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府的中國記者

華府餐廳林立，而且大多生意興隆。每天中午，來自世界各地的說客、外交人員和記者，就在與美國國會議員、助理，以及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員共進午餐時，不拘形式地進行工作。

「美國人重視私生活，周末很少應酬，晚上也是能免則免，所以中午那餐很重要」，聯合報駐美特派員、也是美國世界日報總編輯項國寧說。

也因為如此，如果沒有先訂位，華府的名餐館中午常一桌難求。想在十二點半吃飯，有些餐廳還不答應，因為他們中午要做兩批生意——十二點到一點一批，一點換第二批客人上桌。

「華府也是最習慣給、拿收據的地方——因為大家都要報公帳」，一位國內媒體駐華府記者指出。

午餐，是華府的說客，外交人員與記者工作中，重要的一環。（張良綱）

真箇茫茫資訊海

目前我國傳播媒體派駐華府的記者共有十四位：中央社的冷若水、歐俊麟、呂志翔，中國時報傅建中、傅依傑，聯合報施克敏、王景弘、項國寧、劉其筠，中央日報王嗣佑，台灣日報續伯雄，青年日報周曉輝，工商時報冉亮，及中華電視台李慶安。

這些我國傳播界的菁英，和上千位來自各國的新聞精銳，各自在華府綿密、錯綜的新聞網中，抽絲剝繭，取得所需資訊。

外交官圈中流傳一個玩笑：全世界有二個地方最難推動工作——莫斯科和華盛頓，前者是沒有資訊，後者則資訊太多。對新聞記者來說，情況相去不遠。

每天厚厚幾疊的報紙、雜誌、電視上的新聞節目，以及鉅細靡遺的國會會議紀錄，令人目不暇給。周曉輝家有二台錄影機，每天看一台，同時錄其他兩台的新聞；冷若水駐美十年、回國三年，再到華府時，一條新聞都不能寫，直到三個月後才能把事情的發展接上；續伯雄有假期卻不願休假，以免「自找麻煩」，他平常每天花在剪報的時間達四小時。

自由世界的歷史與華府發生的事息息相關。（張良綱）

百分之九十是「腿的工作」

「在這媔]新聞，真是需要用跑的」，項國寧說。他每天的生活是：早上，無休止地看報與雜誌，新聞電視台更是隨時打開著，還要整理稿子，十二點以前電傳回台北；中午約官員、國務院助理等吃飯；飯後直接到國會聽證會、國際記者中心參加各種記者會或約人採訪，然後回辦公室寫稿；晚上七、八點返家，看電視新聞節目及在記者中心拿到的資料；第二天早上又開始看報與雜誌，把稿子整理好傳回台北……。

這也是每位駐華府記者生活的縮影。「每天睜開眼就工作，直到閉上眼睛」，續伯雄說。

不像在國內的分工專精，駐外單位多則三、四人，少則一人要負責所有新聞，因此看資料、找線索，再加以改寫的「間接採訪」成了主要的工作；但他們多仍盡量抽空進行「直接採訪」，依國人關心的角度，採擷更詳細的內容。

「總覺得記者應該到現場目擊，人的眼睛一動、手勢一擺都有它傳遞的訊息，那是資料上讀不到的」，傅建中引美國已故名記者兼專欄作家艾薩浦（Joseph Alsop）的話說：「新聞工作百分之九十是腿的工作（leg work）。」

國務院、白宮與國會雲集，華盛頓因此成為全球記者密度最高的地方。（張良綱）

社會問題影響記者偏向

「要做一個好記者，除了語文溝通能力外，就是用功、勤快、鍥而不捨」，跑經濟新聞的好手冉亮說。談起來，幾位駐華府記者都有同感：一般而言，美國記者比國內同業花在進修的時間多，知識較紮實；國內記者則花在應酬、做關係的時間較多。

這當然也有些社會背景因素。美國是個極民主的國家，官員希望和民眾溝通、議員要讓選民知道他在做什麼，因此基本上都有接受採訪的意願。如果他拒絕了，比較有效的說服訴求是：要談的題目有多重要、刊登或播出後有多大的影響力，而不是彼此的私人關係有多好。

「大家都知道美國是全世界最講新聞自由的地方，其實」，續伯雄以親身體驗說：「美國也是最歧視外國記者的地方。」官員、議員希望溝通的對象，都是他國內的民眾，為什麼要接受外國記者採訪？

因此，駐華府的各國記者，都領有同樣的記者證，有完全相等的權利參加各項記者會，但在總統、國會記者會中，坐在前面、有機會發問的永遠是美國三大電視網、幾家大報，和Time、Newsweek等大雜誌社，除了熱門話題與那一個國家有關，還能讓那國的記者開口外，幾乎沒有外國記者的份。

中美關係無法平衡、全盤地報導

外國記者採訪難，我國記者尤難。由於中美外交上的特殊關係，為了避免中共抗議，國務院官員大多避免與我方記者接觸。「以前還可以直接上樓，在電梯或走道上『逮』到人問問題，但從三、四年前恐怖份子活動增加後，基於安全顧慮，國務院變得門禁森嚴，一定要先約好才可上樓，這點對我們也很不利」，王景弘說。

不利歸不利，反正華府消息來源多，官員不談找議員，議員不談找學者，這個不談換一個，再不然豐富的資料中總有蛛絲馬跡可尋，或者到記者雲集、各種消息都有的國際記者中心繞繞，總有辦法可想。最令他們挫折的，是很多事情知道了不能寫，就是寫了也登不出來。

我國駐美代表錢復曾慨嘆：「今天在中美關係上凡是對我們好的事，可以說是沒有例外——都不能講；凡是大家看到的都是對我們不好的。」基於國家的特殊處境，很多事美國政府不希望發表，我們的外交單位也期望默默完成，消息靈通的記者知道了，為了國家利益，也只有合作地三緘其口了。

「所以，現在能寫的幾乎只有貿易逆差，對中美關係無法平衡、全盤地報導；」冷若水深以為憂：「這樣做的目的是維繫中美實質關係，但長此以往，國人只看到美國向我們要求的一面，沒看到提供幫助的一面，也會影響中美實質關係。」

「很多東西寫了也只是多讓台北的編輯頭痛」，王嗣佑也表示。

避免「比例失真」

空間的距離會帶來對事情看法的差異。「美國的一舉一動都可能影響到全世界，所以像美蘇限武談判、哈特案，我覺都可以多加報導」，傅建中說：「但或許是由於國內版面有限，編輯取捨之後，目前登的幾乎只有中美關係方面的文章。」

在這種新聞取向下，大家都拚命去找涉及中美關係的任何線索，然後挖細節，再闡述、分析。「其實國會議員的發言是不負實際責任的，不能代表美國官方意見；國務院有時也只是定期發表些外交辭令。把這些都小題大做，會讓國人誤以為『中國問題』在美國是討論得很大的題目，事實上並非如此」，項國寧說：「這會使國人對自己、對中美關係的瞭解『比例失真』。」

幾乎所有駐華府記者都希望報禁開放後，能增加國際新聞的篇幅。「大家都知道國際上的接觸愈來愈頻繁，國內現在也強調世界觀，但不是人人能看外國雜誌，也不是外國通訊社的稿子就適合國人需要，所以要靠自己的媒體做些較精緻、深入的報導，從這裡去了解我們在國際上的定位」，許多記者看法一致。

「國人應知道自己」，傅建中說；而透過寫稿者的判斷提供一個座標，使國人對事情的瞭解較接近真相，則是所有駐外記者的挑戰與責任。