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肩擔道義辣手寫文章——專欄作家何凡

本文作者是何凡的女兒，現擔任純文學出版社主編。

童年的記憶裡，父親永遠是埋首在書桌寫作。

那時我們住的是日本式房子，只有三個小房間，其中一間三個榻榻米的「三疊室」，就是父親的書房兼臥室。一張兩頭頂著牆的長條桌，裝上三個抽屜，就是他的代用書桌。榻榻米上堆滿了書報，睡覺時要推開書報，才能找到一塊置身的地方。經常我放學回家，拉開三疊室的紙門，總看見父親正臥在書海裏看書。

父親的書桌上也堆滿了各種資料和剪報，中間留下一塊玻璃桌墊放稿紙。有時兩邊的資料越堆越高，最後把玻璃墊淹沒了，寫作的時候得清出一塊放稿紙的地方。

勤快的母親有時忍不住要動手清理，結果被父親指為「把親切的雜亂改為荒謬的條理」。父親的理由是：每日增加的書籍、報紙、資料、信件和剪報，蒐集起來已很吃力，再要整理，時間和精力實在來不及，只好堆在桌上。他認為他自己經手的東西，他總知道它的下落，若是旁人來代為建設一種「新秩序」，他這個舊領袖就指揮不靈了。

母親最後也只有妥協，任它保持「紊亂的秩序」了。

鐵肩擔道義　辣手寫文章——專欄作家何凡。

從三疊室寫起

書桌前面是兩扇矮窗，窗外是小巷。我們家正常巷口，人來人往，小販叫賣，兒童嬉戲，附近主婦、女佣人的閒談，都在窗前演出。對著這一扇展現人間百態的窗子，父親開始在報上寫「玻璃墊上」專欄。

那時我們常在巷子裏玩耍，只要一抬頭，就可以看見他在寫稿。有時玩著玩著，忽然有同伴叫：「你爸爸不寫了，可以到你家去玩了。」抬頭一看，果然父親已經不在「三疊室」的窗前，於是一大群孩子，唏哩譁啦的就衝進家裏來。

民國五十九年，家門前的街道拓寬為六線道，我們住的房子拆除了，就搬到附近的四樓公寓。算來「玻璃墊上」專欄從民國四十二年開始，到五十九年的這十七年，都是在那「三疊室」的小木屋裏完成的。

現在父親住在臺北市新發展的東區，書房在一幢六層樓上，比以前安靜多了。書桌左邊是兩扇大窗，望出去，眼前是一幢接一幢的高樓大廈，與當年的小巷風光完全不一樣。眼見社會經濟發展迅速，他常對人說，在臺灣這三十多年，是他這一輩子最辛勤耕耘而收穫豐碩的日子。

剛搬進東區的時候，晚上寫完稿，打開窗子，呼吸呼吸新鮮空氣，常有黑煙穿窗入室。那是松山南港的鐵工廠正開夜工。二十年前，父親就在文章中呼籲取締住戶在人煙稠密的市區燒生煤、冒黑煙，同時要求把工廠遷出都市。二十年來，有關空氣汙染的話題他寫了幾十次了。直到前年，這些工廠終於被臺北市政府強迫遷移或停工。估計臺北約有六十萬人口受到影響的汙染根源消除了，市民都感到欣慰。父親常說，改善社會環境，要人人參與努力，專欄作家不過是其中的一份子。

「搖頭工業」與「惡性補習」

父親是在母親主編聯合報副刊的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一日起開始寫「玻璃墊上」專欄。次年二月，他的「一千小時？」和「搖頭工業」兩篇文章，以幽默的筆調批評當時國產電燈泡的品質太差，不但無法用到包裝紙上廠商所宣傳的「保用一千小時，鋼頭堅固，凝結力超過規定磅份，絕無脫搖之弊」；相反的，用了幾個星期就斷絲，或「口斷絲連」，一直搖擺到不亮為止。父親稱之為「搖頭工業」，意思是指燈泡容易「搖頭」，同時這種工業品實在讓消費者只有「搖頭」。他告訴讀者，用戶可到當時的皇后戲院（現在的明星戲院）旁，花一元新台幣找那位專治搖頭燈泡的「專家」銲接。

這兩篇文章刊出後，引起消費者的共鳴，紛紛提供他們對搖頭燈泡的感想。後來當時的經濟部長尹仲容下令砸毀六萬隻不良燈泡，才迫使業者改良品質。「搖頭工業」這個名詞曾在社會上流行一時，不久以前，附近電器行老闆來家堶袉z電器，還提到：「現在電器進步多了，已經不是當年何凡說的搖頭工業啦！」

四十四年八月十日，「玻璃墊上」刊出「惡性補習」一文，批評小學生在「升學主義」壓力下所受的填鴨式教育之不當，文章的末段說：「有人說，能升省中比什麼都強，何必問採取什麼手段呢？但是據一位過去著名省中的校長說，他在校時，發現有些個升學百分比最高的小學考進來的學生，卻發生跟不上班的現象。原來這些孩子不是因為強壯胖了，卻是在硬填之下腫了，此種作風，無以名之，名之曰『惡性補習』。」

這個名詞一直流傳下來，後來並見之於官文書，而且到今天「惡補」仍未完全消除，因為「升學主義」還是第一。

為讀者盡代言責任

此外，父親在專欄中還建議取消住戶門外髒臭醜惡的垃圾箱，改為由清潔車來收垃圾，並主張臺北電影院取消售票口的「鼠洞」，以表示對觀眾的信任。以及主張設立超級市場，以促使舊式菜場的改進，保護消費者權益等等。這些後來都逐一實現。

現在翻看「玻璃墊上」舊作，再和今日實況做個比較，可以發現他的專欄可說是一部近三十年來臺灣社會的發展史。父親常說，看到自己所批評建議的事獲得改善，是最高興的事情，因為這是文人愛鄉報國所獲得的最佳酬報。他曾說過，生於這個大動亂時代的中國人，人人應該做些有益國家社會的事情，他一輩子沒扛過槍，而報國之心不敢後人，只有用筆來指陳時事，為讀者盡代言的責任。但是一般說來，中國社會的傳統觀念比較保守，一般人也比較缺乏幽默感，下筆難免有些顧忌，不像美國專欄作家包可華那樣的可以暢所欲言，這是他感到遺憾的一點。他翻譯「包可華專欄」就是心儀其言論的開放。

父親是從民國五十六年十月開始在「純文學」月刊上譯介「包可華專欄」，後來又轉移到聯合報副刊，到現在已有十五個年頭，一共譯了將近六百篇，並由純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十集。他是第一個把包可華的文章連續不斷的介紹給國人的作家。

包可華是目前世界上影響力最大的專欄作家，他的文章刊登報紙之多是世界第一，總數超過五百家，其中有一百多家是美國以外的報紙。但是多數是用的英文原文，譯成他國文字的較少，臺灣的英文報紙沒有登過，因此譯為中文就很有必要。

民國五十七年四月，父親應邀訪問美國，曾去華盛頓拜訪包可華，包可華對於他在中華民國也擁有眾多的讀者表示驚喜。父親曾將會見的經過寫了一篇「包可華會見記」，刊在「包可華專欄」第一集上。

最早支持家庭計畫

人口問題和家庭計畫，是「玻璃墊上」專欄經常出現的話題，其中以民國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三年間，討論這個問題次數最多。當時社會上有一派堅決反對節育的人士，立法院中也有人提出質詢，認為節育是「白種人消滅有色人種、尤其是黃種人的陰謀，政府絕不可同意這種『亡國滅種』的計畫。」父親對這些論調大加駁斥，並堅決支持節育計畫。這種「滅種陰謀」的怪論，今天人們會覺得可笑，可是當時社會風氣保守，少數頑固派反對節育，在社會上和議會裏大聲喧譁，阻擾了家庭計畫的推展。而鄰國日本及韓國都已經行之有效。現在我國人口密度高居世界第二，壓力嚴重，抵銷了我們經建的成果，這是當年反對的人沒有想到的。當時父親曾批評反節育的論調，以為他們會「以愛國始，以誤國終」，說他們雖「不能阻止國家的進步，卻有延緩的力量」。現在證明這種看法具有遠見。

前年夏天，我到台中訪問臺灣省家庭計畫研究所所長孫得雄博士，他曾說：「你父親是我們家庭計畫工作最早的大力支持者。」家計所工作推進的最大障礙，是國人不能放棄「多子多福」的舊觀念，因此對於輿論的支持，感到特別的需要。

關心臺北市政建設

父親的專欄多年來對於臺北市政批評得最多，因為從三十七年底來台以後，父親就一直住在臺北市。他說，臺北市政比以前進步多了，做一個臺北市民，每天生活在城裡，許多事情看得比較清楚，當然也比較關心。專欄作家不一定是專家，但是要比別人看得早、想得周到，把事理分清，有了新觀念，再做建設性的建議。寫出來的文章要公正合理，為公不為私，對事不對人。許多時候政府很歡迎報上明理而有遠見的言論，因為這幫助他們理直氣壯地推開議會或其他方面的阻撓或壓力，而努力擇善固執地做下去。

他曾把寫專欄比做下棋，他說：專欄作家像棋士一樣，要比別人多看幾步。社會上每有一個問題發生時，人們有的有自己的看法，有的無意見，但是都想聽聽別人的意見，專欄作家的看法，自然是他們所注意的。這時專欄作家應當依據資料，加以分析，寫出文章給讀者看。文章內容除了批評以外，還應該有建設性的建議，才不失為一篇完整的專欄。「多看幾步」就是「遠見」，人類的進步和有無「遠見」有很大的關係。

豐富的資料庫

蒐集資料是父親寫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家裏有十幾份臺北早晚報和中南部報，還有聯合報特別送的外地版。許多地方性的消息，都是從外地版得來的。此外，還有許多英文的書籍報刊，都是他的資料庫。

他認為，有些事情大家都覺得不夠好，但是又不知道應如何改革，這時就可學習外國先進的經驗，可以事半功倍。因為至少人家走過的錯路，我們可以不再走。因此外國的資料應當多多蒐集，以供參考。

民國五十一年十月他寫的「泰利多邁度事件」，就是從國外最新的雜誌上得來的資料，首先在國內報導出來的。

他在當年十月十六日到十八日，有「怪嬰的難題」一文，談到一種西德製造，名叫「泰利多邁度」的鎮靜劑，孕婦服用會生下缺胳膊短腿，或像海豹肢的怪嬰。有一位比利時的蒲特太太，殺了自己的怪嬰，結果被判無罪。文中提到這種藥已以「易速眠」之名進口臺灣銷售。廿一、廿二日兩天，父親又寫了「擒兇及其他」一文，把美國「星期六晚郵」上一篇科學記者親自到德國和英國採訪「泰利多邁度怪嬰案」的專文擇要譯述，並連帶提到英、德兩國義肢工作補救情形，說在臺灣恐怕難以辦到，畸型兒的命運只有更淒慘，所以大聲疾呼要馬上阻止這種慘案在臺灣發生。

泰利多邁度事件

次日，父親就接到當時臺北市立醫院婦產科楊子思醫師的一封信，說廿二日他從外地回臺北，看到父親的文章，為有人注意到「泰利多邁度怪嬰」這件事感到安慰。他認為這件事很嚴重，但是國人的反應卻很遲鈍，他正要為國內發現一個「泰嬰」的病例而發表一個報告。

當時父親覺得既然已有醫師發現怪嬰，這種藥在臺灣又曾大做廣告推銷，服用者必定不少，因此轉告聯合報採訪組派記者去追蹤這條消息。二十五日聯合報社會版首先刊出，讀者大為震驚，當天各晚報繼續追蹤，發表了楊醫師當日在醫學年會的正式報告。二十七日空軍總醫院又發現了第二個病例，引起衛生當局的重視及民間的注意，孕婦不再以「安胎藥」購服「易速眠」，才阻止了更多人受害。

前幾年，把這種藥銷到臺灣的日本廠商，曾派代表來台，對臺灣的若干「泰嬰」，進行賠償，也可以說是對「泰嬰」事件做了一次補救。這件事使我想到父親常說的話：專欄作家不一定是專家，但卻不可放棄發掘問題的職責，要制其機先，問題被提出而引起大家討論，才可獲解決。

另外，他常常談到的交通秩序、空氣汙染、噪音、影院衛生等等問題，引起海外僑胞、留學生的注意，他們也常把當地的情形寫來和剪報寄來。這些人有很多是從臺灣出去的，他們在國內時就看父親的專欄，出國後更從他的專欄瞭解國內的情形，因此樂於提供意見，這樣一來，國外資料就源源而來了。這可以看出，國人身在海外、心繫祖國的心情，同時也是說明專欄作家可以做海內外中國人的橋樑。

有時在床上寫作

父親的書桌上永遠備有割紙刀、迴紋針、紅卷紙筆、紙條等等。他一面看報，一面把有用的消息或文章用紅筆勾出，等家人看過以後，用割紙刀割下來，記上年月日和報名，用回紋針分類別起來。雜誌書籍上如有可用的資料，則夾上紙條，寫個題目，以備他日引用。

「玻璃墊上」專欄現在都是晚上寫，例如星期一晚上寫好，星期三早晨見報。「聯合副刊」要預留版面等他的稿子。有一個時期是第一天下午交稿，第二天早晨見報，這樣可以密切配合新聞。他不喜歡早寫晚刊，到見報時情勢變了，是十分掃興的事。

有時因為工作太多，腰酸背痛，他就改到床上工作，方法是把枕頭加高，手持夾了稿紙的田徑賽用的紀錄板，半躺半坐的寫。他的身旁堆滿了稿紙、書籍、文具，看似雜亂，其實自有他個人的秩序。他說這樣把工作與休息混合一起，是既省力又出活的好方法。日本有些作家就是喜歡在榻榻米上放一個矮桌工作，累了的時候就躺下來休息，既舒服又方便。

除了寫專欄和翻譯「包可華專欄」外，父親也寫散文和雜文。由於報上寫文章限於篇幅，他常有意猶未盡、紙短情長之苦，因此就運用那些平日蒐集的多餘資料來寫雜文和散文，題材多半以家庭和日常生活為範圍，包括：壽命、運動、健康、飲食、吸煙、觀光、迷信、公寓生活等等。他介紹新知、提倡改善生活，總是本著積極、樂觀、進取的精神下筆，不作無病呻吟。這些雜文已結集出書的有早年的「不按牌理出牌」和近年的「人生於世」。

擇善固執的本性

父親生長在一個中國舊式讀書人的大家庭裡，民國二十三年自北平師範大學外文系一畢業，就進入成捨我先生辦的「世界日報」擔任副刊編輯。編報之外，兼寫專欄和譯稿，從此沒離開過新聞事業。他雖然受的是新式教育，但仍保留有中國讀書人的生活態度：做事認真、多新構想、操守廉潔、奉公守法、不隨波逐流。在子女眼中，最能表達他的本性的就是「擇善固執」，在目前這個時代環境裡，這該是非常必要的一種性格。

父親也是個「安土重遷」的人，不愛搬家、不換工作，每做一事都要貫徹始終。民國三十七年底舉家來台後，做了兩件有長勁兒的事情。一為辦國語日報，到今天已經是服務的第三十四個年頭。另一即為寫「玻璃墊上」專欄。和他同一時期的專欄作家，已有多人退出筆陣，而父親卻樂此不疲，堅持到底。

自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一日起，到七十一年二月底，「玻璃墊上」一共有五千二百六十三篇，以每篇平均一千字計，已超過五百萬字。父親不是快速作家，而且寫作以外還有更多的工作，因此五百萬字需要二十九年光陰才能湊成。他說，他不曉得這五百萬字對國家、社會與人群有多少貢獻，只是憑良心下筆，作為「文人報國」的一份心意。

從專欄看臺灣進步軌跡

「玻璃墊上」專欄的選集，已由純文學出版社出過的，有「三疊集」、「談言集」、「一心集」、「如此集」、「這般集」、「五風集」、「十雨集」、「磊磊集」、「落落集」。六十年以後的作品，今後亦將結集出版。全部選集出齊後，可以當做光復後臺灣社會生活及發展的一部簡史看，因為和日常生活有關的問題，他幾乎都談到了。把他的舊作和現狀比起來看，也可以看出臺灣社會進步的軌跡和若干仍待努力的地方。父親的專欄在這兩方面都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我不是說臺灣社會上若干進步是他的功勞，而是說他指出若干需要改進的地方，並且提供改善的意見，盡了專欄作家的責任。我從小看慣了他在紊亂的書桌上專心寫作的情形，每天晚飯後，不管家裏是否高朋滿座，或是有什麼好的電視節目或晚會，他一定撇下滿屋子的熱鬧，回到書桌上埋頭寫作。及長，自己成了家，也因興趣走上寫作的路子，雖然尚無成就，卻深感寫作是非常艱苦的工作，而父親數十年來，每天埋首書桌，認真工作，樂此不疲，我在體會之餘，心中更是感佩。

父親不煙不酒不賭博，也不愛寫信和串門兒。他熱愛體育，在北平念書的時候，是花式滑冰和排球的好手，現在還打桌球。他的嗜好是看賽球、電影、電視和喝茶，加上堆積如山的書報雜誌等著看，這樣就使他一天到晚忙個不停。

現在我每次帶孩子回娘家，看見他仍是在埋首寫作，兩個外孫在去要糖的時候，不忘互相警告說：「公公在寫稿子，不可以吵他！」母親也曾形容他：「每天把自己關在書房裡，埋在書報堆中，像一隻白蟻那樣的辛勤蛀蝕，然後像蠶一樣的吐出絲來。」

童年時，總覺得父親比較嚴肅，不像母親那樣隨和開朗。但長大後，卻能感覺出他那份拙於傳達的愛心，有時是更溺愛我們的。

父親雖然從三十七年底來臺就到國語日報工作，到今天還擔任發行人的職務，但是他說他的「終身職」卻是寫作。因為興趣所在、職責所在，他永遠不會放棄寫作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