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院長專訪

問：請問院長就任一年多來，感覺最深刻的是什麼？政府目前面臨什麼樣的挑戰？

答：我就任行政院長到今天快一年半了，在這一年半之中，當然有很多事情給我深刻的感受，不過令我感受最深刻的是，我們的同胞對國事關心的熱誠。一年半以來，平均每個月收到六百多封寄給我本人的信，這些信，絕大多數都是對我的工作提出很多建設性或批評性的意見，字裏行間，充分流露出他們對國家、政府、以及我個人一片關愛的赤忱，給我很大的鼓勵。當然，對於這些信，不論內容如何，我都會誠懇地加以處理。大凡一個國家，關心國事的人越多，這個國家的進步也會越快，這不僅是我感受最深刻的一件事，也是我在忙碌的生活中，感到最高興的一件事。至於談到政府目前所面臨的挑戰，我認為主要來自三方面：

第一、是來自中共對我們的挑戰。因為我們民主、自由、均富的三民主義制度在台灣創造了一個富裕繁榮的社會，剛好與專制、貧窮的共產主義制度成了一個尖銳的對比，最重要的是這種對比，給大陸的中國人唾棄共產的一種希望與力量。因此，中共絕對不願意看到中華民國的存在，於是一方面對我們施以各種「統戰」伎倆，一方面又揚言要對我們武力侵犯。這種兩面作法的陰謀，是企圖最終達到赤化我們的目的。因此，我們國家安全政策的目標，首先就是要打擊中共這種挑戰。

第二、是來自經濟方面的挑戰。近四十年來，中華民國在台灣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廢墟中建立起今天世界的第十一位出口貿易國家，這種成就，得來不易。自一九八○年以來，世界經濟的發展，不斷地發生變化，這種多變情形，使許多工業國家以及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經濟，都難以即時調整適應。例如越來越濃厚的貿易保護主義以及越來越嚴重的世界經濟兩極化，構成了對目前世界經濟最明顯的挑戰。這種挑戰已經影響世界經濟的景氣與不安，同時也影響到我們當前的經濟景氣，我們現在除了減輕稅負，降低利率，解除僑外投資的限制，加速公共投資，來促進當前的投資意願之外，並且推行經濟自由化與國際化的政策，來因應國際經濟的長期發展趨勢。

第三、是來自社會方面的挑戰。因為我們多年來經濟的快速成長，使國民所得與生活水準迅速提高，乃導致一種不斷轉型的社會，在這種社會裡，國民在價值觀念，與道德規範方面，難免發生若干「脫序」現象。這種現象，儘管發生在少數人的身上，也會對我們的社會構成挑戰。政府現在正從法律與教育兩方面來標本兼施；畢竟中國人是一個有悠久傳統倫理精神與堅實家庭基礎的民族，我們對這種挑戰，是會加以克服的。

問：院長曾經表示：「寧可經濟成長緩慢，也要建立經濟秩序。」政府為建立經濟秩序，處置的原則是什麼？

答：我是曾經說過「寧可忍受短期的經濟成長緩慢，也要建立經濟秩序。」意思是指政府維護經濟紀律的決心。卅多年以前，我們的民營企業只佔產業總值的百分之十五，公營事業佔百分之八十五，卅多年來，在我們民生主義自由經濟制度的發展之下，今天我們的民營企業佔產業總值已升至百分之八十六，公營事業相對降為百分之十四，可以說，我們今天是以民營企業為主體的產業體系，所以民營企業經營的好壞，關係我們整個經濟的盛衰。

政府的責任，是不斷地創造更好的投資環境，與維護經濟的紀律與秩序，而產業界則是在這個環境與紀律之下，憑智慧、毅力與勇氣來作自由、公平的競爭，追求利潤，並且善盡其社會責任。如果國民的經濟行為不守紀律，妨害秩序，雖然只是極少數的人，也會帶來經濟的損失與社會的傷害。我們固然關心短期的經濟景氣，但更關心長程經濟發展的潛力，而這種潛力，必須建立在一個有紀律、守秩序的經濟社會之上，才能發揮。一年多來，政府從治標治本，直接間接的各方面作了許多重振經濟紀律的措施，相信將逐漸建立起我們現代化的經濟秩序。

對於我上面所說的「將逐漸建立起我們現代化的經濟秩序」這句話，我還要加一點現實的註解。我們經濟的發展已經從開發中國家的經濟型態，轉為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型態，又在繼續轉向已開發國家的經濟型態。在這種轉型的過渡時期，正常的經濟秩序之下，產業界會顯示出以下三種情形：

一種是個別企業努力調整來適應新的環境；一種是不會經營、不能經營或不應經營的企業受到淘汰；另一種是新的投資機會與新的企業的增加。今年一至十月，雖然有些公司關閉，但登記新設立的公司有一萬八千六百餘家，資本額較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五點二，同時期核准的僑外投資則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四十，而且這些新的投資都是屬於技術密集、資本密集的工業，或現代化的服務業，我們不否認今年的經濟景氣不如去年，不過在全世界景氣都不好的時候，我們的經濟還能繼續發揮其潛力，這是我們可以差堪告慰的。

問：政府積極提倡分散貿易地區，但台幣緊盯美元，而美元去年對歐幣升值，也等於台幣對歐幣升值，這麼一來，我國貨品在歐洲市場就降低了競爭力，出口貿易更集中於美國。在這種情況下，有人覺得政府財經政策缺乏彈性，請院長加以說明。

答：這不完全是政策有無彈性的問題，對於經濟問題最重要的是在從經濟層面加以研究。例如分散貿易地區，不但可以減少貿易摩擦，而且有助於擴展市場，政府一直都是朝這個方向努力。民國六十年代，我們在分散貿易地區方面所作的努力相當成功，使得我國對美國輸出佔總出口的比重由民國六十年的百分之四十一點七降為七十年的百分之卅六點一；但自七十一年以後，對美輸出的比重又逐漸增加，其主要因素一方面是一九八二年以來，美國經濟成長比歐洲快速許多，因而對進口需求亦相對殷切。另一方面是在這段期間，美元對歐洲貨幣升值。一九八四年美國經濟復甦特別快速，實質經濟成長率高達百分之六點八，但歐洲主要九國之平均成長率僅為百分之二點五，這使世界各國對美輸出特別旺盛，出口增加率高達百分之廿六點四。其中西德、法國、丹麥、荷蘭、瑞典、比利時等國在百分之卅五至卅六之間，義大利高達百分之四十六，西班牙百分之五十五點九等。

美元對歐洲貨幣升值，固有其複雜原因，但無論如何，各國貨幣的相對匯率畢竟決定於國際市場，而非我國經濟政策所能左右。既然無法改變各國間相對匯率，我國自然無法「使新台幣對美元升值，但對歐洲貨幣貶值」。換言之，倘若新台幣貶值，這將是對全部外幣的貶值，而不可能專對歐洲貨幣貶值。因此，新台幣的貶值固然可增加對歐洲的出口，但它同時也會增加對美國的出口，仍然難達到分散貿易地區的目的，而且可能會更擴大對美的出超。

匯率是外國貨幣的價格，形成的因素複雜。因此，匯率最好是依市場機能來決定。我國自一九七九年改採機動匯率制度以來，匯率的決定，原則上著重市場機能，而以「一籃」貨幣匯率的變動為參考。並非是「新台幣盯住美元」。自一九七九年以來，一美元兌換新台幣的價格，變動的幅度大約在百分之四十點六六元與卅五點八五元之間。以一九八五年六月與一九八○年比較，美元對美國主要貿易國的貨幣升值了約百分之卅，但新台幣則對我國主要九個貿易國的貨幣僅升值了百分之二點七。

分散貿易地區，主要須透過民間合作、貿易措施、掌握商情、以及迎合市場需求等方面來拓展。政府在這方面所作的努力，尤其在歐洲各國設置經貿單位、放寬歐洲銀行在我國設立分行、舉辦各種展覽會、鼓勵對外投資建廠、建設世貿中心等，都有助於貿易地區之分散。

問：中共一方面要求我們和談，另方面又揚言不排除使用武力犯台，甚或對我實施封鎖。經過多年來的建設，我國的政治體系已經相當具有活力，社會也漸漸多元化，且與世界上一百四十多個國家維持經貿、科技及文教等各種關係，但因為我政府採取不妥協、不談判、不接觸的政策以對抗中共的統戰陰謀，反被國際社會誤解為僵持保守，請問院長的看法如何？

答：我仍然記得十多年前，美國前總統尼克森先生首度訪問中國大陸之前，中共重新發表了毛澤東「論重慶談判精神」一篇文章。他有一段話指出：以前不談判，是一種針鋒相對的鬥爭，今天要談判了，也是一種針鋒相對的鬥爭。這段話很明白的說明，共產政權對所謂談判完全是一種鬥爭謀略的運用。雖然今天中共領導階層換了人，但共產黨的本質不會變，翻開共產黨的歷史來看，他們那一次的談判有過誠意？那一次信守過談判的承諾？那一次不是藉談判來達成其「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換句話說，共產政權是以談判作為對付敵人的陷阱，中共一方面對我們唱談判的口號，一方面又說不排除對我們使用武力，這種談判的說詞，不是陷阱又是什麼？卅多年前，我們與共產黨「談判」過，結果是大陸淪陷；十年前，越南與共產黨「談判」過，結果越南淪亡；今天香港也是經過「談判」走向這條痛苦的道路。中華民國大半個世紀的歷史，都是受著共產黨的災禍，所以我們最瞭解共產黨，更不會忘記歷史的教訓，不會再墮入其陷阱。國際社會誤解我們對中共政權不妥協、不談判、不接觸的政策是「僵持保守」，要不是他們對歷史健忘，就是不瞭解共產黨的本質，這種誤解對世界和平來說，是非常危險的。

我在答覆第一個問題的時候，曾經說過，三民主義是絕對優於共產主義的制度，一千九百多萬中國人在台灣享受民主自由、富強樂利的生活，正是大陸十億中國人的希望。我們如果與中共政權有任何妥協，就是大陸同胞的失望，就會削弱他們反抗共產主義的意志與力量，所以我們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號召，不是一句口號，而是要以我們實踐三民主義的成果，鼓舞大陸全體同胞，只有在青天白日的旗幟之下，在三民主義的制度之下，中國人才能享受民主，自由與富裕的生活，建立安和樂利的社會。

問：院長就任後提出十四項建設計畫，以提昇國民生活品質，並希望在六年之內，我們的平均國民所得能達到六千美元。這個目標較側重生活及經濟建設的層面，但也有人認為今天我們社會中還存在著一些非物質層面的問題，例如：脫法脫序、公共道德低落等。請問院長，就政府及人民兩方面來看，有什麼實際的做法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答：對於這個問題，我在答覆第一個問題的時候，就曾經說過：我們的社會，正在轉型期中，會發生一些「脫序」的問題，影響到社會的秩序，是一種挑戰。不過任何國家、任何社會都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比較起來，我們的社會秩序，並不比許多工業國家為差。但今天我們所關心的是，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國民在追求經濟生活的同時，如何也能維護我們傳統的倫理精神與道德觀念，然後融合為一種安和的現代化工業社會。

對於追求一個完美社會的心理建設工作，我承認要比一般物質建設工作要難些，進步也會慢些。不過我們必須努力，而且這種努力是十分重要的。從十二項重要建設，以及正在推行中的十四項重要建設，可以看出來政府對這方面的重視與決心。

至於政府與民間如何作法，事實上，社會上每一份子都有責任，具體來說，除了國家法律的導正作用之外，從根本上，我認為下列幾項重點非常重要：

●推廣中國文化復興運動，特別是孔、孟哲學的宏揚。

●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是一個人倫理與道德規範的植根時期，父母與師長的言教及身教，會影響其子弟一生。

●社會教育雖然範圍很廣，而以大眾傳播的影響力量最大。

●文化薰陶與休閒活動可以淨化氣質。

●企業界的社會責任、宗教的教義責任，以及知識份子的行為責任。

問：有人覺得目前社會上發生的若干問題，是由於一般人對國家未來的長期發展目標欠缺瞭解所致；請院長針對這一點談談。

答：社會是動態的，也是在不停轉變的，因此，任何社會、任何時間，都會發生不同的問題，我們對每一個問題，都應該從問題的本身加以研究，錄求答案。如果說社會上所發生的問題，「是由於一般人對國家未來的長期發展目標欠缺瞭解所致」，這是不合邏輯的，也是不正確的。

不過你問到我們國家長期發展的目標，我認為有三個大目標，也正是我們現在努力的方向。

第一、是要贏得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競賽的勝利。卅多年，在歷史的過程上很短，但是在這卅多年之間，中華民國在台灣依據三民主義制度，實施經濟建設的成就，與任何國家相比，都不遜色。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這樣的富裕與繁榮。當然也時常發生一些新的問題，我們正在設法研究改進中。與共產制度下的中國大陸相比，今天我們的國民所得是他們的十倍。卅多年來，我們增加了廿餘倍，他們只增加了三倍多。所以事實證明，三民主義已經戰勝了共產主義。不過我們所要求的勝利，是要徹底的把共產主義棄絕於中國大陸之外，讓三民主義制度實行到中國的每一角落。

第二、是要具備現代工業國家所必備的基本條件。去年我們工業的生產總值佔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五十點六，服務業佔百分之四十三，農業只佔百分之六點四，業已形成現代工業國家的架構。現在我們正在推行經濟自由化與國際化的政策，更加強我們在國際經濟上的角色功能，所以我們相信在本世紀之內，可以進入已開發國家之林。

第三、是要建立一個富而好禮的社會。現代社會追求兩個主要目標，一個是進步，一個是和諧。進步的動力是求富，也就是所謂經濟成長，人民富足之後，如果沒有道德的準繩與素養，就會「放辟邪侈」，製造社會更大的罪惡與不安，所以我們必須要建立一個安定祥和而又富而好禮的均富社會。我在前面談到我們社會在轉型期中的「脫序」問題時，我就強調我國固有文化的復興與教育文化水準提昇的重要性，其目的也就在此。我很高興國內的許多社會學家與經濟學家也注意到這個問題，正不斷地研究討論，並且向社會宣導，我相信我們的社會，將一天天地更加邁向安和樂利的境界。

問：行政院在過去所推動的工作裡，有那些是院長認為對我們國家建設有長遠影響的？

答：政府的施政，為了今天，也為了明天，國家長期發展要從今天作起，今天一點一滴的建設，也是為國家長期發展鋪路，因為一個政府的作為，不但要為他的人民負責，也要為國家的歷史負責。我在前面已經指出我們國家未來長期發展的三大目標，因此我們現在的施政都是朝向這三大目標努力，同時這種努力，自決策至執行，都是有近程、中程、與長程的計畫，這些計畫也要看內外各種客觀環境條件的變化而加以調整，以資適應。

因此，在政府的許多建設計畫中，很難明顯的畫分或列舉那些是為瞭解決目前的問題，那些有長遠影響。例如我們開放私立大學的設立，近程的影響是增加國民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遠程的功能，則是要公立與私立學校共同負起造就人才的責任；試辦農民健康保險，今年只有十餘萬農民參加，一年之後，就會逐步推廣到全體農民。「一清專案」，只是要割除流氓幫派的「社會毒病」，而「檢肅流氓條例」的立法，則是要徹底的維護社會的治安。我們自去年起，開始投資新台幣八千億元來推動十四項重要建設計畫，其目的在為國家提供基本建設，來促進社會與經濟的活力以及更提高國民生活素質；同時藉這種大幅度的公共投資計畫來促進國內市場需求，有助於經濟成長的速度，在十四項重要建設計畫中，各項計畫都對國家長遠發展深具影響，例如屬於工業部門的都是基本工業與能源建設；屬於交通部門的都是台灣整體運輸系統網路的一部份；至於整體醫療網的規畫是為將來全民健康保險制度鋪路；國家公園計畫是為了維護我們的環境生態，增進文化休閒領域，並且，尤其重要的是為後世子孫保全寶貴的資產與優美的生活環境。

問：這次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頗受國內外人士矚目，對選舉的結果也有不同的評價，不知道院長的看法如何？

答：政府為了宏揚民主憲政精神，一直希望把選舉辦好，以達到公平、公正、公開的目標。無可否認的，這些年來，由於選罷法的製定，已經建立了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當然總難免還有些問題。要從經驗中繼續改進。今年的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活動，在在反映出我國民主政治蓬勃的發展；同時選民的投票取向以及熱烈的聽政場面，很明顯的反映我們國民對政治的興趣與理性的態度，這是值得欣慰的。希望一百九十一位當選者，能一本大公無私的精神，為地方建設與福祉努力，不辜負選民的熱望與付託。由於這次的經驗，相信明年初的鄉鎮長和縣市議員選舉，以及明年底的中央公職人員改選，會有更進步的表現。

問：根據統計資料顯示，這次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中省議員婦女候選人當選數為省議會有史以來最多的一次，這使得我們聯想到社會上各行各業還有許多傑出的女性在為國家的發展貢獻心力，可否請院長談一談婦女能為國家做些什麼？

答：在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國婦女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她們不但在家庭中扮演賢妻良母的角色，而且在社會上也扮演建設性的角色。我認為今天我國所獲致的繁榮進步，婦女同胞的貢獻，應該受到大眾的肯定與讚揚。

卅多年來，我國婦女由於受教育的機會急劇擴大，就業率也就很快的相對提高。根據統計，大學及研究所的女生佔全體學生的比例，已從民國四十一年的百分之十二點九，增加到民國七十二年的百分之四十一；而女性勞動參與率則已自民國五十四年的百分之卅三點一，增加到七十二年的百分之四十二點一。公教人員中女性的比例，也從民國六十六年的百分之廿三點八，增加到民國七十三年的百分之卅一點五，今天，婦女在我們的教育界、企業界、文化界、體育界、政治界、醫學界等各行各業已經有傑出的表現，足證我國婦女除了她們對家庭的責任之外，對社會直接貢獻的角色與地位也越來越重要。

問：這次營利事業所得稅的調整，各方反應非常好，不知道您當初構想如何？

答：近年來民間投資意願低落，這不僅影響經濟景氣，且與整個經濟成長有密切的關係。我認為消費增加只能刺激一時，唯有提高投資，才能夠促進長期經濟的成長。

因此，為促進投資意願，加速經濟好轉，政府必須採取更基本的辦法。那就是：第一、盡力推動十四項建設和其他公共建設，來增加國內需求；第二、僑外投資也是一個重要資源，它不但能補國內投資之不足，還能帶動國內有關工業。像原料可帶動加工業、成品可帶動零組件工業……諸如此類。因此應儘量放寬及減少僑外投資不必要的限制，所以大量引進僑外投資也是重要的方法之一；第三、就是減稅了。

這次所得稅率調整之後，個人所得稅將自以往的百分之六十降為百分之五十；營利事業所得稅則由百分之卅降為百分之廿五；希望能對提高投資意願有所幫助。

問：光華雜誌的讀者當中，不少是留學生與僑胞，九月二日的「新聞週刊」有一篇封面專題，報導鄧小平及中共當局正極力拉攏海外華人，希望吸收僑資與人才。針對這一新的情勢，政府有沒有因應的措施？

答：中共的經濟，正陷於變與不變的矛盾困難之中，所以極力拉攏海外華人，吸收僑資與人才。我們都知道，共產主義是唯物論者，中共政權更是徹底的現實主義者，今天他如果可以從你這埵到便宜，就會極力「拉攏」，明天認為你沒有利用價值了，就棄如敝屣。所以「拉攏」對中共來說是一種謀略、一種手段，並且具有愚弄與欺騙的含義。事實上中共低估了我們僑胞的智慧與判斷力。今天在自由世界的僑胞，所以能在事業上有重大發展或在學術上有高度成就，乃其因為他們生活在一個自由民主與公平競爭的環境之中。他們絕大多數對中共的行為模式及共產社會的貧窮落後，都已有深切的瞭解，相信僑胞們不會輕易受到中共「拉攏」的。

國父孫中山先生就曾經說過：「華僑是革命之母」，所以中華民國自始就與華僑血肉相連，有相互依存的情感，而絕大多數僑胞對自由祖國愛心與向心的熾熱程度從未降低。我們的僑務工作，基本上是對僑界提供服務，尤其在教育文化方面，希望新生代的華僑在不同的國家環境中，也能延續中華的文化，進一步鼓勵僑生回國升學，自民國四十年至七十三年，回國升學的僑生，已達八萬多人；其次是歡迎華僑以及旅居國外的學人都回來參觀訪問，讓他們瞭解、研究，或討論自由祖國是如何進步的，以及政府做了些什麼與還要做些什麼。在他們瞭解自由祖國的投資環境之後，他們會考慮回來投資或服務的，例如華僑回國投資到今天已達十二億美元，去年就有一千三百多位專業人才回國從事政府及民間各部門的工作，有一萬四千多人回國定居。我們的僑務工作還有許多要加強與改進的地方，不過我們會努力去做，在自由祖國的中國人認為與居住在外國的中國人永遠是一體的，所以祖國的大門是永遠為他們敞開的，國華今天也借貴刊向海內外所有的讀者問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