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六四天安門事件，是一九八九民運年的開端。
天安門事件過後三個月，從北平逃出來的吾爾開希、萬潤南、嚴家其等人在法國巴黎成立了反對中共專制、聲勢浩大的團體——民主中國陣線。
當媒體的聚光燈打在巴黎總部，當輿論焦點集中在從北平倉皇逃出的民運人士時，大家反倒遺忘了，在世界許多國家，很多人忽略的角落，還有一些人，默默地在推動民運工作。
楊中美是日本民陣分部理事，口才極佳。（岳雷）
以下就是在我們近鄰——日本的報導：
去年十二月，民陣的日本分部正式成立。
說起日本地區民運的活躍分子，很多人都會提起三個人：東京的楊中美、郝一生和京都的季衛東。
三個人各有特色，背景也各不相同。楊中美與郝一生居住在東京，是民陣「分部」成員，「官銜」分別為分部理事與主席。季衛東則住在京都，目前專事理論研究，並未正式加入任何組織。
郝一生說，他只是憑良心做事的人而已。（岳雷）
爭議人物楊中美
楊中美說起話來，簡潔、老練且不拖泥帶水，口才頗佳。
他是立教大學博士班結業生，在一九八一年就來到日本，先後在東京立教大學修完有關中國近代史的碩士、博士課程，在日本可以說是「老民運」了。
他搞民運的起源較早，兩、三年前，早與美國地區的中共反對團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有極密切的往來。五月三日北平學潮初發時，他率先發起八校、十四名代表組成「在日中國人團結聯合會」，這個組織後來成為東京地區支持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運的主力。
楊中美幾年來專研共產黨史，曾發表「胡耀邦傳」、「遵義會議與延安整風」兩本中文著作，雖然學術地位尚待評價，但他卻因此而廣被認識。
由於他參與民運資歷較深，在有關中國民運問題的評論上，日本媒體總喜歡找上他，由此又增加了他的曝光率。
楊中美曾說，他之所以成為今日之他，可說拜毛澤東之賜。「我們都是他的信徒；後來他教育我們，他的話不可相信」，他極端反體制的色彩，在早期民運發展中，曾引起爭議。
一般認為，在日本民運人士中，楊中美是個最懂得「經營」的人物。六四之後，他發行「民主中國」雜誌，每月出版四千本，以此推廣募捐經費。
雜誌之外，他也曾發行天安門人物電話卡及漫畫書，向日本各界推銷。有人認為他的手法新穎，但也有人對他募集經費的運用情形，感到好奇。
楊中美此次曾應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的邀請來台訪問，在參與報社舉辦的一次座談會上，他指出，民運若要與中共抗爭，還需要工具，這工具就是錢。
「推動政治改革的要素，第一是錢，第二是錢，第三還是錢」，他明確指出了海外民運組織需錢孔急的窘境，毫不諱言錢的重要，也因此引起海外人士的爭議。
溫文儒雅的季衛東希望把古人「進諫」之舉，實行在這一代。（岳雷）
共產黨員郝一生
若把鏡轉頭到另一處，我們可以看到：東京市中心，日本橋附近的一處住宅區裡。一名身材高䠷、面部瘦削的年輕人從地鐵站走出來，他往腳踏車停車場取了車子，到超級市場買了些日常用品，然後跳上車，快速地往住的地方騎去。
夕陽照著他騎車的樣子，在靜謐的街上拉出一條長長的影子，東京住宅區的安祥、寧靜，讓他油然生出一種很孤寂的感覺，但他很快地強迫自己調整心態。
「今晚還有好多事要辦呢？」他想著，要給大阪方面寫信，要等法國來的電話，要準備明天的開會，有空還得看看書、寫寫文章……。
這名年輕人的穿著、打扮，都像個尋常日本人，但事實上，他正是前一陣子出現在媒體上的民主中國陣線日本分部主席郝一生。
就在去年十二月間，他才促成巴黎「民陣」副主席吾爾開希、秘書長萬潤南的訪日活動，成立「民陣」最接近中國的「日本分部」，不僅為目前已趨於冷寂的海外民運活動壯大聲勢，也給向與日本政府修好、打擊民運不遺餘力的中共「大使館」，帶來相當程度的難堪。
民陣日本分部成立以前，在日中國人團結聯合會是推動日本民運的主力。（留學生新聞社提供）
改革派班底
與旅居日本的大多數中國人一樣，郝一生原來的目的，並不是來海外搞民運的。
他在去年三月來日時，是為了到東京大學經濟學部當客座研究員（相當美國的訪問學者），希望藉著在日本實地觀察與驗證，對他在「天津社會科學院」所鑽研的國際經濟與日本研究有所幫助與啟發。沒想到六四事件一爆發，卻使他整個計畫耽擱了下來。
郝一生的經歷，可以充分代表一般在大陸成長，經歷過反右、四清、文革等政治運動的年輕人的典型。
文革時，他到過長春、瀋陽、撫順等地，在農村堹揤L地，工廠做過工，但卻沒有因此而放掉書本。大整肅之後，他考上天津師範學院，爾後考進天津社會科學院，一路爬升，當了副主任研究員。
郝一生至今仍是共產黨員。來日之前，他的職銜是天津社科院日本問題研究所經濟研究室主任及中國信託投資公司國際研究所特別研究員。在十年改革期間，他曾對沿海開放政策及中國體制改革問題，在海內外期刊發表過卅多篇論文。
一般咸認，他是中共改革派首領趙紫陽組織下的班底，這樣的背景加上他為人清廉，作事果斷，使大家推舉他為日本地區的民運領袖。
六四事件發生時，東京舉行大遊行，有四、五千人參加。（留學生新聞社提供）
書生論政季衛東
與郝一生、楊中美相比，季衛東顯然更像個「讀書人」。
在京都大學法學院研究室裡，聽他娓娓道來中國改革種種，意氣風發的神情，宛若一介古代書生在論政。
目前正在修讀京都大學法學部博士班的季衛東來自北京大學，北大人所「標榜」的反叛精神，毫不隱藏地在他的性格中顯現。
去年五月廿三日，北平宣佈戒嚴令的當天，季衛東召集了關西地區七十位留學生，在京都大學校園內遊行抗議，以此來陳述心中悲痛。這是關西地區首次發動的抗議行動。
五月廿八日，他在京大校園內舉行「中國往何處去」研討會，一方面表示抗議、一方面也呼籲日本友人一起來關心天安門事件。
六月十日他做了一項震驚各界的舉動——與廿二名同學聯合發起退黨聲明，以此抗議北平的大屠殺。
「中國歷史上常有臣子向皇帝『進諫』，甚至以自殺向皇帝『死諫』，如果這個傳統能在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中實現，或在當局強烈意識下能說個『不』字，這樣的行為，就非常有意義」，季衛東說起這個決定。
季衛東目前並不參與實際組織運作，只專事理論研究。他在六四以後專為研討「中國往何處去」等理論而創辦的「廿一世紀研討會」，經過了半年，如今仍持續著。
北平天安門運動團結了海內外的民運分子。（岳雷）
檯面人物的心事
楊、郝、季三人是旅日同學中，帶頭出來搞民運的主事者。為了要搞運動，他們不可避免地要到處開會、與人討論或座談，當民運組織與巴黎聯線之後，偶爾也因開會到國外見識……，這種看來「繁花似錦」的生活的背後，卻有著莫名的悲哀。
這與日本地域環境密切相關。
「從事民運活動，日本可說最難的了」，楊中美舉例，西方國家以美國來說，自獨立以來，向以人權為其主要的政治思想，對中國民主運動採取直接支持的態度，但是在日本卻行不通。
一方面由於日本與中國大陸之間密切的經濟關係；一方面由於日本政府在外交上向來採「曖昧」的態度，這些情勢都不利民運人士。
「六四之後，日本政府始終未曾表態，答應或不答應給民運人士延長居留及簽證，這就是一個證明」，楊中美說。
另外，日本文化媢鴷~來民族的「排他」性格，基本上並不鼓勵外國人在他們的土地上鬧事，這與在西方國家講人權、重個人自由的作風，有著根本的不同。
加上日本文化傳統上讚許「沈默是金」，作人最好要內斂、含蓄，「你愈說話，他愈覺得你淺薄」，立教大學教授戴國煇說，這對要「講宣傳、多溝通」的民運發展，也有一定程度的妨礙。
這種情況若再加上中共施壓，問題就更棘手了。
曾應邀來台訪問的東北大學博士班學生徐開欽指出，「大使館」給他的護照期限，原來為五年，後來不知何故縮短為一年。
從日本轉回中國
六四期間，傳說不少留學生也遭恐嚇電話威脅。
楊中美、郝一生兩人，更曾多次在人民日報上被點名批判，即使是季衛東所做的學術研究，也曾多次被列入中共高級幹部閱讀參考文件內，顯示他已被「密切注意」。這些作為都可顯示出中共對日本民運的擔憂。
事實上，中共對日本地區民運活動也無法掉以輕心，因為日本與大陸離的近，一方面也因日本的留學生既多且眾。
楊中美指出，目前留日的大陸同學總共有四萬人，留學生人數之多，僅次於美國，而它的層面也非常廣，學者、華僑、高級幹部、技術人員等都有，民運果真發動起來，影響將十分深遠。
日本民運對中國大陸會有什麼影響？
「民陣」日本分部成立時，吾爾開希曾有一段暗示：「六四乃一九八九年世界民運的開始，東歐改革是民運的高潮，兩者本為同一運動，其結果必轉回中國大陸，從而建立一個新中國。」
轉回中國大陸的「門戶」除香港，可能是日本嗎？面對一九九七，香港政府正傾力壓抑民運活動，那麼，真正可以「反攻」回去的地點除「東瀛」之外，還有其他地方嗎？
健全組織，研究理論
如果依照吾爾開希的推斷，日本民運所擔負的責任，真是不可輕忽。但是，民運人士要怎麼做？卻是個大問題。
郝一生認為，目前最緊要的事情，是先健全組織，讓反對勢力起來，「民陣存在的事實，本身就具有重大意義」，他說。
郝一生指出，中國大陸所以弄成這個樣子，其根源完全在共產黨的兩個問題：一是獨裁，黨內沒有派，黨外沒有黨，如此一來，必使政權走向極端，像北韓、越南等，都是同樣型式的例子。
另外就是人治。治理國家不是靠制度，不是靠程序，而是靠人。
「毛澤東好，國家就好，毛澤東壞，國家就壞，這絕對是靠不住的」，郝一生說。
因此他認為中國大陸目前最重要的問題：一是要建立反對的力量，另外就是要有完整的理論架構，如此才不會再重覆當初錯誤。
影響中國？
「就某一層次來說，講打倒中共政權是很容易的，但打倒之後該如何，卻是難的」，季衛東也認為，反省天安門運動，最值得思考的，除了知識分子在這其中發揮了何種作用外，若整個運動本身缺乏長遠目標，沒有告訴大家接下來怎麼做，「在某一形式來說，也註定了這次運動的悲劇性」，他說。
因此目前日本民陣分部積極投入理論研究，季衛東所辦的廿一世紀研究會，分部所辦的「民主沙龍」及楊中美所編的刊物，都是希望替「中國究竟該往何處去」找出目標。
這種想法似乎也就是大多數同學的想法。
六四之後，季衛東曾在關西地區，對三百名留日同學做了份問卷，詢問今後大家可以如何做，結果有百分之九十同學希望有個學生自治組織，而且期望它以學術、政治合一的方式存在，由此可見大家對匯集力量的期待。
但是這樣做，能對中國大陸發生什麼影響，大家卻都不敢肯定預期。
季衛東的看法比較悲觀。
「在這樣的環境下，一切似乎都沒法談了」，他說，只希望自己不要再浪費時間，能從理論上充電，等情況穩定後，再透過各種管道，把已經成為共識的想法傳遞進去。
郝一生似乎比較樂觀。
他認為，日本與大陸相隔那麼近，在兩地來來去去的大陸人士，每個月少說也有四、五千人，透過組織運作、辦刊物等宣傳，總會對大陸有一定程度影響的。
組織運作如此，對自己的未來，民進人士更是沒有幻想。
「走著瞧吧！」郝一生說得坦然。目前中共已停發他的公費，護照也將於今年八月到期，對郝一生來說，未來，很可能一連串經濟與政治壓力的開端。
季衛東的情況也好不到那裡。目前他正趕寫博士論文，很可能在今年內修完博士學位，眼見學生生涯快要結束，他一歲多的女兒仍被滯留在大陸，心中焦慮更是難以形容。
光明與黑暗的選擇
考不考慮回去？「目前不能，將來是一定要回去的。」是三人一致的答案。
回去後會如何？「我從來沒有幻想，認為共產黨會饒恕我的『罪行』」，季衛東說，若是現在回去，恐怕得嘗嘗鐵窗生涯了。
「回去也沒用了，他們不會再信任你、再用你了」，郝一生說。
但是人總有價值選擇，落到今日這樣地步，他們都沒有後悔。郝一生認為，中國土地這麼大，人口這麼多，總要有人做些事情的，「今天郝一生只是憑良心作事的人而已」，他說。
季衛東認為，雖然他很想做個英雄人物，學學古代文人拋頭顱、灑熱血的熱情，但此時卻還捨不得把這顆頭顱拋掉。
「我犯不著把我的生命，和這個明顯違反世界潮流、被人唾棄的政治集團掛在一起」，季衛東說。
許多人認為，他們果真是「不識時務」的，「當『中共新政權』已經出現時，還要去推倒它，這不是不識時務嗎」，季衛東說。
但換個角度來看，他們不也是「很識時務」嗎？因為就如季衛東所說，「這是歷史的選擇，是光明與黑暗的選擇。」他們只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