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地變公園──三重後竹圍的社區經驗

故事從一塊荒地說起……

早晨十點多的公園，是老人、婦女及小小孩的天下。難得連日東北季風帶來的陰霾被陽光蒸融，公園中央廣場許許多多小身影，在五彩鮮豔的迴旋梯中鑽進鑽出。不過可不能玩得太肆無忌憚，因為坐在外圍木扶椅的阿公阿媽們，看似閒話家常，眼睛卻一刻也沒放鬆。而剛從菜市場回來的媽媽經過這裡，也不知不覺放緩腳步，跨過矮欄，走入樹蔭下的健康步道，偷得浮生半刻閒。

清冷的微風掠過老龍眼樹梢，枝葉相互摩挲的沙沙聲，是大自然送給人們談話聲、腳步聲及間或由隔街工廠發出的焊鐵嘶嘶聲的和音。驀地，一陣由遠而近的隆隆聲劃破這土地的安祥，抬頭一望，正好迎上平均每隔兩分鐘就來造訪一次的飛機，那塊閃耀著銀白色的肚皮。

荒地養蚊子

這座位於厚德社區三個里之一──厚德里的公園，有近戔曮悀l從此輻射而出，是居民平日遊憩和往來的「心臟」部位。然而，在三年前，卻是人人敬而遠之的「邊緣」地帶。

公園一隅盤根錯節的大樹下，是社區老人們固定聊天、泡茶煮飯的根據地，舉凡桌子、椅子、電視、瓦斯爐及食物櫃等設備一應俱全。戲稱「館主」（管煮）的黃修三和「管家」周陳仙杏是常出現的老面孔。

他們說，這塊地原本長滿了竹子，還有一間土埆屋，是陳家叔侄和黃家（在地家族之二，另外還有林、王及張家）所有。後來被政府徵收做為公園預定地，卻遲遲沒有動工，只先把竹林砍除，而剩下的枯枝殘葉和居民任意堆放的垃圾、廢棄物，劃地而建的菜圃，「養」出更多的蚊子，臭氣薰人。

有趣的是，這也正是吸引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班和碩士班研究生楊沛儒、陳允中等人注意的原因。

那時楊沛儒還在讀碩士。他說，城鄉所教授源自國外經驗的社區建築，強調所謂「參與式設計」，也就是專業者必須走出冷氣房，從使用者的需求出發做規劃，打破過去由上而下的決策模式。但是，由於沒有人在台灣成功過，終歸還是停留在理論的階段，他因此許下下鄉實驗的心願。

下鄉服務

適逢台北縣政府舉辦「大學學生參與台北縣社區服務工作」，楊沛儒就和城鄉所的學弟妹及社團同學參加這個活動。他們把眼光放在老舊社區搜尋，因為這些地方近二十年來經濟快速發展、城鄉移民大量湧入的結果，生活品質急遽惡化，居民對於空間的「再發展」有潛在的需求，應該就是專業者發揮的最佳舞台。就在這個情況下，與後竹圍有了初步的接觸。

後來服務工作因經費困難而無以為繼，他們二、三十個人於是自己組成「台大後竹圍社區工作隊」，而當時還在機械系就讀的陳允中，也是其中的一員。

陳允中是來自馬來西亞的僑生，他參加這個工作隊的動機主要為報考城鄉所熱身。為什麼要放棄社會既成價值中的光明前途？

「我主要是受城鄉所的氣氛吸引，在那個理想色彩濃厚的環境中，社會服務是被鼓勵的。後來去聽張景森老師開的『都市問題與政策』，來上課的除了城鄉所的研究生，還有許多大學部從來不上課的視聽社、苦悶報……等的『牛鬼蛇神』。你知道，在機械系的生活比較個人，教授期望學生的是如何在個人事業上求成長，同學間最常談論的話題是ＧＲＥ考了沒、什麼時候申請國外學校。但在聽那門課期間，透過大家一起參與、資源共享，我知道自己除了念書，還有許多可能性，也能為別人付出些什麼。」

他們心中的藍圖，是希望透過專業者的協助，將環境決策權還給人民，並且能動員起來自己組織地方團體、管理公共事務，以建立居民對社區的認同，再進而擴大對社會的關懷。

一九九二年的七月，抱著打造夢土的理想進入後竹圍，起初所得到的回應，卻是居民的質疑。

他們分成社會調查和空間設計兩個小組，一個個去拜訪當地掌握人脈資源的鄰、里長，以及時常在公園預定基地附近遊走、好奇心強而主動的民眾；並製作「老社區該整容了」的傳單，邀請居民來參加討論。但是，每個拿到傳單甚至答應會出現的人，到時候卻仍不見蹤影。

「或許是他們不相信自己可以決定公園的設計吧！」學生們這樣推測。在訪談中，居民大都表示希望政府趕快行動，而對於學生建議由大人、婦女甚至小孩提出新的構想，來取代政府已經完成的工程圖，則是半信半疑。

這個禮拜玩什麼？

僵局在「社區環境整潔」活動過後有了轉機。陳允中說，他們和幾個熱心的居民，帶領小朋友，拿著鋤頭和垃圾袋，花了一天的時間，一寸一寸地清除廢物，把空地整理出來。忽然之間，「本來沒人要來的地方，現在一下子跑出許多人，我們開始被認同，士氣也高昂起來。」

為了進一步讓民眾嘗試各種公園使用的可能性，及增進彼此了解以有效動員，一場接一場的活動，將居民的興趣逐漸「加溫」。

從兒童的「園遊繪」、青少年的躲避球賽，乃至老少咸宜的社區卡拉ＯＫ。只見大家穿著輕鬆的Ｔ恤短褲，有人還抱著小狗，台上台下同唱「你是針，我是線……。」「這個禮拜要玩什麼？」成為街頭巷尾的最新話題，大家有事沒事也會到公園探個頭。

逐漸地，學生開始可以說一些「自己」的故事，進入公園設計的溝通階段。

除了談理念，他們也準備許多保麗龍模型，讓居民將想法具體化；或由學生動手，一邊訪談，一邊就隨手修正。老人說，公園哪裡要有一棵樹，紙上即刻就「長」出一棵樹；老人再看了看說，「不行啦，樹要高一點，這樣車子才不會進來。」

為了更進一步了解居民對公園的使用需求，學生們企劃「空間體驗日記」，把大家聚集在教室中，黑板張貼上一張全開壁報紙，共同想像一天二十四小時中與社區發生哪些「親密關係」。

起初，每個人都在等別人說話，後來一個歐吉桑打破沈默：「我每天五點起來，要打羽毛球。」氣氛慢慢熱烈起來。也有人說，「我是做體操。」小朋友更不落人後，「我們放學要打躲避球。」而旁邊馬上有一個小小的聲音傳出，「還有水球。」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小小的空間中，流動的是出乎預料的活潑創意和歡樂氛圍。

菜園變涼亭

設計終於進入倒數計時的最後階段。台大學生們幾乎每天駐紮在向社區托兒所臨時借用的工作室，為公園的模型催生。陳允中說，因考慮到小孩切割保麗龍有危險性，他們在尋找小孩適用的模型材料時，特別準備餅乾、花椰菜、吸管、黏土等；還很周到地事先預演實驗，分飾社區內的各種成員，以期溝通能夠更為順暢。

「今天（八月三十日）是最重要的日子，」楊沛儒站在台上說，「在未來兩個星期內，我們要完成設計。」居民們分成小孩、婦女、老壯組，將他們心目中的理想公園動手做出來，再分組報告，由學生協調整合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夢」公園。

在這個階段，民眾對每個細節都相當注意，因為未來的一草一木可能就出於自己的手。正由於居民自主意識的抬頭，還發生了一個在城鄉所流傳的「笑話」。

一直扮演後竹圍工作隊諮詢角色的城鄉所教授劉可強說，在過程中，學生發現有一塊小小的空地閒置出來，於是跑來問他的意見。基於在美國豐富的社區規劃經驗，他建議可以設計成「市民農園」，有菜圃和一個放農具的小屋，讓大家分租耕作，在都市也可以享受田園樂趣。

沒想到眼尖的居民一眼就發現這個「偷渡」的構想。他們說，「什麼時候多一個廟（指小屋）？」後來弄清楚是菜園，仍遭到大家全盤否定，農具小屋最後變成了涼亭。由此也可以看出，專業者在引進國外設計觀念時，必須格外小心。

二個星期後，台灣第一座民眾參與設計的公園正式模型宣告誕生。

後竹圍的「秀英」花

能夠在短短三個月有這樣的成績，讓保守傳統的後竹圍居民動起來，來自在地人的支援是絕對不可或缺的。而現任厚德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的林秀英，就是扮演這個重要角色。

不像在國外，社區組織已經發展得相當健全，專業者馬上就能進行設計，不須花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打入居民的生活。台大團隊進入後竹圍的初期，除了人生地不熟以外，社區也沒有一個足以代表三個里居民心聲的組織來應對。在遊戲規則付之闕如的情況下，工作的推動備感困難。

於後竹圍長大的林秀英，原本自己開設安親班。大前年在一趟泰國旅遊回來時，適逢「園遊繪」即將舉行，後竹圍的大廟「廣熙宮」擔任理事兼厚德里鄰長的叔叔林勝忠，要她帶班上一些小朋友去烤肉熱鬧一下。個性活潑的林秀英，很快就與台大學生們熟識起來。

「那時候楊沛儒說他們要在這塊空地做民眾參與公園，我馬上自己想像出一幅有小橋流水的宮廷後花園景象，陶醉其中，真是好美喔。又剛好我在空大修社會系的課，想想做社會工作應該滿好玩的，就這麼糊裡糊塗被『騙』進去了。當然，越到後面才發現，做出來的完全不是原先想像中的那回事。」她促狹地笑著說。

「不過，我參加過兩次籌備會就跑了，因為覺得討論過程很長卻沒有具體的結果，於是就跟台大的人說，你們要怎麼做，我負責執行就是。」

在辦卡拉ＯＫ時，她告訴學生們民眾可能希望有什麼樣的感覺，並出面到廣熙宮借椅子和木板竹條，幫忙搭起舞台，租借成套伴唱設備，並在當天四處「抓人」，果然使活動增色不少。

說到活動，林秀英想起一件有趣的事。「在做社調時，我從老人口中知道，原來後竹圍在日據時代有一種很有名的經濟作物，做為茶葉的香料，就叫秀英花（茉莉花）。這種植物約一百公分高，開白色如指尖大的小花。聽說一公斤曬乾的成品出口到日本，可以換一百斤白米。我告訴楊沛儒，他們還以為我故意騙人，說自己是後竹圍之花呢。」

後竹圍的由來

林秀英有著微黑的皮膚和一雙靈活的大眼睛，短短的頭髮泛著紅光。別小看她年紀輕輕，對地方事務可是瞭若指掌。

她說，後竹圍有一家雜貨店供人泡茶休息，被稱為「半路店仔」，是台北到蘆洲中間必經的中途站。而居民種植成排的竹子以阻擋淡水河洪汛及防止小偷，所以就用「竹圍」作為地名。

這裡約有三千戶，兩萬多人（大部分是三代同堂），比一般人認為的社區範圍要大得多。居民分兩類：第一類是清朝由大陸移民來台的在地人，有五個家族，林秀英本人就是擁有百年古厝「蘭陵居」林清敦的後代。

由於住民過去幾乎都是窮困的佃農，所以非常團結，這個特性一直延續至今。在年初，發生一件本地年輕人因細故與公園管理員陳柏年發生衝突，附近的老人集體拿著拐杖替陳柏年「伸張正義」的糾紛。後來年輕人告到法庭，大家還口徑一致說沒這回事，最後只好算了。

而另一類則是台灣光復以後，從中、南部北上討生活的城鄉移民，彼此關係比較疏離。民國六○年代，政府提倡「客廳即工廠」，因此一樓做加工、二樓以上是住宅的住商混合景象，隨處可見。

誰來做決定？

雖然「大家是看她長大的，做人怎麼樣都一清二楚」，但在面對如此傳統的人際網絡時，林秀英不免要花許多時間四處泡茶聊天，甚至要借用「權威」，才能將工作順利推展。過去她曾擔任陳景峻的助選員，一出馬擔任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就省了許多溝通的麻煩。

即使如此，一旦規劃影響到某些住戶的權益，衝突仍在所難免。例如三和路一百七十巷因為考慮小孩遊戲的安全問題，必須沿公園外圍繞過，但兩旁的居民為了行車便利，堅持要打通，雙方僵持不下。雖然最後在工作隊和協會的堅持下，道路沒有被「截彎取直」，但彼此的心結一直沒有解開。

這同時也衍生出一個重要的問題：「當專業者的價值判斷與大多數民意相左時，該如何解決？」

公園基地當中，原有一間閩南式的土埆屋，市長和台大學生比較傾向保留，並設計三種方案，如做為活動中心，或維持外貌、整修成文物陳列館，讓居民有一個與後竹圍歷史連接的空間……等。但民眾反對的聲浪相當大，理由是「那不過是一個臨時搭蓋的破房子，沒什麼價值。」他們還連署抗議，結果，還是尊重居民的意見拆除了。

此外，國外理論與台灣現實情況的落差導致的摩擦，也不斷出現。工作隊學生根據國外經驗認為，婦女是社區工作的生力軍，特別是生活範圍與社區關係很密切的家庭主婦，因此在活動過程中相當鼓勵她們發言；不過在中國社會傳統中，女人們幾乎沒有機會在公開場合表達自己的看法，後竹圍也不例外，所以在做時常常「踢到鐵板」。大多數她們不是說「沒意見」，不然就是「你去問我丈夫」，甚至被要求的次數多了，還會反問，「我有那麼重要嗎？為什麼一直來打擾我？」陳允中說，「因為我們相信居民自己可以控制環境。」

政府的角色

在城鄉所與後竹圍居民合力設計理想公園時，市公所就已經完成發包作業。後來是在楊沛儒和林秀英等人的極力說服下，再加上三重市長也是後竹圍人的關係，才爭取到「做為民眾參與的示範公園」的結果。

但是，由於民眾參與和過去由上而下的決策過程正好相反，工作隊和協會所扮演的「民眾代言人」角色，不時衝擊著體制。

楊沛儒說，政府為了防止官商勾結，對於公共工程的進行有一個規定，就是設計圖一畫好，就不能再變更。但是這套程序很難適用在民眾參與的設計，因為居民隨時可能有新的想像，設計圖變個幾次是很正常的事，民意與制度衝突的兩難，很難避免。

原本市公所以為，民眾參與只是辦辦活動，哪想到連設計圖、營造廠都要重頭再來；而設計圖之所以常常要修改，跟學生們理想高、重景觀卻缺乏實際工程經驗也有關係。原先學生對公園有一個戲水池的構想，卻遭居民以安全理由反對，三重市公所公務課邱課長說，站在政府的立場，也會考慮到公共安全、供水、供電條件等問題，對可行性有所質疑。

結果，變更一個設計，在體制中就要重新修改計劃、停工、報上級政府，還可能遭受議會的刁難；而預算又是事先編列的，常常面臨工程款下不來的窘境。時間就在公文來往中浪費了。據邱課長的估計，每次修改藍圖到重新再動工，平均要耗上三、四個月。

這樣的代價是否值得？楊沛儒認為，做參與式設計要付出的成本（包括人力、時間等），可能比傳統式要多十倍以上；但是因為比較符合民眾的需求，日後發生糾紛變更設計的機率相對就少了許多，以長期的角度來看，絕對是有利的。

陳允中形容，這個過程可說是「聯合又鬥爭」，沒有政府的政策、經費支持，類似的公共工程無法進行；但是，面對缺乏彈性的行政體制，專業者又不得不想盡辦法溝通，甚至動員民眾施壓，為居民爭取對空間的自主性。

搶投票箱

就在各種聲音不斷溝通拉扯下，後竹圍公園歷時兩年終於完工，並交給當地居民認養照顧。由於在做社調期間得知大家對活動中心有需求，但工作隊成員不是當兵、畢業，就是受不了辛苦而離開。為了繼續走下去，學生們向劉可強建議納入城鄉所的實習課，除了陳允中，換上五位全新面孔。

公園的完成，並不擔保活動中心也能一切順利。林秀英說，這次來參加的民眾幾乎換了一批人，因為公園的設計讓他們覺得自己沒有表達意見而「吃虧」，所以要及時站出來爭取自己的權益，態度也相當堅持。例如活動中心的位置一再變更，就是因為誰也不願意一開窗戶、視野就被擋住。

建公園時所遇到的種種溝通困難短時間仍然存在，並沒有獲得解決；再加上活動中心是立體的，一般民眾對它的設計理念不易掌握，意見表達更困難。而這回居民參與的情況又不若先前踴躍。種種因素交錯下，發生了搶投票箱的事件。

城鄉所學生將幾個設計圖張貼在公園涼亭，舉行公投，凡是三到九十九歲的住民都有權投票。工作人員之一的呂莉莉說，這樣的設計是使每個使用者都有表達意見的機會，然而老一輩的居民認為小孩子沒有判斷能力，讓他們投票根本就是違憲。

因此由一位老里長帶頭，將投票箱撕毀，與學生衝突起來；而一百七十巷的居民也借機舊事重提，林秀英出面協調，麥克風卻被激動的民眾搶走，場面一片混亂。

林秀英說，這次的工作人員對居民來說是「陌生人」，並沒有融入社區，所以他們聽到的意見不夠全面，而且活動設計有瑕疵。「如果當初能夠另設一個投票箱，給十五歲以下的成員，把他們的意見納入決策的參考，或許就不會有事。」她在事後提出反省。

結果，當天晚上還是透過傳統的方式，由林秀英帶著學生們，去向老里長道歉。但是經過這次事件後，老里長一家人逐漸淡出社區參與的活動。

而工作隊也相當灰心。他們當初只是單純地想實現參與式設計的理想，沒想到實際上會面臨許多難解甚或無解的衝突。他們的解讀是，「也許我們太過直接去挑戰傳統父權決定事情的方式，當然投票是最不得已的手段。我們也希望能在事前有充分的時間取得大家的共識，三個月實在太短了。整個台灣在威權統治下太久，所以民眾一旦有做主的機會，就以為聲音越大、獲得的權利就該越多。或許現在要做參與式設計真的還太早。但是，如果不做，永遠不會有轉機，不是嗎？」

社區運動向前走

自從後竹圍民眾參與公園設計打響名號後，許許多多如社區步道等小型規劃案，就自動湧入城鄉所，一股社區運動的風潮隱然成形。不過呂莉莉認為，後竹圍社區經驗的意義，不在於它的首開先河，而是「提供一個如何在傳統社區，推動來自西方民眾參與公共建設觀念的歷程。」

對林秀英而言，這一路行來有樂有苦。現在無論大事小事，都會傳進她的耳中，儼然成為社區的「管家婆」。但許多人誤解她別有用心，想藉此累積個人資源參選地方民意代表；而活動經費的籌措困難，也令她直呼「好累」。

在最近即將舉行的會員大會中，林秀英準備辭職，「換人做做看」。她不是就此放棄社區工作，而是「我覺得自己還很年輕，可以做不同的嘗試。即使不當總幹事，憑著大家對我這個人的信賴，還是可以為社區盡一份心。」

現在活動中心的建照已經請准，將委由台大學生和民眾監工。而如何制訂和落實公園的管理規則，及進一步運用社區組織的力量解決其他公共問題，如停車、違建等，將是未來更大的挑戰。

但從一些細節，還是可以觀察到許多可喜的現象。最近協會就運用群眾的力量，將進入公園的賣膏藥小販趕出去。而維德里的俞清泉認為，透過這次的公園設計，「我們這些外地來的游離份子，終於有機會走入社區，和大家認識。」

或許，這就是社區意識的由來。而民主社會成員所需的磋商、妥協和培養共識的能力，也必須透過這樣的社區經驗，才有可能成熟吧！

〔圖片說明〕

（左）大家趕快來啊，來動手動腦設計我們的公園。（台大後竹圍工作隊提供）

（右）這就是台灣第一座成功的民眾參與設計的公園。

過去公園基地是居民敬而遠之的垃圾場。（台大後竹圍工作隊提供）

社區總幹事林秀英（右一）扮演台大城鄉所學生與居民溝通的橋樑。

居民分成四組，大人小孩一起來，分別架構心目中最理想的公園。（台大後竹圍工作隊提供）

荒蕪雜亂的公園基地，就是靠工作隊和這些熱心居民，一鋤頭一鋤頭整理出來的。（台大後竹圍工作隊提供）

公園落成以後，老人就不愁沒地方可去了。

趁著天氣好，老師帶著小朋友就近到公園上戶外教學課。

公園也有人「佔位子」，乾脆把自家的躺椅鎖在大樹上。

考慮到不同成員需要的公園，是大家樂於使用的公共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