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喬，本名李能棋，1934年出生於苗栗大湖鄉境的蕃仔林，父親是「隘勇」（日治時受僱防衛村落、避免原住民掠殺及原漢衝突的壯丁）出身的抗日農民運動家，曾因此入獄多次。為了逃避日本警察，持家的重任都落在母親一人身上。

不會走路以前，母親把幼小的他放進舖著破布的竹籃裡，另一個竹籃放一把大山鋤，隨扁擔上下搖晃，把他挑到只見一角藍天、四周都是杉樹的山園裡，種植全家活命的食糧──地瓜和花生。

母親一邊挖地，一邊哼些客家小山歌，「但最後她卻把歌聲一變，就成了人死時婦人哭墓的苦調了。那時她臉上流淌的，不知是汗水，還是眼淚？」讓李喬更不解的是「死亡」，而面對這道生命習題時，他才6歲。

大妹罹患肺炎過世那天，早上天還沒亮，母親就揹著尚未滿月的小妹，舉著火把到大湖街上去辦理死亡手續。6歲的他，獨自守著客廳裡已斷氣的妹妹，幼小心靈想著：這就是死亡嗎？死亡就是冰冷嗎？還試圖用自己的體溫想讓妹妹暖和一點，卻是越抱越冷。就這樣，重覆抱起、又放下，折騰了一整天，直到天色昏暗，母親才舉著火把回來。

「貧窮多病是我的第一個經驗，」自嘲除了癌症和婦女病以外，什麼病都生過的李喬幽幽述說。

2002年3月，公共電視台將《寒夜》改編推出，從漢族移民、原漢相爭，一直到南太平洋戰爭，是我國第一部客語文學連續劇，極受好評。

山野童年與竹師歲月

然而悲苦童年裡，有兩個人對他影響深遠，一個是唐山人「阿妹伯」，一個是泰雅族老酋長「禾興」。在他成長歷程中，父親的樣貌是殘缺的，儘管父親是村民口中的「農民運動家」、「抗日英雄」，但他對於從事反抗運動，經常躲藏、入獄的父親只有模糊的印象，反倒是這兩位來自不同文化的老人，適時補足了他的「父相」殘缺。

「阿妹伯」可能是清朝最後一任台灣巡撫唐景崧的撫轅親兵，由於妻兒都死於戰亂，遂隻身留在台灣，在李喬小說《寒夜》裡以「邱梅」一角出現。阿妹伯深通草藥、命理，經常帶著他去深山裡找草藥，也教他一點拳術，還口述《水滸傳》、《三國演義》等章回小說給他聽，這些古典文學就這樣涓滴流進他的心靈。

李喬所生長的「蕃子林」，原是泰雅族的土地，李家祖先也因取得了原住民的認同才得以在此墾荒闢地。李喬小時候經常隨老酋長「禾興」去打獵，白天抓穿山甲，晚上打飛鼠。

「這位老人跟我講兩件事情，那就是漢文化裡的兩大禁忌：性和死亡。他的談話影響了我的一生，讓我的思考比較廣闊。」

做為國民政府來台後的第一屆小學畢業生，李喬大湖國校畢業後進入大湖職校蠶絲科就讀，一學期4個月當中，2個月養蠶、2個月讀書。之後進入苗栗農校就讀一年，卻因為專業技術性的英文和數學太難，轉而報考新竹師範。

竹師3年，李喬形容自己：「像深山裡面快乾掉的、皺皺的種子，碰到無涯學海、人文森林，瘋狂的吸收，人整個飽滿起來！」

當時很多從中國大陸撤退來台的教師、教授，被安排到師範學校教書；李喬受歷史老師吳顧言影響，18歲就接觸佛學和哲學。專攻近體詩的周紹賢老師，也讓他對中國古詩詞非常入迷，強背詩韻，還寫了兩百多首絕律古體。

讀竹師，讓李喬發現自己的人格特質──「天資平平」與「非常努力」；由於成長的環境週遭都是識字不多的山野村婦，貧窮和沒有受到完整教育，變成他的心理創傷。「這種傷痕可能會有兩種結果，一種是墮落，而我剛好相反，是拚命讀書。我一生讀書不懈，是個『知識饑渴症』患者，直到50歲左右才逐漸放下。」

沒有省籍情結的李喬，從瞭解台灣的苦難歷史中，逐漸萌發台獨思想，並走上街頭為理想發聲。

煮字療飢

1957年，李喬寫下第一篇小說〈酒徒的自述〉，10年後又以〈那棵鹿仔樹〉獲頒第三屆「台灣文學獎」。這個重要獎項對當時剛取得高中國文老師資格的他而言，無疑是開啟往後長達8年短篇小說「全盛時期」的金鑰匙；同年他就一口氣發表了20篇中、短篇小說，創下台灣文壇難得的紀錄。

然而他勤於筆耕的主因卻是「煮字療飢」：高中教員的薪資，養活一家6口原已捉襟見肘，偏偏小女兒患有氣喘，為了籌措醫藥費只好挑燈夜戰。因此每次聽到人家說寫作要靠「靈感」，他就頗不以為然。

自我要求甚嚴的李喬，以非常嚴肅的態度面對小說表達的形式技巧問題，透過不斷地求變求新，以求形式的完美圓熟。剛開始寫作時，他曾經約束自己不許在連續5篇短篇小說中重覆類似手法，要藉著千變萬化的形式鍛鍊寫作技巧。而除了以童年故鄉為素材的小說群〈山女〉、〈蕃子林的故事〉、〈哭聲〉外，他關心與取材的重心也逐漸轉向現實社會生活。

例如〈人球〉中那個被妻子斥責為「沒有用的東西」的大男人，竟然尿床，還得怪病；全身像母體內的胎兒一樣，彎腰拱背縮頸，把頭埋在胸膛，雙手緊抱收折起來的雙腳，讓兩腳掌貼著屁股，捲成一個相當完美的圓球形，連醫學博士也查不出病因。

還有突顯人與人之間嚴重疏離的〈鏡中〉，主角儘管面對的是自己最親密的妻子，卻經常被惱人的「陌生感」所侵襲，最後轉而藉鏡子偷看妻子的身體容貌。而〈大蟳〉裡那個癌末病人，把鄰床即將出院的病友買來補身的大蟳偷走，連夜僱車送回大海放生。一隻螫已被折斷的大蟳，失去方向感四處亂竄，病人擔心它在馬路上被車輾斃，為了搶救大蟳，自己反被急駛而來的汽車撞死！

李喬認為，人的痛苦不分畛域，現代人因性生活不協調、婚姻、職場、疾病……，種種壓力下，「人」變形了、分裂了、扭曲了、恍惚了，生命充滿痛苦。

同為台灣文學巨擘的葉石濤，形容李喬是在世界的兩大苦網──貧困與母愛──中爬行的蜘蛛：「但他是一隻懷著悲天憫人、大慈悲胸懷的蜘蛛。他虎視眈眈凝視被捕獲的獵物，冷靜地觀察獵物的掙扎形象，研究獵物的因果關係及輪迴樣相，記錄了他們內心深處不易看見的魍魎的恣意跋扈。」

2002年3月，公共電視台將《寒夜》改編推出，從漢族移民、原漢相爭，一直到南太平洋戰爭，是我國第一部客語文學連續劇，極受好評。

大河史詩

1976年，寫作20年，已出版6本短篇小說集和兩本長篇小說的李喬猛然發現，徒有形式追逐不到文學，才深有所感地主張該回歸文學的主題。就在這時，出現一個將他的寫作生涯推向另一境界的機緣，那就是撰寫《結義西來庵──噍吧年事件》。

當時擔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指示撰寫中國先賢先烈傳，並從台灣人物開始寫。受邀撰稿的李喬，因童年時父親曾經跟他談過抗日烈士余清芳和噍吧年事件，便決定撰寫余清芳傳略。他不僅熟讀了台灣省文獻會裡三百多萬字的資料，還帶著七、八位成大中文系學生到台南南化、西來庵、玉井、阿里關、甲仙等地，做了半個月田野調查。

令他感到震撼的是，有些文獻記錄上已經被槍斃的人，竟活生生出現眼前，他將這個經歷寫成〈尋鬼記〉，發表在中央日報上。有趣的是，發表後居然有讀者寄符令給他保平安。

1977年，李喬出版長篇小說《結義西來庵》，以余清芳等人領導的噍吧年抗日事件為背景，李喬也因此走入台灣歷史小說的創作新領域，並以8巨冊的檔案史料為藍本，寫成16萬字的小說，雖受到歷史素材的牽絆，卻也是難能可貴的文學經驗。

李喬語帶感嘆表示：「日治時代的抗日有一個很悲慘的現實：台灣人總是盼望『祖國』的後援，卻註定失望。西來庵事件和苗栗羅福星事件都一樣，余清芳最後在壬萊庄被日軍包圍時，還跑到一塊大石頭上焦心地遠眺，看中國的救援來了沒有？！」

選擇寫作余清芳，對李喬有著決定性的影響。他開始向歷史事件擷取素材，並決定以開拓台灣過程中的歷史事件為經、以自己一家3代的生活風貌為緯，1977年開始進行他的文學代表作《寒夜三部曲》，由《寒夜》、《荒村》、《孤燈》3部作品組成。

2002年3月，公共電視台將《寒夜》改編推出，從漢族移民、原漢相爭，一直到南太平洋戰爭，是我國第一部客語文學連續劇，極受好評。

痛，是生命的符號

《寒夜》以一個客家家族的墾荒經驗為軸心，描述冒險到鄰近原住民部落開墾的危險和艱辛。土地是人的依靠，土地往往也是人類痛苦紛爭的淵源。故事中的「花囤女」（童養媳）燈妹，好不容易擁有自己的獨立新居，一天上床前，特地燒了鍋熱水燙腳：

她專心地揉拭污垢。奇怪的是，那些污垢好像永遠擦不完；它總是不斷脫落下來。……這樣揉擦下去，也許全身都會變成污垢脫落掉光。……這也就是生命吧？生命來自泥土，但生命不是泥土，而生命畢竟還是泥土。不是泥土，所以能夠自由活潑，但也多麼孤單；是泥土，所以最是卑下，但也多麼穩實安詳。

第二部《荒村》，則以台灣抗日運動從「武爭」進入「文鬥」的非武力抗日階段為背景，描寫以農民組合為主體的農民運動。燈妹「隘勇」出身的丈夫劉阿漢，一再領導民眾，對抗土豪劣紳勾結殖民官廳的掠奪而入獄、拘禁、遭受刑求；一肩挑起持家重擔的燈妹，苦過淚盡後，只能尋求佛理的解脫。當時深懷佛家思想的李喬，給了燈妹一抹解憂的夕照：

春天，那夕陽是黃裡帶綠的，夏日，是亮白鑲著嫩黃的，秋天，是燃燒的金黃色，而冬季是樸素的土黃色……

被南洋戰爭打亂打散的台灣社會則寫入《孤燈》：青年冤死異域，土地、人民都遭受搜刮掠奪；昔日的弱女子燈妹，因為貼近土地而存活下來，也帶領一家人通過重重劫難，成為蕃仔林人精神上溫暖的熱源；即連遠在菲律賓戰場、在死亡行軍中逃命的子弟，想著這位老祖母，總會面向故鄉的方向靜坐。因為在生養自己的土地上，燈妹已燃亮了一盞「孤燈」，一盞指引他們回鄉的不滅燈光。

李喬強調：「我在小說裡一再強調的生命特徵是『動』，動就是痛苦的表徵；所以痛是生命的符號，人就是痛苦。什麼時候沒有痛苦？不動，不痛，那就是死亡。」

而這番體悟，竟是透過《孤燈》中，17歲就被強徵入空軍「豫科練」，被訓練成「神風特攻」飛行員，隨時準備誓死為日本天皇效命的台灣少年林民助來闡述：

很簡單嘛！現在就是「生」；上了特攻機，撞下去，就是「死」，就這樣。

嚴謹參酌史料和勤於田野調查的他，在《孤燈》一冊後記中寫道：「……烤熟戰友手臂，剝肉留骨的一幕，午夜一律面向故鄉靜坐的奇景；這些，絕非『作家』任何『想像力』所能為的。筆者也在此證實了一個文學原理：任何創作必須植根於生活，惟有真正忠於生活，才能創造出真正的文學作品。」

原本信佛的李喬，在以佛教觀點撰寫《情天無恨──白蛇新傳》過程中，頓悟人的「有限」，讓他在晚年受洗成為基督徒。

二個女人，二種原型

李喬強調，小說中的人物都應有其「貢獻度」，塑造人物必須達到「象徵」的意義。他認為《寒夜三部曲》中最具象徵意義的就是「燈妹」和「昂妹」，而這也正是影響他最深的兩個人。

李喬自大湖國校畢業，升學的意願被父親拒絕後，便開始幻想逃家的路線：殘月西掛、冷風沁人的凌晨，一個瘦弱男孩，拎著小包袱，悄悄推開籬笆門，急步走下石階斜坡……。就在即將見不著那烏葉竹園和茅草老屋的輪廓時，小男孩停住腳步，因為腦海裡浮現的儘是母親憔悴憂急的神情。

「我常常半夜醒來，發現媽媽在哭，」提及母親，李喬語帶感傷。小時候親眼目睹母親懷孕時半夜「血崩」的恐怖經驗猶深植腦海，報考竹師時，母親拿了一把半數以上都已生了銅蛌獄阞O給他當報名費；最讓他感到哀傷的是，等到幾個兄弟姊妹生活終於都穩定下來時，他們為母親慶祝71歲生日，第二天母親就病倒了，就此一病不起。

李喬自承，國中就協助父親寫大字報，搞地方派系鬥爭，「腦筋裡有很多壞主意」，但是母愛使他不至於沉淪。「母親無私的愛，為我凜冽的生命路程，鋪上一層溫柔的保護墊，讓我的心靈底層沒有受傷。」他將母親的形象鑲嵌在「燈妹」一角。

另一個就是被村民取笑為「肥豬」的「昂妹」，這個能吃下任何東西的婦人，即連人家準備丟棄的骨頭、毒性強烈的龜殼花，她都能弄到手吃下肚，燈妹還曾讚美她是「全蕃仔林中最能活下去的人」。

這個在《孤燈》中才出現的「昂妹」，大半輩子面對的是終戰後的台灣，「難吃能吃、難忍能忍」的個性，莫非是作者希望終戰後的台灣人民，要像她一樣「吃乎肥肥、裝乎捶捶」，才能勇敢且莊嚴的活下去而預留伏筆嗎？儘管李喬表示當時並沒有這樣的想法，但是在書寫《埋冤1947埋冤》，深刻瞭解台灣人所遭受的不公不義後發現，在早期國府威權統治、風聲鶴唳的年代，一般庶民也真的要像「昂妹」一樣，才能活得下去。

7年前李喬接受台大名譽教授齊邦媛建議，將《寒夜三部曲》濃縮為精華版《大地之母》，並於2001年出版英譯本《Wintry Night》（劉陶陶與 John Balcom合譯）。

重新認識苦難台灣

李喬的《寒夜三部曲》只寫到終戰，而戰後初期的台灣社會情勢，尤其是1947年爆發的228事件，在戒嚴時代一向被視為禁忌，碰觸不得。解嚴後，為了補足缺憾，1994年出版的《埋冤1947埋冤》就以228事件為背景，延續大河史詩的風格。

為了寫這本書，李喬再度展開田野調查，透過訪問和史料爬梳，還原事件發生的時、地、相關人物的證言，儘可能客觀地回到歷史，讓被塵封的真相再現。

忠於史實，等於自我解除武裝，放棄小說家虛構的權利。對此，李喬嚴肅表示：「當歷史的真相比小說家虛構的情節更戲劇化、更警悚人心的時候，小說家為什麼還要畫蛇添足呢？」

書中有一段寫道，當年苗栗石油公司的年輕職員常常聚會打排球，打完後一起吃飯，並用抽籤決定出錢多寡，因此列有名單。之後由於其中一人「思想有問題」被抓，名單上的人竟全被牽連失蹤。

之後，一輛用帆布包著的卡車駛過沒人看管的平交道，風一吹，帆布掀起，車上的人看到熟識的友人適巧停佇在路旁，便大聲說：「啊！天意讓我見到你。現在我們要被抓去槍斃了，拜託你回去跟我太太講，她的丈夫是被冤枉的，不是什麼叛徒。請我的太太在孩子長大後告訴他們，他們的父親不是叛徒。」……

「像這種田野調查會讓人非常震撼，人在面對不公不義時的那種怨恨，那種傷痛，那種絕望和認命，一個完全沒有經驗，或是沒經過理解就隨便給予對錯好壞的評斷，是很不道德的。」李喬強調，台灣被日本統治51年期間，引進現代建設與社會法治，強調依法行政，雖然不完整，但至少法治觀念是有了。

他訪問過曾為台灣農運與文化運動戰將的前輩作家楊逵，楊逵強調：「我們在日治時代演講，講到什麼地方會被停止，講到什麼地方會被帶走、會關幾天，都清清楚楚，所以有多少勇氣就做多少事情。」但是228之後，「法治觀念」完全被當時仍停留在蠻橫軍閥遺緒的國府破壞殆盡。

由於從小和甫自大陸來台的唐山人、原住民生活在一起，就讀竹師時，也深受多位外省籍教師啟蒙，李喬自認沒有省籍情結，但是從瞭解台灣的苦難歷史中，逐漸累積出他的文化觀和台獨思想。有鑒於國內政治亂象、台灣頻遭國際打壓，讓他決定挺身為「尋求台灣獨立」發聲，並致力於發揚客家文化，自1995年起陸續在「慈濟大愛電視」、「客家電視」等主持節目，政治性格鮮明而強烈。

上蒼給李喬一個悲苦的童年，卻也不忘給他一枝五彩筆，讓他透過文學創作，為生命尋求救贖之道，也為台灣文壇沖刷出一條匯集歷史與文學的新路。

為有限人性尋求救贖

《寒夜三部曲》中處處可見李喬對佛學的體悟，然而就在該書出版後第三年，他根據古典故事《白蛇傳》、企圖以佛教觀點寫長篇小說《情天無恨──白蛇新傳》的過程中，卻意外從佛教轉入了基督教。

提及這段心靈轉折，李喬表示過去和佛教相當親近，也讀過不少經藏，但書寫白娘子與高僧法海最後決鬥的過程中，卻讓他領悟甚多。

決鬥中，有1500年修為的法海，最後使出「佈一切為障者印」印訣，意使一切妖魔鬼怪都恐怖降伏。而有1600年修為的白蛇精，眼看瞬息間就要灰飛煙滅，靈機一動，原來這個印訣雖可降伏諸魔，卻也能讓一切眾生遂其所願，而白娘子要求的不多，她只想當一個平凡女人、和許仙結為夫妻，因此也回應以相同的印訣。

「當時寫到這裡，筆一放，就楞在那裡。心想，那麼『佈一切為障者印』不就成了無所不能的最高真理？可是真理既然可一分為二、互相攻擊，豈不變成真理攻擊真理？」李喬頓時大徹大悟：「原來真理一旦落到人身上，就不再完整自足；因為人畢竟不是佛，人無論如何是有限的。」人的「有限」，讓他體悟基督教義的兩個重要觀念──敬畏與謙卑，這也讓他在60歲那年受洗成為基督徒。

文學創作超過半世紀的李喬，在教育崗位及文學上都獲獎無數。對於得獎，李喬巧妙比喻自己是在河流水草內悠游的小魚，平常無人聞問，突然那條魚噴一噴泥沙（得獎），人家才發現原來那裡有條魚；而幾十年下來，那條魚還在，並且活得無拘無束，逍遙自在。

「也許是深山出來的孩子，我養成一種低著頭努力，不看別人只顧往前走的習慣，而且發現只要肯下工夫，很多事情都可以克服。」

回首李喬的文學路，上蒼給他悲苦童年的同時，也賜予了他一枝五彩筆，讓他透過文學創作，為拋甩不掉的宿命荊棘尋求救贖之道。半世紀超過七百萬字的著作，涓滴成滔滔奔騰的河流，不僅滌淨他的心靈，也為台灣文壇沖刷出一條河道，一條匯集歷史與文學，奔騰向海的寬敞河道。

2002年3月，公共電視台將《寒夜》改編推出，從漢族移民、原漢相爭，一直到南太平洋戰爭，是我國第一部客語文學連續劇，極受好評。

文學創作超過半世紀的李喬，2006年獲頒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第10屆「國家文學獎」。

7年前李喬接受台大名譽教授齊邦媛建議，將《寒夜三部曲》濃縮為精華版《大地之母》，並於2001年出版英譯本《Wintry Night》（劉陶陶與 John Balcom合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