是以青少年為主要訴求對象。（鐘永和）

「國際」崢嶸，「本土」失利

編劇朱天文也曾為文指出，現在各國都拚命加強「文化輸出」，連共黨國家也不例外。而電影這種傳播力強的綜合藝術媒體，尤其是第一線尖兵。在許多影展中，我國電影都和中共電影不期而遇，這是一場不可避免的文化戰，我們只有更努力地製作高水準、有包容力的電影，才能獲勝。

可惜的是，在國際「文化戰場」上衝鋒陷陣、過關斬將的「新電影」，除了可以領取新聞局頒發的新台幣十萬元獎勵金，在國內卻往往「叫好不叫座」，而在「商業戰場」上節節失利。

當「青梅竹馬」創下四天下片的紀錄後，許多片商與投資者開始對「新電影」卻步。原先被譽為「國片清流」的各種特色，現在也都成了「票房毒藥」。目前電影界不景氣，在「只准賺不准賠」的情況下，「新電影」自然難逃被束之高閣的命運。

柯一正拍製廣告片，也是一絲不苟。（鐘永和）

「清流」變「毒藥」？

「新電影」真是「票房毒藥」嗎？

柯一正的「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曾經創下三千萬元的高票房紀錄；張毅的「玉卿嫂」也很「叫好又叫座」。「新電影」的從事者自然不同意這個說法。

「拍電影本來就有賺有賠，如果就發行比例來說，所謂的『新電影』未必輸給一般純商業電影」，導演張毅指出。

執導的「海灘的一天」、「恐怖份子」很賣座，但「青梅竹馬」卻慘兮兮的楊德昌也說：「誰敢擔保什麼樣的電影會賣錢？！」他表示，有些商業電影挖空心思搞噱頭、炒明星、弄大場面，還不是賠得「鼻青臉腫」，「新電影」吃虧在樹大招風，幾部很受矚目的好作品，偏偏票房垮掉了，難免使人產生錯覺，以為愈是「新電影」就愈會賠錢。「這並不公平」，楊德昌說。

「把所有的『新電影』都歸成一類也未免失之偏頗」，小野進一步指出，「新電影」中雖然有嚴格忠於創作良心、不願牽就觀眾口味的藝術電影，但大部分還是儘量兼顧商業的。他認為，「新電影」只問拍得「好」或「不好」，不會先設定商業、藝術二分法來劃地自限。至於票房不好，原因很多、很複雜，「片商在責怪『新電影』之前，也該想想自己的企劃、宣傳工作有沒有做好」，小野說。

張毅在錄音間為「大海計畫」配音。

「新」電影「舊」了……

「新電影」本身自然也有值得反省之處。

英國「經濟學人」週刊曾在今年七月四日出版的一期中指出，「台灣新電影」的編導人才不夠多，在題材上也出現揮灑不開的黏滯感。

譬如描寫成長經驗的片子，順手捻來，就有侯孝賢的「風櫃來的人」、「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戀戀風塵」；萬仁的「油麻菜籽」、「超級市民」；柯一正的「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我們的天空」；李祐寧的「老莫的第二個春天」、「父子關係」等等，在「新電影」作品中佔了相當大的比例。

這些相彷彿的情節、似曾相識的場景，一再出現，難免使觀眾失去新鮮感和衝擊力，「新電影」也就由新轉舊，落入另一個窠臼中了。

「時代腳步愈走愈快，從前武俠片、瓊瑤『三廳式』電影可以流行個十年，現在任何電影題材想維持流行三年，都難如登天」，曾經得過金馬獎最佳編劇的小野，無奈地表示，大家並非沒有嘗試過新題材，但觀眾口味實在難以捉摸，他自己就有這樣的經驗。

「策馬入林」原來是中影「寫實武俠大展」系列中的第一部，希望突破武俠片過於浪漫的俗套，改用較人性的觀點去透視所謂的「英雄」。所以劇中的主角馬如風不過是個既可憐又可笑的草莽人物。另外一部「阿福的禮物」，試圖藉大陸、香港、台灣三個地方，三個阿福的不同際遇，來探討中國人四十年來的種種面貌。「可惜這兩部片子票房都不佳，使得開創新題材更成了一種冒險」，小野說。

觀眾口味難捉摸

無可諱言的是，長期浸淫在好萊塢式電影及電視連續劇的品味中，大部分觀眾已經習慣把電影、電視純粹當成消遣。因此，對俊男美女、懸宕激情的劇情、刻意製造的戲劇效果、簡單完整的故事結構、能夠不費腦筋看的電影，就能滿足。這樣的觀眾取向，不只國內，美國也是一樣。而這些通俗電影的特質，卻與大部分「新電影」的理念背道而馳，於是藝術成就和票房收入不成比例就可以想見了。

「但是，觀眾也不是只有一種」，導演曾壯祥指出，「國片片商往往只注意年輕觀眾的口味，卻忘了中老年觀眾和知識分子其實是很值得爭取的。」

要爭取這批觀眾，不僅得靠有深度有內涵的好電影，且在企劃、宣傳時，就應該以他們為訴求對象，儘量吸引他們的注意力。

打一個譬喻：張愛玲的小說永遠比不上瓊瑤或三毛的小說「賣座」，但出版商不必奢望張愛玲「老少咸宜」。同樣的，或許「新電影」本來就不必預期每部片子都要達到與娛樂片同樣的「叫座」，而準確掌握住特定的電影人口，滿足他們的訴求，也就不算「失利」了。

曾經滄海難為水

如果樂觀一點，或許也可以期望觀眾看電影的習慣慢慢改變。等觀眾接觸「新電影」的次數多了，對於不同於傳統的表達方式和思考邏輯熟悉後，也會逐漸接受。「就像一個導演一旦導出一部『感覺對了』的好作品，就不會甘心再回頭去拍違背那種『感覺』的電影；而一個觀眾一旦領略到好電影的美和深刻，也會從此對傖俗的作品不屑一顧」，曾壯祥說。

為了培養電影人口，由兩位影評和焦雄屏合辦的電影講習教室「電影劇場」目前已經開鑼，各項電影欣賞及理論課程都在進行中，這是第一步。

一些文化工作者也建議「新電影」應該儘量從低成本、十六糎米做起，發行上也應該從目前的「全省院線聯映」改為西片「藝術電影院」式的單一戲院放映，以期達到「小成本、小回收、自給自足」的初期目標。

暫入冷宮，休養生息

欲使「新電影」生命力再度活絡的呼聲很高，值得試的「方子」也不少，但卻頗有「時不我予」之嘆。至少在目前，片商投資風氣顯然已經改變。

投資人和部分影評人多少已種下「新電影嚴肅、沈悶，把國片觀眾嚇跑了」，或是「新銳導演只會拿投資人的錢去滿足自己的藝術創作慾望，不管觀眾喜不喜歡，也不管投資人的利潤回收……」之類的印象。大部分片商在沒有能力獨立分析及判斷市場取向的情況下，也只有暫將「新電影」打入冷宮。

「新電影」從風光一時轉趨沈寂，新銳導演們在工作機會不多的情況下，不是「大隱隱於市」，就是向商業需求做了若干程度的「妥協」。

或許，正如導演李祐寧說的，「新電影」要想持久，除了不斷出現「新銳導演」，「新銳老闆」、「新銳製片」的配合，才是目前最重要的。

衝擊力大、影響深遠

「新電影」雖然暫趨沈寂，但它對國片的影響卻非常深遠。

首先是高水準專業人才的投入，像柯一正、萬仁、陶德辰、李祐寧、曾壯祥都是留美歸來的電影碩士。這樣的背景，扭轉了國人將從事電影視為「不務正業」的舊觀念。

此外，曾經在美國做過七年電機工程師的楊德昌，從國外引進了新類型的攝影機底片、以及照明設備，不僅增進畫面品質，而且較以往經濟省錢。同時新導演也要求演員親自配音，改善了以前影片中常有的聲音和面孔「不搭調」、情緒不連貫的缺點。這些新器材、新手法，都使得國內電影在技術層面上有所突破。

「新電影」風行時，一窩風趕搭熱潮的電影也不少，著名文學作品紛紛被改編拍成電影，像黃春明的「嫁妝一牛車」、白先勇的「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和「孽子」等。這些「跟進」的電影雖然基本上還是商業掛帥，但用文學名著來豐富電影內涵，也算在題材上開啟了一條新路。

國內電影文化的先聲

「新電影」帶來最觀念性的衝擊，是使許多人，包括電影工作者、影評人、觀眾、及政策單位，體認到電影的文化價值。

不管做為國際「文化輸出」的利器、或是本土「文化自覺」的反映，身兼藝術、傳播媒體雙重功能的電影，都有它不容輕忽的重要性。因此，要求把電影納入正規教育、設立電影學系的呼聲日益增高。不僅是編導、演員、影評人、技術人員須要盡快培養，管理、製片，以及經營觀念的突破更是刻不容緩。

文化界人士也認為，類比於音樂、美術、舞蹈等其他類型的藝術，電影也該有「通俗」與「精緻」之別。對於前者，可以任憑它通俗化、商業化；但對於對文化有貢獻的「精緻電影」，或可由政府用提供硬體設備、參與投資企劃、提高影展獲獎獎金、保障優秀人才等方法，使它藉「文化優勢」克服「「商業劣勢」，發揮應有的功能。

最近中影出品的「恐怖份子」在瑞士盧卡諾影展得獎，林登飛總經理就表示，中影以國營影業機構的立場，今後將繼續支持這類藝術電影，為電影文化提供最直接的助力。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新電影』已經完成它的階段性任務，它的結束是遲早的。」小野為「新電影」作了這樣的結論，但他也認為「新銳導演」的努力已留下痕跡，「接下來該期待另一批更有衝勁、更『新銳』的接棒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