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於迎向新挑戰的經濟部長徐立德

徐立德接長經濟部後，顯然比擔任財政部長時更加忙碌，生活被會議、會客、公文、應酬……所填滿。

他每天早上七點就得出門，晚上常把公文帶回去「加班」。臨睡前，不管多累，一定要打起精神來看書、看報，時常連和家人說話的時間都沒有。以前還可利用周末打打球，紓解一下工作壓力，現在則常連假日也排有公務活動。

他要經濟部所屬各單位給他作簡報，而且得是頗為詳盡、深入的簡報。他總是非常專注、用心地聽，也不時提出問題和同仁討論。因此雖名為「簡報」，每回都得花上二個多小時。為免耽誤正常公務運作，他於早上七點即開始聽，至九點時回辦公室。這樣連續聽了一個多月，連周日、假日都排上，至今還未聽完。

在這樣忙碌、緊湊的日程中，雖才四十多天，他神態中已不經意地流露出疲憊與焦慮……，真個是「經濟部長難為」？！

這回是本刊第二度訪問徐部長（上回是在他擔任財政部長時），因此很自然地先談到他在財政部的工作。一般對他的表現有相當不錯的評價，不知他自己的看法如何？

同仁配合、各大支持，不勝感激與依戀

徐部長說：「我在財政部的時間不長，只有二年六個月，回想起來，實在覺得是一段很愉快的時光，也十分的懷念。當初我以一個『外行人』接長財政部，所幸部內同事與各方都給予支持，使得許多工作能順利推展，例如證券市場的改進、加值稅法的擬定、境外金融中心的籌設、稅務制度的改革……。然而，任何機構的業務都有延續性，上述工作在歷任部長的努力下，或多或少都已打下基礎，我只不過再邀集專家重新檢討、研究，在行政上加強推動而已，實在不敢居功。有些工作也只開了個頭，有賴陸部長繼續推動。」

徐部長在財政部長任內，陸部長是政務次長，如今陸升為部長，這番淵源是否比較可以保證那些「開了頭」的工作會繼續推動、執行？

徐部長笑說：「這樣講不太對，不是因為陸部長曾與我一起工作，就較能保證某些工作一定能持續；而是，你們也知道，我比較注重溝通協調，當年在財政部所擬定和推動的種種工作，都是集合眾議，並與部內同仁共同研究出來的，陸部長和我自然都深入參與。因此我以為，經過這樣苦心擘畫的政策，自有其意義與延續性，不致因部長換了人而有所改變。」

「同樣的，今天我到經濟部來，也有著相同的體認和尊重，趙部長擬定的許多政策，推動的各種業務，我也不會隨便改變。」徐部長說。

尊重政策的一貫性，並要面對現實、就事論事

那麼，如果新任首長對舊政策確有疑議，應該用何種態度來處理呢？這恐怕也是新舊首長交替初期，大家最關切的問題之一。

徐部長說：「我相信每位首長都想盡力扮好本身的角色，做任何決策之前，必先經過慎重的考慮，絕不致貿然行事，以自毀形象，並成為國家民族的罪人。不過話說回來，時間不斷在進展，社會情況必有所改變，國際事務更是愈來愈複雜紛紜。在事過境遷之後，當初審慎訂定的、甚至曾大受好評的決策，或許已變得不合時宜；此時自然得針對現實情況，有所修正、調整或改變。再者，有關經濟事務的決策，通常不太可能光從經濟觀點來考慮，許多時候還須把政治因素一併衡量；另有些時候，是資料不足，而決定時刻又迫在眉睫，在『有決定總比沒決定要好』的一般原則下，於是有了一個決議案；……事後看來，外人可能無法諒解，而發出『早知如此，何必當初』之譏，殊不知決策者當時有多少困難和用了多少苦心。總而言之，既然有心為國家做事，就得尋求智慧和理性，就事論事，置個人毀譽得失於度外，言所當言、行所當行。也就是說，如果情況確實改變了，便不能罔顧現實，政策必然也要隨之調整，而不必以為這是不支持前任部長。」

追蹤考核嚴格，加速工作步調

徐部長上任後，有鑑於經濟部業務龐雜，而且許多事情相互盤根錯節，如果個別處理，可能會產生偏差。在此顧慮下，他除採行分工合作、充分授權外，也十分重視各單位間橫的聯繫。

徐部長說：「未到經濟部前，曾聽說部內的幕僚人才不夠，其實不然。部內人才濟濟，只因單位太多，力量不易集中，甚至在某些事務上，各單位的立場還會相互矛盾。因此我們正在研究，看能不能把像物價督導會報、投資顧問小組等單位的同仁集合起來，成立一個超然的研究、協調單位，由整體觀照問題，以打破各單位的門戶之見，希望能更有效地推動業務。」

據報載，徐部長上任後，除了聽簡報外，在追蹤考核上也下了極深的工夫，對會議記錄及部次長的指示，常劍及屨及地要求下級單位「文到速辦」，緊迫盯人，使部內同仁都很緊張。

徐部長說：「不緊張也不行啊！簡報到今天尚未聽完，已有人在擔心財經工作可能出現『斷層現象』了。因此我不得不對各單位的工作多關心一點，以加速工作步調。再透露一點，我是學行政管理的，深深明白，人如果在完全沒有壓力的環境下工作，不太可能會自動自發地去求精確、求效率，或不斷地尋求突破與改進。因此，身為主管者，有必要深入瞭解各項業務，並不時提出適切的督導，這樣同仁才會提高警覺，經常保持備戰狀態，工作的品質與效率才會提高。」

不斷適應新環境，迎向各種挑戰

徐部長於行政專校（中興法商學院的前身）畢業後，考入政大政研所深造，然後赴美進修，研究公共行政。回國後，擔任經濟部人事處專門委員兼幫辦，不久升任人事處長，接著又調任行政院第五組組長。第五組的工作是有關經濟的，在四年多的組長任內，他對全國經濟事務有了相當的瞭解。接著被調往財政部任常務次長。

徐部長指出，雖然大家都把財經並稱，但財政和經濟到底有所不同，需要相當的專門知識，他到財政部後只有加緊學習。二年多後，他被調任省政府財政廳長。三年五個月後，調升財政部長。才二年半，又調任經濟部長。因此徐立德形容自己似乎老在接受新環境的挑戰，從未享受過「駕輕就熟」的愜意。

但也由於他歷練豐富，加上反應快、組織力強，擅於協調溝通、多方徵詢意見，因此雖非學經濟出身，出任經濟部長後，仍能不負眾望，很快便進入情況。

接著我們的話題，轉到政府的經濟政策。

未來國內經濟要走上「自由化」與「國際化」

新任行政院長俞國華上任後，曾公開表示，我國在計畫性的自由經濟體系下，未來經濟發展將走向「自由化」與「國際化」。

自由化是尊重市場機能，政府不作不必要的干預；國際化是增進我國與國際的經濟合作關係，減少與國際經濟交流的障礙。

俞院長揭櫫經濟自由化與國際化的目標，各界皆有熱烈的迴響，有人大力支持，也有人提出疑議。

政府應減少干預、取消不必要的保護措施？

例如工商時報六月十三日的社論就持贊成論調，文中指出：

「我國經濟發展初期，民間缺乏企業人才，只好由政府出來策畫領導。而領導與干預是一事的兩面，有領導便有干預。經過卅多年的發展後，民間人才輩出，政府正好從領導企業的角色中撤退，還『政』於民，因領導而來的干預亦應取消。

「除了因領導而來的干預外，還有因經濟危機而產生的干預。這主要是因當年外匯短缺及惡性通貨膨脹而來。然而如今我國外匯短缺的危機早已過去，現在不僅沒有短缺，且有大筆外匯積存；再就通貨膨脹來說，自民國四十年代中期以後，臺灣曾有幾次通貨膨脹，都是外在因素所引起，等到國際經濟情況改變，膨脹現象也就立即減緩或停止。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實在沒有理由再將過去那些為應付外匯短缺與通貨膨脹所建立的干預系統予以保留。

「至於國際化的問題，過去我國對外採取高關稅政策，及複雜的管制措施，造成國內無數的既得利益者及暴發戶，削弱了國內工業進步的活力，提高了物價，使消費大眾的利益受到傷害。我們欣見俞院長提出國際化的主張，據我們瞭解，國際化就是對外自由化，也就是取消不必要的保護措施。」

何者應為？何者不應為？

聯合月刊第卅五期中「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變，有所不變！」一文，也提出對新閣經濟行政部門的期望。

作者金碩認為，經濟部的功能應著重於：

一、為民間活動創備一個公平而充分競爭的環境，因此任何不必要的貿易與投資限制都應避免，但應努力提高行政效率。

二、運用財政、金融或法律等手段，鼓勵外部經濟活動（如研究發展），制裁外部不經濟活動（如公害）。

不應干涉的則有：

一、進出口的設限、自製率或外銷比率的設定。

二、策略性工業的擇定，並給予租稅優待或金融補貼。（豈不隱含對名單外大多數「非策略性」產業的懲罰？）

三、廠商因互利而建立合作關係，成立中心衛星工廠是很好的構想，但不應以「補貼」方式鼓勵。

………

金碩認為，當前民間企業日趨壯大，已有獨立自主的能力，經濟主管部門應從速拋棄「保母」心態。

自由貿易是萬靈丹？

上述兩篇文章，顯然都傾向於贊成政府減少對經濟事務的干預，取消不必要的保護。

然而六月十日的經濟日報社論卻發出「自由貿易不是萬靈丹」的呼籲。

文中指出，近年來我國對外貿易持續出超，此一期間，解除進口管制及展開自由貿易的主張甚為流行。有些人甚至以為，只要開放進口，不但外匯累積所帶來的諸種煩惱得以迎刃而解，而且因市場機能作用，還能提高經濟效率。

然而要處理經濟問題，必須慎重探討原因，然後對症下藥，始能產生應有效果。此文接著指出，出超以下列三項因素最重要：

一、進口意願尚未充分恢復。

二、進口管制過嚴。

三、生產力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加強。

針對這三種原因，文中提出三種對策：

一、設法促進投資意願。

二、解除進口管制。

三、適度使新臺幣對美元升值。

文中並強調，解除進口管制只是多種可行途徑之一，若貿然認定自由貿易為解決出超問題的唯一對策，尚會滋生下列問題：

一、目前我國許多企業都在政府適度保護下投資生產，如改採自由貿易政策，迫使這些企業的產品與外國商品在國內競爭，不但「懲罰」了投資者，也將打擊潛在投資者的投資意願。

二、倘若國內產品經不起大量國外商品的競爭，不得不停業，甚至不再有新投資產生，對經濟發展會有不利影響。

三、從管制進口到自由進口較容易採行，萬一發現進口商品損害國內投資與經濟發展，而須將自由進口扭轉為管制進口，恐會遭遇強大的阻力。

學者「大膽假設」，主政者「小心求證」

總之，該文認為，目前我國的出超問題系由多種原因所引起，開放進口僅能視為多種可行對策之一，且不能不考慮它可能衍生的新問題。因此，政府在採取自由貿易政策之前，仍應作深入的分析與檢討。

上述兩種看法皆言之成理，外行人看來不免疑惑，究竟孰是孰非？不知對主政者是否會造成一些困擾？

徐部長說：「政府在做任何決策之前，總會廣泛徵詢各方意見做為參考。但政府的決定和學者的建議，有時會有出入。學者可以『大膽假設』，但主政者卻不能不『小心求證』。因為要考慮的因素太多，要負的責任太大，絕對經不起一丁點的輕忽。」

某些學者希望政府重視民間企業力量，減少對經濟事務的干涉，對於這點，徐部長說：「臺灣經濟的發展，民間企業確實貢獻很大，也的確培養出很多人才。按說把某些經濟事務交由業者自己去管理，應是實際且省力的做法。但環顧今天國家所處的大環境，以及目前我們的經濟結構，政府即使很想少管事，暫時還是不能將本身功能降得太低。至於其間分寸該如何把握，各國的情況又不相同。」

他指出，日本政府在經濟發展上始終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美國在二次大戰後，政府參與經濟事務的程度日增，雷根上臺後才稍降。至於我國的情況，民間的實力和參與意願固然要重視，但在經濟轉型期間，政府有許多不容推諉的責任，尤其因為不屬於任何利益團體，立場比較超然，才能盱衡全局，以整體為著眼點，較不至於顧此失彼。

「我的想法是民間能做的、適合做的事，儘量放手讓民間去做；民間做不到或不適合做的，則由政府發揮一些協助、引導的功能。這也就是『計畫性自由經濟』的基本精神——一方面尊重市場機能，讓民間多發揮力量，自行調整、適應；同時政府為了國家最高利益，亦必須做若干規畫，並透過財政及金融手段，作適當的管制。」徐部長說。

經濟自由化是「手段」，不是「目的」

徐部長進一步提出他對經濟自由化的看法。他指出，經濟自由化的具體做法，包括：解除貿易管制、開放進口、降低關稅及開放外人投資等，是想減少人為的乾預，經由自由競爭導致進步。這在理論上絕對沒有錯，但是，現實與理想間，總難免有些距離。

徐部長強調，作為一個口號，經濟自由化極易通行；但作為一項政策，則談何容易？！即使像美國那樣富裕、進步、開放的國家，為了保障本國的利益，一樣在貿易上有很多限制。

「不過話說回來，經濟自由化是我們未來一定要走的路，因為我國是個以出口為導向的國家，如果關稅壁壘重重，容易引起其他國家的不滿，而採取抵制甚至更嚴重的報復措施。但大家必須瞭解，經濟自由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我們的目的是：工商業升級，經濟發展，與各國的貿易暢通無阻。」徐部長解釋。

他接著又說：「衡諸現實情況，目前實在不可能立即把所有的保護措施完全撤除，因為我們的工業基礎還不夠堅實，法規也不夠完備。如果一下子全面開放進口，國內工業可能受不了這樣巨大的衝擊。因此，經濟自由化並非朝夕可得，而是要有目標、有方法、有步驟地去做。同時要和工商界充分溝通、取得共識，大家共同討論，訂定做法和時間表，讓業者有心理準備和一段適應期，屆時則一定確實執行。」

鼓勵民間進口，放寬投資限制

近幾年來，國內經濟自由化的呼聲日高，主要是由於工業成長快速，拓展出口成功，年年持續出超，預計今年我國貿易順差將達八十億美元。另外，截至今年六月底止，外匯存底已累積達一五二億美元，亟需積極開拓消化管路。

徐部長表示，面對鉅額貿易順差的情勢，經濟部已準備擴大開放進口，鼓勵民間進口外國物資，以縮小順差金額，同時藉此刺激國內業者發展有關的加工事業，和提高產品品質。

徐部長並透露，政府也將放寬僑外來華投資的限制。過去經濟部對僑外投資，著重在引進最新科技，今後則只要在產品設計或營運管理上有新觀念、新方法的廠商，都歡迎前來投資。

開放進口或投資有利有弊，情況因時因事而不同。過去我國工業基礎薄弱，因此對國內企業的保護措施較多，也使國內產品價格偏高，有些企業因存依賴心而不求進步；現在國內工業日漸茁壯，民眾的消費能力也已提高，較容得下外來的競爭。因此，適度逐步放寬進口及投資限制，在目前情勢下是正確的，對國內的經濟發展也會有利。但在開放之前，須審慎考慮開放後的種種利弊得失，實行的每一步驟都應是利多弊少才好。

擬定決策應以「研究結果」代替「個人直覺」

舉例來說，政府准許麥當勞連鎖店來臺投資開設，事先曾經過詳細的評估，但有部分人士基於保護國內餐飲業的心理，提出強烈的反對。事實證明，這些人士的擔憂是多餘的，國內餐飲業並未因麥當勞的登陸而一蹶不振，反而從麥當勞的營運管理上學到很多新觀念及作風，還帶動了中式速食的發展。

由此可見，只要事前的評估做得深入、精確，一項政策的製定或改變，終究能讓大眾口服心服。

徐部長說：「今天政府做任何決定，都必須以『研究結果』代替『個人直覺』。經濟事務如此錯綜複雜，如果一位政務官憑直覺去做決定，實在過於冒險。因此採取一項措施前，應多聽學者專家的意見，並聘請專人做成本與效益分析，預估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然後再根據這些客觀、翔實的資料，理性而深入地作分析研判，此時再下的決定就比較保險。」

他接著談到，政府除歡迎外商前來投資之外，過去不鼓勵對外投資的做法，現也因情勢變遷而有所調整。今後政府將放寬對外投資的法令限制，鼓勵國內廠商到海外投資。

國內廠商對外投資一舉數得

徐部長指出，這項措施有許多好處，可分到開發中國家（例如加勒比海一帶的巴拿馬、哥斯大黎加、多明尼加等國），和到先進國家（例如美、加等國）投資兩方面來看。

開發中國家為了吸引外資，往往提供種種優惠措施。臺灣缺乏天然資源且工資日漲，廠商到這些國家投資設廠，可利用當地低廉的勞工及原料生產，成本較低，有利競爭。到先進國家投資，則可學習當地進步的技術及管理方法。同時皆能加強雙方的實質關係，可謂一舉數得。

徐部長上任後，有學者建議經濟部，目標不要定得太多，以免都只能點到為止，而成效不彰；不妨先挑重要的幾項，大力推動，較易有具體的成績。

徐部長說：「我上任後，確實想先從亟待解決的業務做起，但是經濟部業務範圍實在太廣，深入瞭解後，發現亟待解決的問題不少，而且彼此息息相關，有許多還相當棘手。所以說，這個本末先後、輕重緩急還真難定呢。很多事都是想來容易、做來難啊！」

在徐部長到任後的第二次部務會議中，經濟部即提出十六項工作方針。其中，「服務業現代化，促進商業升級」一項，曾引起廣泛的討論。

有人為文指出，我國的商業不能升級，除了輕視商人、不重視商業活動的傳統觀念作祟之外，政府過去的經濟政策「重工輕商」也是重要因素。他們並且說，政府對經濟行為的輔導，多年來一直以製造業為主，而忽略了商業的發展，因此政府要負擔相當的責任。

商業升級是時勢所趨

徐部長稍做沉思後說：「細細想來，也不能說那時錯，或現在對。政府遷臺初期，物資缺乏，國庫空虛，外匯短缺，真是百廢待舉。當時的要務就是充裕物資、厚植國力。所以我們先發展農業，然後輕、重工業，並逐步開拓出口。當工業發展到一個階段，大家生活品質提昇，購物時自然會要求更佳的產品、更多的選擇、更好的服務，商業活動也就要隨之升級。此外，對外貿易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之後，出現了小貿易商過多、力量分散、商情不靈、外銷市場集中、做法保守、不夠積極主動……等瓶頸現象，也有待改善和突破。因此，以目前的情況看來，提昇商業活動的品質，已成當務之急。」

再談到未來大有可為的服務業，徐部長說：「國人對服務業素來不太重視，以為那些工作不需一技之長或精深的學識，只要能笑臉迎人、舌燦蓮花即可；並且以為，被人服務者高人一等，服務人就低人一截。其實這些想法都是錯誤的。在先進國家，最聰明、最機敏、最帥氣、最成熟穩重……的人，才能幹服務業，服務業賺的錢也很多。科技高度發展之後，服務業愈來愈受重視，也愈來愈有可為。它的範圍相當廣，包括：法律、企管顧問、餐飲、廣告、會計、資訊服務……等，其間有相當廣闊的發展空間，值得我們以專業化的條件與精神去從事。」

徐部長並指出，商業升級對消費者及經營者都有助益。

對消費者言，商業升級使他們能享有更好的產品、更佳的服務、更合理的價錢、更舒適的購買環境與更靈通的購買消息。

對經營者言，商業升級則能提供他們更佳的經營環境，改善他們的管理績效，使他們能從滿足顧客的要求中獲取更多的利潤。

為了推動商業升級，經濟部已草擬「商業現代化方案」，將協助商業朝連鎖化、專業化的現代經營方式改進。

「但是商業現代化的範圍太大了，而本部商業司人手有限，要怎麼推動才能奏效，還要進一步研討。」徐部長說。

也有人認為，目前國內違規攤販橫行，彼等挾其免繳稅、低成本、高機動性的特點，橫掃零售業，商業恐怕很難升級。

倘若遇難則退，必會一事無成

徐部長說：「推動任何事都會有困難，不可能每樣條件都配合得很好；我們也不能等環境都釐清了，才去著手進行。該做的事，總要一步步去做，遇到困難，就設法解決。我相信『良幣能驅逐劣幣』，如果劣幣還能存在，多半有它的道理。今天攤販猖獗不是經濟部或政府單方面的事，而是民眾的觀念及消費習慣難以扭轉。但是除此之外，在商業現代化的領域中，尚待加強的工作還很多，例如商業登記就是一例，都是有待我們努力去做的事。總之，我主張不必太悲觀而不敢行動，但也不能太樂觀而盲目妄動。總之，商業現代化是我們必走的一條路，只要確立了目標，就應鍥而不捨地朝目標邁進。」

在十六項重要工作方針中，國營事業的整頓，也備受矚目。

國營事業由於營運績效不彰，如何興革，一直是歷任部長施政的重點。前任經濟部長趙耀東上臺後，強施鐵腕，採取合併、裁撤、開放民營、修訂國營事業管理法等措施，期能擺脫人事及採購制度的限制，以改善經營績效，但都才做了一半。因此大眾很關切徐部長將如何接續這些工作。

肯定國營事業的貢獻，但改革勢在必行

徐部長甫上任時，曾提出他個人對國營事業的基本看法。他認為，我國經濟的發展，公私經濟之間應維持一個適當比例，一方面儘量促使民間企業展現活力，一方面應重視國營事業在經濟發展中扮演的角色，予以有效經營。

他並指出，國營事業過去曾領導民營企業起步與成長，為民營企業培植不少技術與管理人才，無論在促進產業關聯效果、對抗景氣循環、穩定物價、增加國庫收入及提供就業機會……上，都有相當的貢獻。

由徐部長這段談話，輿論界幾乎一致認為，經濟部未來對國營事業的管理，將放棄前任趙部長積極的改革行動，另以溫和的、體制內的改革代之。因而紛紛呼籲，經濟部應「快刀斬亂麻」，裁撤無效率而虧損的國營事業，而非只做些枝節的改進，因為這些工作政府已做了多年，卻都沒有顯著的效果。

對於輿論這樣的反應，徐部長表示，整頓國營事業始終是歷任經濟部長的心願，大家的方法或有不同，但目標是一致的。至今不能完全達成，實在是有不少困難仍待克服。換個角度來說，如果國營事業在某位部長任內改革成功，也不可忽略歷任部長曾下過的苦功。

他說：「其實我上任後，既未說過要對國營事業做劇烈的改革，也不曾表示只做枝節的改進。我以為，國營事業的貢獻不容忽視，但改革也勢在必行。由於牽涉的單位很多，經濟部將繼續做溝通協調，絕不會推諉卸責。」

但求盡心，不計毀譽

或許是因為大家對徐部長的期望太高，對國家未來的經濟發展太關切，因此「愛之深、責之切」，似乎都希望徐部長上任後，立刻能大刀闊斧地有所突破，唯恐徐圖改進不能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不知道徐部長對此有何看法？

他說：「我曾經說過，經濟部的每件工作，對我而言，都是一項新的挑戰。我深深明白，今後必須把所有的精力、時間投注在工作上，和同仁一起努力，並常向工商界、學術界請教，以集合眾智，才能為國家未來的經濟發展描繪出具體的藍圖。……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最重要就是要考慮大眾的利益，因此，有些事可以大刀闊斧去做，有些事則需經周詳的計畫。『徐圖改進』，通常有它必要或不得已的背景因素，不見得都是不對的，也不見得會沒有效果。」接著他輕輕嘆了一口氣：「我只能說，社會對我有這麼多期望，我實在感覺壓力很大。但既有心出來為國家做事，也只有全力以赴了！」

那麼，面對這些壓力，徐部長有沒有什麼紓解、平衡之道？

他半開玩笑地說：「只有在下班後暫時把它忘掉。」接著又正色道：「抱著服務奉獻的心情，凡事盡心盡力，一切以國家利益為重，少去計較外界的批評，應該也是減輕心理壓力的一種方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