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資訊攻防戰

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大概很難想像不能自由取得資訊的人，對資訊渴望的程度。

瀋陽一位聽眾寫信給美國之音說：「我已經七十多歲了，每一天我的收音機頻道都鎖定美國之音，它是我老年的精神食糧。」

「小時候膽大躲在被子裡聽自由中國之聲，大一點就聽美國之音和英國的BBC」，在美國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大陸留學生楊建利說。

張偉國曾是上海「世界經濟導報」駐北京主任，現在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訪問學者，他說，除了經常收聽短波外，「有時還會比較BBC、中廣、美國之音的新聞」，張偉國舉例，蘇聯解體前，淡江大學一位教授在莫斯科紅場為中廣作現場報導，美國之音和BBC就沒有把現場帶回來。

幾乎全世界觀眾在一九八九年，都從電視中看到這一幕赤手阻擋坦克車的畫面，不過由於資訊取得的困難，大概只有大陸人民不清楚當時的狀況。（攝自電視畫面）

一台收音機，給你全世界

美國之音、英國的BBC和中國廣播公司海外部的對華廣播並不是這一時才冒出來的。他們對大陸播音都有數十年歷史，較為大陸聽眾熟知。

事實上，目前在大陸境外以華語向大陸廣播的短波電台，還有德、澳、日、法、加拿大、南韓、新加坡、紐西蘭……等國家設立的電台，這些電台或由國家支持、或由基金會贊助，總計大陸上空約有二十多家中、短波電台。

說是這些國家的「對華宣傳」也沒錯。早期的心戰廣播，政治色彩確實相當濃厚。

中央廣播電台副總編導盧光宇指出，以前他們有個「空中聯絡辦法」的節目，這是我方情治單位和敵後工作人員的聯絡方式，節目內容就是一連串的阿拉伯數字，一次十分鐘、每天要播好幾次，一直到七十六年戒嚴令解除後才停止。

雖然負有任務，但盧光宇強調，很多不了解的聽眾總以為他們是「罵共匪」的電台。「早年台灣各家電台都稱共產黨為共匪，但我們從來不稱『匪』，對大陸廣播，稱他們為共匪怎麼會有人聽呢？」

這邊彰顯民主社會的富庶；那邊宣揚的是社會主義美好遠景。一來一往，好不熱鬧。

盧光宇回憶道，民國五十幾年他還在念書時，也聽過北京電台的節目，讓它印象深刻的一次是，當時中共在雲南邊境打下一架美軍偵察機，也就透過電台大力宣揚戰績：「美帝飛機來一架我們打一架，來兩架打一雙。美帝若膽敢侵犯中國領土，我們會將它埋葬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

幾經蛻變，短波節目裡大聲疾呼、理直氣壯的語氣不見，現在則是力求親切、中肯。

東歐變天、蘇聯解體後，自由世界的國際廣播重點也轉移到華語。全球五十六億人口，有四分之一說華語，其中大部分居住在中國大陸，華語廣播市場潛力無窮。

看似有無盡希望，但就新聞報導來說，卻又是困難重重。對華廣播電台節目不外：語言教學、國際新聞，和收聽短波國家的國內新聞，這佔節目比例不到三十％、約一小時的本地新聞卻讓製作人員大傷腦筋。

去年九月北京市發生的槍擊案，外國記者搶先報導後，中共當局才不得不透過官方媒體說明實情。（美聯社提供）

新聞低調

對無法自由取得資訊的大陸聽眾來說，他們最感興趣的是——生活周遭發生了什麼事；而最難處理的也正是「當地新聞」。

由於中共當局對新聞的封鎖，即使是當地報章雜誌想善盡媒體提供訊息的責任，也往往力不從心。

以最近的例子來說，去年九月二十日北京外使館區發生一起重大槍擊戰，造成數十人傷亡。但中共新聞媒體都不願多報導這則事件，連事件所在的北京市，「北京晚報」也只以一百多字報導這則消息。

儘管只是一百多字的新聞報導，但因為事件發生在外國人聚居的使館區，又是四十五年來北京市第二次街頭槍擊，所以當天報紙一出來，馬上被民眾搶購一空，甚至炒高價格。

中共官方新華社在案發六小時後才發出一百多字的報導，簡單地說明死傷人數；對嫌犯的年齡、身分和行兇動機則隻字未提。由於中共「國慶」臨近，中共當局指示大陸各新聞單位「低調處理九．二○慘案」相關新聞，以免影響慶典活動。

還記得「六四」中共以武力鎮壓學生運動之後，全世界各主要電視台都在新聞中播出一位大陸年輕人「以螳臂擋車之勢站在一輛坦克車之前」的畫面。一位來自台灣的大學教授到北京時，問了她的北京朋友，那位年輕人到那去了？

不料，住在北京的朋友回答：「什麼擋坦克的人啊？」。

樹下聽廣播，聽英文、聽新聞，全世界似乎都在掌握中。（張良綱攝）

視記者為敵人

中共對記者的態度更是令人頭痛。

曾任上海「世界經濟導報」記者的張偉國直言，從一九八九年「六四」到今天，中國大陸是目前世界上關押記者最多的地方。在剝奪言論自由上創造了世界紀錄。

一九八九年「六四」慘案發生前，「世界經濟導報」為悼念胡耀邦去世，舉行一次座談會，會中人士如嚴家其、陳子明嚴厲批評中共體制。那一期報紙就被查封，爾後該報也遭停刊，有三位年輕記者事後被清算，張偉國坐了二十個月的牢，「中共覺得我給他們惹麻煩，不服從管教」，他說。

「中共視記者為敵人，尤其是帶有攝影機的記者」，曾任美國國家廣播公司駐北京記者柯達德自己的遭遇是，「六四」事件三周年他在天安門廣場試圖拍攝紀念周年的畫面，卻遭到十名秘密警察用外面裹著棉布的鋼管攻擊，扣押三小時後才被釋放。至今兩年後身上內傷仍未痊癒，脊椎和腰部受損，使得他無法站立太久。柯達德回到美國無法再做特派員工作，如今在夏威夷東西文化中心做研究。

不只是美國記者，當時日本、德國、加拿大記者都遭到類似被攻擊的待遇。四國政府為此提出嚴重抗議；而中共的解釋則說是被憤怒的民眾打傷的。

香港明報記者席揚前年在北京採訪時被拘捕，爾後被中共以竊取「國家機密」為由重判十二年有期徒刑。

境外記者在中國頻出狀況，一認定違規就會被驅逐出境，但席揚卻被判重刑。

香港「九十年代」雜誌分析，從席揚的背景來看，他在北京受教育和工作，居港才兩年，對中共政策應該有相當瞭解，中共此舉無非想對「背叛」的人，伺機給點顏色。

而「九七」香港回收的日子將近，中共對香港輿論方向始終不安，藉此也讓香港媒體「好自為之」。

這方攻、那方守

國外媒體極力想突破中共的新聞封鎖，中共當局也是嚴陣以待，絲毫不見放鬆。並且還經常批判國外媒體「造謠生事」。

根據香港「爭鳴」雜誌指出，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去年五月召開一次全國新聞工作者座談會，會中即點名英國的BBC、美國通訊社，並予強烈批評。

主管新聞工作的國務委員李鐵映公開表示，「美國、西歐及台灣、香港地區的反中反共的傳媒，自中國進行改革、開放以來，從來沒有一天停止過從政治、社會、經濟上對中國進行攻擊、誹謗，製造事端、謠言。」

美國總統柯林頓一年前曾針對延續中共貿易最惠國待遇提出條件，其中一項就是要求中共停止對美國之音的干擾。美國國務院並表示，中共也同意停止干擾。

說歸說，做歸做。美國之音仍然接到大陸聽眾反應，訊號接收不清楚，美國之音認為，中共所說的停止干擾，事實上一直沒有停止過。

無新聞可炒

連大陸新聞媒體都有「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困擾，那麼這些遠在大陸境外的各華語電台，又如何得知有關大陸的消息？而又能正確、即時地送出來？

一般而言，華語電台取得消息來源的管道大約有：世界主要通訊社的外電報導，如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以及中共官方消息和香港報章雜誌的報導。

一九八九年後自大陸流亡海外的大批民運人士，更是華語廣播節目中評論中國事務的智庫。

去年「六四」五周年，美國之音、中國之音都製作紀念專題，訪問流亡海外的學生領袖如王明、李祿，和政治異議份子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討論中國的民主前途。

美國之音和英國BBC在北京都有特派員，但中共的規定是北京特派員不能由華裔人士擔任，原因是非華裔人士一眼就看得出來，較好「監視」。

對常駐的特派員來說，他們的困難在於：如何和消息來源發展關係？又如何保護消息來源？

「絕對不能隨意去見想見的人，這樣對他們很危險」，美國廣播公司記者柯達德指出，雖然不少大陸人民也嘗試和記者聯繫，即使他們冒著危險告知內幕消息，但在大陸採訪的問題一直都是：「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你怎麼知道消息的正確性？提供消息給你的人，動機是什麼？」。

柯達德說，他在大陸工作了七年，仍然覺得只看到中國的一小部分。

一九八七年，因為有太多記者進入西藏，將消息帶出來，中共外交部因此製定一項「十天規定」：要求駐北京記者如果要離開北京，必須在十天前告知外交部；而大部分的偏遠地區，經常都不讓外國人進入。

經常被拒絕

對華廣播電台當然不甘於「只能報導中共官方報紙上的新聞」，仍盡力採訪第一手消息。但幾乎每一台都有想採訪中共當局領導階層，而被拒絕的經驗。

「中共外交部長錢其琛每次過境，我們就到中國大使館給他掛上號，雖然不接受採訪，也表示我這個台不是不報導你，而是你沒有反應」，曾經是新華社駐巴黎記者，現任法國之音的中文部主任吳葆璋說。

當滿載大陸難民的「金色冒險號」在紐約外海觸礁，由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贊助的「中國之音」在節目中討論難民偷渡問題，他們幾次嘗試邀請中共駐舊金山領事館人員，都被打了回票。

台址就在華府的美國之音，即使有地利之便，但想要訪問中共大使館官員一樣是「十次有八次沒答覆」，中文部節目總監陳志恆說，在他印象中好像沒訪問過幾名官員。

鄧小平死了沒？

即使消息得來不易，但他們的基本原則仍是：報導「中共官方媒體不可能報導的或被禁止的」和「這條消息中共不會發，我們就要發」。共同關注的焦點幾乎都在大陸的人權問題，每逢「六四」周年都製作專輯；幾次報導大陸民運人士魏京生在獄中、之後被假釋的狀況。

原則易訂，問題是中共官方媒體不可能發佈的新聞，如何求證？

美國之音中文部節目總監陳志恆指出，他們就曾經「吃過虧」，六四時香港報刊說李鵬在天安門被打傷，結果證明是謠言。

法國之音一名特約記者在香港聽到鄧小平死亡的消息，想這是一條大新聞，立刻報回巴黎去，結果也是誤傳。「事後我們公開向聽眾道歉，聽眾也有好的反應說，中國報紙有錯從來不會更正」，吳葆璋表示。

有關鄧小平病危的消息，當然是媒體共同關注的焦點。幾次都是從海外先傳出來，但以往只要中共官方加以否認，立刻就會煙消雲散。去年從五月開始的傳聞卻愈演愈兇，中共官方和鄧小平家人幾次「闢謠」，都不見效。

觸覺敏感的媒體也開始緊張起來，據說香港有家英文報紙已經訪問了多位中國評論家，從各種角度分析鄧死後的中國去向。另一家外國電台也已經錄好訪問者的談話。

「我不會去報導鄧小平死的消息，最好的方式是讓新華社報導」，柯達德說，否則怎麼知道消息的正確性。

中國內部消息的確得之不易。

針對這個困境，有大陸學者建議，自「六四」之後有一大批人留在國外，加上四、五萬名求學在外的留學生，在取得居留權後，經常來往大陸，他們都是現成「探測大陸氣候」的資源庫。

一個中國，四個政府！

在兩岸頻頻接觸的今天，國外短波電台對於兩岸消息的選擇，大約都是衝突性高或者重大消息，如劫機、兩岸談判之類的新聞。

有報導分析，早年美國之音中文部的工作人員，如播音、翻譯，都是台灣訓練出來的。但自一九七九年美國與中共正式建交後，有了轉變，大陸來的工作人員逐漸增多。而他們對今天的台灣也缺乏了解。

相較之下，法國之音是少數例外，會加強台灣報導的短波電台。

「法國有位中國問題專家，特別對我說，一定要加強台灣報導，外界對那裡發生的事了解太少」，吳葆璋指出，他們已經製作一系列訪問台灣政治人物如馬英九、章孝嚴、焦仁和等的節目，陸續播出中。

大陸聽眾也曾經來信做此要求，特別是在前年「辜汪會談」後，吳葆璋的猜想是，大陸聽眾可能原本寄望大陸媒體能報導更多這方面消息，但因沒有而失望，於是轉向國外電台取得資訊。

「說是對中國廣播，但我一直覺得有很多地方是空白。香港、澳門呢？中國的情勢實際上是『一個中國，四個政府』」，吳葆璋說。

談流行，還是談政治？

事實上，對華廣播的對象本身也在變。在一片非政治傾向下，「軟調」的節目大受歡迎。

在這種氣氛下如何談政治問題，短波是不是就要跟著社會氣氛走，轉向輕鬆化呢？

大陸留學生、已在普林斯敦大學取得政治學博士學位的吳國光指出，「大陸現在人人忙著賺錢，也不知道一般人腦子在想什麼？」但即使如此，他並不贊成走流行取向，因為地方電台可能做得更好。

這個問題可能沒有一個標準答案，以訪問台灣偶像歌星、介紹流行歌曲，如中廣的「知音時間」這類較通俗的節目在大陸受歡迎的程度來看，「這正可說明大陸聽眾聽到的內容和台灣聽的是一樣的東西」，中廣節目部副理蘇文彥強調，節目輕鬆並不代表就沒有效果。

舉例來說，民國七十一年反共義士吳榮根駕機來歸，當時有人問他來台灣最想見誰，出乎意料，吳榮根說最想見：「鄧麗君」。當時不少大陸聽眾就從短波中認識了這位歌聲甜美的「台灣小鄧」。

人手可一台

短波廣播的未來，也許敵不過有聲音又有影像的衛星節目，但每逢國際間發生重大事件，短波廣播的聽眾就會增加。據統計，全球的短波收音機數量目前至少有六億台，其中一半分佈在亞洲和非洲地區。

接收國際衛星節目必須有昂貴的硬體設備，加上碟式接收天線，約新台幣二萬元，非個人所能負擔。相對的，短波收音機只要五百元新台幣就可人手一台。

雖然中共當局對短波的干擾一直不斷，但見諸他們曾挨家挨戶查小耳朵的動作來看，相較之下，個人收聽短波還不太容易查到。

對短波廣播來說，這正應了那句話，「這是最壞的時代，這也是最好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