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荒原》的第一章「荒原傳說」。

高雄大樹鄉一間無處不漏水的破竹屋裡，剛剛與吳慶璋結婚的吳延玫，夜夜伏在一方破桌上，他的筆被腦子裡的故事追逐著，文字咻咻飛出落在紙上。

那年是1952年，隨國民黨軍隊來台3年的吳延玫才剛滿19歲，他給自己取了個「以（司馬遷）史筆躍馬中原」，充滿民族意識以及使命感的筆名——「司馬中原」。隔年司馬中原完成20萬字的長篇小說《荒原》初稿，但一直到1959年才由皇冠雜誌社印行出版。

司馬中原（中）幽默隨和，在文壇交遊廣闊，交友無數。圖為1969年他與文友環島座談時合影，右一為詩人?弦，右二為作家朱西寧，左一為林海音。

此後司馬中原一本書接續一本書「拚命寫下去」，從以抗日戰爭為主的現代文學、自傳式小說，到鄉野傳奇、靈異故事再到童話，半個世紀之後，風雲時代推出新版「司馬中原精品集」，台大名譽教授齊邦媛為之寫了一篇挾情俱理的總論。其中《荒原》，這本當年令齊邦媛讀時怦然心動、「書中土地人物久久不能去懷」的小說，不僅是文學界公認的司馬中原代表作，其濃郁的地域色彩、活靈活現的鄉野軼聞、及以窮鄉僻壤小百姓生活為描繪對象的寫作內容，亦成了日後司馬中原最鮮明的招牌風格。

重新面對《荒原》、《狂風沙》，在齊老師，那是一種「竟不知從何說起」的文學情懷：「司馬中原這一系列魅力強烈的小說，好似一位多年難忘的老友，突然站在最新的熱鬧街口，等待那有秒數的綠燈亮了，即將穿過車潮勉強讓你行走的那條線，前來與我們重逢。」

前來重逢的司馬中原，77快78歲了，仍舊一身素樸唐裝，優雅而自在。10年前完成《最後的反攻》之後，他已不寫小說，也不講鬼故事了。他現在最重要的角色，是擔任台灣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老師，教授四書五經、文史哲學——「司馬大師文化講座」、「司馬大師文學講座」，一班最多250名學生，晚了只有抱憾向隅的份。

但司馬中原永遠是文學界的司馬中原，也是講鬼故事的司馬中原。藝人郭子乾有段時間模仿他講鬼故事，一句「中國人怕鬼，西洋人也怕鬼，全世界的人都怕鬼，恐怖喔！」紅遍街頭巷尾。

司馬中原有一肚子的鬼故事，但面對公眾，他只選取具有正面意義的講，「鬼故事不是來嚇人的，它訓練人的膽量，訓練人不要心懷不軌，不能有邪念，這對人生有很大幫助。」

司馬中原文思跳盪、想像力無窮，書法日課卻端整認真，硬筆字一筆一劃寫在稿紙上，既訓練自己靜定，也表示對別人的尊重。

這10年，他的閱讀範圍已從文學作品擴大到文史哲、政治、經濟、自然科學，「希望多認識我們所屬於的時代，把書本知識和眼前的生活知識聯繫起來。」

相對於一身不變的唐裝，司馬中原的腦袋不斷更新。

他還繼續為孩子寫童話，隨口一說就是一個故事：

全球暖化後，蜜蜂神秘的消失了，專家也不知所以。全世界蜂蜜消費大國美國便轉向東南亞國家採購蜂蜜。新加坡為了大量生產蜂蜜，做了一番調查，發現它的蜂蜜產量不如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各省中，又以內蒙古蜂蜜產量最高，是新加坡的4倍之多。品種想必決定產量，於是新加坡便以高價向內蒙古購買蜜蜂，養蜂第一年成功了，蜂蜜產量大增，但第二年開始遞減，到第四年，產量下降到和之前一模一樣。這是為什麼？

研究的結果發現，蜜蜂很有危機意識，牠們之所以拚命採蜜，是為了度過一個長長的冬天，不採蜜就餓肚子。而新加坡沒有冬天，第一年蜜蜂搞不清楚情況，飛到東飛到西，勤勞的採蜜，第三年、第四年，牠們終於學習到了，這裡四季花開，可以每天吃飽了就回家睡覺，快快樂樂過著沒有冬天的一生。

「這故事用到了生物學、植物學、花粉學，但主要還是想透過它指出一個現象，台灣的孩子要吃什麼有什麼，結果小胖子越來越多，」新世代口中的「司馬爺爺」認為，講童話故事必須了解孩子的處境，也要激發孩子的靈感，把營養，以及真正的涵義，包裹在甜甜的糖衣裡。

從史詩般的文學巨著到輕鬆活潑的傳奇小品，司馬中原都游刃有餘，他的螢幕「說鬼」更已成台灣文壇一絕。

而身體為靈魂之殿宇。如果有人每天大清晨看見一名身形健朗的「年輕老人」疾走於辛亥路，翻過隧道上方步道一路往吳興街去，再循原路回來，那準是司馬中原。既然戒不掉視為「維他命」的煙和酒，他便努力運動以求平衡，每日4點50分即起，佩戴計步器健走，王品董事長戴勝益要求員工日行1萬步，司馬爺爺每天走3萬5,000步，「連寄信也要走上3公里」，他也靜坐、調息及少食以養生。

運動、打坐、讀書、上課、寫作，上南門市場打點小菜，臥病的妻子吃飯洗澡都無法自理，司馬中原也沒請看護，一切自己來，甘心情願。司馬中原的「老後生活」恐怕比內蒙古的蜜蜂更忙碌更勤快，他就這樣過日子，可以連續工作12小時不打瞌睡。

吳融哲，司馬中原小兒子，赴美留學從事電腦工作27年後返回台灣，他先為母親寫了一本回憶錄《時代女》，裝禎樸素，印行300冊以傳諸家族。接下來的文字工程更艱鉅浩大——他要為父親寫回憶錄。

司馬中原回憶錄，那肯定是重量級的。

從細瘦少年到精神矍鑠的老者，司馬中原的著作已達百種以上，至今猶勤寫不輟。

開寫《荒原》那年，司馬中原才19歲，不過大學2年級的年紀，比起傾城才女張愛玲發表〈沉香屑：第一爐香〉的23歲還小了4歲。張愛玲讀上海聖瑪利亞女中、香港大學，但司馬中原沒有受過正式教育，草一樣野生野長，四處流浪，即使用「天才小說家」都還不夠傳達其神奇。

齊老師則稱司馬為「天生的說故事者」，「任何故事到了他耳裡都可能生出飛翔的翅膀」，斷言他如果生在富裕年代，飽讀詩書，也許可能寫出像湯瑪斯曼《魔山》那樣的書。

如果生在富裕年代，沒有戰火帶來的顛沛流離，司馬中原的人生自然是另一種版本：「依我的個性，大約是個小開，遛遛鳥，泡泡澡堂子，茶館裡蹺二郎腿聽說書，說不定娶大小老婆之類的，就這樣過一輩子，」司馬中原吐出一口煙，半開玩笑半認真。

最起碼，司馬中原說，他最卑微的夢就是在洪澤湖東岸的沼澤地，安守家宅，學習耕作，做一個農民。

然而他的天賦異稟在被一個苦難的時代燒過淹過攆過壓過之後，竟然走到了一個夢想無法抵達的所在，必須以文字傾洩其魔幻寫實一般的際遇。

夫妻兩都是性情中人，坦誠無私為對方著想。至今吳家仍有吳慶璋青梅竹馬時有緣無份的情人楊遷武的牌位，晨昏一柱香，用人情義理的堅貞與醇厚，力抗大時代的離亂悲慟。

司馬中原天賦異稟，這要分兩方面來說，一是他從小具有「過耳╱目不忘」、宛如錄影機的記憶力，小時候大量聽過的說書、講古，看過的野台戲，他都能重複搬演。他有太精細的記憶，記憶又轉化成洶湧的思想和感受，於是對認文識字便生出莫名的饑渴，沒入私塾前就可以自讀通俗演義，接著又接觸新文學作品。

這稟賦至今一分未減。有一次爾雅負責人隱地問道：「司馬先生，你為什麼不寫一甲子文壇交遊錄？」他想想也對，年輕時跑過台灣南部7大鄉鎮，海陸空3軍，上下4代，「軍中作家」無一不識，於是有一夜，秋雨瀟瀟，他便開始列名字，單單已過世的，男的就列出七百六十多位，女的一百多，「我想這書是寫不下去了！」只好擲筆一嘆。

還有一種天賦——司馬中原天生具有某種「通靈」體質，可以與另一個次元的世界接觸。

1991年三毛自殺那天，半夜2點03分，當時妻子去美國，他一個人睡，忽然一陣風，窗簾飄飄，棉被微微浮起，然後三毛來搖著他的床說：「我不能吃你的飯了！」——幾天前司馬中原邀三毛吃飯，卻不知她生病住院，找不到人。

類似的經驗，司馬中原幾天幾夜都說不完，也已經不大願意說。太多人總是向他請教「靈魂出竅」，他寧可把它當成一種文學的隱喻，「我的心長了翅膀，飛到唐朝，和古人交朋友，我已非本我，本我已擴大，這就是我的靈魂出竅。」

他一出生就記得自己的前世，是一個童養媳；9個月大當他開口說前世故事，左鄰右舍都當他是「妖怪投胎」，這某種程度解釋了今生今世的求知若渴。

在充滿魅惑力的鄉野氛圍中，如實顯露出古老中國的誠樸與狡儈、偉大與卑賤，是司馬中原早期代表作《狂風沙》、《荒原》的特色。

那樣的奇異稟賦遇上了一個戰亂、飢餓、傷殘、死亡的時代。當戰爭席捲過來，生活的核心便是逃，逃土匪逃日本兵。6歲逃到外婆家，10歲逃到一個叫施家槍樓的村莊，「我的幼稚園就是台兒莊戰場！」有一段時間與家人失散，結果被57軍收容，在一所美國教會創辦的醫院為護士遞棉花。15歲加入國軍，第二年就隨著國民黨撤退台灣。

不斷的逃亡中，司馬中原仍舊渴望文字，他讀所有可以讀到的紙頁，有反映戰亂的文學作品，有一些翻譯小說，有安徒生和格林童話，有平江不肖生、王度盧、鄭證因的武俠小說，有戴望舒、朱湘的詩，還有充滿人道情懷的舊俄小說；也開始由模仿入手，在丟棄的紙張上練字及寫作，卻從來沒有夢想過有一天會成為一個作家。

當時他的字體，是一種奇特的龍飛鳳舞，像一條條蠕動的蟲，個性鮮明卻難辨認。為了寫出一手好字，安定下來後司馬中原日復一日的練字，各種字體都練，一疊疊的練習本子像小學生的作業。他交給出版社的手稿，整齊乾淨，完美無暇到無一絲刪改痕跡。

少年時的流離經歷，徹底翻轉了司馬中原的人生。中國不是天朝大國嗎？他不明白這天朝大國何以如此被小日本欺凌、踐踏、強暴，對大中國的夢完全破碎。那種震撼之大，大到讓他抓起一把故鄉泥土，對天發誓，「如果讓我活著出來，我一定要認識這個民族，要把一生對歷史文化的經驗傳給下一代！」

司馬中原帶著這個誓言來到台灣，他的軍階低，薪水少，前途黯淡，但遇到了愛情，這愛情影響，也貫穿了他的一生。

司馬中原夫妻伉儷情深，妻子吳慶璋在婚姻及創作路上，犧牲自己成就丈夫，難怪他說，「沒有吳慶璋，A就沒有現在的司馬中原！」

有人問過司馬中原對妻子是否從無二心？他總是故意壓低聲音說，我膽子小。其實司馬中原哪裡膽子小？他與妻子之間，存在著一種亦師亦友亦愛人的深情。

初識時，他是鳳山步兵學校的小參謀，她屬女青年大隊，因為吳慶璋長司馬3歲，他便喚她「慶璋姊」，兩人以姊弟相稱，也都是文藝青年，當時吳慶璋已以「冰清」為筆名，發表過不少詩作。

一開始吳慶璋就告訴司馬，她有個青梅竹馬的情人楊遷武，中央政治大學畢業，1949年南京一別後即無音訊，來到台灣後不乏追求者，她都斷然拒絕。之前司馬中原沒談過戀愛，慶璋姊也只把老弟當作傾訴對象，結果這兩人「不知不覺」戀愛起來，半年後便違反軍令早婚。接下來，從1954到1960年，一年一個，接連生了6個孩子，「像中央印製廠的鈔票，連號的。」

論寫作才華，司馬中原承認慶璋姊高過他百倍，1940年代末期，當冰清詩作被大馬地區報紙爭相採用時，司馬中原還籍籍無名，屢遭退稿；後來妻子鼓勵他拐個彎，從海外轉進台灣，這一著果然奏效，「司馬中原」逐漸有了名聲，吳慶璋卻因為孩子陸續報到，每天暈頭轉向於菜場和廚房，被迫失去於詩壇闖出一片天的機會。

更有甚者，「父親當年夢幻輕狂，由於太過年輕便成家，早早就生下半打孩子，卻常獨自出門與朋友打彈子、玩撲克、喝酒、下圍棋，把孩子全部丟給母親一人照顧，好比自己還是單身漢一個，」吳融哲很為母親抱不平。

從史詩般的文學巨著到輕鬆活潑的傳奇小品，司馬中原都游刃有餘，他的螢幕「說鬼」更已成台灣文壇一絕。

吳慶璋的犧牲奉獻成就了「天才小說家」：「我能有今日，全靠老姊的犧牲奉獻，殷殷勸導，她是我棲息的港灣，是我溫暖窩巢，沒有她的護翼，哪會有今天的司馬，這是肯定無疑的。」

司馬中原雖年少輕狂，但6個孩子說起來也是靠著他勤苦筆耕、一個字一個字養大的。退役之後，1965年吳家舉家從鳳山搬到台北，主要原因也是為了司馬中原能替在台北的皇冠雜誌社趕稿，他用六十多部小說的版稅讓6個孩子上大學，其中3個還一起出國留學。

8口之家夠熱鬧了，但，「我們這房子還供著楊遷武的牌位呢！」司馬中原指著一個房間說。

這故事更是傳奇。司馬中原與吳慶璋結婚多年後，吳慶璋忽有異常感應，似乎楊遷武出現在她左右，依依不忍離去。

為了彌補妻子的憾恨，司馬中原便動用各種關係尋找楊遷武的下落，後來打探出他已在文革後過世。多年後，司馬中原飛抵重慶，正欲赴涪凌一遊前夕，做了一個夢，夢中一位老者引領他到涪凌一處楊遷武住過的處所。之後幾天楊遷武屢屢入夢，說了許多他死後的際遇，並把因為懷念冰清而寫給她的詩念給司馬聽。

對於楊遷武那種執著、守信、專一的戀情，司馬中原深感欽佩，「我是個插隊者，只是現世的丈夫。」後來吳慶璋便徵得丈夫同意，在家中為楊遷武設了供桌，常以香火供奉。

在充滿魅惑力的鄉野氛圍中，如實顯露出古老中國的誠樸與狡儈、偉大與卑賤，是司馬中原早期代表作《狂風沙》、《荒原》的特色。

對一位寫過六十多部小說，近30部傳奇、散文、童話的專業作家來說，是絕不會同意「天才說」的。

「搞文學的，有兩種，」司馬中原細細說明：「一種是天才型的，非職業作家，像沙岡，一輩子就那本 《日安憂鬱》，把一生最精采的那段經歷寫出來，再來就沒了。一種是抱筆以終的職業作家，像托爾斯泰，要寫出一本《安娜卡列妮娜》，一本《戰爭與和平》，需要多少文化、歷史和社會結構的知識；需要對俄羅斯這塊土地，對土地上的人民，生活的知識有多少了解？！」

司馬中原以寫實的基本功寫出年少時刻骨銘心的所見所聞，這有賴他超乎常人的記憶力，然後更進一步，透過上天入地的閱讀和生活體驗，不斷延伸與擴展小說的邊界。

他回頭評論這漫長的小說之路，「小說，小小的說一說，不能大說。一開始我把小說寫成大說，總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自己跳進去說話，慢慢發現這樣不行，失掉了小說的純粹性。」

於是他體悟出一種表達方式，小說家孕育故事，創造人物，必須讓人物自己說話、自己演自己，所以小說家的功課就是「向四面八方學習」——從正面學，從反面學，從上面學，從下面學，讓愚昧的人說愚昧的話，聰明的人說聰明的話，「所以每一個人都是我的老師！」

如果以演戲類比，小說家就是在他創作的小說裡扮演各種角色，既是六指兒貴隆，是俠客歪胡癩兒，也是孤女銀花；小說寫到最後，有時人物自會脫韁而去，自己發展故事，推翻小說家預立的大綱，「所以我也向小說中的人物學習，」司馬中原說。

司馬中原能認同學院派的說法，寫小說不等於說故事，必須注重結構和形式，「但真正的形式必須根據內容來決定。」因此他不認為「說故事」的方法落伍，「只看你能否把故事說得入情入理、精采生動罷了！」

當當代小說家們因為「不會說故事」而失去讀者時，司馬中原卻帶著悠遠古老韻味的小說前來與我們重逢。「如果讓我活著出來，我一定要認識這個民族，要把一生對歷史文化的經驗傳給下一代！」年少時抓起故鄉泥土立的誓，他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