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記者為敵人中共對記者的態度更是令人頭痛。
曾任上海「世界經濟導報」記者的張偉國直言，從一九八九年「六四」到今天，中國大陸是目前世界上關押記者最多的地方。在剝奪言論自由上創造了世界紀錄。
一九八九年「六四」慘案發生前，「世界經濟導報」為悼念胡耀邦去世，舉行一次座談會，會中人士如嚴家其、陳子明嚴厲批評中共體制。那一期報紙就被查封，爾後該報也遭停刊，有三位年輕記者事後被清算，張偉國坐了二十個月的牢，「中共覺得我給他們惹麻煩，不服從管教」，他說。
「中共視記者為敵人，尤其是帶有攝影機的記者」，曾任美國國家廣播公司駐北京記者柯達德自己的遭遇是，「六四」事件三周年他在天安門廣場試圖拍攝紀念周年的畫面，卻遭到十名秘密警察用外面裹著棉布的鋼管攻擊，扣押三小時後才被釋放。至今兩年後身上內傷仍未痊癒，脊椎和腰部受損，使得他無法站立太久。柯達德回到美國無法再做特派員工作，如今在夏威夷東西文化中心做研究。
不只是美國記者，當時日本、德國、加拿大記者都遭到類似被攻擊的待遇。四國政府為此提出嚴重抗議；而中共的解釋則說是被憤怒的民眾打傷的。
香港明報記者席揚前年在北京採訪時被拘捕，爾後被中共以竊取「國家機密」為由重判十二年有期徒刑。
境外記者在中國頻出狀況，一認定違規就會被驅逐出境，但席揚卻被判重刑。
香港「九十年代」雜誌分析，從席揚的背景來看，他在北京受教育和工作，居港才兩年，對中共政策應該有相當瞭解，中共此舉無非想對「背叛」的人，伺機給點顏色。
而「九七」香港回收的日子將近，中共對香港輿論方向始終不安，藉此也讓香港媒體「好自為之」。
這方攻、那方守國外媒體極力想突破中共的新聞封鎖，中共當局也是嚴陣以待，絲毫不見放鬆。並且還經常批判國外媒體「造謠生事」。
根據香港「爭鳴」雜誌指出，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去年五月召開一次全國新聞工作者座談會，會中即點名英國的BBC、美國通訊社，並予強烈批評。
主管新聞工作的國務委員李鐵映公開表示，「美國、西歐及台灣、香港地區的反中反共的傳媒，自中國進行改革、開放以來，從來沒有一天停止過從政治、社會、經濟上對中國進行攻擊、誹謗，製造事端、謠言。」
美國總統柯林頓一年前曾針對延續中共貿易最惠國待遇提出條件，其中一項就是要求中共停止對美國之音的干擾。美國國務院並表示，中共也同意停止干擾。
說歸說，做歸做。美國之音仍然接到大陸聽眾反應，訊號接收不清楚，美國之音認為，中共所說的停止干擾，事實上一直沒有停止過。
無新聞可炒連大陸新聞媒體都有「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困擾，那麼這些遠在大陸境外的各華語電台，又如何得知有關大陸的消息？而又能正確、即時地送出來？
一般而言，華語電台取得消息來源的管道大約有：世界主要通訊社的外電報導，如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以及中共官方消息和香港報章雜誌的報導。
一九八九年後自大陸流亡海外的大批民運人士，更是華語廣播節目中評論中國事務的智庫。
去年「六四」五周年，美國之音、中國之音都製作紀念專題，訪問流亡海外的學生領袖如王明、李祿，和政治異議份子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討論中國的民主前途。
美國之音和英國BBC在北京都有特派員，但中共的規定是北京特派員不能由華裔人士擔任，原因是非華裔人士一眼就看得出來，較好「監視」。
對常駐的特派員來說，他們的困難在於：如何和消息來源發展關係？又如何保護消息來源？
「絕對不能隨意去見想見的人，這樣對他們很危險」，美國廣播公司記者柯達德指出，雖然不少大陸人民也嘗試和記者聯繫，即使他們冒著危險告知內幕消息，但在大陸採訪的問題一直都是：「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你怎麼知道消息的正確性？提供消息給你的人，動機是什麼？」。
柯達德說，他在大陸工作了七年，仍然覺得只看到中國的一小部分。
一九八七年，因為有太多記者進入西藏，將消息帶出來，中共外交部因此製定一項「十天規定」：要求駐北京記者如果要離開北京，必須在十天前告知外交部；而大部分的偏遠地區，經常都不讓外國人進入。
經常被拒絕對華廣播電台當然不甘於「只能報導中共官方報紙上的新聞」，仍盡力採訪第一手消息。但幾乎每一台都有想採訪中共當局領導階層，而被拒絕的經驗。
「中共外交部長錢其琛每次過境，我們就到中國大使館給他掛上號，雖然不接受採訪，也表示我這個台不是不報導你，而是你沒有反應」，曾經是新華社駐巴黎記者，現任法國之音的中文部主任吳葆璋說。
當滿載大陸難民的「金色冒險號」在紐約外海觸礁，由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贊助的「中國之音」在節目中討論難民偷渡問題，他們幾次嘗試邀請中共駐舊金山領事館人員，都被打了回票。
台址就在華府的美國之音，即使有地利之便，但想要訪問中共大使館官員一樣是「十次有八次沒答覆」，中文部節目總監陳志恆說，在他印象中好像沒訪問過幾名官員。
鄧小平死了沒？即使消息得來不易，但他們的基本原則仍是：報導「中共官方媒體不可能報導的或被禁止的」和「這條消息中共不會發，我們就要發」。共同關注的焦點幾乎都在大陸的人權問題，每逢「六四」周年都製作專輯；幾次報導大陸民運人士魏京生在獄中、之後被假釋的狀況。
原則易訂，問題是中共官方媒體不可能發佈的新聞，如何求證？
美國之音中文部節目總監陳志恆指出，他們就曾經「吃過虧」，六四時香港報刊說李鵬在天安門被打傷，結果證明是謠言。
法國之音一名特約記者在香港聽到鄧小平死亡的消息，想這是一條大新聞，立刻報回巴黎去，結果也是誤傳。「事後我們公開向聽眾道歉，聽眾也有好的反應說，中國報紙有錯從來不會更正」，吳葆璋表示。
有關鄧小平病危的消息，當然是媒體共同關注的焦點。幾次都是從海外先傳出來，但以往只要中共官方加以否認，立刻就會煙消雲散。去年從五月開始的傳聞卻愈演愈兇，中共官方和鄧小平家人幾次「闢謠」，都不見效。
觸覺敏感的媒體也開始緊張起來，據說香港有家英文報紙已經訪問了多位中國評論家，從各種角度分析鄧死後的中國去向。另一家外國電台也已經錄好訪問者的談話。
「我不會去報導鄧小平死的消息，最好的方式是讓新華社報導」，柯達德說，否則怎麼知道消息的正確性。
中國內部消息的確得之不易。
針對這個困境，有大陸學者建議，自「六四」之後有一大批人留在國外，加上四、五萬名求學在外的留學生，在取得居留權後，經常來往大陸，他們都是現成「探測大陸氣候」的資源庫。
一個中國，四個政府！在兩岸頻頻接觸的今天，國外短波電台對於兩岸消息的選擇，大約都是衝突性高或者重大消息，如劫機、兩岸談判之類的新聞。
有報導分析，早年美國之音中文部的工作人員，如播音、翻譯，都是台灣訓練出來的。但自一九七九年美國與中共正式建交後，有了轉變，大陸來的工作人員逐漸增多。而他們對今天的台灣也缺乏了解。
相較之下，法國之音是少數例外，會加強台灣報導的短波電台。
「法國有位中國問題專家，特別對我說，一定要加強台灣報導，外界對那裡發生的事了解太少」，吳葆璋指出，他們已經製作一系列訪問台灣政治人物如馬英九、章孝嚴、焦仁和等的節目，陸續播出中。
大陸聽眾也曾經來信做此要求，特別是在前年「辜汪會談」後，吳葆璋的猜想是，大陸聽眾可能原本寄望大陸媒體能報導更多這方面消息，但因沒有而失望，於是轉向國外電台取得資訊。
「說是對中國廣播，但我一直覺得有很多地方是空白。香港、澳門呢？中國的情勢實際上是『一個中國，四個政府』」，吳葆璋說。
談流行，還是談政治？事實上，對華廣播的對象本身也在變。在一片非政治傾向下，「軟調」的節目大受歡迎。
在這種氣氛下如何談政治問題，短波是不是就要跟著社會氣氛走，轉向輕鬆化呢？
大陸留學生、已在普林斯敦大學取得政治學博士學位的吳國光指出，「大陸現在人人忙著賺錢，也不知道一般人腦子在想什麼？」但即使如此，他並不贊成走流行取向，因為地方電台可能做得更好。
這個問題可能沒有一個標準答案，以訪問台灣偶像歌星、介紹流行歌曲，如中廣的「知音時間」這類較通俗的節目在大陸受歡迎的程度來看，「這正可說明大陸聽眾聽到的內容和台灣聽的是一樣的東西」，中廣節目部副理蘇文彥強調，節目輕鬆並不代表就沒有效果。
舉例來說，民國七十一年反共義士吳榮根駕機來歸，當時有人問他來台灣最想見誰，出乎意料，吳榮根說最想見：「鄧麗君」。當時不少大陸聽眾就從短波中認識了這位歌聲甜美的「台灣小鄧」。
人手可一台短波廣播的未來，也許敵不過有聲音又有影像的衛星節目，但每逢國際間發生重大事件，短波廣播的聽眾就會增加。據統計，全球的短波收音機數量目前至少有六億台，其中一半分佈在亞洲和非洲地區。
接收國際衛星節目必須有昂貴的硬體設備，加上碟式接收天線，約新台幣二萬元，非個人所能負擔。相對的，短波收音機只要五百元新台幣就可人手一台。
雖然中共當局對短波的干擾一直不斷，但見諸他們曾挨家挨戶查小耳朵的動作來看，相較之下，個人收聽短波還不太容易查到。
對短波廣播來說，這正應了那句話，「這是最壞的時代，這也是最好的時代」。
〔圖片說明〕
P.100
「六四」事件後，在海外的大陸政治異議人士，經常成為短波節目中評論中國事務的智庫。圖左至右依序為蘇曉康、陳奎德和劉賓雁。（中國之音提供）
P.102
幾乎全世界觀眾在一九八九年，都從電視中看到這一幕赤手阻擋坦克車的畫面，不過由於資訊取得的困難，大概只有大陸人民不清楚當時的狀況。（攝自電視畫面）
P.103
去年九月北京市發生的槍擊案，外國記者搶先報導後，中共當局才不得不透過官方媒體說明實情。（美聯社提供）
P.104
樹下聽廣播，聽英文、聽新聞，全世界似乎都在掌握中。（張良綱攝）
@List.jpg?w=522&h=410&mode=crop&format=webp&quality=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