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族群的年味

26歲嫁入婆家那一天起，這位外省媳婦愛上了農村過年的方式。

她是台灣知名的人類學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胡台麗；父親是上海人，母親是在杭州長大的江西人，她是所謂的「外省第二代」。

1976年，她嫁入台中市南屯劉厝庄。婚嫁當天，禮車內的她既興奮、又焦慮，不確定婆家所在的農村，也會是她這位外省媳婦的村子嗎？

以2年的時間，她跟著長輩學習插秧、除草、割稻、打穀，從完全聽不懂台語，到可與村民流利對談、進行田野調查，並完成美國紐約市立大學人類學博士論文。

以人類學學者與農村媳婦的雙重身分，親身參與了本省、外省，以及原、漢族群的民俗節慶，對於不同族群的過年方式，胡台麗有一籮筐的心得。

原住民族有自己對「年」的定義與儀式，舉行的日子跟漢人國曆、農曆新年也不同，加以保存、復振，才是對多元族群文化的尊重。

就從年菜說起。

飲食，是族群文化具體而微的反映。即便台菜號稱融合了大江南北八大菜系，但在年菜部分，仍得各自歸位，族群、地域有別。

胡台麗的父母前幾年過世，縱使他們1949年離開了大陸，但江浙口味的年菜，就像一條牢固的線繩，緊緊拉住與大陸家鄉的連結，以及胡台麗對父母的記憶。

胡台麗說，以前農曆過年，除夕菜餚至少一定會有湖州粽子、桂花鬆糕，以及添加火腿提鮮烹煮的江浙經典名湯醃篤鮮。

「媽媽過年自己包湖州粽子，有豆沙和鮮肉兩種餡料。」跟本省家庭只在端午節包粽子不同，胡台麗記憶裡的外省年味，一定有粽葉的香氣，裡頭有她與母親一起包湖州粽子的記憶。

至於現成的桂花鬆糕甜點，幾乎所有的上海館子都有販售，準備起來也比較方便。

胡台麗的父親胡唯一是第一版中文《摩門經》的譯者，2008年過世，生前特別喜歡吃黃魚。胡家除夕餐桌上因而一定會有一條黃魚，若準備不及，也會以鰱魚砂鍋魚頭代替。

父母從大陸帶來的江浙口味，總讓胡台麗想起年輕時，跟在媽媽身邊包粽子準備過年的景象。之於胡台麗，如果江浙年菜是內建的記憶，需要召喚，則農村年菜就好比外加的印象，信手捻來都是風采。

每逢佳節倍思親，年菜連結著對家鄉及父母親友的思念。

出嫁後的第一個農曆過年除夕，胡台麗就在劉厝庄與婆家圍爐。自家磨製的粿、種的菜、飼的雞、河裡抓來的魚，在餐桌上化為一道道豐盛的菜肴，色、香、味都跟上海口味不同，讓胡台麗感到新鮮。

距今38年前，農村雖已開始朝工業化轉型，但仍保有傳統農業，主要從事者是家中婦女，成年男子則多移往都市工作，或回鄉開設小型工廠。

胡台麗表示，當時年節氣氛仍濃，村裡還能看到村民操作石磨，磨好的米漿用布袋裝好，再用石頭壓乾做粿，年菜裡會有剛從田裡採收的茭白筍、青菜，端上桌的白斬雞也是自家養的。

「親手做年菜，真的是台灣農村傳統的一部分，」胡台麗肯定地說。

此外，她也看到，農村家庭圍爐的餐桌上，炒米粉是少不了的，且一定會有長年菜湯，「不會吃不習慣，就只是口味不同而已。」

胡台麗稱讚農村年菜新鮮、取材用料簡單、實在，譬如她的弟媳自己做的甜粿，拿紅糖、白糖裹麵粉和蛋汁去炸，就是她年節必吃的美食。

「現在回到農村，石磨罕見了，村民已經不太從頭到尾親手做粿。」胡台麗試圖用影像留住傳統農村的身影。在她1997年完成的紀錄片《穿過婆家村》裡，就拍攝了手動石磨跟機器兩種不同的磨製糯米方式，為傳統技藝留下記錄。

不論時代如何改變，除夕圍爐過後，依然保有晚輩向長輩拜年、長輩發壓歲錢給小輩的年俗。

「剛到農村時，舉目都是稻田。」對嫁入婆家的胡台麗來說，土地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紮實地存在著，其中也包括與祖先的連結。

新婚入門當天，站在公媽牌（祖先牌位）前祭拜，是胡台麗此前未曾有過的體驗。之後，每年農曆過年，相較於外省家庭沒有祖先牌位，胡台麗只要回到婆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捻香祭祖。

作為一位人類學學者，胡台麗對村裡傳統文化的尊重，也表現在寺廟活動的參與上。

在農村做田野的那兩年，大年初一鄉親熱鬧行春走廟的盛況，令胡台麗難忘。

劉厝庄有一座村廟跟兩座土地公廟，每戶人家都會扶老攜幼到廟裡祈福、拜拜，一處拜完，換到下個廟再拜。建於康熙23年（西元1684年）的萬和宮，奉祀湄州媽祖，是南屯的信仰中心，也是台中市歷史最悠久的廟宇，鄉民通常就以這裡為初一走廟的最後一站。

因為父母宗教信仰的緣故，胡台麗直到嫁入婆家，才初次體驗走廟的台灣民間傳統習俗。同時，她也跟著村民學習宰殺雞鴨、準備三牲等祭拜所需的貢品。

完成博士學位、進入中研院任職後，胡台麗與先生定居台北，並接來娘家父母一塊兒住。年節的安排，則改為除夕先在台北圍爐，初二才跟丈夫一起回到南屯鄉下。

現在只要胡台麗回到南屯，一定先到萬和宮拜拜，每年過年，也必定會到萬和宮幫家中成員安太歲、繞香爐製作平安符。

「每種文化都有特別的習俗，經過選取、採用，可以讓我們的生活更加豐富，」胡台麗說。

每逢佳節倍思親，年菜連結著對家鄉及父母親友的思念。

即使相同的年俗，本省、外省家庭表現的方式並不盡相同，只要是好的一面，雙方都可互相學習。

胡台麗舉壓歲錢為例，外省家庭裡，父母、長輩過年給未成年的小輩壓歲錢，天經地義；但根據她的觀察，在本省農村，長輩給小輩壓歲錢的習俗似乎被省略了，反而是子女只要有賺錢能力，幾乎就一定會包壓歲錢給父母。

農村子女包壓歲錢給父母，被認為是孝順的表現，胡台麗認為概念挺好的，所以也把這不成文的禮俗帶回娘家。因此，胡台麗的父母過世前，過年都會收到女兒與女婿的大紅包。

胡台麗也沒有忽略「年」對台灣原住民的意義。有意思的是，她看到花蓮縣光復鄉阿美族太巴塱部落，竟然發展出家家戶戶以施放煙火的方式，歡慶漢人的除夕跨年。

「年節期間，整個社會都在放假，在外地工作的原住民跟大家一樣，也會回家與家人團聚，但他們心裡很清楚那只是漢人的民俗節日，不是原住民自己的『年』，」她說。

每逢佳節倍思親，年菜連結著對家鄉及父母親友的思念。

原住民用一連串的儀式活動，來總結過去的年度作息，同時也開啟新的年度。譬如，阿美族的Ilisin，就是阿美族文化裡的年。

然而，漢人常把Ilisin稱作阿美族的「豐年祭」，予人歡慶豐收之感，卻是天大的錯誤。

胡台麗說，阿美族人有專為收穫舉辦的儀式跟慶典，但並不是「年」；收成後再隔一段時間，才到了「年歲的轉捩點」，為此舉辦阿美族最大的慶典Ilisin，可稱為「年祭」，這才是他們的年。

此外，Ilisin的內容也絕非漢人社會認定的唱歌、跳舞而已。胡台麗強調，即便是歌舞，也必須與傳統信仰、社會組織連結才有意義。

不同的原住民族有不同的年，舉辦祭儀的時間、形式與文化意涵也不同。以卑南族為例，年祭期間在12月底至1月初，最重要的儀式，就是接在少年男子猴祭(Vasivas)之後，針對成年男子舉辦的大獵祭(Mangayau)。

胡台麗解釋：大獵祭期間，成年男子須先上山接受捕獵及野營訓練，回到部落後，接著進行「除喪」，圍著過去一年家中有人過世的喪家歌唱、跳舞，幫助他們去除悲傷、打起精神，重新面對新的一年。

在漢人文化及工商社會生活形態的雙重擠壓下，原住民年祭文化的存續，宛如在夾縫中求生存，數十年來，部落有識之士不斷向年輕的族人呼籲傳統文化的重要性。

譬如，卑南族音樂家陸森寶，在他的母語創作歌謠遺作〈懷念年祭〉裡寫道：

我在離家很遠的地方工作／我沒辦法經常回家探望父母與親友／但我永不忘記與家人相聚時的溫馨／我的母親為我戴上新編的花環／讓我盛裝參加部落裡的舞蹈盛會。

台灣是由多族群組成的社會，且已形塑生活共同體的共識，但不表示在族群融合的過程中，文化就應趨於普同；反之，個別的文化特色必須予以肯定、保留、延續，才能彰顯多元文化的要義。

正如胡台麗這位愛上本省農村年菜的外省媳婦，不會忘記要在湖州粽子的香氣裡，懷想已經過世的父母。也好比卑南族〈懷念年祭〉歌謠裡離鄉工作的原住民，永不忘記回家戴上母親新編的花環，虔敬地參加部落跨年的祭典。

大年初一走春，到寺廟拜拜祈福，是台灣民間非常重要的年俗。圖為台北龍山寺。

每逢佳節倍思親，年菜連結著對家鄉及父母親友的思念。

每逢佳節倍思親，年菜連結著對家鄉及父母親友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