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破百萬
在KTV狂吼伍佰的歌最爽,台語歌曲的另一個脈絡──傳統「演歌派」,也受KTV興起與台語歌曲實驗精神影響,有了重大的轉變。
一九八○年代台灣經濟起飛,逐漸富裕的社會藍領人口消費力大增,傳統翻唱日本演歌為主的台語歌壇也再度活絡起來。如洪榮宏的「一支小雨傘」、沈文程的「心事誰人知」、江蕙的「惜別的海岸」、陳小雲的「舞女」等專輯,透過夜市、餐廳秀的方式傳唱。
然而「那卡西」風格的編曲不變,歌詞又充滿江湖味,傳唱的族群頗為侷限。直至九○年代江蕙與發行國語專輯為主的點將唱片公司簽約,以國語專輯精緻成熟的流行與包裝製作台語歌曲,並保留傳統電子琴式的編曲方式,不但提昇台語演歌的製作水準,也一舉攻下白領階級市場。一九九二年《酒後的心聲》專輯賣破百萬張,使台語歌曲專輯不讓國語歌曲單方面主導市場,也使九○年代的台灣流行音樂真正進入雙語並重的生態。
「酒後的心聲」一曲雖然未脫過去台語歌曲中女性控訴、悲情的愛情故事,但直接了當的表達方式,使它在KTV中點播率第一名高居不下,連過去視台語歌為「洪水猛獸」的都會粉領女性也喜歡在KTV中以生猛的活力演唱「酒後的心聲」。任職美商公司、眷村長大的劉小姐就說,「酒後的心聲」讓她對台語歌曲完全改觀。
「我對政治冷感,社會運動式的台語歌引不起我的興趣,『酒後的心聲』接近一般國語流行抒情曲,但江蕙又給了KTV歌藝最完美的示範,總是唱不膩,而且每次唱都覺得更接近江蕙的水準一些,」劉小姐說,後來江蕙的「愛我三分鐘」、張秀卿的「車站」、李翊君的「苦海女神龍」、陳雷的「風真透」、蔡秋鳳的「金包銀」等歌曲都讓她非常喜歡。
台語歌曲票房看漲,有線電視台也開始製播台語歌曲的分齡比賽。其中的青少年優勝者如孫協志、南台灣小姑娘等人,在唱片公司包裝下,帶動起一股台語歌年輕偶像風潮。
選舉的花蕊
台語歌曲親近社會底層,又批判性十足,所以在主流音樂市場外,也搭上台灣近二十年來的民主改革運動列車,以另外的一個形式在台灣社會傳唱開來。從第一屆直轄市長民選時陳水扁發行台語競選歌曲開始,到兩千年的總統大選,候選人以台語歌代言成為選舉必備的風景。一九九三年的台北市長選舉,陳水扁邀請台語詩人路寒袖與音樂人詹宏達製作競選歌曲,其中包括「春天的花蕊」與「快樂新故鄉」兩首歌。
後者似縴夫的拉縴歌,比較屬於傳統的黨外競選歌曲。「春天的花蕊」則走出一番新氣象,演唱者請來歌仔戲演員潘麗麗。當時潘麗麗的愛情故事傳誦台灣流行樂界,她不戀棧都市繁華,與年少貧賤時的青梅竹馬結婚,努力賺錢,想辦法在南投山上買果園,認為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夫妻田園終老。潘麗麗的單純深情對照陳水扁夫婦的患難情深,為激烈的選戰注入溫馨暖流,堪稱競選歌曲的經典,「春天的花蕊」也傳唱至今。
陳水扁的台語選舉歌曲戰略奏效之後,大小選舉的候選人都會製作台語選舉歌曲。而兩千年總統大選時,外省籍的宋楚瑜更為了展現他族群融合的決心,請到台語歌手王建傑演唱競選歌曲,並全程參與他的選舉場。
民謠的生命力
不同於台北,高雄地區同一年的市長選舉則流行著不同的選舉歌。當時競選市議員的已故學運世代候選人林滴娟,看上為弱勢團體寫歌已小有名氣的台灣歌謠作家鄭智仁的台語歌,取得同意後,於民主電台「南台灣之聲」中大力放送「福爾摩沙頌(抱著咱的夢)」、「故鄉的田園」等民謠歌曲。「福爾摩沙頌(抱著咱的夢)」、「月娘光光」等成為現代台語歌謠經典之作,甚至被收入國中、小、高中音樂課本中教授。
鄭智仁的台灣歌謠未經過商業發行即已傳唱不已,證明了台語歌謠根植於土地的強韌生命力。現時唱片工業備受考驗,唱片發行量銳減,但許多對台語歌謠懷著熱情的創作人卻也以獨立唱片公司發行的方式,發表自己的作品。如近年在金曲獎上受到矚目的角頭音樂,就陸續發行了恆春兮、張四十三等歌手的專輯,儼然成為台灣方言音樂的重要發表管道。
另外一些小成本的唱片公司,以夜市為銷售主力,仍不斷灌製台語演歌專輯;有興趣的個人,如任職教育部的黃恢弘自資灌錄、發行創作,以捐給藝文及慈善團體等方式宣傳自己的作品。台語歌曲在不景氣之下的旺盛生命力,頗值得期待。
歌曲反映時代,台語歌曲早已脫離抒發悲苦、批評社會的沉重使命,今天的台灣歌壇,代表年輕人心聲的周杰倫、五月天、亂彈等歌手,所演唱的是國台語交雜的年輕人語彙。台語在哪裡?在我們的一言一語中。台灣歌謠何處去?它早已自然存在我們的生活中,唱出我們一點一滴的喜樂與哀愁。
音樂的世界裡,再也沒有語言的隔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