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運人士來台,有些什麼限制?六四天安門之後,台灣捐出的六百多萬美金,如今到那兒去了?政府支持民運,會不會引起中共抨擊,政府立場如何?台灣對民運的幫助上,可以做些什麼?
以下是大陸工作會報執行秘書馬英九的說法:
問:來台不少民運人士覺得,台灣,特別是民間,對支持海外民主運動十分冷漠,您是否同意這種看法?
答:這看法恐怕有很大的誤解,我可以舉幾個例子。六四以前,台灣支援大陸民主運動,曾出現過幾次熱潮。如五月卅一日中午日從基隆到高雄的百萬人手牽手支援活動。六四當天,國民黨在陽明山開二中全會,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處長黎昌意率先發起了捐款活動,兩天之內就捐到二、三百萬美金。我雖所得不多,也捐出了一萬美金,這些捐款與後來各界所捐的款項,匯集成六百多萬美金,如今在海外廣泛地運用,台灣,可以說是華人社會捐錢最多的地區。
此外,六四期間,台灣地區民眾也捐出了一百多萬cc的鮮血、醫藥界也組成了醫護團,準備提供給天安門廣場的民運人士使用,可惜因為中共視民運為「反革命暴亂」,這些東西後來都無法送入大陸。

民運人士張鋼來台的處理過程,曾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討論。(鄭元慶)
錯誤的指責
在海外,政府對參加民運、有被立即遣返危險的大陸民運領袖及留學生,也給予換發護照,對生活困難者,也協調民間團體優先予以接濟等。這些作為都證明了台灣對大陸民主運動的支持。
當然,我們要探討的是,民運人士為何有這種感覺?我認為是媒體的報導不足所致。六四期間,國際各大媒體多半把精力集中在大陸,幾乎沒有多餘的心力來跑台灣新聞。對台灣的反應不是不知道,就是有所曲解。
例如有人說,台灣的支援活動沒有香港熱烈,其實論示威支援活動,台灣只比香港晚了一天。尤其是六月三日晚上,在台北中正紀念堂舉行的「血脈相連、兩岸對歌」活動,當透過台北與北平連線的電話傳來陣陣槍聲。並且有人在電話那一頭大叫:「他們開火了!」然後卡嚓一聲,電話就被切斷了,頓時廣場的群眾都陷入沈默了。
不少人開始哭泣,因為無數同胞骨肉正在機槍掃射與坦克輾壓下,死在血泊中。那天夜裡,沒有人願意離去,好像誰走了誰就把天安門群眾拋棄了似的。那種場面實在叫人感動。
又如九月十二日的天安門百日祭,也有人批評怎麼只有幾百人參加。但是大家要知道,在台北,當天是個大颱風天,風颳得猛、豪雨如注,我在中正紀念堂廣場站了兩個小時,全身濕透,眼看著站在那兒祝禱的人群,心中有無限感觸,據說那天很多人都從下午五、六點站到深夜,有些人連飯也沒吃。
再例如最近廿多位民運人士來台,如此廣泛地引起媒體重視,這也是大家支持民運的表徵。因為以台灣媒體市場的自由程度來說,凡是讀者不大關心的事,媒體是不可能以如此大篇幅來報導的。
因此每次有人說起台灣支持民運不力時,我總覺得這真是項錯誤的指責,心裡感到十分不平。
六四以後,不少從北平撤退到台灣來的國際媒體記者,親訪台灣後也承認,對台灣支援民運行動,的確有underreported(報導不足)的現象。
其實我倒認為,台灣地區從民國卅八年以來,從來沒有一段時間像現在這樣,對大陸如此關心。特別是六四的那段期間,透過傳播媒體的報導,大家的心都熱了起來,對在台灣成長,與大陸沒有直接血緣關係的青少年來說,意義尤其重大。而他們正是捐錢、捐血最熱心的一群。

六月三日的「血脈相連、兩岸對歌」活動,至今仍留在許多人的腦海中。(楊文卿攝)(楊文卿攝)
六百萬美金捐款不在台北
當然我們也不該自滿,認為對民主運動該做的都已經做了。我們也一再檢討,如何使大家更關心大陸,台灣比起香港畢竟不同,台灣與大陸相隔著一個海峽,又有四十年的互不往來,目前台灣已有四、五十萬人去過大陸探親,與大陸寫信、通電話及電報的件數超過一千四百多萬件,兩岸的轉口貿易兩年來更超過六十億美元。我們相信透過這種持續不斷的交往,海峽兩岸民眾會更加接近,台灣民眾對大陸事物——包括民主運動會更加關心。
問:六四之後,各界捐出的六百多萬美金,目前運用的情形如何?
答:這筆捐款後來由民間公正人士組成管理委員會,由其負責審核運用這筆基金,其動用的權限不在政府,而在此委員會。
可以確定的是,這筆錢目前不在台北,而在海外運用,發放的標準,也有一定的條件,由各地公正人士組成審核小組來審核,如依民運人士生活困難程度或參與民運深淺給予支援等。
問:有些人認為,民運人士想要求幫忙,找不到適當管道;有些人想幫民運人士,也沒有路徑可循。
答:管道是一定有的,我認為對民運人士的支援,特別是金錢方面的,還非得由民間來做不可。因為如此,捐的人有成就感,接受的人也沒心理負擔,若由政府來做,不僅接受的人有負擔,每一筆錢還得經過立法院同意與監察院的審查,每一筆款支用都需有單據報帳,這樣一搞反而緩不濟急。因此我認為支援民運的經費,不宜從政府的預算中支出。更何況,以台灣民間的經濟力量來說,支援民運絕對是綽綽有餘的。
當然,我們也要問民運人士,除了募款外,還能做些什麼?目前民主中國陣線已在海外成立了好幾個分部,主要的目標也說明要影響大陸,使大陸走向民主化,我要說明的是,支持民運絕對是中華民國政府的一貫政策,但我們也要問,民運人士要如何去影響大陸?有何具體措施?因為民運的主戰場畢竟在大陸。

台灣民眾冷漠?馬英九認為這是錯誤的指責。(鄭元慶)
張鋼案依法處理
問:民運人士來台,像張鋼、救總從韓國接連的十二名民運人士等引發了一些爭議,目前政府對民運人士的界定如何?將來是否開放更多民運人士來台?
答:張鋼案完全是依法辦理。我不只一次在不同場合強調,民主很重要,法治也很重要。對於接運張鋼來台的陳百忠先生,我個人非常敬佩,他的用心與努力也值得嘉許,但是他接運張鋼來台的過程,有違法的部分,就必須得依法處理了。
這就好比一個人被歹徒追趕,躲入一家商店裏頭,把商家的東西弄得一塌糊塗,卻沒有刑事責任一樣,法律中明定有緊急避難,這不是「法外施情」,完全是法律之內的規定。
刑事訴訟法二百五十三條也有所謂「微罪不舉」的規定,檢察官可以不起訴輕微的犯罪,因為檢察官起訴的話,不僅無法處罰罪犯或使罪犯改過自新,反而「製造」罪犯,所以可以在法內施情,不予處罰。這在法律中也都規定得很清楚。
當然也有人批評,為何一上岸就把張鋼隔離起來呢?沒錯,中共通緝令上是有張鋼這個人,但誰曉得「這個」張鋼是不是就是「那個」張鋼呢。當十月廿八日紐約世界日報登出張鋼的照片時,張鋼留頭髮、戴眼鏡、嘴上有短髭,他在體制改革研究所的上司陳一諮(當時在美國,現為「民陣」理事)看了相片說,這個人不像張鋼。我們為求慎重,當然先讓張鋼與外界隔離一陣子,調查清楚再說,因為其他偷渡來台的大陸客都是如此處理的。
辨認張鋼,後來還虧陳一諮的幫忙,他提供了些簡易識別法,如問他幾個問題,從他如何答法,可證實他為張鋼,然後陳也與他通了電話,如此才確認張鋼的身分。

台灣民眾冷漠?馬英九認為這是錯誤的指責。(鄭元慶)
先上車後補票
以各方面的考慮來說,我們不可能訂一條法律說:只要是民運人士就可不經許可進入台灣,更何況民運人士的界限如何,原本就很分歧。
目前民運人士來台,分參觀訪問及居留二種,後者我們採取嚴格的立場,須有兩條件,(一)在大陸及海外領導民運,表現傑出,為中共緝捕者;(二)有立即被遣返及受迫害危險者。有受迫害危險但不會被遣返者,如在海外已取得延長資格的留學生、民運人士等,及被遣返後不會遭受迫害者,如偷渡漁民,都不包含在允許居留的範圍之內。
當然,有人會說,民運人士九死一生逃出來,沒時間管到你的入境規定,那也沒關係,我們允許「先上車後補票」,只要你有資格補票;但是如果你根本沒有上車資格,如來台打工等,那對不起,我們只好請你「下車」了。
當然也有人提出,可不可以再放寬些?我覺得訂法令就好比劃線一樣,一定有人被劃在線外。目前受中共警告,遭捕緝的可能有幾十萬人,說真的,我們也沒法完全收容。這並非表示我們不支持民運,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問,大陸民運的主要目的是什麼?如果是以大陸為主要舞台,把民運人士都接出來,其實反而是消極的作法。

四十年來,台灣從未如現在般與大陸接近,對青少年來說,意義非比尋常。(鄭元慶)
留意而不在意中共抨擊
我也認為,「民運人士」不應該是廉價的招牌,有了這個招牌誰都要接待他們,這個稱號也不應輕易給,要真正有參與、有貢獻的才算,新聞界也不要濫用,否則對那些犧牲的人是不公平的。
像有些人純粹因為經濟動機而離開大陸,就不應該列入這個範疇。當然我不是譴責經濟動機不好,因為人總有追求幸福的權利,誰都希望過更好的日子,但中共的改變須十億人來做,不是靠台灣接出卅、五十或一百人就可改變的。
要特別強調的是我們「救急」不「救窮」,長遠地說,要全面鏟除共產制度(救窮),得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從根做起,這也需要在大陸上的民運人士努力。
問:這次在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舉行的研討會開幕時,您曾提過,政府將設專責機構與民運人士接觸,詳細內容為何?
答:這與實際情況有些出入,我當天說的是,政府將設一個專責機構,來負責推動有關大陸的工作。在這個機構中,其中一項工作重點是聯絡海外民運人士,這或許是一個單位,或許是幾個人來負責,目前一切都還在規劃中,尚未定案。
問:政府支持民運,是否會引發中共抨擊,政府的立場如何?
答:中共對我們的抨擊太多了!若因害怕它的抨擊,就不敢做事,那什麼事都不用做了。我只能說:政府做該做的事,對中共的抨擊,我們會「留意」,但不會「在意」。

如何幫助民運人士?馬英九認為,最主要能面對面討論問題,交換經驗。(鄭元慶)
參考台灣經驗
問:台灣在給予民運的幫助上,能做些什麼?
答:最主要是能面對面的討論問題,交換經驗,如民運人士在各地舉行活動時,能夠參加配合,一起來關心中國的前途。
另外,台灣的發展經驗對大陸有多少幫助,能怎麼幫助,也希望能研究。台灣民主化過程經過四十年的實驗,有一定的成果,這成果不一定好,但有清楚的紀錄,應該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我想推動大陸民主化是大家的共識,這個目標需要我們合力去完成。
問:推動大陸政策這麼些日子以來,最深刻的感想是什麼?
答:最大的感想是「忙」。工作量很大,工作性質緊迫,且毫無先例可循,樣樣事情有待開拓。中共多變,大陸情勢多變,復興基地的同胞對大陸政策也有很多「過度」的期望,而且還不一定有共識。
研考會曾在去年二月詢問社會各界對大陸民眾來台繼承遺產的看法,結果發現一般民眾反對的比率偏高,而民意代表、企業家、大學教師卻傾向於贊成,顯見對大陸政策方面,各界共識有待建立。
這也加深了我們工作的困難度。當然現在我們是儘可能的開放,在穩固的基礎上「出招」,尤其在六四之後,大家都預見到大陸局勢會變,在鄧小平去見馬克思之後,大陸局勢更會有大變;我們現在正是兢兢業業、妥慎規劃,希望能走在形勢之先,走在巨變之前,完成應變制度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